“天然橡胶事业”回忆录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8: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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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橡胶事业”回忆录海南大学

　　编者按：新中国成立后，祖国南方垦区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突破北纬17度，在热带北缘大面积种植和发展橡胶，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两院老一辈创业者为此奋斗，付出了毕生精力和心血。院校许多离退休老同志、老校友，作为我国天然橡胶事业发展的老一辈亲历者、见证人，应两院“天然橡胶事业”史料征集工作小组之约，口述历史，撰写回忆录；他们以切身感受，生动记述了新中国天然橡胶事业发展的光辉历程，老一辈艰苦创业可歌可泣的事迹，以及两院的优良传统。他们的回忆录是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教育的好教材。因此，我们拟在校园网上开辟“‘天然橡胶事业’回忆录”专栏，选登他们记录口述历史的文章，以飨广大读者。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8:54:36

　　--参加海南岛植胶土地勘察测量的纪实（1952.2-1952.7）

　　一、激情的青春年华

　　1952年早春，我还是在读的金陵大学（现南京大学的前身）的学生，便经历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回忆当时，最令人兴奋的消息，莫过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前线，协同朝鲜人民军作战，硬是把骄横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侵略军赶回到“三八线”以南，并迫使其在板门店坐下来进行停战谈判。可以说，这是上一个世纪50年代初，国际上公认的最具轰动效应的新闻。通过边打边谈、针锋相对的斗争，经过两年零十七天的时间，终于在1953年7月27日双方在板门店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停战仍以“三八线”为界。

　　经过运动的洗礼之后，我们似乎浑身有用不完的劲，似乎新中国的建设非有我们这一代青年不可，真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也实在够狂妄的了。我们一心亟盼着祖国的召唤，打起背包走天下。那时，开大会也多，几乎每次开大会都要唱当时的《苏联共青团员之歌》，现在依稀还记得其中这样一个片段的歌词：“……再见吧，亲爱的故乡！胜利的星会照耀着我们。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1952年2月20日（星期三）的下午，在金陵大学农学院的303课室，召开了不公开的参加华南垦殖调查动员大会。到会的有生物系、土壤系、森林系、林业专科的大部分同学和老师。会上，学生会的鲍世问传达了，教育部要求农业院校师生参加华南垦殖调查的通知。听了动员，热情高涨的我们争先恐后地报名。实际上，这个“垦殖调查”究竟是什么任务呢，谁也没有搞清楚--会上动员没有解释说明。为什么呢？可能是保密的原因，或是根本不了解。反正我们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是不会错的。

　　二、南下

　　1952年2月26日，我们一行60人，由土壤系主任黄瑞采教授（我院已故院长黄宗道的老师）带队，在南京下关车站，登上了南下的列车。在车厢内，我们一路高歌，一路欢笑……车经上海时，因须换另一辆列车，便在那里停留了一天。我家就在上海，于是顺便回家一趟向母亲告别。要知道，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离家远行啊！

　　次日正午，我们乘坐的列车由上海站开出，我们在车上与参加这次调查的中央大学、山东大学师生会合；而经杭州时，浙江大学的师生也登上列车。这样，为着一个共同目标汇合在一起的青年学子，热情奔放，欢欣雀跃……奏响了革命青年奔赴祖国南方进行垦殖调查的第一乐章。

　　车经江西宜春站时，巧遇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巡回报告团登车。站上欢送的人群锣鼓喧天、热闹非凡……志愿军在全国人民中誉为“最可爱的人”，备受尊敬，有幸遇上，我们当然也报以热烈欢迎，并请他们在车上作了精彩的报告，特别鼓舞人心。车到萍乡时，志愿军代表团即拥入车站上迎接的人群中，巡回报告团给人们带来的是中国人的“自尊”和“自信”。

　　1952年2月29日，列车经过整整2天的运行，终于到达当时的广州东山站。由上海到广州仅1 800公里，却需要48小时，平均每小时车速还不到40公里。下车后，列队步行到位于东山区的广东革命干部学校。为了安全与保密，住宿地的大门，都由学生轮流值岗，不允许随便进出。但耐不住约束的我们，尽管有种种约束，还是偷偷地跨出校门，以极大的好奇，去看一看当时闻名遐迩的中山纪念堂--这是当时全国唯一没有立柱，且能容纳5000人的大会堂（现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就是按无立柱模式建设，可容纳10 000人）。实际上，那时中山纪念堂并没有对游客开放，我们也只能在外面观摩一番--总算是过上了一把瘾了。回到住地后，当然免不了挨一顿批评……直到1955年，我在广州工作时，才能有机会首次踏进了中山纪念堂，并聆听了马思聪先生的小提琴独奏音乐会，从而得到极大的享受和满足，才总算是圆了一个多年的梦。

　　在广州期间，主要是听植被调查、土壤调查、防护林带设计，以及海南岛和雷州半岛的气候状况等方面的报告。报告人中，有当时中山大学的着名分类学家蒋英教授。

　　三、听叶帅的报告

　　1952年3月4日下午，全体师生列队前往省委礼堂听报告。会场戒备森严，为了预防坏人混入，要求队列中的每一个人的前后都必须是自已认识的人。当初我们并不知道作报告的首长是何人--没有介绍，可能是保密；事后才知道，作报告的是中共华南局书记，兼华南垦殖局局长的叶剑英同志。对于叶剑英同志的丰功伟绩及元帅军衔，我都是在后来岁月的宣传报道中才逐渐了解的。那时只见他从后台走出来时，穿着非常朴素--一身褪色的军装，没有前呼后拥的陪同，台上也没有任何摆设。他大步走上前来，第一句话就是问：“你们的头呢？” 于是，任总领队的黄采瑞教授上台就坐。在我的印象中，叶帅简要地讲了2点：一是讲发展橡胶的重要性。他说帝国主义对我们封锁、禁运，我们要把橡胶提到战略物资的地位。如果把钢铁比作人的骨架，石油是人的血，那橡胶则是人的手和脚；发展橡胶不仅是我国的建设任务，也是和平民主阵营的一项战略任务。强调要爱护橡胶种子，把橡胶种子比作黄金、眼睛，要倍加保护。二是要我们注意挂好蚊帐，不要给蚊子咬了染上疟疾；还要勤洗澡，并解释说，在南方，洗澡叫做冲凉。叶帅报告内容简洁，又十分亲切。我们回到住地，还组织了讨论。

　　四、到华南垦殖的指挥中心--湛江

　　1952年3月5日，大队部宣布向湛江出发。下午3时，我们打好背包，冒着蒙蒙细雨，徒步前往沙面珠江边，搭上小舢板，再登上泊在江心中的长江轮。上船后，遇到的船员都是宁波沿海的浙江人，语言与上海话相同。我见到了老乡分外亲切。和他们交谈中得知，我们所乘的这批船共8艘，原属国民党所管辖的招商局，并不是海运的尖底船，而是刚从加拿大定购来的轻型平底船，专门作为长江内河客运使用的船只。但他们这些船员到香港接船后，恰是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全体人员举行起义，因而驾船返回内地大陆而不去台湾了。但起义的船只能返回到广州，而不能开往上海；因为朝鲜战争打响后，美国强盗就封锁了台湾海峡，而当时我们尚无海军与美帝抗衡。如今，这批停留在广州作为华南沿海的客运船--只宜在内河航行的平底船--却要超越其原功用载着我们到大海中去航行，所以一遇到风浪时就晃动得更厉害；这对易于晕船的我来说，就更受其苦了。

　　3月5日下午我们上船后，船何时起航，不得而知，可能是晚上我进入梦乡的时刻吧。因为当时在公海上，国民党的飞机还经常会来骚扰，夜间航行是比较安全的。船又开得很慢，基本上是沿着广东海岸西行。我们经过2天多的海上航行，于3月8日上午9时，总算抵达湛江，登上岸来了。在船上晕得死去活来，胃似乎都要翻出来的年青人，上岸后很快又恢复了活力，有说有笑地漫步在林荫道上。湛江，是我国南方一座滨海小城市，曾经被法国侵占作为租界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我们登岸的地方是湛江西营区（现名霞山区），主要街道沿海边而筑，路边一排法国式的别墅、围墙、花园、洋楼组合得十分协调，是当时法国殖民主义者大小官员的住所和办公地点。与西营区隔海湾相望的对岸则叫东营区，是当年法国殖民驻军的营房。显而易见，东营区和西营区，是该市的政治中心。在海边林荫道一侧，当时还保留了一尊强占这个城市有功的法国将军塑像，包括基座在内高达三四米，人们要仰望才能看到他的脑袋。法国殖民者侵略的血泪烙印，还保留得十分清晰。好在这尊塑像不久就被推倒了。

　　在湛江，我第一次见到把椰子树作为行道树，别具一格的热带景观，其间还点缀着叶片大大的榄仁树，煞是好看。我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中，拟把湛江建为南方大港。孙先生的遗愿只有在新中国建立后才得以实现，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湛江海港、与之相配套的黎湛铁路，以及湛江市的扩大建设陆续完成。

　　离西营10余公里的赤坎区，是当时湛江的商业中心，华南垦殖事业的指挥中心就设在那里。但是，其市内只有一条很窄的街道，起伏不平，街边也没有种行道树，市区是如此的小，以致无法容纳这回突然来搞调查的500余名大学师生--我校的男生安排在福建街的合群客栈。那客栈是矮矮的平房、泥砖铺地，、阴暗潮湿、霉味刺鼻；无奈僧多粥少，只得两个大男人共睡1个铺。我是与同学张承运（现在福建漳州农垦局工作）两人合一床，虽不舒服，也就这么过了--这也算是一种锻炼吧！要是与现在我们出差时住过的四五星级宾馆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在此期间，首先，华南垦殖局的领导再一次向我们作了深入动员；然后，先遣队的师生向我们介绍了雷州半岛和海南岛的现状；接着，带队的老师们又带领我们到野外观察土壤剖面，进行样方植被调查，练习测量仪器使用……尽管这些内容都已经在学校里各有关课程中实习过，但大概是老师怕我们忘记，而不得不临阵再磨一番刀枪吧！

　　此外，一些小组活动，如讨论爱国公约、检讨生活、表态和表决心……也是频繁的。时间很快就到了3月下旬，已是接近出发的时间了。临行前夕，各学校还举行了联欢晚会。没有多少文艺细胞的我，也上台表演--当了一个 “跑龙套”的角色……

　　五、坐烧木炭的“猪笼车”下海安

　　1952年3月28日，马上要踏上征途了！此时此刻，大家心里也就不太平静了。那天清晨5时余，天还未破晓，大家都纷纷起床打背包，整理行装……8时列队登车。确切地说，我们坐的是货车，只不过是在其车厢左右两侧各放上一条长板凳。上车后，司机就把我们反锁在车厢内。车厢只有两个小窗口，如果中途出什么事故，除非你有孙悟空的本领，否则，就在劫难逃了。整个拱顶的车厢，状似猪笼，因而名谓“猪笼车”。而且，燃料用的是小方块的木炭，车上除一名司机外，必备一名助手。助手的任务除了保证供足蒸汽外，还往往要在上坡时下车来进行这样的操作：车因供汽不足爬不上去，助手要迅速将“三角挡”置于车后轮的下面，以防汽车倒退滑行，然后即摇动鼓风机把炉火烧得更旺，甚至还要往炉内喷水。这样，汽车才能缓缓地行驶上坡。这种情形用“老牛拉破车”来形容，也不过分。午间，我们在海康稍事休息后，继续南行。抵达海安港口时，已是晚上7时余了。仅100余公里路，竟花了12小时！这就是当时的车速纪录。

　　海安港，仅是一个小小的码头，不具备任何食宿条件。无奈只好“餐风宿露”--当晚大家没吃饭，就在公路旁一字形排开，以蓝天为被、大地为床，过一夜。幸好老天作美--夜空中星光灿烂，岸边海风轻轻吹拂，原野上蛐蛐儿啾啾唧唧鸣叫，我听着，听着……很快就进入了梦乡，睡得特甜。

　　六、搭机帆船，横渡琼州海峡

　　1952年3月29日清晨，残星点点，天刚蒙蒙亮，耳边传来人们的轻声笑语--告诉我该起床了。于是，我赶紧起来，打好背包，整装待发。今天将要渡过琼州海峡，登上海南岛了。有人告诉我说：如果天气好，老远就可以看见最高的标志性建筑--五层楼。这座解放前的建筑，其海口最高楼之称谓，竟然一直保持到改革开放；而今天的海口，一座座二三十层的高楼拔地而起，鳞次栉比，比比皆是--真可谓“今非昔比”了！

　　那时，来了很多机帆船，当然都是很小的，没有活动空间。我们上船后，只得躺下，准备接受海浪的考验。早晨起航，海面总算很平静，出行1小时余，远眺海口，便隐隐约约望见到了那“五层楼”……直至中午时分，小船才在海关附近的码头靠岸。上岸后，我带着好奇的眼光，一睹以“海之口”命名的这个小城市容貌：街道并不宽敞，两侧的商家都建有骑楼，颇与广州类似。虽然此时还不到4月份，却已有热浪扑面之感；我走在街道中，阳光直射，热得臭汗淋漓，于是赶紧躲进骑楼，不仅可防日晒，还可避雨。这骑楼不愧为热带多雨地区的建筑特色。骑楼是楼房向外延伸出在人行道上的部分。骑楼下的人行道叫骑楼底。海口市最早的骑楼，修建于1849年，位于今博爱路。后来，骑楼建筑不断发展；到民国时期，骑楼建筑形成规模和地域特色。骑楼主要分布在新华路、解放路、中山路、得胜沙。众多骑楼参差错落毗连在一起，临街底层的长廊连接起整个街区，既可为往来的行人撑起一片遮挡烈日暴雨的天地，营造出相对凉爽的环境，又可成为商家招徕顾客的开放交流场所。海口骑楼具有欧亚混交文化的特征：白色骑楼建筑十分欧化，而建筑墙面雕刻的全都是中国民间特色的动植物吉祥图案。

　　我们的宿营地，是在当时的海口高级农业职业学校（校址为现在的省政府所在地）。晚饭后，我赶紧到一条大河里洗澡，那大河当时误传为南渡江。从现在海口市地图上看，应是“美舍河”。河水不深，又十分清澈，洗澡时凉风送爽，非常舒服，确是难得的享受。

　　七、奔赴第一线

　　1952年3月30日上午早餐后，各校均按方形列队，席地而坐。在过道上，站着几位持枪的战士，会场气氛还是挺紧张的。8时余，只见冯白驹将军健步进入会场，没有多余的客套，上台就切入正题--可惜，他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海南口音，难以听懂，仅略知一二而已；但大家怀着对冯将军崇敬的心情，还是耐心地听完了。冯将军时任海南行署主任，当然也兼管垦殖事业的初创工作。

　　即将投入实地工作，人员的组织安排先行。我编入在海南第八勘察队三组。组长虞岳世，副组长张若惠，组员除我外，尚有陈信簪、包惠康、吴继周等。此外，每组均配有海南农校学生一名，承担翻译和联络工作。

　　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都十分好奇地学习当地语言，诸如吃饭、睡觉、喝水……这些常用的生活用语，以及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些数字。大家还饶有兴趣地学唱当地民歌，印象颇深的是唱“五指山高，五条河流，你知那条流入海……”。

　　从动员至今，已经过了40余天了，尚未进入实战现场，大家真有点不耐烦了。1952年3月31日，总算等到了出发的号令，我们即将奔赴琼山县岭脚墟。若顾名思义，那这个墟镇应是在大山之麓；然而，我们在那里见到的却是大片平缓的坡地，对我们测量工作来讲，有极好的视野。

　　野外工作开始以后，每天就带1名民工，要抱一捆竹子、木桩、测绳……早出晚归，一天两餐，中午只吃随身带的一点番薯。野外工作，日晒雨淋当然是“家常便饭”。下雨时，连个躲雨的地方也是找不到的，衣服淋湿了，仍穿在身上晾干。所幸的是，那时正值旱季，下雨的时间不太多。

　　野外作业出汗多，况且我又是个怕热的人，带一壶水经常是不够喝的。最好的机遇是碰到有椰子卖的村庄，用当时的人民币500元（相当于现在的五分钱）向农民购买2个椰子，里面的椰子水就能足足灌满一水壶，渴了就喝椰子水，清凉解渴，这也是当时最大的享受。

　　每天清晨，我们迎着朝霞出发，一直干到黄昏，才背着晚霞收工而归。晚餐、洗澡后，又继续加班工作一段时间，主要是先整理资料、绘图，然后组长布置明天的任务……这样，连续几天下来，我们这批在学校不晒太阳的“白面书生”，个个皮肤都烤黑了，腿劲也练足了，对于夜以继日工作也习惯了，并不觉得苦和累，似乎总是在欢声笑语中度过我们的青春。

　　控制测量面积的方法是用竹竿，按规定的方向插出直线来，然后再用测绳量出其长度，--方法极其原始而简便。但是，采用这个方法，我在实际操作中，却老是出现偏差，歪歪扭扭；虽然多方设法校正，也总是插不成直线。要是说我吊儿郎当，工作不负责任，那就太冤枉了。幸好我们的组长虞岳世也及早发现我的问题，于是，他改派我专门扛经纬仪开角线，这样就避免了我在测量工作中的误差。

　　但是，我为什么总是会竹竿插不成直线呢？我想啊，想啊……反复地想，一直令我百思不得其解。没料到答案竟是在我退休后的一次体检中找到的--当时，偶然发现我两只眼睛会出现重影的异常。于是，负责体检的医生就把我转到眼科医生那儿作进一步的检查……最后的结果是：我的左眼存在先天性的视力差异--这就是造成我在插竿时不能插成一直线的原因。几乎过了大半辈子了，才解开了这个“谜”。

　　八、趣闻点点

　　下到农村，也没见到农民家里有厕所，要大便时，只得跑到远远的山坡上比较隐蔽的地方，四周张望没人过路时，便将那里权作临时厕所了。因为每天测量工作都会更换一个地方，我将这种大便方式，命名为“飞行厕所”，大家也很认可。更麻烦的是，有的地方去大便时，还必须带上一根棍子。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一些农村养猪没有猪栏圈养，而采用放牧式。这猪在野外到处觅食，看到有人大便，它就把人的粪便当作食料了。这样，猪一定会在你大便时紧随你屁股后兜圈子；如果有两头或更多的猪，那争吃粪便的形势就更紧张了。这时，你如果没有带棍子就没有更好的好法子来驱赶它们，也就无法大便。

　　有关海南的诸多戏言中，有一条是“蚂蟥拿来当裤腰带”。虽然这是夸大其词，但我来海南第一次见到大蚂蟥，确实是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

　　记得1952年4月6日，我们照例在早餐后就匆匆地出发了。今天，我要测量的一条线须跨越一片水田。从小就在上海长大的我，还从来没下过水田，更没有见过水蚂蟥；幸好大队部有周密的考虑，为每个队员准备了一双白胚布缝制的长统袜，我穿着它，来到水田边。拉测绳的民工走在前，我则随其后下到水田里。水深刚过膝盖。田里尚未插秧，水面平静如镜，当然是见不到有蚂蟥。那知我在水中走不到20米的距离，就看见四面八方许多一曲一曲地向我游来的特大号蚂蟥，其身上的颜色是绿中带黄、黄中带绿，又镶有红边。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可怕动物，实在有点恐慌，虽然穿有长统袜，但仍担心蚂蟥会从袜缝里钻进去。于是慌慌张张地测完水田长度后，即赶紧爬上水田，庆幸自已总算没有被蚂蟥咬到。

　　1952年4月15日，岭脚墟一带的测量任务完成后，我们打起背包，赶到土桥墟，迎战一项新的面积测定和林网设计任务。

　　土桥墟恰在公路边，那天是月中，巧逢当地农民赶集，这使我们少见多怪的青年学子打开了眼界，感到十分新奇。

　　集市时间并不长，二三个小时就散了。记得当时我还买了用糯米粉制作的团子--当地老百姓叫“哎”（谐音），这种食品是用花生和红糖做馅，包在糯米粉内，外面再包裹竹叶，蒸熟。此外，在集市，还可买到新鲜的菠萝。那集市情景，虽时隔几十年了，仍记忆犹新。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实践锻炼，我的业务也熟悉了，测量的进度也就大大加快了。1952年4月22日，我们小组的工作由土桥墟转移到旧州墟。这里的地形还是比较平坦的，植被也都以矮草为主；但是，在村庄的附近则往往有丛生的刺竹。在测线上，如果碰上一片刺竹，那就成了“拦路虎”，又不允许绕道而行，硬是要砍出一条路来。为了省工，尽量砍得小一些、矮一些，刚刚能让人钻过去，定出直线，量出距离，就可以了。但是，在钻刺竹时，上下左右全是刺，必须低头弯腰，匍匐行进，汗流浃背……等钻出来时，我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啊。

　　这种热带地区丛生的刺竹，几乎所有农村都种有，它坚硬、带刺、成丛紧密，宜用于防盗、防兽，当地农民用它作为菜园和果园周围的绿篱。

　　九、第一次听说还有一种“山蚂蝗”

　　五月下旬，我们进入到最后一个场测量，地点在定安县墨格乡。早就有人告诉我们，在海南岛大山里，还有一种从来没听说过的“山蚂蝗”；讲得十分神奇可怕，说它会跳会飞，还可能钻到人的肛门里去。我抱着好奇又惧怕的心理，来到这个有山蚂蝗的墨格乡。

