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然橡胶事业”回忆录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10:10

　　编者按：考虑到“橡胶栽培技术研究”这个重要专题的回忆录已征集到的稿件尚少，于是，今年2月初，我向长期从事这一工作的王秉忠教授约稿，请他撰写这方面的史料。他说：“我们是在许成文教授领导下开展这项研究的，要写，就应该写许成文教授。”5月14日，我就收到王秉忠教授执笔撰写的《我国橡胶栽培技术研究的开拓者——许成文教授》一文。该文记述和报道了许成文教授于1958—1981年长达23年主持橡胶栽培技术研究的艰苦历程，揭示了许成文教授的科学家风范。为此，我对王秉忠教授表示谢意。
　　在编辑此文的过程中，我向现在北京的许成文教授询问过有关事项，并订正和补充了文中一些史实。（杨振堂）

　　　　　　　　　　　　　　　　　　我国橡胶栽培技术研究的开拓者——许成文教授
　　　　　　　　　　　　　　　　　　　　　　黄守锋黄文正王秉忠


　　写在前面
　　许成文教授是一位科学功底厚实、德高望重的橡胶栽培专家。他为人谦逊，工作深入细致，生活俭朴。许成文教授曾长期指导我们开展橡胶栽培科技研究，是我们的长辈，也是一位深得我们敬重的长者；故按自古以来的传统习俗，对许成文教授，我们以下多以“先生”尊称。如今，回忆和许先生在一起的往事，我们作为亲历者、见证人，认为，在许先生身上，体现着我国老一辈科学家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忠诚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的奉献精神。
　　许先生早年就读于西北农学院，毕业后，1946—1948年底，在东北大学沈阳农学院任助教。解放后，1949—1956年，先后在华北农业部林牧处、中央农业部林业组、林垦部特林司、农业部热带作物司特林处等单位工作。1957年春，热带作物司划归农垦部，时任农垦部热带作物司特林处生产科副科长的他，接受热带作物司何康司长的派遣，与苏联专家考察团一起赴海南岛和雷州半岛进行科学考察。此后，临时调到设在广州市的部属的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当时，没有办调动手续，直到1960年才办理了正式调动手续）从事橡胶研究工作。1958年，随研究所下迁来到海南岛儋州宝岛新村。研究所下迁后，培育部撤销，重组业务机构，成立了橡胶系，下设遗传育种、栽培生态、土壤农化、生理解剖、水保灌溉、农业气象、抗性北移等7个研究组。许先生任橡胶系的栽培生态组组长。1963年，担任研究所橡胶系（即现橡胶所的前身）副主任兼栽培生态组组长。
　　从1958年研究所下迁到海南起，我们就在许先生的领导下，在橡胶栽培技术领域进行开拓性的研究，为了实现橡胶速生丰产的目标，经受了艰苦生活的磨难，克服了困难的工作条件，还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但这一切，都并没有能阻碍大家对科研工作的执着。许成文先生是当时的橡胶栽培学科的带头人，也是我们大家的良师益友。他为新中国天然橡胶事业所立下的汗马功劳，不可磨灭。