　　对山蚂蝗的传说还是要经过实践来检验，才能得出正确结论。墨格乡的亲身经历，使我明白了：山蚂蝗并没有传说的那么可怕，它比水蚂蟥小得多，即使吸饱了血，身体胀得鼓鼓的，也是比较小的；它既不会跳，更不会飞；但它经常会附着在路边树梢上，把上半身探出树梢外，不停地摆动，犹如雷达般地寻找猎物，一经粘到人体上，就能钻到人的衣服内，大大地饱餐一顿，这一切过程，人们往往无法察觉--这就是它的特异功能。此外，山蚂蝗在吸吮人体血液时，会在伤口分泌“抗血液凝固剂”，使血液在伤口不能很快凝固，而不断地流出来沾湿并渗透出衣服。只有此时，人们才会发现被山蚂蝗咬了。此后，伤口愈合也较慢，大约要一周时间，痛痒难忍，往往将伤口抓破而感染病菌。

　　当地农民防治山蚂蝗的方法，就是把裤筒卷起来；当发现它沾上人体衣服或皮肤时，用竹片刮一下，或用手帕拍打，拍打不下时，就要吐一点口水在手上再拍打。

　　这里，顺便提一个很难理解的问题--原先我只知道，在热带阴湿的大山沟里，山蚂蝗特别多；但现在却看到报道--在云南丽江的玉龙雪山和红军长征所经过的雪山上，都有山蚂蝗。海南和云南丽江雪山，两地环境条件相差如此之远，一个是高温潮湿的热带，而另一个却是髙海拔寒冷的雪线附近，难道同一种山蚂蝗能适应如此大幅度的环境条件差异？实在令人费解。可能是不同的种吧？

　　十、宰大蟒蛇纪实

　　1952年6月2日，在野外工作途中，经过一个农村时，见村民都在围观什么。我在好奇心驱使下，非去看个究竟不可，于是走到近处瞧，才知道是有人在宰大蟒蛇。只见一条七八米长、近20厘米粗的大蛇被挂在大树上，头朝上，尾巴几乎接触到地面。蛇是活的，尚在挣扎着。一个年青小伙子，爬在树上，用刀在蛇的颈部环切，然后把环切处的皮翻过来，两手抓住蛇皮，使劲顺着蛇身慢慢从上往下拉至尾部（拉下来的过程，也就是把皮与肉剥离了），然后是割尾取血，破膛取胆。蛇血和胆伴白酒（据说是妙药）生喝。时过境迁，但这样大的蟒蛇，是十分珍稀的动物，可惜被捕杀了，印象很深；现在当然应该作为保护对象了。

　　蛇的样子是比较可怕的。在海南的草树丛中，常见的蛇有青竹蛇、火赤链、金包铁、银包铁等。在野外作业时，只能用“打草惊蛇”的方法驱赶它们。幸好蛇不会主动攻击人，所以，在整个野外测量过程，还没有碰到什么险情。只听说过，我们同班的徐荣生（现在内蒙工作），有一次，从野外工作回来，竟然发现在衣服口袋里钻进了一条小蛇，吓得扯下衣服就跑。

　　十一、赶回海口承担绘图工作

　　1962年6月上旬，野外的勘察测量已接近尾声；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把野外绘制的草图，复制于透明的硫酸纸上，成为正式的规划图，然后移交给垦殖部门。这也是这次勘测工作的最后一道工序。

　　6月9日，我接到通知奉调赴海口承担绘图任务。次日晨，我惜别了小组共同战斗了70天的伙伴们，由一位当地民工带我上路。一路走的似乎都是牛车道，其间还越过2条小河。因正值旱季，河水较浅，但都是用小船摆渡，下午就到达琼海县的加积镇。

　　10日，由加积乘汽车往海口，经过东线的公路。这也是当时海南岛最好的一条公路；因为，路面虽然不是硬质的，但由于铺了砖红壤中特有的“铁结核”，路面就十分坚实，再加上养路工的辛勤劳动，理所当然地成为当时公路中“最优”的。

　　下午到达海口后，我找到位于解放路的行署财经委员会，当时各校的绘图大本营就设在那里。我将与先前到达的本校同学许添森（现山东农业大学教授），共同来完成勘测设计图的绘制任务。

　　财委会的办公楼是新建的，尚未完全竣工，无水无电，门窗也未完全安装好。绘图时，要把图纸严严实实地压紧，以防从窗口刮进来的风把图纸吹飘起来。晚上还得点油灯，加班赶进度，当然免不了蚊虫的“袭击”。当地有“三只蚊子一碟菜”的戏言，虽是夸张，却也可从中想像其厉害了。

　　来海口后，生活比较有规律--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工作时间，就扒在桌上绘图。但是，干了一段日子后，我腿脚上的各种伤口，却突然爆发溃烂，从膝盖到脚趾，多处生疮发炎，以致流浓、流血水……我只好一拐一拐地走到医务室敷药。护士小姐很耐心地洗净我的伤口，并上药、粘贴纱布和胶布。而后我又再拐回工作室继续工作。经将近一周的治疗，基本痊愈。护士小姐告诉我，人生这种疮治愈之后，对这种病就有免疫功能了，以后旧病再也不会复发了。当时我对此半信半疑，不过，从此以后，我确实没有再生这种疮了。

　　我很庆幸的是，这次腿脚生疮溃烂是在海口，这里毕竟还有比较好的医疗条件，要是在农村可就束手无策了。

　　十二、再见，海口！

　　完成绘图任务后，我就返回湛江了。1952年6月23日早上，我登上了开往海安的船离岸，那天天气很好，风平浪静，船已驶出很远，回首尚可清晰地望见海口那唯一的高楼--五层楼的海口大厦。此时，我心里默默地呼唤着：再见吧，海口！再见吧，海南岛！当时，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以后的岁月将在这里度过。

　　过海后，就搭乘汽车前往湛江。中途汽车还出了一点小事故--因为，当时垫有石头的路面是很狭窄的，而两侧则填的全是松土，尤其是在雨后，司机稍有不慎，车轮就滑到了松土面，就会陷进去。此时，司机也就很难控制方向盘，于是事故也就发生了。车厢内光线黯淡，当车身歪向一侧时，只听见工具箱内工具的碰撞声，吓得女同学哇哇大叫。幸好司机把车刹住了，于是大家都下车来，填土、推车……搞好后上车，又继续前进。晚上，到达湛江赤坎，住宿在民主大道新兴联旅馆。见到先到达的同学，大家都情不自禁地欢呼雀跃，畅叙别后的见闻，笑声此起彼伏……

　　十三、在湛江--难忘的炒粉和黒芝麻糊

　　各校集中到湛江后的工作，是在华南垦殖局的领导下，进行总结和表彰先进；但由于各校返回的日程很不一致，所以我们到湛江后头几天都很清闲。

　　我们住在客栈里，并没有统一的伙食供应，每天的2餐，都要自已到街上寻觅。赤坎有一条小街，内有众多的小食铺。在我的记忆中，正餐通常吃一盘炒粉，再涂抹上一点当地产的辣椒酱，味道可口，经济实惠。此外，我还十分喜欢吃又香又甜的黒芝麻糊，吃了一碗，又想再来一碗。说实在话，吃两碗下去，肚子也还不是很饱呢--年青人嘛，消化力特强。无奈囊中羞涩，只好作罢了。

　　报名作志愿者

　　1952年6月28-29日，这两天进行小组总结。大家都谈得很高兴。下午有空闲时间，还到海边的游泳池泡泡海水。当时去游泳的，基本上都是男的，女同学大都还没有那么大胆；只有一个例外，我校土壤系女同学陆景陵（现为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就她敢单枪匹马地跟我们一起玩。

　　总结临结束时，华南垦殖局领导号召我们志愿报名，参加发展新中国天然橡胶的工作。当时，我还是个青年团员，当然是义无反顾地报名作志愿者了。

　　7月1日，公布了第一批志愿留下的人员名单，看到自已榜上有名，十分兴奋。领导要求我们志愿者都在8月底前每天一句话，记录橡胶生活！，以迎接首次的橡胶树采种和育苗大会战--新中国发展天然橡胶的号角已经吹响了！

　　十四、归程

　　1952年7月3日，所有的勘察队员都踏上了归程。由于人数过多，不得不分陆海两路。海上搭乘的“长江轮”最多容纳量不能超过300人。老师、女同学、部分体弱多病的男同学，理应得到照顾。我大概列为年青力壮一类，当然只能乘汽车了。由赤坎出发，经吴川、阳江后，到达江门。一路风尘和汽车行驶在坎坷路面的颠簸，确实练了乘车人一身筋骨。到江门后，晚上就搭乘用拖轮带的木船。这木船在内河航行，非常平稳，次日一早就到达广州了。在广州，我们住进最热闹的西壕口一带的旅店，条件大为改善，而且没有从学校出来时那么多的约束，可任我们自由自在地“飞翔”了。

　　7月8日，登车北返南京。10日晨5时，到达南京下关车站。天尚未破晓，但系里的老师和同学们已在车站等候我们了……

　　十五、尾声--红土地为媒，订下了终生之盟

　　在本文将要结束之时，还要谈及的是，我自已的终身大事与终生事业，而这两者都是与海南岛红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老伴董建华与我是同校的同学，但在不同的系和专业。在校时，我与董建华根本不相识，即使一起来到海南勘察测量时，也没有在同一小组；但却通过某个偶然机会相识了，尔后相知而相恋……订下了终身大事--也不知道“月下老人”在哪里，莫非就是那海南岛的红土地吧！？我俩1955年结婚，婚后就风风雨雨地度过了52个春秋--超越了金婚阶段了！

　　无独有偶。除了终身大事外，还有我们夫妻俩的终生事业，也经过一番曲折迂回，最后汇合到红土地上来了。1952年10月，我在参加橡胶播种育苗大会战之后，就分配在广东高州垦殖所；1955年2月，又调到广州石牌的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现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前身）；1958年，随研究所迁到海南岛的儋州。迁所建院后，我头3年在研究所搞科研，后来调到学院任教。而老伴董建华则于1953年分配到北京林学院任教；1956年得到照顾夫妻关系，又调到广州华南农学院；1958年，她是华南农学院派出的第一批来海南儋州，承担筹建该院海南分院（华南热带农业大学前身）工作任务的7名教师中的一名。从此，我们夫妻俩就再没有分离过，一直在海南岛这块红土地上，为祖国热带作物教育和科学事业并肩耕耘……

　　这一切都是偶然的吗？不，是缘分！

　　2007年2月28日定稿

　　编辑：叶声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8:55:47

　　1960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工作。1961年，农垦部向中科院请求支援教师，组织经征求我意见同意后，把我调到华南热带作物学院农牧系任教。1962年，学院专业调整，农牧系专业撤销，我被调整到人事处工作。虽曾有其他大学来函对我进行商调，但两院以工作需要为由而不同意调出。就这样，我在两院前后工作了30个年头。任过青年科长、学生科长、学生工作处长、人事处长等职，并长期兼任了知青办副主任、两院团委书记、德育教研室主任和行政监察处长等职。为两院建立学生人事教育管理体系、共青团的教育管理、科技干部定编管理和职称评定、德育教研室的建立与开设大学生德育课等做了大量工作。1990年7月，经海南省委常委研究决定，调我到海南省科协任副主席，协助黄宗道主席工作。至此，我才离开了工作近30年的两院。

　　因此，我的人生历程中，在两院工作时间最长，认识的人最多，建立的友谊也最深厚。我认为，两院的优势很多，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两院的学科是海南唯一能代表海南和中国的重要学科

　　这是由两院独具的热带作物学科特色决定的。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科学文化被轻视的年代，全国很多高等院校和研究院所都下马了，但广东省仍保留我们的热带作物学院，并把它作为第一批恢复招生的高等院校。海南建省后，海南省领导对两院学科重要性也十分清楚，很多领导都认为：海南能代表国家的学科只有两院的学科，其他单位的学科在全国充其量只够二、三流水平。因此，回首往事，我们要加深对自已从事的热带作物事业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的认识，树立信心，敢于为自已的事业去创新，去拼搏，使自已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进而成为海南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二、两院具有“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刻苦钻研、无私奉献，勤学好业、尊师爱友，遵纪守法、又红又专”的优良校风

　　这是两院师生员工遵照周总理“儋州立业，宝岛生根”光辉题词的教导，长期扎根海南橡胶等热带作物生产第一线，培养起来的传统作风。这一优良校风，有力维护了两院良好人际关系和教学科研秩序，保证了正常教学科研工作的进行和优秀人才的培养，是两院的无价之宝。两院师生员工应该加倍珍惜。

　　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两院长期保持了良好校风，毕业生多年都能100％服从国家分配。

　　1982年5月，团中央考察了两院的青年、共青团和大学生情况后，在两院召开了全国部分高校团干工作会议。会上，我代表两院团委，作了《坚持集体主义原则，造就一代新人》的发言。1983年11月，农牧渔业部转发了两院毕业生分配工作总结。1985年，广东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讨会上，交流了两院的《当代大学生特点初探》论文。1987年2月，经国家教委考察，在两院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毕业生思想教育经验交流会，会上我代表两院作了《加强思想教育，搞好毕业分配》的发言，全面介绍了华南热带作物学院多年毕业生思想教育和毕业生100％服从分配的经验体会。

　　1990年初，海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李志民到两院考察时，我向他汇报了两院师生的基本情况，并陪他晚上到教学楼、研究楼、图书馆、学生自修的课室和宿舍走了一圈。他看到两院晚上各处都灯火通明，老师和研究人员都在埋头工作与学习，学生在图书馆和课室专心自习，感慨地说：“改革开放以后，城市里的高等学校已经看不到这样好的学习风气了！”

　　三、保持和发扬两院优良传统

　　两院的优良传统，是在特定环境下，王震同志和两院领导以身作则带领全体师生员工经过长期实践形成的，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领导身先士卒，工作深入细致

　　建院初期，王震同志曾多次深入两院，有时还参加两院的开荒劳动。两院领导不但参加院里的开荒、打井、兴修水利等的会战劳动，还利用节假日深入教师、学生宿舍，学生饭堂去探望和慰问师生员工。很长一段时间，郑克临副院长和吴修一副院长带领学生工作处、共青团等部门领导和各系的政治辅导员住在学生宿舍、吃在学生饭堂，使学生的思想得到及时了解、问题得到及时解答、困难得到及时解决、意见得到及时反映、缺点得到及时纠正，使学校与学生之间始终处于相互沟通和相互信任的状态，使一些容易触发的事件和容易扩大的矛盾得到及时的处理和妥善的解决。1985年“九一八” 纪念日以后，学生会和部分学生收到外地学生闹事要求声援的来信，一些人主张搞集会游行，召开自由演讲会来声援，学生会向学校报告了这一情况。学校研究决定，为了不影响学习和打乱学校的教学计划，学校不开全校性大型集会，只召开各系党员和学生会骨干座谈会，把学生的爱国热情引导到坚持改革开放、努力发展经济和振兴中华的轨道上来。在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五十周年活动中，学校召开了大型纪念座谈会，学生会举办了全校学生火炬接力比赛。至此，举行自由演讲会声援外地学生闹事的主张再没人提起。

　　1986年3月，栽培系学生苏有旺在水库游泳时溺水，全校会游泳的学生自动组织了抢救打捞队，在郑克临副院长的亲自带领下冒着寒风细雨，在水库打捞了两个昼夜。郑副院长不仅亲自下水组织打捞工作，而且在尸体上岸后亲自为该学生抬棺材，充分体现了两院领导遇困难身先士卒、爱学生胜过爱亲人的高贵品德。

　　2. 加强日常思想政治工作，反复进行爱国主义和事业前途教育

　　我院新生中，志愿学热带作物的人数还不到新生总数的10％，而学生毕业后95%要到边疆农场和农村去工作。根据这一特殊情况，我院除加强学生的日常思想政治工作外和形势任务教育外，还针对不同年级学生情况，反复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和事业前途教育。一年级着重教育学生明确大学的教育方针与任务，热带作物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大学的学习特点，以及遵守学生守则、培养良好的校风、班风、个人作风的重要性。二年级着重进行学好专业基础课的教育，红与专的教育和树立共产主义道德观、人生观、世界观的教育。三年级着重进行专业思想教育和提高学术水平教育，系统提高学生的人生观、恋爱观与审美观。四年级着重进行职业道德教育，搞好毕业设计研究、写好毕业论文的教育，使学生为毕业后搞科研和当农场技术员做好思想准备，教育学生处理好个人志愿与国家需要的关系，发扬我院学生无条件服从组织分配的优良传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把学到的知识毫无保留地献给祖国人民。通过日常思想政治工作和系统的教育培养，我院学生逐步转变了轻视农业的思想，实现由不愿学农到安心学习、立志献身热作事业的思想转变。植保系学生李莉（领导干部子女），入学时不带行李和粮食户口关系，准备到学校看看后再作打算。到校后，她了解到学校远离城镇，各方面条件都比较艰苦，毕业分配的去向是多数人都要到边疆农场和农村工作，于是，就连续3次打报告申请退学。后来经过院系领导的反复谈话和通过听《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热作事业在国内外的地位、前途和发展远景》等报告和一系列参观、座谈活动，思想才逐步稳定下来；然而，就是这个李莉，在我院的耐心教育和事业的感召下，二年级就开始爱上了自已所学的专业，成了全校的“三好”学生和“优秀团干”。毕业时她不回昆明，要求留校工作，决心把毕生力量献给祖国的热作事业。

　　3.加强集体主义教育，建立团结友爱的温暖集体，把热爱集体、热爱事业和献身事业的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

　　多年来，我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思想。首先，招生时，我们把新生分片集中起来，由到当地招生的老师带回学校。这样做，既减轻了学生家长送孩子上学的经济负担，又培养了学生一路上相互帮助与相互关爱的集体主义精神。其次，到校后，学校组织高年级学生对新生开展一系列的关心帮教活动，除帮新生提行李、找房间、带参观外，还组织帮教小组对新生的班、团干部对口进行培训，帮助新生开好第一次班会、过好第一次组织生活、组织好第一次的早操与课外活动，使新生的生活、学习迅速步入正轨。再次，节假日，院系领导和老师深入学生宿舍看望学生，大年三十领导师生一起吃年饭，中秋各系师生一道开赏月晚会，元旦、“五四”、国庆、“一二九”学院组织游园、座谈、联欢、演讲比赛等活动，从而陶冶学生思想情操，树立集体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形成自觉维护集体、关心事业的高尚品德。长期来，我院学生利用节假日帮助老师拾柴、搬家、盖草房，替幼儿园劈柴，帮工人、农民理发，为商业区、露天剧场、旱冰场、图书馆等公共场所打扫卫生。为延长学习时间，植保系团总支从1979年5月起，就义务管理图书馆的自修室，减轻了图书馆人手不足的困难。现在，这些关心他人、关心集体的行为，已经成为我院学生的自觉行动。

　　栽培七九（二）班云南籍学生陈憨生病住院期间，院系领导多次到云南进行探望，将补助金和慰问品送到病房，节假日班上同学录下热情洋溢的话给他寄去以安慰和鼓励，使他及时知道班上的点滴进步与变化。当陈憨得知他所在班被学院评为“先进班集体”时，他激动得流下了热泪，立即写信向全班表示祝贺，说：“当我病情发展到生命与死亡搏斗的时刻，我感受到了集体的伟大，当集体的一员离开自已的集体时，就好比孤雁在天上无目的地盘旋……可我不是孤雁，我同样在雁群中飞行，这雁群就是我可爱的班集体。”在病情恶化弥留之际，他嘴里仍然喃喃地呼唤着班上同学的名字；在生命垂危的最后时刻，他怀念集体，关心事业，希望加入共青团，要求家人在他死后一定要将部分骨灰寄回学院，他嘱咐父母说：“叫同学将它撒在离教室最近的胶园里，让我伴随同学们，亲眼看着橡胶树和同学们茁壮成长。”陈憨关心集体、热爱事业的崇高思想，激励和鼓舞着同学们，在他病逝后不久，学院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和骨灰撒播仪式，表彰了他的崇高思想品德，追认他为共青团员，使师生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

　　4. 培养勤俭建国、艰苦奋斗精神，让这种精神在毕业分配时大放异彩

　　根据我院地处农村，学生毕业后主要分配在农场农村工作的特点，我们利用参观、实习、搞科研、下农场、去农村等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和机会，不断对学生进行怎样正确对待困难和艰苦的思想教育。如：到农场实习时，我们请农场工人、领导和技术员作“农场如何艰苦创业，农场的发展远景”的报告；专家出国考察回来，我们请他向学生介绍不畏艰险深入南美原始森林，考察野生橡胶资源的经过；平时，我们把缝纫机、理发工具发到系里班里，让学生自已理发和缝补衣服，要求学生自已打扫宿舍楼道、厕所。通过上述教育，使学生从理论到实践加深了对勤俭建国、艰苦奋斗的认识，逐步从怕艰苦图安逸的思想状态中解放出来，形成个人利益服从国家、事业利益的坚实基础。由于我院毕业生对于毕业分配什么表现是高尚的，什么表现是耻辱的，有着清醒认识，因而填报毕业分配志愿时，能冷静合理地处理问题，争着到艰苦的地方和单位去工作，已成为多年毕业分配的普遍现象。党员学生干部孔宪章，在校时是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毕业时学校想让他留校，乌石农场来信希望他毕业后能回场工作，经过认真考虑，他选择了后者。这时一些抱着世俗偏见的人讥笑他，说：“别人想跳出农场都没机会，你有机会离开农场还要钻回去，真傻！”孔宪章坚定地回答说：“祖国人民在期待我，乌石农场培养抚育过我，我是学热作植保专业的，乌石农场缺植保专业人才，我没有理由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回乌石农场工作！”就这样，他放弃了留校，回到了少数民族聚居的贫困山区--琼中县乌石农场，重新担任了生产第一线的植保技术员工作。由于他忘我工作，大胆创新，成绩显着，回乌石农场工作2年后，就破格提拔为场长。

　　我院毕业生毕业时以基层为荣，以艰苦为乐，3个志愿都填到最基层、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的人很多，分配时，把困难留给自已，把方便让给别人的事，也时有发生。植保七七班学生黄松秋，是汕头农村家有4个孩子的青年。当年分配汕头只有1个计划，在人多计划少的情况下，系里本想安排他回汕头农垦工作。但在汕头学生集中讨论后，他了解到其他汕头学生也有实际困难时，就主动让出了这个唯一的汕头名额，申请到海南西华农场工作，使分配工作顺利开展。

　　5. 发扬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精神

　　在两院，学生的团结友爱、关心集体、无条件服从国家分配的表现，受到了国家教委、共青团中央、农业部、海南省委的一致肯定。此外，教职员工的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精神也很突出。我在两院工作期间，从1975年到1984年身兼学生工作处、两院团委的领导工作，学生工作处只有陈同卿、团委只有周毅梅（周调走后曾绿茵接）两个专职人员。学生的思想教育、招生分配、评助学金、评“三好”，团委的教育、发展团员，召开团代会等工作，都靠各系党总支、团总支和政治辅导员的大力支持、无私奉献来完成。1981年，钟双华书记决定在学生工作处再增加开设德育课的任务，从建立德育教研室、编写教学大纲到开设德育课，都要学生工作处负责。这门课每学年，连讲课、参观、调查、社会实践、组织考试、出题、改卷、评分等教学环节一共二百四十多学时，在没有一个专职教师的情况下，我们发挥各级领导、各部门、各系教师的积极性，顺利地完成了从组织到开课的各项任务。从1983-1984学年，给学生上过德育课的领导、干部和老师就有黄宗道、钟双华、项斯桂、林亚珉、潘衍庆、胡耀华、华子奇、郑学勤、刘松泉、王荣海、王超汉、粱炳鸿、林辉奉、刘乃见、黄文正、伍颜贞、吴井光、吕烈灼、朱名宏、龚劳、吴华昌、肖伟明等二十多人。没有大家的团结协作和各部门的无私奉献，不论学生工作处、团委，还是德育教研室，都是根本无法完成组织交给自已的任务的，工作也不可能受到国家教委、共青团中央、农业部和海南省委的肯定和赞扬。

　　1987年，我到人事处工作不久，两院胶片厂工人蔡宝森批准单程去香港继承祖父财产，去香港只有3天，他就告辞了祖父，从香港回到了两院。我问他：“为什么人家偷渡都要去香港，而你批准去香港3天就跑回来了？”他回答很简单也很直接，说：“香港乱糟糟的，有什么好；在两院胶片厂，大家互相合得来，生活才愉快。”在他的心目中，两院团结友爱的温暖集体，比香港祖父的遗产更加重要。

　　我的一点希望

　　两院的优良传统很多，出的科研成果也不少，但作为在两院工作了近30年的“老两院”，我衷心地希望两院继续超越自我，不断地进行科技创新，出更多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研成果，开发更多像椰子汁那样的热作拳头产品，使两院真正成为海南发展经济的依靠和支柱。另外，我也希望两院继续深化改革，注意解决资金分散、战线过长的老问题，因为资金过于分散，就不容易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出更多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研成果和拳头产品，容易错过海南发展的大好时机，辜负海南人民对两院的厚望。

　　以上材料，只是我个人结合自已在两院工作时体会的一点拙见，不对之处，请指正。

　　2006年9月24日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8:56:26

　　编者按：现选登刘铁山高级实验师撰写的回忆录一篇。刘铁山高级实验师于1953年4月调到当时的华南亚热带林业科学研究所筹备处从事科研工作。他写的《神秘机关--华南亚热带林业科学研究所筹备处》一文，记述了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前身华南亚热带林业科学研究所的由来，地址、环境、生态，体制、领导和职工、作息制度、保密性，以及安全保卫工作等方面的亲历亲见亲闻。这篇文章，记叙中有翔实而生动形象的情节描写，并记叙了一些有教育意义的轶闻趣事；是值得一读的文史资料。（杨振堂）

　　神秘机关

　　--华南亚热带林业研究所筹备处

　　刘铁山

　　华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是1954年正式成立的。成立之前，设立了一个机构，叫“华南亚热带林业科学研究所筹备处”，设在广州沙面原先的英国领事馆内。该处楼房坐北向南，面对珠江，离珠江堤岸约有几十米远。门前是一个广场，像是公园；里面有个网球场，四周用网围住，防止网球飞出场外。越过球场，就到珠江堤岸；堤上排列着硕大的榕树，枝叶茂密，可为游人遮荫；堤上设有石櫈，供人休息。江上有许多游船，白天停靠在岸边。堤墙上设有专供缚住的这些小游船用的铁环。白天，小船都停靠在岸边；一到傍晚，小船就都活跃起来，载着游客荡漾在珠江水面上。船主们在岸边招揽生意，不断地呼喊着：“游河！游河……！”研究所门外一切是那样悠闲自在，而研究所大楼内的人们正开展着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

　　研究所门口没有挂单位名称门牌，只在两侧门柱上钉了2个地址编号牌：左边是珠江路44号，右边是珠江路46号。不论白天黑夜，门口都有军警荷枪站岗。

　　研究所直接由林业部特种林业司领导。其主要任务非常明确，就是研究如何尽快尽好地发展我国天然橡胶。由于当时正处于朝鲜战争时期，而天然橡胶是敏感的战略物资，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正对我国进行封锁、禁运，为了反封锁、反禁运，我们研究发展天然橡胶是保密的，所以，研究所才变得如此神秘。

　　我是1953年4月从东北调到这里来的。和我一起调来的还有彭定楚、张励斋、张玉璋、吴仕谅、熊同棣、王长焯、孟庆岩、王春仁、髙世植、何永陶、傅广华、髙因民、林文斋、钱万寿、陈宝三等15人。调来之前，我们分别是在东北森林工业总局化工处及其下属3个松根油厂、1个松香厂工作的技术人员。1952年末至1 953年初，中央先撤销了化工处，而后关停了其下属的3个松根油厂和1个松香厂。1953年4月上旬，林业部把我们关停单位的技术人员，集中到林业部重新分配。我们这16位同志，是最早离京奔赴新的单位的。

　　我们来时，这里的职工人数可能有100多人。当初我被分配到土壤研究室工作。当时化验室还正在安装。我不知道研究所的科研工作是从何时开始的，但从这里一袋袋土壤样品堆积的情况看，至少也在半年以前，因为光从垦区采集这么多土壤样品，就得花相当长的时间。

　　听说研究所所长是由前任广州市长林西兼任的。不过，到我们来时，他已很少露面。所里的主要工作，是由彭光钦副所长主持的。

　　“这里是保密机关。”这句话是彭光钦于1953年5月在全所职工大会上宣布的。他要求大家以后给家里或给亲友写信，不得涉及本单位的机关名称，也不可谈及机关领导人的名字。会上他还说，为了避免外国的猜忌，在我们机关名称中，在“热带”两字之前，又特地增加了一个“亚”字。

　　研究所在沙面时期，工作时间比较特殊。据说这是跟苏联学的。--每天连续工作6小时，没有午休；早餐在实验室吃。每天早上由机关食堂把做好的糕点、豆浆，用车送到所里，由各室辅助人员，按各室事先登记的份数，领回室里。糕点每人一份。饭量大的也可以事先登记2～3份。豆浆则不受限制。

　　有一天早上，大家已吃过早餐，刚要工作，忽听门口有人吵闹，声音越来越大。原来是彭副所长的夫人吴湘同志前来上班，被门卫战士拦在外面，不能进来。由于吴湘是广东口音，普通话说得不准，而守门的战士又经常换人，不巧，那天来上岗的又全是来此不久的北方人，所以任凭吴湘怎样争辩，门岗一句也没听懂，反正没有证明，就是不给进来。直到所内同志前去解释，这才了事。

　　这件事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很深--一是同情吴湘同志当时遭受的委屈；再者是我们真是佩服解放军战士一丝不苟的负责精神。

　　研究所虽说是对外保密的，但在沙面却广结善缘。因为研究所在复兴路58号租的那幢房子，楼下是个舞厅，面积很大，可以摆放一二百张折椅，所里召开职工大会，或学术报告会就在这里。平时这里屋门紧闭，没人进去；可是每到星期三、星期六这两天晚上，人们鱼贯而入，就热闹起来--举行舞会。研究所主动向南方日报社、广播电台、机关幼儿园等关系户发送舞票。因为应邀而来的舞迷，大多是女的，所以，跳来跳去，有的竟然跳成了研究所里的眷属。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8:57:05

　　编者按：现选登董建华教授撰写的回忆录一篇。董建华教授是华南热带农业大学老一辈创业者中最早的成员之一。她当时--1958年大跃进时期--尚是华南农学院的教师，肩负着创办华南热带农业大学的前身--华南农学院海南分院－－的使命，以创建“茅房大学”为起点，踏上了艰苦的创业之路。她写的《忆“茅房大学”的点点滴滴》一文记叙了：海南岛儋州铺仔某一块无名的热土地，命名为“宝岛新村”的经过；创建“茅房大学”的时代背景；初创期，创业的人们同种种艰难困苦作斗争的事迹。这篇文章，记叙中有翔实而生动形象的情节描写，并记叙了一些有教育意义的轶闻趣事；是值得一读的文史资料。（杨振堂）

　　忆“茅房大学”的点点滴滴

　　董建华

　　1958年，“迁所建院”，即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从广州下迁海南，并在海南建立华南热带作物学院，至今已近半个世纪。作为首批“热作学院”创业者，我亲身经历了许多创业往事--这些往事并没有随时光的消逝而忘怀，一切都仍回荡在我的记忆中。为此，提笔撰写此文。

　　一、“宝岛新村”的正式命名

　　离海南岛西线141公里，就是儋州市境内的铺仔墟。由此再往西拐约2公里，跨越一条小溪上的愚公桥，上到坡顶就是一片种有香茅、木薯等作物，并夹杂着不少灌木丛和茅草的红土地。刚从广州南秀村迁来的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和筹建华南农学院海南分院（华南热带农业大学前身）的科教职工，在讨论研究所和学院的建设方案时，一致同意把这片从来没有名称，而已定为所院地址的热土地，正式命名为“宝岛新村”。从此，在海南岛的地图上，就有了“宝岛新村”这个位点的名称，并一直延续至今。

　　二、茅房大学

　　1958年，全国大跃进，各农业院校师生都下放到农村与农民“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树立劳动观点并学习劳动。当时实力较强的华南农学院在大跃进的形势推动下，提出要在海南（当时海南是广东的一个专区）、梅州、韶关等各专区，分别设立分院，共准备设立8个分院。其中，创办的首所分院，就是海南分院。后因种种原因，海南分院改名为华南热带作物学院。

　　华南农学院派出的先遣教职工除我外，尚有李锦厚教务长、畜牧学黄敬熙教授和植保学讲师朱麦拉4名。我们4人是分批下到海南的。当我到达校址所在地时，举目四望，只见散落在一片荒草地上的几幢茅房，既没有大门，也没有任何学院的标志。谁又能想到这竟然是一所大学？突然间，我悟到了：啊！一所“茅房大学”！我们来后不久，新生也陆续到来了。当时，还招了一批慕“热带作物”之名而来的港澳新生，他们更是不知所措。但总的来说，大伙对此景此情还能接受，没有太大情绪波动，也许是因为当时全国大跃进的形势吧。时过境迁，如今宝岛新村已是髙楼林立，昔日茅房大学的遗迹，可能已很难找到了。但千万别忘了，今日繁荣壮大的华南热带农业大学的前身--“茅房大学”！

　　三、茅房课室上课

　　茅房上马的大学开学伊始，课室当然也只能是在茅房里。除了架上一块木质黑板外，什么采光、音响等教学设备当然都是无从谈起。上理论课尚无大问题，有块黑板和几枝粉笔即可；但实验课呢，就麻烦了：记得我第一次上植物学实验课--植物的细胞结构，学院本身实验仪器和设施一无所有，只能是向研究所借了两台显微镜，以胚板制成的木桌作实验台；学生排成两列纵队入课室，依次轮流学习显微镜操作并观察细胞结构的徒手切片和绘图；教师则在一旁指导、讲解以及回答学生的提问……然而，不管“茅房大学”当时是怎样的一无所有，我也还是按时上了理论课和实验课。

　　四、十二级强台风的光临

　　1958年9月11日--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当年23号12级强台风自东而西横扫海南岛。宝岛新村也就不能幸免。从小生长在江南的我，从来也不知台风是啥样。遭遇台风，这还真是第一次呢！算是见识了。

　　当时“茅房大学”尚不供电，晚上用的是煤油灯；听不到天气预报，对台风的光临，一无所知，毫无准备。下午天气还是好好的，天上云色泛红，移动速度极快--这实际是台风来临的先兆。我们的左右邻居也都不知台风即将到来，更不可能有人告诉我们该去那里避风，或是该对茅房加固。一切似乎与平常一样，什麽也不会发生。可是，到了晚上，风力就逐渐加大了，越刮越大；尽管茅房里的风已大到连油灯也点不亮了，我们竟然仍躺在床上，没想到做任何准备。夜更深了，风也更大了。开始强劲的北向风夹着大雨，将茅房向南压至倾斜，越压越低，眼看茅房倾倒快近及地面--茅房实际已被风吹倒了。因茅房是慢慢地倒下的，故没伤着人。危急中，我落荒而逃……全身被淋湿透了的我，这一夜是怎麽过的呢？--糊糊涂涂，反正就是挤到尚未倒塌的茅房中，和别人挤着睡了一宵。当时，年轻啊！除了困得慌，脑子里什么危险意识都没有。

　　第二天，雨过天晴，阳光灿烂，奇怪的是，昨夜被台风吹倒了的茅房，经台风回南吹移后，又被扶正了过来。茅屋里被泥浆洗劫一番。当时，大家都是无产者，无成套的家具，更谈不上有什么家用电器，仅仅是一些最简单的床上用品和换洗的几件衣服罢了。将这些东西拎到井边去洗洗干净，再晒晒干，也就算是抗了一场大风灾了。回想起来，还是无产者的好啊！经历了如此大的台风，都没有任何损失，依然坦坦荡荡。

　　五、虫和蛇都爱到我的家

　　茅房宿舍，四面通风，但并不透光，连白天也得点上煤油灯。房内房外都是红土地，潮湿得很。可能是因为太潮湿，新建的茅房老是会从顶上掉下小虫来。这些小虫究竟是来自茅草中呢，还是木条中的蛀虫呢？不得而知，反正房中满地都是虫。无奈，只能临时用破床单高高地平拉起来，权作天花板，总算好过些。虫是给挡住了，不再掉到我的头上或身上；但那里知道，有天晚上，从土坯的墙基钻进一条蛇，沿着墙基的木条游走而来。要形容当时的情景，只能说是“毛骨悚然”，吓得我“灵魂出窍”，一阵惊呼。幸好，隔墙住的保卫科长钟标文同志，是海南人，见蛇不怪，他用锄头一举就把蛇置于死地了，并就在我的房门前挖了一个洞，把蛇埋了。可不料，到次日清晨，我刚一踏出房门口，就又看到那条蛇竟然再度出现在被埋的洞口，能不把我吓得半死吗？还幸好，那蛇因受伤过重，所以尽管被埋后仍拼命挣扎出洞口，但最后还是死了。事后，我总是想，要不是早发现，如果那蛇一旦游到我床上来，不吓死我才怪呢！真后怕啊！

　　六、经济困难期的到来

　　下海南不久，国家因天灾人祸，经受经济困难。我们从原来富足的食物配给，突然降为每人每月19斤粮食、4两油，其他就什麽也没有了。当时，大伙都在食堂用餐，食堂为了替大家把握好粮食供给，以免不到月底就把19斤粮食定量吃光的现象发生，便将每人每月的19斤粮票分2～3次发放。每餐饭都是准确定量了的一碗蒸饭；那菜就说不准了，时不时要挖野菜，或甚至就只用盐巴送饭。的确饿啊！忘记了过了多久，大家突然意识到，宝岛新村有的是土地，气候又好，不应该挨饿，必须自力更生。记得是橡胶系副主任刘松泉先生带领大家开地种番薯，数月后，收获了，那真高兴呀，大伙吃番薯都吃得饱饱的了。所以，我们真正挨饿的时间并不算太长。记得随后从外地分配到我院的新老师，虽然生活条件够艰苦的，但都还比较安心，因为有番薯吃，起码不挨饿。

　　经历了这段经济困难期，对我们这辈人来讲，是个了不起的锻炼。我们从中知道了什麽叫“饿”，以及如何自力更生、克服困难，更领悟到了应该怎样做才算是真正的人。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8:57:43

　　编者按：这里选登我院校刘乃见教授的2篇回忆录。刘老今年已89岁高龄，1953年3月，他响应党的号召，自愿报名支边，经组织批准，分配到当时尚在筹建中的华南热带林业科学研究所（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前身）搞科研工作。在两院老一辈创业者中，他是最早投身于发展新中国天然橡胶事业的元老之一，也是新中国早期橡胶育种事业开创者之一。2006年2月22日，当我打电话给他，说明全国政协“天然橡胶事业”选题征稿宗旨，并向他约稿时，他即欣然应约，并于3月2日就给我寄来了他的第一篇稿，而后相隔不久，又寄来了第二篇稿。由此可见，刘老虽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但对于祖国橡胶事业发展的历史责任感却丝毫不减当年，而是更加强烈了。确实令人敬佩！

　　他的回忆录，以自已的橡胶育种历程，具体地反映了我国橡胶育种事业曲折发展的历史片断和鲜为人知的细节，并以自已亲身经历的往事，记叙和描述了我们敬爱的老院长何康同志心系两院，雷厉风行、艰苦深入地抓基地建设，抓科研与生产两部门协调，重视队伍建设等方面的感人事迹，因而具有很强的史料性、思想性和可读性。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他在回忆自已橡胶育种历程时，不但记述自已的科研与教书生涯，而且说明了当时研究所用米丘林“获得性遗传”与“无性杂种”这两个错误观点指导橡胶育种工作，走了一段弯路的历史情况，并对自已的失误也作了严肃认真的自我批评。我认为：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这不但不会损害刘老的名誉和威信，反而让人觉得他勇于正视历史教训、敢于负责、敢说真话的品德是很高尚的。（杨振堂）

　　何康院长关心两院热作科教事业二三事

　　刘　乃　见

　　1958年迁所建院后，何康院长心系两院科教事业发展，工作千头万绪，更加日夜操劳了。我所亲身经历的有三件事。

　　一、为扩大基地而上下奔波

　　1958年，我们研究所最初下迁海南的立足点是那大联昌试验站；那里，四周多是些老胶园，科研所需的大片的试验地到哪里去找呢？这是搞橡胶热带作物研究必须尽快解决的基本条件问题。有一天，何康所长站在马佬山上环顾四周，突然，眼前一亮，惊喜地发现西庆农场有一大片新开的胶园--这正是搞科研理想的试验地啊！于是，为了搞到这片地，何所长便由上而下地先跑海南农垦局，而后跑西庆农场，接下来又跑那片新胶园所属的生产队……一直跑到完成了那片胶园土地划拨给我们研究所的手续；然而，此时，他并没有停歇下来，而是又骑着单车带领我们橡胶科研人员去跑那片已划归我们的新胶园林段，让我们在实地边看边提出有关要求……最后，何所长在认真听取我们意见的基础上，向金灼修队长布置的第一个任务是：在一年内补齐新胶园里所有的缺株。这样，次年我们就可以在这片土地上，用大田芽接的方式，布置千亩以上的无性系初级试比区和百亩以上的肥料试验，从而告别了在广州时的那种盆栽试验方式，实现了我们多年的大田试验梦想。何所长办事雷厉风行抓紧落实的作风使我们深受感动。

　　二、为实现科研与生产两部门的和谐关系而广结良缘

　　1976年前后，粤西地区频遭风、寒害的袭击，为了研究抗风寒害的技术措施，两院科研人员到各农场去调查、作试验的次数就多了；然而，粤西农垦局科研处长对此却有些反感，他放风说：“这些工作我们自己都会做，他们是抢我们的成果来了。”一时间，双方出现了顶牛的气氛，引起何康院长的关注。而恰在此时，粤西局又通知两院：粤西局将派生产处长鄢厚田带领一批老场长在当地互访后来两院参观。--这是化解矛盾的良机。何院长因为我与鄢处长较熟，便派我前往参加了他们粤西局组织的那次互访活动，以便熟悉他们的人员组成和活动情况。我在他们互访活动将要结束而动身来海南之前就赶回院里向何院长作了情况汇报……何院长在听完我的汇报之后，意味深长地对秘书说：“这就是政治。你们的接待工作也好做了。”事后回想起来，深感到何院长为了协调生产与科研两个部门的关系，真是用心良苦啊！