　　一、在祖国南疆为橡胶事业奋斗23个春秋
　　许成文先生于1958年3月随研究所下迁来到海南岛儋州宝岛新村，直到1981年调到农业部农垦局任总工程师（许成文先生于1978年在两院晋升为教授，1981年调到农业部农垦局，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签署任命书任命其为农垦局总工程师），历时整整23年，其中，绝大部分时间单身一人坚持在我国南疆，为祖国天然橡胶事业奉献青春年华。许先生家居北京，组织上曾将其夫人调来两院，但终因她不适应热带气候，疾病缠身，发展到不能进食的地步，而不得不又将其夫人调回到北京。
　　1958年，研究所下迁的目的地——儋州宝岛新村，是尚未完全开垦的处女地，在一片杂木林地间坐落有3个小华侨农场，由马来西亚归侨自主经营，主要种植香茅、木薯、番薯、花生等短期作物……就在这片处女地上，我们面临的紧迫任务有2个：一是要进行房屋、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二是要进行试验基地的建设，否则，就会失去研究所下迁海南热带作物生产中心的现实意义。
　　迁所建院初期，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党委提出了“一统、四包、三结合”的工作方针，其具体含义就是：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科研人员要下基层承包科研、教学、生产和推广四项任务，把科研、教学、生产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根据这一方针，研究所直属的试验农场的各生产队，以及热作系的植物园队、油棕队，橡胶系的农化队、灌溉队、联昌育种队等，都派科研人员挑起队长的重任。那时，许先生带头，与陈作泉、黄文正等同志下到三队，黄守锋与王秉忠则下到苗圃队。幸好那时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没有太多的成本投入核算和经济效益评估等程序，只要有某种项目需求，就能有相应资金投入，并能组织力量很快完成基地建设有关项目。因此，试验基地建设也完成得较为顺利。

　　二、在饥肠辘辘中坚持科研
　　在建设试验基地的同时，科学试验工作也陆续开展。想不到的是，此时全国性的饥荒正向人们逼来……海南岛历来粮食和副食品是不能自给的，因而必须依靠中央政府调拨。在全国各地均处于供应紧张、“泥菩萨自身难保”的时候，那有可能向海南提供粮食和副食品呢？因此，1959—1962年，经历了4年严重的饥荒，比全国其他地方灾情发生早而缓解时间滞后。首先是粮食，有几个月粮食指标降至每人每月18市斤，而且时常以霉变的番薯干来代替大米；几乎长达2年的时间没有食油供应，猪肉则成为过年时才有供应的珍品……。由于长期缺乏蛋白质和脂肪的补给，因而，即使有时能饱餐一顿番薯，也仍然会感到饥肠辘辘。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大家仍然按计划坚持开展科研工作；大家都跟工人一样，在生产队的食堂就餐，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特殊照顾。
　　就在这样的困境中，许先生领导我们，先后布置了橡胶树生物学习性的研究、橡胶树种植形式密度试验、胶园覆盖作物试验、胶园综合速生栽培试验等项目，并取得丰硕成果——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怀念和珍惜。

　　三、从橡胶树生物学习性研究开始的征程
　　进行橡胶树生物学习性研究，其目的是为速生丰产的橡胶树栽培技术措施的研制提供科学理论依据。在许先生的亲自主持下，逐步地开展了从幼苗到幼树和成龄树的根系研究。研究方法是静态和动态相结合，如静态的水平和垂直剖视的方法，动态的根盒法、根窖法等。其中，最辛苦的莫过于根窖的观测——每天必须2次钻入窖内，又不能暴光，只能用手电照明；在高温多雨、闷热的天气，观察一次就要出一身汗，而且要天天坚持，长达2年之久。
　　经过辛勤的劳动，根系研究告一段落，进行了橡胶树根系研究1959—1963年工作总结，终于获得了收获，而且得到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肯定，还出版了专集（档案号：005577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 1965年7月16日登记）。
　　今天，我们重新翻开这本42年前由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印制的专题报告，可看到，在它的摘要中写明：⑴橡胶树根系的形态特征；⑵根系的生长习性；⑶根系的生命力；⑷根系水平和垂直分布的规律；⑸根系生长与地上部分的关系；⑹根系生长与环境条件和农业技术措施的关系。上述各项内容，为栽培技术措施的研究制订，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迄今仍然有借鉴的价值。