　　三、为充实两院科教队伍而开一路绿灯

　　1984年，为挑选各农业院校的应届毕业生来充实院科教队伍，两院派人事处长杨学功、热作系书记梁炳鸿和我三人持报告去农业部找何康部长。何部长在我们的报告上批给有关司局的批示成了“一路绿灯”，这就使我们去见这些司局长时，他们能把各院校应届毕业生的名册交给我们，让我们尽量在上面圈圈点点，并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一定作好动员说服工作。”于是，我们就大胆地一口气在毕业生名册上圈点要了30多人。后来，尽管终于因为我院地处偏远农村，条件较艰苦，而一个应届毕业生也没有要到，但到部里时得到何部长的亲切关怀，使我们感到是像是到了家一样的温暖，至今难以忘怀。

　　我的橡胶育种历程

　　刘　乃　见

　　我出身地主家庭，1951年经乡、区人民政府介绍，在家乡湖北松兹县人民政府入伍。在火热的阶级斗争中，参加土改工作近3年，眼见全国农民得到解放，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村里的田埂上都插上了写着自己名字的木牌。在这山笑、水笑、人欢笑的新时代，我又被县里选送到湖北省党校技术归队人员学习班学习了3个月。学习中，听到、读到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我仿佛听到了工厂的机器声，看到了穿梭在田野间的拖拉机和收获机。我深受这种宏伟经济建设目标的感染，响应党的号召，自愿报名支边，准备投身到新中国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大潮中，洗刷自己的阶级烙印，报效祖国。就这样，1953年3月，我被分配到华南热带林业科学研究所（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前身）栽培部第五室从事橡胶育种工作，直到退休，这一干就近40年。

　　育种工作的理论基础是遗传学。在湖北农学院读书时，我学习过经典遗传学，并接受过康乃尔烟草育种博士管泽良对经典遗传学的讲授。1946年我的毕业论文是《武汉市郊桃树品种的改良》。后来在湖南华中区农业推广繁殖站做过2年优良稻种的繁殖推广工作，可说对经典遗传学并不陌生。那时，在研究所从事橡胶育种科研，我本应在党的领导下，通过踏实工作，较好地完成任务。可是事与愿违，当时的华南热带林业研究所所长是乐天宇、栽培部第五室主任是徐纬英、育种课题组组长是刘松泉，在苏联专家叶尔玛珂夫的统领下，全是清一色的米丘林学派。于是，我--接受过经典遗传学教育的人--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进行学术上的思想改造。当时刘松泉刚从米丘林学习班回来，他带回的几本厚厚的讲义成了我的必修课。此前，我并不了解米丘林。这些讲义并未系统介绍米丘林遗传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而其字里行间却都贴满了政治标签，真使我望而生畏！在工作上我只有跟着干、顺着走，唯恐失去顶头上司们对我的信任，落个不听党的话、走资产阶级道路的罪名。后来，在自学《米丘林全集》过程中，我才逐步认识到真实的米丘林。

　　米丘林是一个伟大的植物育种学家。他在50年的工作中，从地球各个角落收集到上千个植物原始类型的种质，并从中选育出300多个果树、浆果、经济作物和瓜类新品种用于生产。因此，受到列宁、斯大林的嘉奖。他本人在最高荣誉面前并没有驾凌一切之上，所有关于他和他的工作的政治标签，都是他的后继者们强加给他的。但是，他在遗传理论上也确有2个错误观点：一是他以甜樱桃与酸樱桃间杂种育成的“北方佳人”酸樱桃的实生苗为例，在40多年多次种植中，从没有一个植株保留着纯种甜樱桃的特有性状。他认为，这是因为没有提供与纯种甜樱桃完全相同的外界因子的联合，使酸樱桃随着外界因子的变化而获得了新的性状。由于这种“ 获得性” 是遗传的，（遗传学认为，动植物个体，在生活过程中，为了适应外界条件所发生的定向变异，叫做获得性状，一般简称获得性。对获得性的遗传问题，生物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拉马克学派、米丘林学派承认获得性的遗传，而魏斯曼学派、孟德尔摩尔根学派则否认获得性的遗传。学术上的这种意见分歧，是科学发展过程中常见的现象，孰是孰非，应通过自由的科学讨论--“百家争鸣”--来解决。--编者注。）所以它们就成为新品种而未出现原始杂交亲本的性状，更无从说杂种（F1）表现形的分离是呈3∶1比例的。因而，他否定了孟德尔通过豌豆试验而得出的一对质量性状的遗传规律。其实，这只是由于种间杂种是多对基因的组合，其实生后代的性状分离是广谱的，这就为连续选择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而已。二是他把一年生安托诺夫卡苹果的杂种实生苗接在梨树的树冠上，从接穗上结出了形状、颜色、味道与香味和梨相似的梨苹果。然后，他把这个嫁接枝接在苹果的树冠上，所结出的果实，除保留芳香相同之外，梨的形状就完全消失了。他认为，这就是“无性杂种”。其实，这两次嫁接都是把个体发育阶段最幼的杂种实生苗，接在个体发育阶段最老的树冠上，两次嫁接都分别加强了砧木对接穗的影响。因此，两次嫁接的接穗所结果实都表现为比较强化砧木的特性。可悲的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的顶头上司们正是由于用米丘林“获得性遗传”与“无性杂种”这两个错误观点来指导橡胶育种工作，因而导致研究所橡胶育种研究走了一段弯路。我的工作先后经历了3个阶段。

　　一、在错误思想指导下，贻误生产的十年（1953-

　　当时，选育橡胶高产新品种的具体作法是，在每株高产母树四周选生长正常的10株树作为比较树，以比较树的平均产量为100 %，凡母树的产量达到500 %以上时，就入选这株母树为高产优良母树；认为在没经过选优人工杂交的实生树群体中，出现这样的个体是它在个体发育中形成的“获得性”，是能够遗传的，因而取它树冠上的芽接在1～2龄的实生苗上，不会出现无性杂交而降低其产量。用这种未选实生树的初生代无性系来建立胶园，其平均产量会高于未选实生树。恰好，当时广东农垦的总工程师是徐广泽，是马来西亚归侨，他主张引进东南亚各国早已育成的高产无性系，经试种后推广到生产。这就与研究所诸公形成了对立面，徐广泽及持相同观点的育种站技术员被指斥为“摩派” 。徐纬英还在所内会议上颇有感慨地说：“徐广泽这样的人还怎么让他来当权？” 于是，我就成为应声虫，在研究与生产的联席会议上，提到双方应该合作时，我马上表态：“我们搞育种的只有斗争，没有合作。” 这就大伤了一些人的感情，造成生产部门对研究所封锁、排斥的局面。这场风波是我的会上发言所引起的。直到1962年5月，农垦部刘型副部长来湛江主持全国第一次橡胶育种会议时，我才在会上当面向徐广泽道歉，承认我是无知的。这场风波才得以平息。但生产上用未经选择的实生树初生代无性系建立的第一代胶园，我院校试验农场二队、三队上千亩的系比区都极低产，这都是贻误生产的罪证，不是说声道歉所能挽回的。

　　要说这十年对生产有所贡献，是我多年翻山越岭中进行母树鉴定时，亲身体验到：胶园内甚至同一林段内小地形、小气候的变化，对胶树生长与产胶的影响是很大的。在1973年向生产推广的《宜林地内生态类型小区的划分技术》，为因地、因种制宜，扬长避短，对口配置品种，从而能大量减轻风、寒害损失，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思想转型、总结经验教训的十年（1963-1972）

　　1962年，叶尔玛珂夫回国了，乐天宇、徐纬英早回了北京，刘松泉转作阶段发育理论中的幼态无性系研究，研究所和生产部门都失去了“指挥棒”，自然而然的产生总结前十年经验教训的要求。于是由广东农垦罗耘夫副厅长和所属的科研处谢处长牵头并坐镇联昌试验站，开办广东省各育种站技术人员的讲习班。班上，我介绍了经典遗传学的理论要点。大家共同认识到，前段工作只对优良母树的低割线产量作长期鉴定，是带有局限性的。

　　讲习班结束后，广东农垦各育种站对优良母树进行分段割胶，得知树干的高度越上升，产量越下降。另据技工郑玉生反映：“在分枝上割胶，有的多胶，有的少胶。”我也在联昌对优良母树进行分枝割胶，从而确知同一株母树各个分枝的产量是有很大差异的。

　　于是，我把已从高产分枝上取芽条建立的无性系进行割胶，将二者作了亲子间的相关分析，结果是呈 0.75的显着相关。所以，我在1963年提交的研究报告《橡胶初生代无性系亲本母树产胶鉴定新方法的研究》中提出：“在实生母树低割线高产的基础上，其无性系的产量是取决于取芽部位产胶能力的。”这个结论，在今后对杂交而来的实生母树的选择，也是具有实践意义的。

　　三、重新学习，收获与遗憾并存的十八年（1973-1991）

　　为继续研究橡胶树产胶量这个连续变异量的遗传规律，只有把它纳入数量遗传学的范畴上来。这时，两院要设硕士点，我是导师之一，因此，我又要重新学习。

　　首先是国外有关文献的收集和总结。我与研究院多位同志合作翻译了有关论文10篇，由两院科技情报所汇编为《巴西橡胶树数量遗传研究论文集》，于1980年9月出版。但其中只能作出要凭配合力来选择杂交亲本的结论。于是，我对研究较多的马来西亚论文作了综述，题为《对马来西亚巴西橡胶树数量遗传研究的综述》，发表在《热带作物学报》1980年9月1卷1期。其内容为：（一）各篇论文的特点；（二）已有的研究成果；（三）从材料和方法上看，我认为他们的试验存在有4个不足：A.亲本的亲缘关系混乱；B.小区株数过少；C.田间设计未避开生长竞争；D.同一试区的苗龄不一。我在该文中提出的对策是：A.亲本间无相同的血缘；B.小区定植30株，4次重复；C. 行距8米，以行为小区；D.苗龄要相同。

　　在试验基地的准备中，我选用8个次生代以上的无性系作为亲本。其中：3个在以往杂交中具有较强的一般配合力，作为母本；另外5个来自东南亚5个植胶国家，作为父本；它们代表了魏克汉种群中互无亲缘关系的随机样本。组成3×5的半双列杂交。共有15个有性系，作为试验材料。既能测知8个亲本的一般配合力，又可测知15个有性系的特殊配合力。

　　这个计划从1975年开始，花在研究各个亲本的花期和雌、雄蕊的发育情况上，去了2年；在两院内人工杂交，因连续寒害而失败，又去了2年；1979年到保亭育种站杂交才取到杂交种子，用这些种子在院校试验农场二队布置4次重复的苗圃试验。在苗圃经过3年产量预测。1983年用高截干按苗圃的设计定植到大田。接着把苗圃测得的资料算出每株苗的选择指数，用独立选择、串选、综合选择等方法选出优良单株。从选出单株的高截干上取芽芽接成次生代无性系，经芽接、补接才得到成套的芽接桩，于1986年定植在次生代无性系系比区，先后历时共12年。

　　这个次生代无性系系比区的试验设计为4次重复，每小区5株，8米行距为小区界。估计到1995年可正式测产。

　　然而，谁知道：我1988年退休来湛江，试验由区靖祥接管；区又于1992年调往华南农大，试验由郑成木代管；不久郑成木病故，于是，这项经过10多年才布置完整的试验就此夭折了。真是令人深感遗憾！

　　好在1989年我与区靖祥合作的《An Improved Breeding System of Hevea Brasiliensis》于1990年CIRRDB昆明年会上宣读，获得一致好评，并列为此次会刊的第一篇论文于伦敦发表，算是给它留了个纪念。

　　此外，为配合学院的教材建设，我与梁茂寰合译了国外文献《数量遗传分析的生物统计方法》；我还编写了《植物数量遗传学》，主编了《热带作物育种学》以及编写了《中国热带作物栽培学》第八章橡胶树的选育种等教材，算是收获吧。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8:58:57

　　编者按：现选登庞廷祥研究员撰写的《南亚热作所科研工作的回顾》（下称《回顾》）一文第一部分，即橡胶树抗寒高产优质新品种选育研究。

　　低温寒害和风害问题，在巴西橡胶原产地亚马逊河流域、巴西橡胶盛产地东南亚各国以及其他赤道附近的重要植胶国，是根本不存在的；然而，在中国热带北缘非传统植胶区，它却是发展天然橡胶生产的严重的挑战和威胁之一。因此，在我国，要大面积种植和发展橡胶，就必须开展以抗灾为重点的橡胶树北移种植技术研发，抗性育种是其核心，选育橡胶树抗寒品种是选育种工作的重要任务。

　　1954年，我国抗寒品种选育推广工作开展之前，彭光钦、曾友梅主持、组织一批专业人员开始了抗寒害的防护栽培和低温生理措施研究。1957年3月，正式成立广州橡胶树北移工作组。1964年广州橡胶北移组并入粤西试验站（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的前身），此后，橡胶树北移栽培任务由粤西站承担。橡胶树北移栽培必须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工作。橡胶树北移课题工作，是以选育抗寒高产的橡胶树品种的试验为中心，同时还要开展各种农业的防寒害、风害，丰产措施研究，以及进行选择宜林地避免寒潮台风危害等方面的试验。

　　庞廷祥研究员今年已84岁高龄；自1953年3月调到华南热带林业科学研究所后，长期从事橡胶抗寒选育种和橡胶树抗寒品系大面积推广工作，于1957至1987年任粤西站副站长，分管和主持该站科研课题工作，成就显着，是国家发明一等奖项目《橡胶树在北纬18-24度大面积种植技术》的主要完成人之一；2006年4月间，当我向他约稿时，他心情激动，当即表示拟对该站科研课题任务执行进展情况作回忆记述。因此，如果他的回忆录撰写工作进展顺利，以后还可选登其他各后续部分。

　　庞廷祥研究员的《回顾》一文的第一部分，叙述了粤西站体制沿革、任务，并对选育橡胶树抗寒高产优质新品种的试验研究过程始末作了有深度的记叙和描述。阅读《回顾》一文各部分时，我们应注意学习和了解老一辈专家如何紧密结合我国气候环境特点和生产实际问题，研究出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的橡胶树北移栽培技术，从而继承和发扬他们的科学精神，并推进创新科学技术。（杨振堂）

　　南亚热作所科研工作的回顾

　　庞廷祥

　　1927年，高州农校前校长从马来西亚引回橡胶树种子，分别试种于高州西岸村的池塘边和高州县公馆镇（现在的茂名市），成活的橡胶树还保留至1950 年。随后，徐闻县附城西埚村华侨从泰国引回橡胶树种子种植，建立了西埚胶园；徐闻县城人氏从海南引回种子种植，建立了城南胶园；此前，有海南人氏从海南带来橡胶树种子，在徐闻后塘坑仔村建立了庙前、庙后三满堂和深井胶园。因国民党统治时期治安混乱，胶园主被迫放弃了胶园管理。1950年美国发动了侵朝战争，帝国主义对我国严密封锁、禁运橡胶。橡胶是国防和工农业发展的重要物资。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禁运，党中央决定大力发展橡胶事业。在开荒种胶时，人们才发现坑仔村早已建立了胶园。1951年，时任华南垦殖总局局长的叶剑英元帅亲临粤西地区考察，他看了徐闻西埚胶园已经投产的情况，结合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从战略上考虑，曾提出我国植胶生产方针应“先大陆，后海南”的设想。

　　1953年，华南热作所徐闻试验站（即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的前身）由粤西农垦局负责筹建。为此，局里派我跟随恩师何敬真教授去徐闻考察胶园。不久，华南垦殖总局决定，把徐闻县已有的老胶园划归徐闻试验站作试验基地。

　　徐闻试验站，是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设在粤西地区的区域性试验站，地处粤西垦区南方。因生产基地偏远，为了加强地方党委对试验站的领导，创建更为理想的试验基地，使科研工作面向全区，更好地为生产服务，1957年春，经中央农垦部批准，把徐闻试验站改名为“粤西试验站”，由徐闻县坑仔迁至湛江市郊区湖光农场场部，并把湖光农场属下的第二生产队划为粤西试验站的试验基地。原来徐闻试验站在徐闻县的试验基地和试验室、住宅设施划归粤西农垦局徐闻育种站。湖光农场场部迁至麻章区志满圩。我于1957年初奉命调粤西试验站工作。

　　迁站之后，何康所长明确指示：“粤西垦区风、寒灾害频率高，北部丘陵地土壤肥力低，是发展橡胶生产的三大不利因素，一定要认真研究解决；新试验基地要抓紧环境改造，要先改良后利用。”根据何康所长以上指示，我们继续进行已布置的肥料试验、防护林树种和防护效应试验；对经1954／1955年冬期强辐射低温寒害考验，由各农场群众初选出的抗寒植株进行了复查，从中选出抗寒高产植株。与此同时，我们连续5年进行防护林增植，共60多万株，连同湖光农场种植的62万株，在新基地构建成了完整的防护林网；此外，结合香茅生产进行地力均匀工作，为新的科学试验创造条件。

　　1961年7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制定的《关于自然科学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简称“ 科学14条” ），经中共中央批准，作为草案在全国试行，号召科技人员深入实际创建样板，促进生产发展。1962 年，中央农垦部刘型副部长在湛江海滨宾馆主持全国第一次橡胶树育种工作会议。根据这次会议精神，1963年中央农垦部下达文件指示：由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会同各省（区）农垦局，选择垦区不同环境类型的20个农场，对已引进的20多个国外橡胶品种进行适应性试验。粤西试验站是粤西垦区试种点之一。随后，何康所长更具体指示：粤西试验站以橡胶科研为主，橡胶科研力量要占70 %,橡胶树抗寒高产优质新品种选育是重中之重，希望你们能选育一个树干粗大、树冠小的既抗寒又抗风的新品种来。其余30 %的科技力量放在当前生产上急待解决的课题和热带作物引种试种，为热带作物发展创造条件。1964年，何康所长又宣布：将广州橡胶北移组并入粤西试验站，橡胶北移栽培研究任务由粤西站承担。下面对全站课题研究工作进展情况作一概述。

　　l. 橡胶树抗寒高产优质新品种选育研究

　　（1）从抗寒中选高产，还是从高产中选抗寒？

　　1954／1955年冬期，华南植胶区遭受百年一遇的强辐射低温寒害--粤西垦区橡胶幼树74.9 ％植株的地面部分被冻枯，而后复生；海南岛西北部橡胶幼树寒害也达2～3级；联昌、侨植老胶园大树寒害达1.2级。粤西垦区农场通过群众选种，共选出抗寒植株2万多株。但在我们随后的复查中，发现一个令人迷惑不解的问题是，在当年表现抗寒性很好的植株，在1955/1957年轻寒年，其寒害反而加重了，特别是低洼地的抗寒植株表现更突出。后来经过再次深入调查访问和分析，发现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①实际上，由于辐射低温造成在低洼地冷空气沉积，橡胶树寒害多表现为根茎部“ 烂脚” ；但当时调查人只看到树冠青枝绿叶，而未发现根茎“ 烂脚”的寒害症状，造成误判。②田管工人对抗寒植株施肥过量，导致植株生长旺盛而抗寒性下降。因此，我们只能从环境条件恶劣的幸存者中选择抗寒实生植株。结果选出0～l级寒害树121株。1959-1961年，繁殖其无性后代，并在广西东方农场马屋垌进行苗圃鉴定。结果是这些抗寒实生植株的后代，只有新华3号抗寒性最强。但它的抗寒性，与从高产实生母树选出的初生代无性系南强1-97相比，却相差甚远，因而被淘汰了。这一事实说明，要从这些抗寒实生植株中，选择出抗寒性强的无性系，无异是“ 海底捞针” ，况且其产量还是一个未知数。因此，我们立即改变策略，最早把抗寒性的鉴定放在从高产实生树的初生代无性系上，这样可能有利于选择抗寒高产品种。

　　（2）坚决突破抗寒性鉴定关

　　我们深刻体会到，没有掌握准确鉴定抗寒性的方法，就不可能在短期内选育出既抗寒又高产的新品种。试验结果表明，前哨苗圃系比是一种直接鉴定的好方法。但由于同一地区的气候年际之间差异很小，等待自然低温考验可能连续几年甚至更长时间没有强低温；而一旦遭遇强度过大的低温，参试品系将全部毁灭，则看不到试验结果。为了变被动为主动，我们决定把一点前哨系比试验扩大为不同地理梯度的多点前哨系比试验--选择重寒害区（广西东方农场安石队）、中寒害区（合浦县滨海农场）、轻寒害区（粤西试验站49号林段）3个代表点，用空间气候差异替代时间气候差异，这样，每年都可以获得较理想的鉴定结果。

　　在开展前哨不同梯度苗圃系比同时，我们也开展抗寒生理指标的测定，将测定试验结果作为鉴定抗寒品种的参考。生理指标测定的项目有：细胞汁浓度、芽条淀粉含量、同功酶、电阻、电导率等，统计分析这些生理指标与低温寒害的关系。虽然也获得一些进展，但影响这些指标的因素很多，也很不稳定。

　　此外，我们同时开展了人工模拟低温鉴定的探讨。针对粤西地区每年冬期出现辐射低温、平流低温或是平流辐射低温相互交替出现，设备从最初的低温冰箱发展到低温试验室，试验材料由小至大甚至连盆植株。辐射低温是晴空万里，昼夜温差很大，晚上漫射光较强，相对湿度较低；而平流低温则是阴雨连绵，晚上暗淡无光，相对湿度较大。因而对光强度、湿度的变化，降温形式，低温持续时间，采样方法和冷冻后的处理等，都逐一地进行系统比较，尽力避免试验带来较大的误差。最后我们确定，采用芽条采样，芽条在低温试验室进行混合型变温的鉴定，并将芽条冷冻后在大棚下将其插水观察寒害表现。这样所得的结果与前哨苗圃鉴定的结果基本一致。3年4组的相关系数r = O.59，达到极显着相关。

　　不同梯度前哨苗圃系比鉴定、生理指标鉴定和人工模拟低温鉴定三者相互配合，形成常规鉴定程序（参见下图），选择抗寒性强的品系，淘汰抗寒性弱的品系，提高鉴定的可靠性，从而促进了对橡胶树抗寒高产新品种选育工作开展，先后选出了大规模推广级的GT1和中规模推广级的IAN873等优良无性系。

　　芽条采样苗圃 -→ 生理指标鉴定

　　↙ ↘

　　前哨梯度苗圃鉴定人工模拟低温鉴定

　　（3）坚持常规育种的技术路线

　　橡胶树是典型的热带雨林树种，高温高湿是它系统发育环境条件。从种性规范上看，它的抗寒性基因的范围不会很大，要从原始材料中选出抗寒性很强、产量很高的品种是不现实的。但我们在实践中看到，品系间抗寒性有明显的差异，若是通过亲本选择利用它有限的抗寒性和杂种优势，使其后代逐步提高抗寒性和产量是可能的。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初至六60年代初，我们利用未知其抗寒性的实生母树与高产无性系杂交，其后代抗寒性没有提高。到60年代末，我们的抗寒鉴定工作有了较大的进展，我们把能收集到的国内、外高产无性系，对其抗寒性进行系统鉴定，选择抗寒性较强、产量中等的合口3-11与抗寒性强的天任31-45杂交，在它们的杂交有性后代经受了1966／1967年冬期强辐射低温考验后，从中选出湛试93-114和93-11O等，1967年春暖后这些新品种繁殖的无性系，当年参加东方农场抗比试验，在1967／1968年冬期连续28天强平流低温考验中，它们都是同试区中的佼佼者，湛试93-114的抗寒性最强。经历连续两年的寒害后，不少农场对橡胶抗寒品系都十分重视，主动前来引种。不到1O年时间，不同寒害区共20个农场获得了湛试93-114的适应性和产量数据。据广东、广西、云南（文山地区）、福建等省（区）不完全统计，湛试93-114种植面积已达15万亩以上，而且主要是重寒区农场。幼龄树在离地100厘米的树围达50厘米时，在离地100厘米处开割，第五割年平均亩产约70～80公斤，它的抗寒性、产量已达超亲水平。在重寒害区农场，93-114成为当家橡胶品种。它的单株产量虽然未尽满人意，但它的抗寒、抗风性强，速生，保存率高，能耐轻度刺激。只要坚持合理割制，抚管措施到位，它仍有增产潜力。更可喜的是，它的胶乳机械稳定性和生胶性能良好，这些优良性状是不可忽视的，是良种繁育所企盼的，实际上起生产性样板作用。因此，印度橡胶考察团来我们院校考察橡胶树抗寒栽培时，黄宗道院校长首次向外宾推介93-114，提供交流。

　　我们的工作获得了一些进展，各级领导给了我们很多的奖励和支持。《湛试93-114的选出和大规模级推广》于1980年荣获农垦部科技成果一等奖；随后《人工模拟低温鉴定橡胶树抗寒性成功》荣获湛江市科技进步三等奖。1987年11月，湛江召开全国第三次橡胶树育种工作会议，广东农垦总局陈枫副局长在小组会上说：“湛试93-114的选出，巩固了北部重寒区的橡胶农场，粤西试验站立了大功。"此后，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和各省（区）科研生产单位协作，开展了《橡胶树优良无性系引种、选育与大面积推广应用》课题研究，取得优异成绩，荣获科技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4）难得的曙光

　　上级领导的奖励和支持，我们十分感激。其实，我们只是做了一些应做的工作，这远未达到党和政府对发展橡胶的期望。我们应该团结战斗，力争在较短时期内选育出比湛试93-114更抗风、寒，更高产、优质的新品种，为祖国橡胶生产做出新贡献。为此，我们先后在站的基地和不同类型区11个农场（新时代、胜利、三叶、新华、团结、火星、红锋、曙光、奋勇、五一农场和吴川浅水林场）布置多个品系生产性试验。每年的风、寒害调查和人工授粉工作十分忙碌，站里唯一的即将报废的苏制吉普车经常是昼夜不停地运转，同志们长期蹲点，坚守阵地连节假日也不休息。湛试327，就是在这种工作状况下，利用湛试93-114×PRl07杂交取得的有性后代（湛试93-114抗寒、抗风性强，产量中等，胶乳机稳性和生胶性能良好；PRl07高产、抗风性良好，抗寒性中等，胶乳机稳性和生胶性能差）。它于1974年在站基地建初级系比（属重风中寒区），其经1975／1976年冬期低温考验和人工模拟低温鉴定，抗寒性表现接近母本湛试93一114；在广西合浦前卫农场和广东东升农场（属轻风重寒区）经历5次强寒潮检验，表现抗寒性强，寒害比对照品系GT1轻1级以上，接近93-114水平。1980年，湛试327初级系比正式割胶，1～7割年产量为对照种GTl的143.4％，第6割年株产干胶4.7公斤，干胶含量平均为36.9％，产量接近父本PRl07水平，副性状良好。湛试327是一个抗寒性较好，而且有产量潜力的优良有性系。

　　我们考虑：优良有性系具有抗逆性强、经济寿命长、成本低等优点，经过苗期产量预测，淘汰部分低产植株，有计划地在第二代胶园种植，这是有前途的举措。因而，1983年扩大湛试93-114×PRl07人工授粉，于1984年在站的基地建高级系比试验和生产性示范区，并把种子分送东升、五一、奋勇、黎明、前卫等农场扩大生产性试种；同时建立可供采种的种子园10亩。

　　在抓湛试327有性系的同时，我们于1978年从湛试327有性系群体中选出抗寒性强的植株，当年繁殖湛试327-13，于1979／1982年在广西东方农场、广东云浮县林科所和新兴县建苗圃系比和大田初级系比试验，3个前哨点共建5个苗圃抗寒系比试验。1980-1984年共取得8份寒害材料，湛试327-13寒害平均2.1级，而4～6级寒害仅占16％，对照GTl寒害平均3.58级。从产量看，1～3割年湛试327-13平均年株产干胶1.53公斤（15.75克／株次），干胶含量31.3％，而对照种GTl平均年株产干胶O.89公斤，干胶含量26.2％。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湛试93-114×PRl07组合后代的产量和抗性优势互补已露端倪。由于试验经费尚未能解决，因而对它的胶乳机械稳定性和生胶性能尚未测定。如若机稳性和生胶性能良好，则是值得高兴的一件大喜事。但是，我们却没有也不可能料到，l996年9月9日，湛江市自19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台风9615号，在吴川市吴阳至湛江市郊乾塘一带登陆，最大风力17级（57.0米／秒），正面袭击，给我们试验基地造成最严重的破坏，这是令人十分痛心的事，但是对科技工作者却又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因为自然灾害总是会有的，只是灾情轻重的区别。像这样百年不遇的重灾害实属少见，科技工作者有责任及时进行调查，记录难得的资料，并想方设法把灾害降至最低点。此外，还要观察灾后经过处理的橡胶品系恢复生长的情况，并采取必要的防虫、防病、防寒等保护措施，为正确评价这些品系的使用提供依据。但是，当时所里有的领导人在灾害面前却无所作为，竟下令：“砍伐、挖光，改搞园艺！”也有人说什么“搞橡胶本来就是错误的”。他们对党中央大力发展橡胶事业的战略决策，竟然置若罔闻；对正在进行的选育抗风寒高产优质橡胶新品种试验，竟然制止；对农垦三代人在党中央领导下，在热带北缘大面积植胶成功的伟大创举，竟然一口否定；对当时在场劝说的院校长也不屑一顾……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改变我们的橡胶科研方向。在他们操纵下，把站基地的橡胶试验全部砍掉了，最后把橡胶育种课题也砍掉了，并断绝了试验经费来源。他们这样做，既是一个认识问题，也是态度问题，但是我们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我们的损失太惨重了！所幸的是，我们当年布置试验时，在不同环境类型区，也同样布置了生产性试验，这些试验得到了所在农场的大力支持，也还有一些热爱橡胶事业的老年专家继续进行调查和指导工作。所幸的是，近两年新的院校书记、院校长上任后，在财力和精神方面，还给予我们的试验研究很大的支持和鼓励。刘康德书记说得好：“我们院校是靠橡胶科学起家、橡胶发家的，要把橡胶科学事业做强、做大。”因此，我们今天还能把湛试327和湛试327-13等有希望的品种保留下来，并取得一些可喜的科学数据--这实在是来之不易啊！

　　（5）橡胶树幼态理论值得重视

　　林学研究中关于幼态理论早就被确认，并在桉树繁殖技术上得到了特别广泛应用，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橡胶树幼态理论最早是麦克英哚提出的。刘松泉老先生是我们热作院校最早接受该理论的橡胶育种专家，他在院校多次会议上介绍了该理论，同时也开展了一些基础性试验；但是遭受到一些反对者的非议和冷遇。我们在思想上对橡胶树幼态的理论是认同的，并且也做了一些试验；但在应用上却以“ 两合树”命题，这样与过去“老态芽接树”混淆不清。实际上，生产上“两合树”具体操作与“老态芽接树”不同，目的与结果也不同。幼态利用试验是以优良有性系为砧木，在离地85厘米处嫁接老态无性系，保留85厘米幼态的茎干，结果幼态茎干象脚效应十分明显，像粗大的树干。布置在雷州市奋勇华侨农场的试验，2002年科罗旺台风常风10～11级，阵风12级以上；结果是，胶树4～6级风害减轻。另一试验，是利用老态芽嫁接在幼态的根或茎干上，培养复壮幼态植株；结果是，不但后代橡胶树形态上与幼态一致，其产量也明显高于对照的老态植株。这些事实说明，幼态的理论是正确的，也是可以利用的。故建议，由橡胶所牵头，对橡胶所和南亚所两单位过去所做的有关试验，进行调查总结，提出橡胶树幼态利用研究计划，报请院校和上级部门审批执行，以使幼态利用技术更加成熟地早日应用于生产。

　　2006年6月13日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8:59:26

　　编者按：现选登黎沛森研究员的《从事天然橡胶加工科教事业的忆述》（下称《忆述》）一文。黎沛森研究员今年已78岁高龄，在两院老一辈创业者中，也是最早参加两院热作科教工作的元老之一。1953年3月，他于中山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即被分配到当时尚在筹建中的华南热带林业科学研究所工作，至1997年正式退休，为天然橡胶加工事业前后整整奋斗了45个春秋，取得斐然成就。期间，1960至1964年前后4年负责主讲学院加工专业的橡胶加工工艺学课程。这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开设的新专业课程，黎沛森克服了饥饿、病痛，时间紧迫、没有成熟教材、甚至国内完全没有相关资料参考等一系列困难，闯过了最艰苦关头，终于按时编写出一套近30万字的《天然橡胶加工工艺学》讲义，另加实验讲义，满足了3个学期教学需求；他以异常辛勤的劳动，为院校培育首届，以及第二、三届橡胶加工专业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我编辑《忆述》一文时，最受感动的事迹。当然，黎沛森研究员，在长达40年的橡胶工艺研究和天然橡胶基础理论研究中也有许多突出的成果，如胶乳工艺方面的《二步浓缩法》，基础理论方面的《橡胶分子结构与性能关系》……《忆述》一文具体记叙和和描写了黎沛森研究员在科研与教学工作中的感人故事……读者能从中得到教益和启迪。（杨振堂）

　　从事天然橡胶加工科教工作的忆述

　　黎沛森

　　我从事天然橡胶产品加工科研教学工作40余年。对于往事，现主要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作忆述。

　　一、所院创建初期

　　1950年，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并对我国封锁、禁运天然橡胶。从战略上考虑，国家1951年10月成立了华南垦殖局，由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兼任局长，组织领导种植和发展天然橡胶；同时，决定成立热带林业科学研究所，该所由林业部领导，任命广东省副省长李嘉人兼任所长。1952年下半年筹建研究所，组织专业队伍，一是从全国各地抽调，二是从高等院校中分配有关专业毕业生。1953年3月，我毕业于中山大学化学系，是第一批分配到研究所工作的高等院校毕业生。同批12人中，有6名化学、6名化工毕业生。1954年，研究所成立时临时征用广州沙面解放前英国领事馆作为办公地，1955年迁到广州石牌建立了自己的办公楼。大概是参照马来西亚橡胶研究机构模式，组建2个部，即栽培部（包括5个研究室）和化工部（4个研究室--物理化学、胶乳工艺、机械物理、胶片工艺等）。当初，苏联派来一名专家古里帮助建所；他是莫斯科大学讲师，胶体化学专业，对天然橡胶没有太多认识，参加过二战，受过伤，1953年下半年返国。1954年苏联又派另一名农业方面的专家叶尔马科夫，也是讲师。他在1958年我所迁址海南前也回国了。

　　按上级关于研究所必须建在生产基地的精神，1958年迁所至海南儋县，后改制为研究院，并进行机构调整，以“系”标志专业类别，属栽培部的原来几个研究室改为橡胶栽培系、热带作物系、植保系；原化工部4个研究室合并为一个热带作物产品加工系。迁所与建院，同时进行，所院建在一起。当时开办的热带作物学院，其各个系相对应于研究院各系；分设本科班、进修班和工农班3类学制。本科班分热带作物、热作加工和热带农学3个专业，学制4年；进修班培养国营农场现职干部，学习时间1年，主要结合总结生产实践经验，提高农业科学理论水平；工农班培养工人、农民出身的学生，第一年以补习中学基础课为主，然后同本科班一样学习。本科班和工农班学生均把生产劳动作为重要一课，同时参加部分建院劳动。

　　领导体制历经多次变动：最初原属林业部，后改为由农垦部领导，之后先后改由农林部、农牧渔业部、农业部直属；20世纪90年代，两院升格为省部双重领导的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和华南热带农业大学。

　　二、天然橡胶加工工艺学教学与胶乳加工研究

　　（一）天然橡胶加工工艺学教学

　　学院新开办，一切从头开始，教师非常缺乏，而热带作物专业方面的教材则更缺乏。1960年，我从研究所抽调到学院加工系，接受了主讲三、四年级的“天然橡胶加工工艺学”专业课程的任务。这个专业课程，此前不仅在国内没有而且国外也没有正规高等学府开设过。因此，不像其他一些课程、特别是基础课程，一般有成熟教材可以借鉴或利用，而是必须结合实际自编教材。当时国内完全没有可作编教材参考的资料。因此，编写教材的内容来源，我只能是一方面凭在研究所工作时期累积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这只是一小部分；而另一方面，大部分则必须参考国外有关天然橡胶产品加工方面的资料。因此，编写这套教材任务是很艰巨的。此外，当时的时间也很紧迫--产品加工专业三年级下学期就要开课，允许我作准备的时间不到半年。当时正值大跃进时期，已经3年没有星期天休假了。1961年，学校执行劳逸结合方针，规定一周半天休息。然而，我却肩负重任--必须赶紧编写教材，分两步走：第一步，争取在不到半年时间，即开学前最少完成一半以上的任务；第二步，开学后，边上课边继续编写。因而连宝贵的一周半天休假，我也无福享受了。星期天都在翻资料，“爬格子”，毫不松懈，夜以继日，连续奋战……对于我那不能顾及的家庭、家人来说，我只有怀着抱歉的心情去面对。1960年，正是我国经济困难、粮食紧张时期，我和大家一样，每月19斤口粮，饥肠辘辘，饿得“脸带菜色”；我的心脏病不时发作……在这些艰苦和病痛中，我坚持挺住而过来了。有幸的是，我编写教材工作能够按计划顺利进展，完全满足了教学实践过程各阶段的需要，直至完成最后一章。就这样，经过一番苦干，我终于编写了一套《天然橡胶加工工艺学》讲义，接近30万字，另加实验教材，适用于3个学期的教学。这是我国关于天然橡胶产品加工的第一套系统的高等院校教材。

　　我前后从事教学工作4年多时间，对我个人工作史来说，虽只占小小一部分，但它却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这是一段最艰苦而又很有意义的历程。1960至1964年，加工专业培育了3届学生130多人，毕业生大部分分配到生产场担当骨干，其余，一部分留在学院当教师，一部分留在研究所补充新鲜血液。这正如许多人说我“桃李满天下”那样。

　　（二）胶乳工艺研究

　　1964年，学院暂时停办加工专业，我重新回到研究所担负课题研究任务。

　　我的研究首先是面向生产的。我在胶乳方面，系统地研究成功一系列新鲜胶乳保存方法、浓缩胶乳长期保存和低氨胶乳保存方法（低氨主要改善胶乳制品厂的工作卫生环境）。成果相继在生产上推广，使我国商品胶乳一直保持高质量水平。

　　在胶乳工艺方面，需要将鲜胶乳制成商品浓缩胶乳发售给制品厂。本所1954年开始是采用膏化方法浓缩，设备简单。随后，在海南西联场由本所派人指导建立第一间浓缩胶乳工厂。因为膏化胶乳存在后膏化和生产周期较长的弱点，以后大部分推行离心机浓缩方法，产品质量较好。当年我国没有离心机生产，全部依靠进口，价钱高。为此，我于1978年在湛江建设农场胶乳厂进行试验，创立了“二步浓缩法”--结合膏化和离心两种方法，即鲜胶乳先膏化排去一半乳清，然后进行离心；这就节省了一半时间，1台离心机相当于2台使用，解决了离心机不足的困难。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规模推行割胶使用刺激剂，大部分鲜胶乳浓度低，“二步浓缩法”既解决离心机不足的困难，又能提高离心效率，一举两得。

　　另方面，我在离心浓缩胶乳生产过程使用表面活性剂，使鲜胶乳粘度降低，使原来离心一班时间延长二三小时，直接提高了离心机生产效率。

　　天然橡胶生胶含有8 %左右的非橡胶成分。我带小组的同志成功地去除其中绝大部分非橡胶物质，而制出高纯度天然橡胶，适用于制造高绝缘橡胶制品，还可以作为人体某些器官代用品。由于纯化天然橡胶除去了蛋白质，就排除了异性蛋白排斥效应，因而纯化天然橡胶研究成果具有特殊应用价值。

　　三、天然橡胶基础理论研究

　　在基础理论这一领域，我投入了毕生较大的精力和较多的时间去从事研究。某学科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由于它不是解决某一技术问题，因而并不会立刻产生经济效益，然而却是代表了一个学科的科学水平，并长期影响和指导生产技术。因此，世界上的先进国家都是很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解放初期，我国天然橡胶基础理论研究几乎是空白的。至于国外，也只有马来西亚，由于有一个相当规模的研究院，在这方面比较重视，而且在指导生产上起到了显着作用；而印尼、斯里兰卡和泰国等产胶国在这方面却都很薄弱。

　　我国是解放后才开始大规模种植天然橡胶的（主要是巴西三叶橡胶），我们的主要目标是满足生产需要，无暇顾及基础性研究。1954年，我在研究所第六（物理化学）研究室时，曾参与开设测定天然橡胶分子量课题。橡胶属于典型高分子材料，不象一般化学物质有固定分子量，它是高分子化合物，其分子量非常高，也没有固定分子量，只有平均分子量。当时，我们采用粘度法测定出，我国旧胶园天然橡胶实生树生胶的平均分子量高达160万；无性系则较低，不到一百万。研究期间，我们创立了“一点法”测定的新方法。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发表在全国《科学通报》杂志上，而后又被英国《橡胶文摘》发表（1969年），向世界报道--中国已经测定了天然橡胶分子量。当年，中国科学院正在起步研究高分子材料，接着，物理化学方面也开展研究分子量测定方法。他们认为，我们适时地将这一研究工作引导到天然橡胶方面来，是很有意义的。

　　以后，由于时局和工作变动，这方面的工作暂时停止。

　　20世纪80年代初，我重燃起恢复天然橡胶的基础理论研究的欲望，也得到上级支持，纳入年度科研计划。本人主持开设“橡胶分子结构与性能关系”课题，计划从几方面着手研究。首先，在过去研究分子量基础上开展研究分子量分布，利用液相色谱的凝胶渗透色谱（G.P.C）研究我国实生树和无性系的生胶分子量分布上的形态和规律，以指导和阐述橡胶形成中的机制问题。本来，一切高分子物质的分子量分布都遵循着高斯分布--单峰分布曲线。实生树橡胶是典型的单峰分布曲线。由于无性系是由两个品系芽接而成，我们已证实其分子量分布呈双峰分布，因为两个品系的合成分子的酶各自指导其分子聚合。两个不同品系组合，双峰分布曲线的形状便自然有所不同，双峰之间有前后、峰高峰低等位置构成的曲线图形，它们代表不同品系源的某些特性。一切天然高分子物质，如纤维、蛋白质，人工合成高分子物质，如橡胶、塑料、合成纤维等，它们的分子量分布曲线均呈单峰分布，即高斯分布曲线，因为它们的聚合是由一个触媒指导的，象天然橡胶的实生树一样。从这个观点出发进行推论，“三合树”是无性品系植株上再接上第三个品系而形成的，那么在“三合树”中合成的天然橡胶分子量分布，应是由于三个品系合成分子的酶各自指导其分子聚合而出现三峰分布。这是合乎逻辑的猜想。值得庆幸的是，在我们搜集的多个“三合树”橡胶样品中，果然发现了三峰分布曲线。这是一项很有价值的成果，首次验证了我们的猜想。