　　四、揭示胶园生态系统林下天然植被的演替规律
　　1963年，由许先生主持，并邀请华南植物所的陈少卿和海南植物园钟义先生等植物分类专家参与，不辞辛劳，在海南、广东、广西各垦区，进行了林下植被的样方调查。
　　地处我国南亚热带的橡胶种植园中，经调查收集的植物种类多达1034种，分属154科、571属。按生产管理的需要，划分为以下9种主要类型：⑴阳性杂灌木群丛；⑵山黄麻为主群丛；⑶白茅群落；⑷飞机草群落；⑸阳性禾草群丛；⑹香附子群丛；⑺硬骨草群丛；⑻耐荫性禾草群丛；⑼岗松、芒萁群落。
　　由于橡胶树是多年生的林木，因而幼龄树胶园随着树龄的增长，胶园内光照量会逐渐减少，林内小气候环境也会随之而起一定变化；因此，胶园内的杂草群落类型都是不稳定的，具有过渡性。针对这一情况，我们提出了不同类型的调控措施。

　　五、汗水撒在样板田上
　　1960年冬，党中央提出了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各条战线都采取有效措施落实中央的这一方针。因而，1962年，全国经济形势已开始好转。是年底，农垦部在两院召开了技术会议，专门制定订了第一部适合我国国情的《橡胶栽培技术规程》——也可以说，这是新中国发展天然橡胶10年的技术总结，是千万橡胶科技人员和植胶工人辛勤劳动的结晶。
　　1963年，农垦部决定在海南、湛江、云南各垦区同时搞3个示范性样板田，目的是检验刚刚制订的技术规程的有效性，同时也提出了更新更高的橡胶生产指标。
　　此时，建样板田的重任肯定是落在许先生肩上的。一支有10多人组成的肩负建样板田任务的橡胶科技队伍（包括一批刚分配来所院工作的年青科技人员），由许先生带队，前往云南西双版纳植胶垦区。当时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靠汽车。从贵州到云南的铁路尚未修通。汽车在高山峻岭中回旋盘行，一天行程不到200公里，还须起早贪黑。夜晚投宿于“鸡鸣早看天”的客栈，盖的被子又油又黑。单程跋涉的时间，至少在10天以上。这是当时条件的写照。而今，如果搭乘飞机，当天即可到达，难以相比！
　　样板田是设在西双版纳的景洪农场。许先生长期蹲点在基层，与工人们一起劳动，认真贯彻技术措施……1963—1964年，经过多少个日日夜夜的奋战，样板田终于成为橡胶速生的示范区。
　　此外，在海南白沙县的龙江农场搞的现代化规划与机械化的样板，以及在广东高州黎垌农场（现已并入团结农场）搞的实现橡胶幼树茎干直径年生长量达到3厘米的样板——现在，农垦人回顾这一段历史，均誉之为贯彻技术措施的黄金时期。

　　六、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写好橡胶树速生丰产的文章
　　除了主持各研究项目外，许先生尚在试验农场基地，先后布置了种植形式密度试验、胶园覆盖作物试验、综合速生栽培试验等，这些试验均是需要长期观察的项目。这种研究的长期性也是橡胶树多年生的最大特点决定的。因此，橡胶栽培技术的任何试验研究结果，都不可能是在一个短期内一蹴而就的。
　　还是应验了“功到自然成”的这句老话——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先生主持的项目研究陆续取得了试验结果，诸如每亩种植33～40株为合理的种植密度，混合型的豆科覆盖作物保持水土和提高地力的效应，以及橡胶栽培速生的有效措施等。
　　1961—1962年，为了印证田间试验结果的可靠性，并使试验与生产实践相结合，许先生带领大家对海南、湛江垦区橡胶速生栽培经验进行总结，撰写了专题报告，也为随后举行的全国农垦技术会议制订第一部橡胶栽培技术规程提供科学依据。
　　1963—1964年，进行了橡胶树丰产经验的调查总结，对“管、养、割”技术的有机结合，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和总结。
　　坚持实践和理论的紧密结合，1961年和1978年，许先生先后2次参与《橡胶栽培学》一书的编著工作，系统地撰写和论述了田间试验、生产经验总结和样板田的实践。《橡胶栽培学》的编著，从实践到认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使中国的橡胶栽培技术体系在理论上得到进一步的升华。以现在的著作权法理论观点来看，许先生参与编著的《橡胶栽培学》，是一本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橡胶树栽培专业著作。

　　七、足迹遍布植胶垦区大地
　　上面所提及的许成文先生在橡胶栽培技术领域进行的科研项目和样板田建设，仅仅是一些实例罢了；如果说这就是许老的全部贡献了，那真可说是挂一漏万了。
　　不管是在云南西双版纳、河口、临沧、德宏等各植胶区，抑或是在广东、福建、广西植胶区都是少不了许老的足迹；而海南植胶垦区则更是不在话下了——那是许老工作的重点。华南植胶垦区大地进行的众多橡胶栽培科研工作及其成果——从橡胶栽培技术规程的制定，到宜植胶林地的踏勘，幼树速生、开割树高产的经验总结，风寒自然灾害的调查，等等，无不耗费许老的大量精力，无不渗透许老的大量心血——太值得人们珍惜了！

　　八、许先生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许成文教授自1981年调到农业部农垦局工作至今，屈指算来，我们与他分别已有26年了；但他那身影，他那俭朴的生活、真诚待人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似乎仍在昨日。他那科学家的优秀品质和优良作风感人至深而令人难以忘怀——
　　许先生勤奋好学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不管在怎样的困难条件下，每日清晨5时，许先生必起床以书为伴。除白天搞研究工作外，晚上则或是整理资料，或是手不释卷……直至深夜，日日坚持，绝不懈怠。许先生虽不但精通英语，而且掌握日语，但为了掌握更多的国际热带作物信息，还下功夫学习法语，并很快就掌握了这门外语工具。我们虽然比他小了10余岁，精力比他充沛，但在学习劲头上，却自愧不如。
　　治学严谨，又是许先生的一大优良作风。在学术上，许先生虽有博而深的造诣，但他从不轻易发表没有把握的意见和结论。1959年至1964年这6年间，他亲自执笔撰写了5篇研究报告，这些都是他严谨治学的成果，其内容至今仍然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考验。
　　许先生在海南工作共23年，如果把时间和精力充分地运用于进行橡胶栽培科技研究，本可做更多的试验，出更多的成果……然而，实际上，真正从事科研工作的时光，占不到其中的1/3。从1957年的“反右”斗争到1966—1976年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经历了连续不断一大串的政治运动，下放劳动锻炼……使许先生力不从心了。这是众所周知的状况，只能说是一种遗憾吧。
　　最后收笔时，对于许先生事迹的述评，我们不能不再概括地说一句——许先生是我们学习的楷模！这是我们大家的共识。

　　　　　　　　　　　　　　　　　　　　　　　　　　　　　　　　　　　2007年5月12日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10:29

　　编者按：关其能老师是1953年8月参加华南橡胶垦殖工作的老校友。1953年8月毕业于华南农学院林学系橡胶栽培班。1956—1969年在两院工作。他是我1961年华南热带作物学院读书时的级主任。他那时工作很深入，除了参加一些班级会议对我们进行思想教育，带领我们进行专业劳动，还常到我们学生宿舍串门谈心，与学生打成一片。他又是文娱活跃分子，会自编自唱快板，表演一些节目，宣传好人好事……他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很有朝气、很有热情、很有责任心的人。2006年6月底我打电话向他约稿时，互相沟通、回忆并谈起了过去一段深厚的师生情谊……并得到他大力支持，同年8月22日就收到他的《大发展大转弯》和《农垦早期橡胶选育种》这2篇回忆录，还收到他送给我的资料。关其能老师既有“文笔”又有“史笔”。这两篇文章，分别具体、真实而生动地描述了20世纪50年代前期华南农垦发展植胶大起大落的情景和原始的橡胶选育种方法。（杨振堂）