　　随着“橡胶分子结构”课题研究的逐步深入，扩展到对分子形态的探讨。橡胶树体内由单基异戊二烯聚合成聚异戊烯--天然橡胶，其分子是线型的。但是，这条线型分子，常在一些因素影响下，发生动态变化：当受氧化而老化，分子断链，分子量下降，导致橡胶力学性能下降；但在另一种情况下，如贮存环境影响，分子链上发生支化或交联，其力学性能则会提高。我们发表的论文，说明了天然橡胶分子结构变化对橡胶力学性能的影响。这个观点是具有动态辩证意义的。

　　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国家重视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设立了全国最高规格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我连续获得两期基金资助进行基础研究。第一期课题，我从“分子结构”研究中的体会，由于天然橡胶存在因受氧化而降解，老化，其力学性能下降的事实，联合国标准化组织（ISO）在天然橡胶质量指标中订下一个老化指标，是基于生胶老化前后门尼粘度改变程度的一项力学性能指标，从老化角度衡量是有合理成分的；但从生胶结构形态改变中的支化和交联对其力学性能发生的影响却是相反的，它提高力学性能而抵消部分老化效果，因此分子发生支化和交联对老化有缓冲的意义，因而提出质疑ISO的老化指标的不完全合理的意见，并建议进一步通过科学试验加入一个指数去完整地纠正它。

　　20世纪后期，由于天然橡胶在世界市场上与合成橡胶竞争激烈，天然橡胶虽然通用性能好，但专用性能却不及合成橡胶，如合成的氯丁橡胶、丁氰橡胶抗油抗溶剂方面比天然橡胶好。后来研究在天然橡胶分子中加入分子基团，或者与第二（或第三）种高聚物共混或者共聚的办法，扩展了天然橡胶的专用性能。如后期制造环氧化天然橡胶，虽具有抗油、抗溶剂性能，但是美中不足的是，由于介入环氧化基团，产品抗老化性能却大大下降。我们第二期基金课题，使用红外线光谱、热氧化分析等先进仪器和技术，显示环氧化程度同老化程度的关系，提出在环氧基旁引入抗氧基团的可能，以完善其新产品的应用价值。

　　对于后期的“分子结构”研究成果，我们写出了3篇论文，发表在美国的《应用高聚物科学》（Applied Polemer Science）上，其中有的被收入“ISI”（世界科学索引），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天然橡胶的基础理论研究，经过20年的艰辛努力，使我国天然橡胶的理论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填补了我国过去这一领域一片空白景象。本人于1997年正式退休了，希望工作后继有人。

　　这篇天然橡胶加工科教工作忆述，仅凭记忆而不可能详尽，对编写“天然橡胶事业”史料的要求，未必能完全达标，而且材料有些杂乱和繁琐；请征集小组大力修改、浓缩和指正。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8:59:58

　　编者按：现选登我院校已故老一辈资深教授、研究员曾友梅之女，两院湛江干休所所长曾绿茵同志撰写的《我的父亲》和《四叔的回忆》（含附件：曾绿茵同志的四叔曾友柏写的《缅怀　回忆　思索》一文）2篇文章。

　　曾友梅研究员解放后原在山东大学任教授、植物系主任。1951年就开始研究橡胶树生理并参与了当时中央林业部组织的综合考察队，任副队长，赴海南、湛江进行考察，制定橡胶发展计划，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作出《关于扩大培植橡胶树的决定》提供科学的客观依据。1953年正式调入当时广州尚在筹建中的华南热带林业科学研究所，任该所培育部解剖生理室副主任，与时任副所长的彭光钦一起，主持并组织橡胶树北移和橡胶树生理课题研究。研究工作紧密结合我国植胶区气候特征和橡胶树生产实际，到1957年，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橡胶树的重要科学论着，如华南垦殖局出版的橡胶专业教材《橡胶树解剖与生理讲义（1～3册）》（1952年编写），以及在学术刊物上刊登的《橡胶树北移及其存在问题》《橡胶树北移的研究--几种农业措施防护效能的总结报告》《关于橡胶树抗寒防寒问题》《橡胶树低温生理研究》《橡胶树光合蒸腾作用和产量、环境关系的研究》《抑制橡胶树芽条侧芽萌动的研究》等论文。因此，我认为，曾友梅研究员应是国家发明一等奖项目《橡胶树在北纬18-24度大面积种植技术》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从1951至1988年长达38年的科学生涯中，曾友梅研究的作物除橡胶外，还有油棕、椰子、剑麻等；所涉及的专业，除生理外，还有栽培、选育种、病虫害（植保）等。他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专一行。因而，取得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中，最突出的是《龙舌兰麻杂种第11648号引种试种、技术改进和示范推广》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曾友梅研究员于2001年9月25日病逝。

　　鉴于曾友梅已故，我只好向他唯一的女儿曾绿茵同志约稿，立即得到了她的热情支持。她先后寄来2篇稿，即现在选登的《我的父亲》和《四叔的回忆》这2篇文章，前一篇是她写父亲曾友梅后半生，后一篇实则是她四叔曾友柏写其父亲前半生。曾绿茵同志在《我的父亲》一文中，既记述了曾友梅不论在顺境还是逆境，都总是一心扑在橡胶热作科研工作中的突出事迹，同时还描写了曾友梅与曾绿茵之间儿女情长的一些生动的小故事。把这2篇文章结合起来读，可以比较完整地了解曾友梅与我们中华民族命运紧密相联的曲折跌宕的人生轨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心的读者们是自会从中悟出许多人生的道理的。（杨振堂）

　　我　的　父　亲

　　曾绿茵

　　2006年2月间的一天，院里的杨振堂老师给我打电话，大意是：全国暨地方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正在开展“天然橡胶事业”选题的史料征集工作；经他查阅资料，认为我父亲曾友梅是从事我国天然橡胶事业的元老级前辈，作出过突出贡献，让我将他的事迹写一下。当时，我就傻眼了，说：“父亲从事橡胶科研工作已是半个世纪前的事情了。那时我还是个婴幼儿呢，啥事都不懂啊，怎么写呀？”杨老师说：“你父亲就你一个女儿，你知道多少，就写多少吧！”这些天，我的脑海一直在思考、回忆……父亲对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总之，在我的印象中，父亲的这一辈子过得并不快乐，应该算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吧。我这样想，也许不能满足写作的要求，但我只能凭自己感觉来写了……

　　1955年，我3岁时母亲就去世了。正值中年的父亲，此后一直未再婚。其原因我并不清楚。按说父亲的条件是没说的--高级知识分子（父亲在很年轻时就当教授了），长得英俊帅气，用现在的话说，真可谓是“钻石型的王老五”了。当时，朋友们给他介绍的对象并不少，如有女医生，还有女画家……不乏才貌双全者，可他都没有动心。这原因恐怕有3个：一是事业心强而全身心投入工作中，以致没有再考虑个人的婚姻问题；二是受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冲击而怕连累别人；三是母亲是父亲唯一钟情的人，死后是无人可替代的。

　　一、投身橡胶事业

　　建国初期，帝国主义对我们的新中国非常仇视，封锁、禁运橡胶等重要的国防战略物资。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党中央决定建立我国南方天然橡胶基地，快速发展我国天然橡胶事业。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从全国各大学院校、科研机构调集了一批专家学者，组成了华南热带资源综合考察队，主要任务是对我国南方橡胶等热带资源进行考察。父亲当时是山东大学教授、植物系主任，也调到广州参加华南热带资源综合考察队，并担任副队长。当时，他还带上了山大的10位学生一起参加考察队。从1951年到1952年历时近2年，父亲与考察队的全体成员涉足海南岛、雷州半岛大片未开垦过的荒蛮地带，经历了难以想象的千辛万苦，终于将这两地的橡胶等植物资源、植被情况、地理环境等做了全面的考察调查，并写了重要的考察报告呈交政务院。

　　1953年，时任华南垦殖局局长的叶剑英元帅，亲发调令将父亲从山东大学调入建在广州的华南热带林业科学研究所（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前身）。父亲任第3研究室副主任，主持了橡胶生理及橡胶北移的国家重要课题。当时新中国橡胶事业刚起步，要将橡胶树北移，没有现成的经验和资料，必须深入到生产实际中去开展探索研究工作。虽然研究所设在广州，家也安在广州，但在我的印象中，父亲长年不在家，老是出差在外。

　　记得1955年冬，那是一个特别阴冷的冬天，母亲突发肠梗阻，被送往广州河南医院进行手术治疗。不料发生医疗事故，母亲竟死在手术台上了。这一突然而至的噩耗，如晴天霹雳，几乎要将父亲击垮。当时，我才3岁，如今对母亲已没有任何记忆了；但在我年幼时的印象中，却清楚地记得母亲死后好一段时间里，有好几个晚上，我看见父亲一人独自在房间里，呜呜地哭得如此伤心，以致每回我看见他哭，我也会哇哇大哭起来……我并不是哭那死去了的母亲，因为我那时还不懂事，记得大人们哄我，说母亲只是睡觉去了……；我哭是因为父亲哭得伤心而害怕的缘故。听长辈们说：母亲是一位妇产科医生，长得非常漂亮，而且性格活泼；父亲和母亲走在一起，是人人称慕的一对“才子佳人”；夫妻非常恩爱。而今母亲突然诀别了，父亲自然悲痛、失意至极……

　　也是那年冬天，一股冷空气造成了华南垦区橡胶树大面积的严重寒害，使刚刚起步的橡胶垦殖事业遭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此时，正处于丧妻巨大悲痛中的父亲，遂又振作起精神来带领着同事们迅速奔赴灾区第一线进行寒害调查与救灾工作。父亲长期深入到粤、桂、闽、滇的橡胶垦殖区去调查，工作在生产第一线，科研紧密结合实际。仅1952年至1957年短短的几年间，父亲就发表了不少有关橡胶树研究的论着。其中，由华南垦殖局出版、1952年编写的《橡胶树解剖与生理讲义》（1～3册），应该是我国最早的橡胶专业方面的教材之一。其他还有《橡胶树北移及其存在问题》《橡胶树低温生理研究》《关于橡胶树抗寒和防寒问题》《橡胶树光合蒸腾作用和产量、环境关系的研究》《抑制橡胶树芽条侧芽萌动的研究》等。

　　二、在政治运动冲击中坚持科学研究

　　1957年“反右”运动中，父亲曾经在一次知识分子的民主讲坛上说：“自然科学深、广、博，要精通不容易。党员文化水平较低，领导科学研究不容易。”这本来是一句实事求是的话，但在当时却成了“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右派言论。父亲一下子就被错划成了“右派分子”。

　　那时，我还小，不懂得父亲出了什么事。只依稀记得，有一天，突然有一群人来到我家里把一批公家配置的沙发椅、弹簧床等，在当时属于特殊照顾高级专家而分配的家具搬走了。父亲成了“右派分子”后，政治上是抬不起头了；但所幸的是，他尚能继续从事他所热爱的科研事业。自小就没有母亲的我，靠保姆看管。我还是常常见不到父亲，他仍然下基地、下农场生产第一线去了……

　　1966年，一场更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次运动斗争的对象之一就是父亲一类“反动学术权威”，加上父亲有“老右派” 的帽子，他便首当其冲被揪被斗，关进“牛栏”，强制劳动改造。　　那时我已经懂事了，那段往事也记忆犹新：我由于父亲的问题，在学校成为了“狗崽子”。多次被带去看揭发父亲的大字报、参加批斗父亲的批斗会。每回亲眼看到批斗台上父亲戴着高帽、挂着“牛鬼蛇神”牌子、被剃头、辱骂，低头弯腰挨整……我都真切感受到“眼泪水往肚子里咽”的滋味啊！心里难过的很；但是，必须强忍泪水不敢流出来。否则，被身旁的红卫兵发现了，就会说我与反动老子没有划清界限，回到学校我准会挨批斗的。

　　在“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中，父亲受到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和不公正的待遇。他一边承受着挨批挨整的压力，一边默默地一步一步攀登在科学征途上……自1958年迁所建院后，父亲的研究对象从原先的橡胶，转为油棕、椰子、种、病虫害（植保）等，也4次调换。研究的对象、从事的专业都不稳定，并且每次变动后的研究领域都是开创性的。尽管困难重重，但为了祖国橡胶等热带作物事业的发展，他毫无怨言，都服从组织分配和工作需要。并且，总是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专一行。他艰苦朴素、深入实际，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1958年研究所从广州搬迁到海南后，选育剑麻等作物，先后4次更换；而从事的专业则从原来的植物生理学转为栽培、父亲就立即下到红光农场团结队蹲点搞课题试验。为了解决防治剑麻生理叶斑病的难题，他在田间设立观察点；为探求发病原因，他在低温到来之时，顶风冒雨在室外进行观察。记得那年的除夕之夜，正值北方寒流入侵之际，他坚持要到试验地里工作。大家都劝他回队去休息，但他说：“‘不入虎穴，蔫得虎子？’今晚正是观察病害形成发展的最好时机啊。”于是，他和大家一起在试验地里挑灯夜战，直至大年初一凌晨听到远处福山圩镇传来人们喜迎新年点燃爆竹发出的阵阵爆竹声，他还在与同事一起忙着……他的这种不怕艰苦、执着追求、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受到大家的敬佩。

　　在我上小学二年级时的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粮食紧张。那段时间，父亲在试验场的油棕队蹲点，搞油棕栽培与育种试验，也与工人们一起风里来雨里去地干活，与工人们打成一片。有几次他用自行车带我到队里玩，我听到工人们都亲切地叫他“老曾”。我看见父亲住的是低矮黑暗的茅草房，吃的是集体食堂的大锅饭（说是大锅饭，实际上主要还是地瓜、木薯）。每次父亲带我到队里，都从茅草房的屋顶上抓下晒干的地瓜干、木薯干来慰劳我。这是他从食堂打来的地瓜、木薯，由于他有胃病，不能多吃，吃不完时，便切成一条条扔到茅草房顶上晒干而成为干粮。他说这东西好吃，可我知道那东西吃了就会尽放屁呢。

　　自被打成“右派”后，在接受“劳动改造”的压抑而艰苦的环境中，父亲20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既要干繁重的体力劳动，又要干科学研究艰苦的智力劳动。通过试验研究，父亲终于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并先后写出了橡胶树、油棕、剑麻等热带作物教材、论文及翻译文章30多篇。其中，父亲在1958年翻译了报导东非剑麻优良品种选育研究的论文《东非剑麻杂种H?11648的选育过程》，该论文的译文报道为我国剑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为1963、1964年农垦部2次派人到东非引种提供了宝贵的科技情报资料。我国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海南等省区已大面积种植H?11648东非龙舌兰剑麻杂种，该品种至今仍为当家品种，取得了较大的经济效益及具有较大的创汇能力。

　　三、战斗在科学的春天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实现了建国以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转折。科学的春天来到了。根据有关政策，单位党组织对父亲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案件进行了改正，并对其曾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进行了纠正。1983年，父亲当选为广东省政协委员、湛江市政协副主席、湛江市九三学社主任委员等要职。湛江市委、市政协、市科委曾多次聘请父亲带队到外省及广东湛江地区进行科研及经济考察，并请父亲参加讲学、做学术报告等社会活动。

　　父亲在从事繁忙科研工作的同时，还积极做好所兼的社会工作。粤西试验站（现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及毗邻的湛江农垦中专学校，地处湛江市20多公里外的郊区，30多年来该郊区一直没有公共汽车站，也没有邮局、银行及派出所，给长期在那里工作的科研、教学人员的工作与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况且这里又是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为此，父亲在百忙中挤时间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同时写出了有关的提案，并利用他担任广东省政协委员、湛江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的影响力，四处奔走、反映情况……终于得到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使以上几个密切关系广大群众利益的迫切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科学的春天给父亲带来了发挥老一辈科学家“传帮带”作用的机遇。他虽已年过七旬，却迸发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激情和活力，不顾年事己高，仍然深入到科研生产第一线，扶持和培养年轻一代的科研力量。家里经常会有些年轻的科技人员上门与他谈论工作及请教问题……他都非常的热情，并且帮助他们修改论文，提出指导意见。本来，父亲是课题带头人、指导人，在他指导下的科技人员所写的论文及总结，按既定的规则，文章作者署名时，指导人的名字是应排在第一位的；但父亲只是把自己的名字放在后面，或者不署名--他有意识的将年轻人推到前面，而甘为人梯。

　　晚年的父亲仍然主要致力于我国剑麻的研究。由于国家对科研工作的重视，父亲所在的课题组有了较多的经费，添置了不少的科学仪器和设备，因此那段时间他特别的高兴，以致在家里就跟我谈论他搞的什么细胞的单倍体、双倍体啦，什么科技彩色图谱啦，什么衡温气候室和试管育苗啦……无奈我是“科盲”，都听不懂--父亲“对牛弹琴”。要是以前，在家时他可是从不与我说这些科研中的事情的。

　　通过半个世纪的教学、科研工作实践，父亲在自己从事的学科专业方面，达到了较高的造诣并取得重大科研成果，曾多次获得国家及省部级的荣誉及奖励。父亲是1991年被国家第一批批准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我国中外名人研究中心编辑的《中国当代名人录》，美国传记研究所出版的《国际名人传记》，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出版的《世界名人录》等书，分别介绍了父亲的业绩。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在颁发的证书中赞誉父亲是“一位有杰出贡献的教授”。

　　四、晚年生活

　　1988年，正当父亲满腔热情地大展身手，希望在有生之年不多的日子里，多做些工作，把被“文化大革命”耽误了的10年弥补回来的时候，一天，他突然接到单位一纸《退休通知书》--他必须马上退休了。由于有关部门一些领导人，对父亲这类肩负国家科研重任的老专家的退休问题，采用了如此简单轻率的工作方法，使父亲受到极为沉重的打击。虽然他承担着国家剑麻育种课题的科研任务，手头正写着应征的论文（中国剑麻学会征集），还承担着《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等书的有关部分的撰写任务，但他一下子茫然不知所措，思绪全乱了。对于父亲来说，他虽是70多岁的老人，但却是踌躇满志、能继续有大作为的老专家，此时要他退休，无异于半途而废而前功弃尽。在科学事业中一味追求、奋斗不息的父亲，再也不堪这沉重的一击，精神一下子崩溃了，手头的所有工作再也进行不下去了。他一个劲地叨念：“ 完了！完了……！没用了！没用了……！红卫兵来抄家了！我没有里通外国！……” 惊恐与不安折磨着他，“文革”中饱受批斗的幻觉强烈刺激着他。

　　看着老父亲--善于逻辑思维的科学家，一下子变得神经兮兮了，我是非常痛苦和伤心的。我为父亲到处求医问药，带着刚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陪父亲住院。

　　但是，父亲的病一直治不好，因为他一旦没有了他所钟情的科研工作，就活像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一样。病魔一直缠绕着他，严重的忧郁症使他始终处于一种闷闷不乐的状态，成天愁眉不展、不言不语地坐着，不愿外出，也不愿见人。

　　为了让父亲忘记痛苦，开朗起来，我想了很多办法--如给父亲念书念报，说说笑话。又如尽量依照父亲的爱好安排生活：父亲爱花，我就买了很多盆花摆在园子里；父亲爱摄影，我就带着父亲外出摄影；父亲爱美术，我陪父亲到老干活动中心学书画；父亲爱参加社会活动，每回湛江市委、市政协邀请他出席有关会议或者参加有关活动时，我就一定盛装陪同西装革履的父亲参加……可是，他以往所有的兴趣爱好，此时已经统统消失了。我的一切努力都没能使父亲再快乐起来。

　　父亲的病慢慢变成了老年痴呆症；他慢慢变得不认识人，变得生活不能自理了。老父亲病情恶化，使我流过不少的眼泪，回想起过去他的养育之恩--

　　由于自小就没有母亲，父亲把全部的爱倾注在我的身上，既当爹又当娘，把我当作掌上明珠。我的性格自小像个男孩子，又是保姆带大的，因此不会料理家务事。“文革”后家里不再有保姆了，父亲只要在家，他就会全部包办买菜、做饭等家务事。父亲做得一手好菜，他最高兴的是看我大口大口地吃他做的菜。我的闺房经常是乱七八糟，有时连被子都不叠。父亲会不声不响的帮我整理得整整齐齐。父亲经常出差不在家，对我缺少关爱，他感到愧疚。他认为他所能弥补的就是，每回外出前都会问我，要爸爸买什么东西，然后他就会千方百计的满足我。这习惯自我小时候起，延续到我长大成为人妻、人母后，一直到他生病前。记得1983年，我31岁时，父亲要到上海开会，又习惯地问我要买什么，我说想要一件墨绿色的外套。当时，这种颜色的衣服是很难买到的，但父亲却真的给我买到了。与他同行的老谢叔叔告诉我，为了给你找到这件外套，你父亲差不多跑遍了整个大上海呢，他也不知道累。那年父亲已是70岁高龄的老人了。父亲出差在外常常给我写信--婆婆妈妈的，每回写的无非都是：钱放在抽屉里，要用时自己去拿，多买些东西吃啦（他总担心我吃不好）；晚上要注意关好水电、炉火啦（因为我很粗心，他怕我忘记关好水电、炉火）；要记得淋花啦（父亲特别喜欢种花，我家的庭园常年鲜花盛开，四季如春，而我又常常忘记淋花，每回父亲出差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淋花救命呢）。父亲喜欢摄影，每当园子里鲜花盛开时，我就成为父亲的摄影模特儿。我有了孩子后，丈夫在外读书不在身边，父亲有时见我太闷了，说是帮我看孩子，让我出去玩玩，或者看看电影。有一回晚上，当我看完电影回来时，看见父亲紧紧地抱着孩子，孩子哭得满头大汗，他也抱得满头大汗的（其实，我明白，这是他不会抱孩子，孩子难受了才这么大哭的），我看着觉得好笑……可自从父亲病倒后，这些看起来是微不足道却隐含深深的父爱的小事，如今统统都没有了。我想，如果母亲健在就好了，父亲病重而身边没有妻子护理是很凄惨的。

　　晚年的父亲在沉疴之中苦苦挨了13个寒暑，终于在2001年9月25日与世长辞，享年88岁。父亲病危弥留之际，气若游丝。我作为他唯一的女儿，在他身边守护着，看着他慢慢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这时，我已经没有悲伤，没有眼泪。父亲就这样走了。他终于解脱了。

　　后记

　　“往事如烟”。原本我以为父亲一生拼搏在他所热爱的教育和科研事业中，长期身处逆境，经历过许多风风雨雨，虽曾创辉煌而最后却又悲剧性地告别了人间，其往事会如一片云烟般悄然消散而去了。然而，父亲的往事并不如烟，如今父亲的业绩终于可以在我们国家的天然橡胶等热带作物发展史上留下闪光一页。对此，我和他的后辈们，以及九泉之下的父亲是应该感到欣慰的！

　　四　叔　的　回　忆

　　曾绿茵

　　前些时候，我接受院校“天然橡胶事业”史料征集工作小组的约稿要求，写了《我的父亲》一文应约。然而，在回忆和写作过程中，我深深感到愧疚--我对与之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的父亲，竟然会是如此的熟悉，而同时又如此的陌生！父亲生前将他自己以往的历史埋藏的很深很深，比如，对他自己的家庭、父母情况，对他自己解放前的经历……他总是闭口不谈；虽然我曾经问过他，他也还是一直避而不谈。为什么呢？猜想，他恐怕是被以往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冲击搞怕了--如他怕“言多语失”啦，或者怕说了就会被污蔑成“毒害”我啦……加上我这个人从小头脑简单，以为父亲不说的事就是不该知道的事，而不该知道的事就不该问，也就一直没多问了。可是，父亲过去的事是否我都不该知道呢？我就没有去作一番分析了。结果，到现在要向有关部门提供父亲的史料了，我才感到自己对父亲的过去实在是了解得太少太少了啊！特别是对父亲的前半生，我脑海一片空白、简直就是一无所知呢！为此，我向在老家的四叔--父亲家里最小的弟弟曾友柏（现今父辈中唯一在世者）求救。我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对老一辈亲人的情况都了解很少，我们的下一代就更无知了。国家有关部门现正在征集像父亲那样，有突出贡献的老一辈专家的史料，在搞“抢救”史料的工作，需要我们配合，必须赶紧向还健在的老一辈的家人了解情况，也要做“抢救”工作；否则，我们将会永远失去他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原想，四叔今年已84岁高龄了，身体也不好，可能已经不能再写什么东西了，等有机会到汕头去一趟，让老人家口述历史，我来做记录吧--可没定日程不知待何时能上汕头，老人家在世时还能等得到我吗？心里正犯愁……

　　前天，我收到一封信，打开信封，取出里面厚厚的一叠打印的稿子，一看真惊喜，原来是四叔写的《缅怀　回忆　思索》一文。我看完后非常赞叹--他老人家好了不起啊！记性和文笔这么好哇！把我所不知道的父亲的另一面都告诉了我，还将父亲的优秀品质及人格的魅力描绘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文章内容翔实、具有一种强烈的感染力。我看完后，不仅了解了父亲的过去历史，而且深受感动。我想，我的那篇《我的父亲》写的是父亲的后半生，而四叔写的这篇《缅怀　回忆　思索》应该主要是父亲的前半生。这样，总算是对父亲的一生作了一个完整的记录。我们年轻的后代，应该永远缅怀父亲的优秀的业绩，学习他的爱国主义的精神和热爱事业的高尚品德。为此，我将四叔的《缅怀　回忆　思索》一文附在后面。

　　缅怀　回忆　思索

　　曾友柏

　　（汕头大学医学院设备工程师）

　　我们是厦门人。家在厦门对岸鼓浪屿升旗山下码头路旁一条小胡同里，巷尾小门一打开就可以登上升旗山。

　　我们的祖父是甲午海战广甲号战舰的水手，在一次海战中殉职；此后，祖母寡居。父亲家贫无力升学。时逢清末大臣张之洞大办洋务--在沪建造船厂、纺织厂，在厦门兴办同文书院……文同书院教授英文，由英国人执教，学校公费，父亲因而获得升学机会。所以，父亲英文水平很好，而中文却一般。

　　当时，印尼侨商张氏家庭投资在汕头兴建潮汕铁路，以便由汕头到潮州转运陶瓷土产出口。兴建铁路须用钢轨、水泥、机车等洋货，办理订购托运这些洋货需要翻译人才，于是到同文书院招聘，由于父亲为高才生因而录用。开始时，担任翻译及一些工程业务；通车后，任总务科长。稍有了收入，便想成家立业，于是便回厦门求亲。

　　当时，厦门有一个华侨茶商，有数艘大帆船行驶于南洋。家有女儿初长成，侍待闺中，公开招婿，不求家财，只求人才。父亲凭自己的才干而获得小姐青睐，遂喜结良缘，成亲后夫妻来汕。岳父购小洋楼一座奉送作为嫁妆，亦即我家第一个安乐窝。地点在汕头广州街36号。广州街是当时汕头新兴住宅区。

　　我家有兄弟姐妹7人，其中，兄弟4人，由大至小是：梅、松、竹、`柏；姐妹3人则是：凤、雁、鹏。其中大哥友梅最聪明，更有艺术天才。家中通用4种语言，父母子女之间通用厦门话，兄弟之间通用广东话，与工人之间通用潮州话，读书用普通话。兄弟姐妹学英语由父亲亲自执教。成绩友梅最突出。

　　父亲对子女教育持“身有薄技，胜过万贯家财”的理念。因此，所有子女中学毕业后一律送入大学读理工科，而不读文科。投入于子女教育的资金支出多而在所不惜，因而除他自己设计的小洋楼一座外，别无其他房地产等恒产。

　　大哥友梅小学在广州旅汕小学就读，当时旅汕小学为汕头最佳小学，他的各科成绩全优，名列前三名之内。其中美术科最为突出。图画由铅笔画家杜汉章执教。杜老师特别给友梅教画粉笔画的技术（粉笔画以黑纸作底，用彩色粉笔作画，修改时要用面包而不用橡皮擦）。友梅的作品曾在全市展览时获奖。

　　友梅小学毕业后考入汕头礐光中学读书。礐光中学为教会学校，建在汕头市的对岸礐石山上，为汕头设备最佳私立中学，全欧式建筑，有足球场和游泳池。该校校长为林天锋。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侵略我国东三省，国民党中央军××不战而退，马占山将军血战嫩江桥，全国震惊。抗日运动风起云涌，学生更是先锋。礐光中学学生会成立了抗日组织，宣传抗日，如贴标语、漫画，演出街头剧等。友梅是漫画能手，更会演街头剧，成为宣传抗日的活跃分子。学生抗日运动日益高涨，后来发展到成立义勇军，实行军训，请国军驻汕部队教练作战技术。学生都穿军装，并准备筹款买枪北上抗日。对学生抗日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日本驻汕头领事馆如坐针毡，策划破坏--指示汉奸向绥靖公署司令张瑞贵密报，说礐光中学义勇军是赤色分子，一旦军事训练成功，即发起暴动。因此，张瑞贵接报后即下令镇压，派兵逮捕学生会首领曾友梅、郑邦贤、黄毅、吴郁芳等7人。兵营中爱国士兵闻讯立即渡海通知学生会领导骨干逃跑。友梅得知，当晚半夜就逃离了学校。后来，等士兵到达学校时，学生会址已人去房空，一无所获。友梅于第二天便乘轮船前往厦门暂避。

　　在厦门，我家有姨丈、姨母及舅父表兄妹兰达右和兰明珠。姨丈在中行工作，在厦门白鹿洞山畔有玉屏山庄1座，前为楼房，后有花园，山坡有金鱼池。当时，中国军阀混战，各省独立，故友梅逃到福建就平安无事了。他在姨母家中，与表兄妹一起温习功课，准备报考厦大。

　　厦门大学为爱国华侨陈嘉庚所创办，全国知名，其博物馆包罗万象，各类动植物和矿物标本齐全。各地学校都带领学生前往参观。厦门大学生物系为知名学者林绍文教授担任系主任。友梅慕名考入生物系，成为林绍文教授的得意门生，以后友梅一生都追随林教授。中国着名学者牛满江亦为林之门徒，与友梅同窗。厦门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友梅就随林教授到了岭南大学。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日本军对广州狂轰滥炸。岭南大学遂迁往香港，借香港大学校舍上课。友梅亦往香港，一边做岭南工作，又一边兼做港大工作。当时，友梅已开始搞科研。他第一个课题是研究探索甘蔗的最佳施肥措施，以增加其糖分产量。当时，广东省的汕头市是《建国大纲》中所指定的中国两大糖市之一。韩江三角洲土壤适宜而盛产甘蔗；在汕头曲溪，已建有中国最大的现代化糖厂--曲溪糖厂，产品供应全国。友梅认为：种好甘蔗，就是扶助农业；而发展糖厂，就是振兴工业。无农无以立国，无工无以强国。研究农作物增产技术的课题，正符合他的理想。因此，他主持了研究甘蔗施肥技术的试验。我们在香港的家变成了他的试验场所，大小瓶子、烧杯、试管等摆得满屋皆是，弟妹都成了他的义务助手。友梅大哥安排我的工作就是用刀片切下不同施肥措施下甘蔗的根，再用显微镜测定其生长长度及统计其数据，然后汇总供友梅研究论证其中的规律性。他的另一个项目是为香港大学做的，内容是研究香港的生物种类，选择的具体对象是香港的蝴蝶。因此，我们要常跑香港的大山小山，东起鲤鱼门，西至坚尼地城、九龙、新界等地，全香港通通跑遍。这一经历，为后来日本占领香港时，我带领家人逃离九龙提供了有用的地理知识。

　　原先，父亲打算送友梅到美国留学并为他筹集了一笔经费，后因日本南进轰炸汕头市，父母不幸遇难双亡，骤然间，家庭生活的重担便压在大哥友梅的肩上；因此，友梅失去了去美国留学的机会。俗话说“长兄如父”，大哥带着弟妹逃难到香港，为帮补家用，除在岭南港大工作外，又找了几份临时工作。由于其时上海人大批到港光临酒店，而香港大酒店的服务员很少懂普通话的，与上海顾客会话困难极大，因而大酒店急招既懂看英文菜谱、又懂讲粤语和普通话的人担任教师。友梅大哥凭其“北京腔”而被选中，于是，在大酒店靠当临时英语教师再挣些钱。

　　友梅除谋生做工外，把其余精力都投入到发动和组织香港学生的抗日运动中。他联合香港西区群众及学生团体成立了香港西区抗日剧团联合会，参加的有呐喊剧团、歌咏团、儿童剧团、丁丑剧团、羿公剧团、兴华中学合唱团和西区大众青年剧团等团体。演出地点由剧院至街头，足迹遍及全岛及渔村。演出的剧目，长剧有《夜未央》、《古寺钟声》，独幕剧有《人约黄昏》、《月亮上升》、《一个女人和一条狗》，街头剧有《放下你的鞭子》等。剧团由小到大，设备由无到有，已具规模。就在剧团步入全盛时，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却突然爆发。香港经过18天的抵抗后终于不幸沦陷，剧团被迫停演。

　　友梅在剧团担任导演时，为充实自己的艺术修养，他买了当时所有能购买到的戏剧书籍，包括舞台技术书籍。他特别注重导演艺术，他对角色分析、场面调度、进行速度、高潮形成等，都胸有成竹，详细给演员说明，再由演员融会贯通后自由发挥。因此，他所导演的戏剧富有生活气息、活泼生动，极受观众欢迎。香港沦陷后，他为掩护抗战宣传工作活动，找了一份临时工作，而暗中鼓动团员回内地组团。可惜，团员们各因生活和工作方面的关系，无法再度集中，只能到抗战胜利后才在广州重逢会聚，祝贺胜利了。

　　抗战时期，友梅曾在贵阳图云关的国民党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工作。该所以后发展为国防医学院，所长为专家凌可胜，他兼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林绍文教授则为国防医学院生物系主任。美军参战后的前方基地--第27野战医院，就以卫训所为营地。当时，友梅为中校教官，教植物生理学，在此认识了美丽活泼的女医生陈岌（后来成了他的爱人，这是后话）。

　　从香港回内地后，友梅还先后在兰州师院、北京师院、山东大学等高等院校任教。全国解放后，1953年服从国家需要，调到设在广州的华南热带林业科学研究所任研究员；1958年随该所迁至海南，尔后一直在该单位从事橡胶等热带作物科学研究工作。此后，我们天各一方，偶尔相聚，别后详情也不清楚；但是，他的人生及工作中还有一些亮点事迹至今仍然令我难忘。现将其分述如下：

　　（一）友梅的成就在于博览群书。他喜欢买书藏书。所到之处书必成堆，在香港时家中到处是他的书，工作用书堆在工作场所，艺术书则放在家中。他身为教授，工资不少，每月花在购书一项就需40-80元钱。我因工作关系每次在广州会见他，都要陪他到外文书店去买许多书，并帮他把书搬回家。他所收集的某些科学周刊比图书馆还多。他每次买到好书，都会欣喜若狂。有一次，他买到一本好书--荷兰人所着的关于种植橡胶30年经验的专业书，他说：“好了！我现在搞橡胶栽培工作，可以少走弯路了！” 他还说，中国种植橡胶成功的原因，首先，在于华侨冒险把良种带回中国；其次，则是大家的努力；再者，就是参考他人的经验了。

　　（二）友梅的科学嗅觉灵敏和求新精神极强。有一次，我接到他的来信，说他已经培养盘尼西林成功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盘尼西林不知救活了多少盟军的生命，十分珍贵。他是通过什么途径取得菌种的呢？--可能是从林博士或林会长那里，或是从美军27野战医院取得，因为27医院的总化验室就在卫训所，使用卫训所全部病房及设备。虽然该菌培养成功了，但由于中国当时尚未有药厂能投产，因而还是要用外国药。十分可惜！

　　（三）友梅极具美术天赋，当他在厦大求学时，我们有一个叔父在厦门鼓浪屿电影院负责广告工作。当时电影为新兴事业，十分兴旺。每逢假期，友梅到戏院看免费电影，是在机房的小孔中看的。叔父叫曾银河，他房中放有大幅小幅的宣传画，画的是电影主角的精彩场面的表演。广告画师是请来的艺专毕业生，因广告太多，来不及画了，所以画面有些背景要上色，就叫助手上。友梅来了，广告画师见他无事，也叫他帮手。友梅发现，画师所画的大小图画中主角的眼神，有的画得比较呆板。有一次，友梅在填背景色时，一时手痒起来，就对一幅小画的人物眼睛进行了修改。叔父进来看后大吃一惊--以为闯祸了（因为这是一幅必须立即挂出去的广告画）；但，后来叔父冷静下来定神一看，才发现友梅修改得不错，画中人物的眼神比原先生动了。叔父不明友梅为什么会有这等功夫，友梅便告诉他，自己在小学得名师杜汉章辅导学过粉彩画，专攻人像，还参展得奖。叔父不信，便叫友梅再试修改几幅，果然改过的眼睛都神采飞扬，始知不假；广告师来看了也大加赞美。此后，友梅来看电影都少不了要帮忙修画。当友梅离开厦门前往青岛时，叔父希望他学成之后回来搞广告工作，工资比其他人高，但友梅谢绝了。因为他认为，替外国影片画广告没意义，他的志愿是为祖国发展农业并以此振兴工业而努力。叔父对此表示理解，也赞他有志气，是祖国未来的栋梁，还大力赞助路费。友梅感谢他的好意，但拒收路费。

　　（四）友梅擅长美术，会画讽刺漫画，发人深醒。抗日期间，他画了一幅讽刺蒋介石（戏称“蒋光头”）的漫画，令我至今难忘。该画名为《螳螂挡车》，原先把蒋介石画成一只满头大汗的人头螳螂，伸臂企图挡住满载抗日大众的大车。我看了觉得把蒋介石画得太露骨了。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后来友梅作了一些修改--给“光头”加上两撇胡子，下面又写“张该死”3个大字。我便在玻璃窗上复上画纸描好贴出去。路人看后心照不宣，哈哈大笑，效果很好。

　　（五）有一回，友梅差点走进演艺圈。那是抗日期间，上海沦为孤岛。抗日剧团纷纷离沪赴各地宣传。“中国旅行剧团”为着名剧团，团长是老艺术家唐槐秋。他的手下有一对姐妹花唐若英和唐若青，美貌异常。姐擅演《雷雨》中的繁漪，妹则擅演《雷雨》中的鸣凤，还有配角李景波等衬托，阵容强大。当时，他们准备到南洋巡回演出，途经香港访问，一面公演，一面休整。来港后，他们驻扎在西环皇后道西“太平洋戏院”，地点离我们香港西区剧联会的兴华中学很近，跑路不用10分钟。因此，我们为尽地主之谊去看他们，既是同行，投机的很。他们有一些小事，如借布景、摆设，等等，非靠我们不可。我们则借此机会向他们学习。每换新戏，我们都去参观。后台人员学化装、布景、特技，演员学台风、表情，导演学台位调动、情节处理……久而久之，彼此便开怀畅谈，无所顾忌了。有一次总结座谈时，友梅吩咐可以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于是，大家议论纷纷，友梅更是有板有眼地说开了--化装：太浓，脸谱化；服装：太鲜艳；灯光：群龙无首，当用特写聚光时，背景太亮，有时脚光强过背景光；导演：没有控制全剧速度，该快的慢吞吞，该慢的一闪而过……友梅还出示他所记录的全剧路线图，并提出改进建议。唐槐秋听后大吃一惊，会后打听，方知友梅系港大讲师，外貌特佳，兼通外文，为戏剧发烧友。于是，他便想拉拢友梅陪他们去南洋兼作翻译，同时也请他演话剧《家》的主角觉慧。友梅也想试试自己的演技实力，并顺便领略南洋的风光。但呐喊剧团的人都反对，怕导演一走，剧团也散了。但友梅行程已定，拟三哥友竹继任导演。剧团同志们为他开欢送会，大家依依不舍。三妹彩鹏忍不住掉下了眼泪。四弟代三妹发言说--哥哥，您走好！我们会自立自爱，我会去做机工，妹妹也会去做抽纱女工……而四妹的眼泪比炸弹还厉害……友梅终于被击倒了。于是，他中途跑回家，把所有的行囊背包带都剪断，声称弟妹未成人，他决不走开！第二天，他也穿呐喊剧团服浅蓝色工人裤去为中国旅行剧团送行代搬行李。有人指责他言而无信，更多的人则赞他是东方文化精神的胜利。友梅差点被维纳斯女神（希腊神化中的美女，专管文艺的女神）牵走了，但他挣脱回来，到雅典娜女神（希腊神话中的月神，专管智慧、科学的女神）的身边。

　　（六）友梅对艺术有独到见解。他喜欢美术也爱戏剧。“文革”时期“样板戏”风行，有一次，他私下对我说：样板戏中的主角一点缺点都没有，都造成现代的神仙了。他又说：艺术有时可能是一种遗憾的艺术，如断臂的维纳斯太高大了，太阳神大卫也比例失调，安格尔的大浴女的臀部比例肯定出错（曾友梅说的3件艺术作品中的“遗憾”，实际上是艺术夸张的表现而不是艺术缺陷--编者注），但都很美，有的时候缺陷也是很美的--在那个“四人帮”横行的时期，对样板戏存在的问题，谁也不敢多说。我提醒他“隔墙有耳”，他才打住而没再接着说下去。有时候，我总觉得友梅是入错了行，青年时代的他，对艺术的灵感远比对科学的灵性多得多。如在香港时，香港着名导演汤晓丹来看了他导演的话剧后，就称赞他的“天才导演”，对他是欣赏有加的。他如果搞艺术的话，说不定会比搞科研能有更好的成就。