　　　　　　　　　　　　　　　　　　　　农垦植胶史上的“大发展”和“大转弯”
　　　　　　　　　　　　　　　　　　　　　　　　　　关其能

　　1952—1953年6月，华南垦区橡胶种植，曾有过轰轰烈烈的“大发展”；但为期不长，就因为时局变化，中央修订了橡胶垦殖计划，1953年7月—1955年，调整发展速度和规模，而“大转弯”了。如此两个极端的转折，可说是喜，也可说是悲。喜的是，我们终于从教训中醒悟，找到了发展我国橡胶的正确方向，使农垦橡胶开始步入稳定发展的道路；而悲的是，因为走的弯路不小，而造成了国家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时间的损失。
　　1953年8月我毕业于华南农学院林学系橡胶栽培班，分配到海南农垦局那大垦殖所。虽然“大发展”阶段经历不长，但也总算目睹了农垦这一重大转折。垦殖初期大发展的情景是十分动人的。面对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封锁”“禁运”，为解决国家乃至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对橡胶迫切的需要，中央要求，要不惜代价发展我国自己的橡胶。尽管国家正处在经济恢复期，困难很多，但国家倾尽全力支持发展橡胶。除了保证人、财、物需求之外，还指派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的叶剑英同志兼任华南垦殖局局长，直接领导大面积植胶工作。于是，海南、雷州和广西在1952年就拉开了橡胶垦殖大发展的序幕。
　　先是垦荒大军从四面八方向海南、雷州蜂涌而至。车站、码头和公路上走的全是前来参加垦殖的人，有些工人当时就从海口直接徒步到农场。原来千年沉睡的大地被旺盛的人气唤醒了；原来晚上灯火黯淡的小圩镇，被汽灯照得通亮；原来静寂的的山野，变成了大会战的战场；原来不为人知的老胶园也有许多人前来考察而沸腾起来了；精明的买卖人也尾随而来抓商机，做点生意……被开垦的处女地上到处是人们的呼喊声欢笑声和轰隆隆的拖拉机声。奔驰在公路上的，几乎全是原苏联援助的，由中央调拨给农垦的全新汽车。同地方使用的烧木炭的破旧汽车相比，真是天地之差了。农场使用的生产和生活物资大部分都是由农垦车队，从上往下运送的。集中运送物资时，农垦车队的雄姿可说得是蔚为壮观!地方政府对农垦支持也很大，要人给人，要粮给粮，要地给地……他们以乡、村为单位组织民工支援农垦。仅1952年1年，地方支援农垦的民工，就有三四十万人次之多。
　　垦荒大军中除了来自全省各地的工人外，还有中央从全国四面八方抽调给农垦的，包括医疗卫生、财会等各类人员以及广东的一批土改干部。部队新组建的林一师、林二师近2万名官兵，也在1952年7月加入到垦殖行列。林一师分到海南，林二师分到雷州。这支部队的官兵以后就成了农垦事业的骨干和领导力量。
　　垦殖技术力量，主要是来自各农林院校及有关大学的师生；此外，是一批有植胶经验的东南亚归侨和一批在别的行业工作而过去曾读过农业或林业院校、响应政府归队号召的“归队干部”。
　　我分配到海南后，第一项工作是在那大垦殖所的洛南采种站搞采种。到垦殖所的当晚，我睡在床上，耳朵老是听到像电机锯木的声音，心想一定是外面在大兴土木吧!没想到闹了个笑话：原来住处旁边有条牛车路，是牛车行走时轱辘发出的摩擦声，而我误作锯木了。采种站分工，让我负责抓种子鉴定，其实我只是指导工人用肉眼观察和凭手感把新鲜、饱满的种子挑选出来而已。洛南，即现今西联农场的位置，是那大老胶园的中心。负责包干采种的采种队，将采收的种子全部送交到洛南采种站，由采种站验收、鉴定、包装，然后发运到各育苗点去。我一直在那里干到采种工作结束。
　　接下来，我又被分到五连场。我在那个农场只干了三四个月，就又调回垦殖所搞优良母树鉴定了。不过，在五连场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它留给我的印象却实在太深刻了——我刚到达场部时，孙技术员告诉我，场长不在，过2天等见过场长后，再安排我的工作。2天后的一个晚上，孙技术员引我去见场长——场长是瘦小个子，一看便知他是海南人。他的一双脚高高地架在桌面上，而身子则卷缩在藤椅里。孙技术员指着我向他介绍时，他竟只“哼”了一声，连看都不看我一眼。面对眼前这一幕，我真不敢相信：难道这就是日后要领导我工作的“首长”吗？我当时一下子就凉了半截，失望而难过得差点眼泪都要掉出来了。于是，第二天我就要求到分场去，以为下面情况会好一些。不料，到了分场，那里的情况也是一样——领导对我也是不哼不哈，不过问。他们只晓得连长、排长和班长的待遇；至于我们这些技术员该是什么待遇，他们不知道，似乎也不想去知道。每天当我同工人一起劳动回来时，这些部队干部早就吃过饭，留给我的自然都成冷的饭菜了。上班时，这些干部不是在办公室聊天，就是呆在自己家里，很少跑林段，也很少接近群众……