　　（七）友梅既是东方文化精神的产物，当然也是东方文明的缩影。他热爱中国，敬重双亲，视兄弟如手足，对弱者相帮，对婚姻恋爱更是东西结合，浪漫主义加传统精神。青岛山大读书时，他在海堤小亭邂逅到一个来自白山黑水的女同学孙露茜，两人都是抗日激进分子，所以一谈即合，相见恨晚；但因山河破碎，无以为家，故相约抗战胜利后必到此亭相会，大海作证，以后天各一方。友梅英俊潇洒，在香港搞剧运当导演时，女主角演员如云，千娇百艳，也常有向导演示爱的，但友梅必告知对方，--他已有佳人在远方，而使对方作罢。然而，抗战胜利后，友梅再回到青岛赴约时，海浪依然，而伊人不见，只好绝望而归。后经朋友告知，孙露茜女士在北上参加抗日联军后，已不幸牺牲。

　　后来，在广州岭南大学工作期间，友梅因病往红十字医院诊治，女医生陈岌也是来自红会，红会总会与卫训所同是一家，可谓故友异地相逢，相互了解，有共同语言。因此，常有往来，继而成婚。后陈医生因肠套叠病在外科手术中病亡。友梅从此未再婚，独自抚养女儿成人，并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科研工作中。

　　（八）20世纪60年代中期，友梅往福建考察农场，路过汕头，带着小侄儿到他的母校礐光中学游览。在礐石山上，小侄儿找来一棵不知名的野草来问大伯，大伯不假思索就能说出草名和纲、目、科、属。小侄儿不服，又采、了各种野草植物来问友梅，他也都能对答如流。小侄儿回来告诉我说，大伯肚子里有一本大“植物学”，比老师知道的还多。我告诉他：“大伯是你老师的老师呢！”

　　（九）友梅在“文革”中被下放去放牛。“文革”后回来，他说，国家花那么多钱“请”我去看牛，我没有经验，就照老农说的及书中看的去做，我放的可是“科学牛”，牛乳质量一定好。我听了“啼笑皆非”，觉得友梅不失幽默，便夸赞他是“拓荒的牛”。友梅在30年科研工作中，曾先后换了4个研究课题，都是前人未研究的新领域，但他在每个领域都取得了重要的开创性成果，获得好评。友梅真不愧是祖国科技界一头“拓荒牛”啊！

　　（十）友梅心中最遗憾的事，是他几十年来收集到的科研书籍在“文革”中遭到损失。他原本的心愿是把这些书捐赠给市级农校，因华农、热院经费充足能购书，地方性农校经费困难，送给他们是“雪中送炭”。一本荷兰种植橡胶的书值就80元钱，其他加起来是一笔可观的数目。其中，有些科技期刊更是早年出版而现已绝版的，这对于研究一些课题的背景有重要价值，是弥足珍贵的。

　　（十一）“文革”结束后，有一次，友梅路过汕头，被汕头医学院闻知，于是邀请他为全体教师做一场介绍遗传基因的学术报告。友梅应邀，没有讲稿，一下子就讲了几个小时。会后，我收集老师们反映的意见，归纳起来有3点：一、材料很新，有的是专业期刊尚未刊登的。二、黑板图十分精美，像教科书画的一样，细致准确，笔划少作修改；中英文板书整齐，作笔记方便。三、解剖学老师说，曾教授教人体解剖可省下一大批挂图；他学识渊博，讲几个小时都不用看稿。因此，他们一致认为，友梅不愧是国家级的专家教授。

　　回声

　　友梅兄走完了他的人生的旅程。往事如烟，胶林风雨，棕麻苍翠，见证了他对祖国的忠诚。

　　我为他爱国热情如野火燎原而喝彩！也为他科研成果开创新篇而欢呼！我为他夙夜不懈学海泛舟的精神所折服！也为他忍辱负重甘当开荒牛而惊叹！我为他五彩缤纷的艺术天赋而羡慕！也为他洁身自爱淡泊寡欲而赞美！我为他博爱胸怀桃李满圆而歌唱！

　　科研工作是他的生命，而书本则是他的食粮，两者缺一不可。“反右”斗争时，虽身处逆境，但他仍然坚持科研，因而仍结硕果，发表多篇论文；然而，“文革”十年动乱，却被下放牧牛，精神严重创伤……1979年，改正右派，他又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焕发出青春，带领课题组攻关；为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老当益壮，再现身手。--可未曾想到，1988年接读一纸退休通知书后，他便失去了科研工作，也便失去了精神支柱。于是，百科全书再也写不下去了，他崩溃了……最后竟患上忧郁症，一步一步地走向生命的尽头。他来得光明，走得干净：如烟云随风而消散；也像夕阳余辉穿过云隙照的一片彩霞，来去无踪

　　每当傍晚夕阳西下时，我扶仗在汕头海滨长廊远眺，遥望礐石山颠飘来一抹云霞。我想，那也许是预示友梅兄要回来了，回到他的母校西讲堂、宋文楼，在那里徜徉徘徊；因为，他曾在那里，度过年青时快乐的生活，故地重游，美好的往事又会回荡在四周……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00:31

　　这是周总理在研究大楼西广场刚下车时的情况（准备到2楼会客室）。左起：所院长何康、人事处副处长徐伟、财务处处长缪希霞、海南区公安局干部、总理随行人员、党委办公室主任兼人事处处长龚硕蕙、海南农垦局局长谢育才、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兼海南区党委书记林李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橡胶系主任黄宗道、农牧系副主任王凤亭、所院办公室秘书和学术秘书室秘书王永昌。背景是橡胶加工系办公室及各实验室，各室门口贴上了长长的春联。摄影：杨镁。

　　编者按：1960年2月9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视察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华南热带作物学院，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周总理1960年2月10日题词“儋州立业宝岛生根”，对于我们两院历史、乃至新中国天然橡胶事业史来说，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事件。随着时光流逝，这一事件渐渐远去……离今已有47个年头了。关于这一事件的传说不少而回忆录并不多见。有些记者采访报道相关的题材，其内容并不完整，其情节也有不符事实之处。比如，题词的时间、地点，就没有弄清楚，就有几个不同版本；又如，请总理题字时，题词内容取材来源有鲜为人知的一段小插曲，尚未披露……因此，我认为，抓紧深入挖掘、全面收集这一历史事件的真实史料，乃是史学工作的一项迫切而重要的任务。

　　2006年7月18日，我和两院老一辈创业者约稿联系时，跟在北京的老校友王永昌同志打了电话，互相沟通后，得知时任所院办公室秘书和学术秘书室秘书的王永昌同志，有幸肩负自始至终接待和陪同周总理视察两院的任务，之后，又是他一人亲自经办请总理题字的工作；王永昌同志在总理视察所院和请总理题字全过程始终怀着对总理无比崇敬的心情，忠于职守，尽心尽力，异常谨慎、认真、负责，发挥了主动性和积极性，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发现，使我十分惊喜--理想的稿源有望了。尔后，我曾多次去电话向他约稿联系，他应约；但无奈他已是78岁的老人了，体弱多病而迟迟未能动笔，写作力不从心。但他始终认为：在两院创业的大事中，唯当年总理视察所院后请他题字一事是自已单独经办的，有关此事由来及其过程的具体情节和细节，别人不可能知道，也不可能说得明白，当然无人可以替代忆述。对回忆录，他不愿让人代笔……与我相约，他毅然带病撰写；经一番艰苦努力，克服了病痛种种不便，终于在2007年3月写就了《亲切关怀巨大鼓舞》一文；并参考这一事件中的重要领导人何康、吴修一等同志审阅此文后所提意见，作了一些修改补充……

　　王永昌同志的这篇回忆录，文字生动形象，绘声绘色；既描述了周总理视察两院时每个场面动人的情景，也特别翔实记叙了事后请总理题字经过的每一个重要的细节；成功地再现了当年的历史原貌。因此，何康部长在此文原件上批示：“如实写来，如再身临其境，可用以激励后人。很好。”这是一篇难得的重要文史资料。我收到王永昌同志寄来这一稿件后，即加紧整理、加工完毕。现予选登，以飨读者。（杨振堂）

　　亲切关怀巨大鼓舞

　　--对周恩来总理视察所院与题“儋州立业宝岛生根”光辉题词的回忆

　　王永昌

　　1960年2月9日，周恩来总理视察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华南热带作物学院，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随岁月流逝，离现在已有47个年头了；但回想起来，那动人的情景，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当年，我任所院办公室秘书和学术秘书室秘书，有幸随从何康所长兼院长陪同周总理参观。周总理那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光辉形象，让我永远铭记在心，终生难忘……

　　那一天，也就是庚子年正月13日，晴空万里，阳光灿烂，大家都还沉浸在迁所建院后第二个春节的欢乐之中。周总理日理万机，上午，他还在附近的国营西联农场视察；而下午，却又不顾旅途劳累，在百忙之中，风尘仆仆地莅临所院。喜讯传来，怎不令人欢欣鼓舞！

　　下午2时许，周总理的座车缓缓驶进研究大楼西广场。总理在广东省省长陈郁、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兼海南区党委书记林李明、海南农垦局局长谢育才、儋县县委书记张文杰等领导同志陪同下莅临视察。车门打开后，周总理首先下车。他身穿银灰色薄呢中山装，解开了胸前的钮扣，神采奕奕、满脸笑容地与何康所院长为首的领导同志一一握手，并向欢迎的人群频频挥手致意。随后，迈着矫健的步伐，来到研究大楼二楼会客室。

　　总理在沙发里坐定后，与在座的所院领导谈笑风生，气氛活跃。会客室里，为了招待总理，几只茶几上摆满了员工们自已生产的各式热带水果；另具特色的是，招待食品中，有用员工们自已生产的木薯做成的正宗潮州点心，这是事前请所院党委副书记吴修一的年逾古稀的老母亲亲手专门为周总理制作的。总理高兴地一一品尝，并赞扬所院群众根据毛主席 “自已动手，丰衣足食” 的教导，开荒种植甘薯、木薯、花生等粮油作物，改善生活，度过暂时的困难。

　　在会客室里，何所院长向总理简明扼要地汇报了工作。当时，所院员工生活还较困难。每人每月仅供应19斤粮食，其中还要搭配一些甘薯干或霉变大米；此外，每人每月仅供应1两食油--也常几个月都买不到；而肉类副食品，则需靠所院自已搞畜牧生产。然而，在整个汇报过程中，何所院长并没有强调什么困难，而是坚信党的领导和群众的力量，对未来充满信心……汇报工作后，何所院长陪同总理到各系、处、室视察。正当即将走出会客室门口时，总理停住脚步，回头对何所院长和缪希霞处长说：“你们二位的老父亲他们身体可好？他俩是我的旧交，请代为向他们问好！”何所院长夫妇忙回答说：“谢谢总理的关心！”总理接着说：“个人出身身不由已，但是道路可选择，不能唯成份论。如何康同志出身在旧官员家庭，可是早年就投身革命，真是出污泥而不染！”然后，边笑边谈，走出会客室门口，去2楼各系、处、室视察……

　　总理首先到图书馆，看到门口贴着鲜红的长长的春联显得格外醒目……总理对图书馆收集世界各热带国家有关热带作物的图书资料、科技信息较为齐全，特别赞赏。

　　接着，在橡胶系土壤农化分析实验室门口，总理与工作人员一一握手。总理驻足看了门口贴的春联“瓶瓶罐罐出学问点点滴滴炼丹心”，点头称好。

　　随后，转上3楼。见总理来了，橡胶栽培和遗传育种研究室的群众热烈鼓掌，迎接总理，并问候：“总理辛苦了！”总理笑着说：“同志们辛苦了！”并频频点头招手。

　　……每经一个单位，同志们都情感真挚、气氛热烈，倍觉亲切。

　　总理重点视察了“红专展览室”。展览室主要内容是：报道党中央、国务院关怀橡胶和热带作物科研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介绍迁所建院新面貌，创立“一统四包三结合”的新实践（即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有主有副，有分有合，分工合作；包科研、包教学、包生产、包推广；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从而取得科研、教学、生产新成果等。展览内容丰富，图文并茂。总理看得很仔细，边看边问，并勉励我们要坚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学好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努力向又红又专的方向前进。在3楼，总理看到研究大楼北边正在开垦橡胶试验林段，砍伐了部分次生杂木林地，便指着说：“所院部的建设要有规划，不要随便砍伐林木，要保护环境，搞好绿化。”

　　接着，又从3楼东侧折回下到2楼，主要看了橡胶加工系的实验室。各室门口都贴上了红纸书写20多字的、与其研究内容相结合的春联，很有特色。总理说写得很好。

　　在加工系的热作实验室，何康所院长向总理汇报说，海南正在大力发展热带作物生产，所院密切结合生产，开展以油棕、椰子为重点的木本油料作物栽培和加工的研究；并展示了研制的油棕油、椰子油和橡胶种子油的标本及其综合利用的产品；还介绍了加工系研究精炼的橡胶种子油提供员工食用的情况。总理听了高兴地说：“发展木本油料作物大有可为。”

　　在橡胶实验室，总理听了年逾花甲的工人研究员曾江介绍加工橡胶烟片的情况。总理询问很详细，曾江一一作了回答……

　　周总理到所院视察的消息不胫而走。总理缓步下楼后，来到广场了。这时，正好学院大学生和附中学生下课了，于是，老师和同学们都闻讯赶来。在研究大楼西侧广场，群众越聚越多，都想站得离总理近些、更近些。总理亲切地向大家招手致意，人群中发出了阵阵热烈的掌声。大家都等待着和总理合影留念。广场上早已排列了一长排棕色的油漆靠背木椅，这是本所木工厂制作的折叠活动的木椅。正当总理要站到椅子上的一霎那，我恐怕发生意外，赶紧抢前一步，扶着总理；站在总理身旁的吴修一副书记见此情况迅速登上旁边的木椅急忙去扶总理。这样，总理就能站稳在木椅上。他向前后左右、楼上楼下的人群频频挥手，并大声招呼周围群众前来合影--我们的总理就这样和群众心连着心，理解大家此时此刻最想什么--这更使大家无比激动，激发出一股崇敬心情、幸福的暖流。而后，我扶着总理从椅子上下来；之后，又赶紧掏出手帕把椅子擦干净。总理向我点点头，拍拍我的肩膀，微微一笑……当总理招呼所院领导并拉着工人研究员曾江坐在他旁边后，他把中山装上的钮扣扣好，并整理整齐，等待照相。这时，我就悄悄退出，站在摄影师旁边，看着大伙儿与总理合影时幸福的笑脸。照相后，广场上人群中顿时爆发出一阵爽朗的欢笑声，紧接着又爆发出一片热烈响亮的掌声……

　　总理与所院领导握别后，微笑着向何所院长提出，要到他家去看看。何所院长立刻表示热烈欢迎，并欣然登上总理的座车，陪同带路前去。他家房子位于研究大楼南侧的职工宿舍区，离西广场仅一步之遥。此段路都是土的；但其两旁栽植的行道树错落有致，绿篱也修剪得整整齐齐。不一会儿，总理的座车就到了何所院长的家门口，停稳后，总理走出车门。此时，周围的群众蜂拥而至，围了过来，热烈鼓掌。这宿舍区的建筑都是两套相连的两房一厅的平房。总理看到这里的各家各户门口也都贴着红艳的春联。何所院长家门口的春联是他亲自写的“儋州落户宝岛生根”。总理看到此春联，即驻足于门口，细细品味，而后对何所院长说：“何康同志，这副对联中您只是写‘落户’，光‘落户’是不够的，还要‘立业’啊！立业、生根才较好；知识分子才更有用武之地！”何所院长即回答：“谢谢总理提示！我马上就改。”总理进屋后，看到室内面积不大，一家4口住得较挤；家里除了墙上悬挂有他父亲挥毫泼墨的书画外，还有一些竹木家具，陈设简朴。

　　何所院长向总理汇报：迁所建院2年来，连年春节是所院重要喜庆的日子，家家户户都贴上内容各异各有特色的春联，诗以言志，春联也表达各家各户欢乐的心声。其内容多为爱党爱国、团结和谐、艰苦创业、欢乐幸福的喜庆贺辞，从而营造欢乐祥和的春节气氛。新春期间所院和各系、处领导都要到科教人员、职工和试验农场工人家里登门拜访、拜年祝贺，共叙家常，其乐融融。总理听后，高兴地说：“这是党的优良作风--领导干部与群众打成一片。”视察活动末了，总理与何所院长愉快握别后，坐进座车，车子朝那大方向缓缓驶去。此时，红霞满天，掌声如潮。欢送的群众依依不舍地目送渐渐远去的总理车影……

　　等总理车子离去后，幸福而欢乐的人们才三五成群，逐渐散去。大家边走边议论，欢声笑语，回味着与总理握手或合影时的幸福情景。我返回了自已的办公室。刚踏进门，一眼看到原计划要请总理题字用的题字簿还原封不动放在桌子上。顿时，我心里咯噔一惊，猛然想到大事不好了--竟把请总理题字的大事遗忘了！心急如焚。于是，急急忙忙带上题字本子，去向何所院长汇报……他指示我立即坐车前去县委，争取时间，赶上旅程，请总理题字。从所院到那大县委，尽管是短短 9公里的路程，坐车不用花多长时间就可到县委，但一路上，我总嫌车子开得太慢，心里十分焦急……

　　到了县委招待所，我向县委书记张文杰同志说明来意。他即领我进会议室，到总理面前，向总理报告说：“这位是热作所派来的工作人员，有事要向总理报告。”总理正坐在藤椅上，背靠着椅背，两手握着椅扶手边，在县领导陪同下稍事休息。我趋前走几步，站在总理面前深深地鞠个躬。没等我开口，总理就和蔼地端详着我，说：“对，我们刚才还见过面，有什么事吗？”我忙回答说：“何康所院长派我来请总理给我们题字，请总理指示。”总理慈祥而温和地说：“你们要我题什么呢？”我忙说：“请总理指示。”总理说：“你们刚从城市迁下来，迁所建院时间不长，目前生活条件还有许多困难；但是看来你们的工作做得不错，大家的精神面貌很好嘛！你们各个办公室、实验室门口都贴上了春联，喜气洋洋，高高兴兴，很好。你就把本子放在这里吧。”我恭敬地双手捧着题字簿送上。总理接过题字簿，随手放在他面前的会议桌上。我再次向总理深深地鞠躬，并高兴地笑着对总理说：“谢谢总理！”我崇敬地望着总理--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啊！我向总理告辞后，即高高兴兴地踏上了归途……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当时物质条件有限，所谓题字簿，就是实验室专用的、16开本道林纸精装的实验记录本，用它来承担请贵客题字留念的光荣任务。这本题字簿的首页，就是我们尊敬的叶剑英元帅于1959年2月18日，莅临所院视察时，题写的歌颂橡胶科技的一首诗文。这包含着叶帅对农垦事业深切关怀的诗文，使题字簿增光添彩，熠熠生辉。

　　我兴高采烈回到宝岛新村时，已近黄昏了。我即刻去向何所院长汇每天一句话，记录橡胶生活！县委时总理对我讲的话，并说总理夸了我们各室门口贴的春联，建议立即收集整理打印，予以备用。他同意我这个意见，交待我具体办理；并交待我说，他办公室门口的春联须按总理指示，把“儋州落户宝岛生根”改为“儋州立业宝岛生根”一并收集上报。于是，我们办公室几个人和打字员立即行动起来……大概忙到晚上10时左右，我们已把收集到的各系、处、室贴上的春联内容都打印、油印、装订成册。我记得第一页第一联印的，即是何所院长贴在他办公室门口的新春联：“儋州立业宝岛生根”。

　　当晚11时左右，正当我们为完成任务而高兴地要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我们突然接到从海南区党委值班室打来的电话，说：“周总理对你们所院贴的春联很感兴趣。你们收集后，于明日（即10日）早上送到县委，通过机要交通送到区党委。限定明日中午前一定要送到，不得有误。”听到这个电话指示后，我们很庆幸事先做好了准备。因此，次日我们能按规定时间把已编印成册的所院各系、处、室的春联内容，及时送达。当区党委收到送去的材料后，还来电话口头表扬了我们的办事效率。

　　农历庚子年元宵节，所院内喜气洋洋，一片节日气氛。是日（2月11日）下午，何所院长接到从海南区党委送来的一封用大牛皮纸信封装着的绝密、亲启信件。拆开一看，正是那本所院的题字簿。翻到那一页，周总理的题词“儋州立业宝岛生根”，金光闪闪8个大字赫然醒目。字体浑厚挺拔，开阔雄伟，刚劲有力。夹在题字簿里，还有一张约16开大小的白宣纸，周总理在上面亲笔题写了“华南热带作物学院”校徽名。周总理对所院员工的亲切关怀，以及题写校徽表示对新创建的热带作物学院的扶持，使何所院长高兴极了。他无比激动--连夜召开了所院各系、处行政领导的会议，立即把周总理视察所院时的讲话精神作了传达，并展示了总理题词；要求各系、处领导们把总理的讲话和题词的深远意义、深厚的感情、深邃的精神、深切的希望传达给每位工作人员、每位师生员工。

　　不久，研究大楼的楼顶上，高高地竖起了精心制作的，誊写有放大的周总理“儋州立业宝岛生根”的光辉题词的大牌子；所院全体工作人员和学院大学生的胸前衣襟上，也挂起了周总理题写的闪闪发光的新校徽--春光明媚，所院增辉；心潮翻腾，牢记教诲。

　　周总理视察和题词，这亲切关怀，给我们增添了无限的力量，使我们在最困难的时期看到了前景，明确了方向；更加坚定了我们克服困难的信心，更加坚定了我们在生产基地扎根的决心；永远激励着、鼓舞着我们为热带农业科技教育事业而努力奋斗。

　　2007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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