　　我来分场前半年，听说分场发生过“闹鬼”的事。最初只是一两个人说见到过鬼，后来说见过鬼的人越来越多……结果每天黄昏，就把集体宿舍用汽灯照得通明，还不停地敲锣打鼓。他们说必须如此才能驱赶魔鬼，闹得惶惶不可终日。白天工人常常以晚上无法睡觉而旷工，有时勉强出工了，也多是在林段睡大觉，弄得这些部队干部毫无办法。后来，上面派来2个搞过土改的干部，查清了真相，揪出一个混在工人队伍里故意搞“闹鬼”的兵痞，闹鬼的事才平息下来。其他农场也常常听说有各种闹事的情况。
　　我们当时生活在半荒凉的地方，其艰苦是可想而知的。记得有一次我们到那大开会，垦殖所没地方住了，安排我们到那大镇上一家小客栈的楼板打地铺。当晚天气闷热，躺在楼板被虫咬得身上发痒而无法入睡。后来爬起身用手电一照，原来从我们睡的木板缝里爬出数支臭虫队伍，每个人都受到一支臭虫队伍的袭击，真令人毛骨悚然！海南岛中部、南部的农场，捱山蚂蝗咬更是家常便饭。当时，由蚊子传播的疟疾，也是对人的健康构成威胁的一大疾病。当然，我们生活的艰苦还远不只是这些。……但我们没向组织提出过半点个人要求，也从未叫过一声苦。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满腔爱国热情，把困难掩盖了吧。
　　为了橡胶“大发展”，尽管国家投入了如此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尽管我们为此作出了很多个人的牺牲，但发展的结果并不如人意。据说1952、1953两年所种的140万亩橡胶，由于台风、寒流袭击造成的损失以及管理不善等种种原因，实际存活只有64万亩，连一半都达不到，问题何等严重啊!但因为是政治任务，是不惜代价，不计成本的，所以问题就被掩盖了。例如1952年7月提出的“先大陆后海南，先平原后丘陵，先机器后人力”的橡胶发展方针，虽有违于橡胶树的习性和橡胶树对生态环境的要求，不符橡胶树宜林地选择的条件，但从当时的国防需要，从快速发展需要，从向“老大哥”学习的政治需要，即使有不同意见也不敢提或不便提。结果，大发展一直持续到1953年6月，那时，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朝、美在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议，一些友好国家，如锡兰开始卖橡胶给我们。国家不再需要“不惜代价”发展橡胶了，我们也不能再吃国家“不计成本”的大锅饭了。因此，才出现橡胶发展的“大转弯”。
　　“大转弯"就是在认真总结“大发展”的经验教训后，对橡胶发展进行调整和收缩。首先是中央把原先要求完成的500万亩植胶任务，调为200万亩，完成期限也从1957年推迟到1961年。农垦根据中央的要求进行了全面收缩和调整。“大转弯”的代价是沉痛的。调整收缩的结果，海南、粤西和广西有280多万亩已开垦的土地，由于不适宜种胶被迫放弃；对己定植的142万亩橡胶中，有88万亩没有保留价值的要放弃，实际保留54万亩。另外，由于收缩，需要遣散民工13万多人，比留下的6万还多一倍。至于需要撤、并、转的单位就不计其数了。
　　农垦“大转弯"的决定是果断、适时、明智的。即使是沉痛，但长痛不如短痛。通过“大转弯"，全面总结农垦发展橡胶的经验教训，制定了“依山靠林”的植胶方针。并决定把发展重点从大陆转到海南，从平原转到山区。平原地先营造防护林，种植覆盖作物，改造环境，创造橡胶适宜生长条件后，再行栽种橡胶。此外，对大发展时，盲目学习苏联，照搬苏联的一套，搞的200亩一个大方格的规划及林带设计，都全面翻工，方格的面积缩为25亩，林带的方向、宽度和树种都要重新安排。此次“大转弯”应该说是农垦植胶史上的一大转折。此后一段时期，我国天然橡胶步入稳定发展的路子。

　　　　　　　　　　　　　　　　　　　　　　　　　　　　　　　　　　　　　　　2006年8 月

　　　　　　　　

　　　　　　　　　　　　　　　　　　　　　　农垦早期橡胶选育种
　　　　　　　　　　　　　　　　　　　　　　　　　　关其能

　　新中国刚成立，我们就遭受美国的封锁禁运。为解决国家不可缺少的橡胶，中央要求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不惜代价，自力更生，利用自己的资源和技术大力发展橡胶。
　　当时我们唯一的橡胶资源，就是老华侨过去从国外引入种子种植的为数不多的老胶树。老胶树主要集中在海南岛的儋州、琼海。此外，粤西的徐闻和云南省的橄榄坝也有零星种植。在封锁禁运，毫无外援的情况下发展橡胶，这批老胶树无疑就成了我们当时最大的财富，它们全派上了用场。栽培的先行工作——采种、育苗首先就离不开老胶树，从“一粒种子，一两黄金”的口号，我们就可知道当时的老胶树是何等的重要了!
　　在封锁禁运，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开展我国的橡胶选育种，当然也离不开这些老胶树。只能在这些老胶树中，选择高产母树作亲本，通过杂交、嫁接等手段进行橡胶的选育种工作。为了选好母树，1953年前后，垦区曾组织庞大的技术队伍，深入到各个老胶园调查，跟着割胶工人跑“树位”，随胶工收胶，发现高产树即时在树身绑草，并作好记录。然后，再同胶工一道前去，用石灰水刷上记号，继续观测一段时期它的产胶量，当确认其选取无误后，才用红油漆编号，正式建立优良母树技术档案，并作进一步的鉴定。
　　海南垦殖分局对橡胶选育种非常重视，派徐广泽工程师直接抓。1954年初开始成立橡胶优良母树精密鉴定机构，儋县因为优良母树多且集中，母树鉴定就成了那大垦殖所的重要任务。所里指派两名老技术员当领导，抽调六七个技术人员具体负责各鉴定区的工作。我当时就是被抽调来专职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之一。我和梅庆超两人算是技术骨干，各负责一个大区——他负责联昌胶园、侨植胶园这个大区，我则负责天任胶园、白南胶园这个大区。另外3个技术员，分别负责西庆、兰洋、那大一带分散的老胶园的母树鉴定。为了开展工作，我们从农场招了一些有点文化的工人，培训成母树鉴定的技工(现两院农场的郑玉生，就是我们当时的技工之一。)当时母树鉴定的任务，一是把已经建立档案的母树管起来；二是对母树作进一步的观测，包括产胶量、干胶含量，母树的生长、物候等项目的观测；三是配合育种站，做芽条培育、人工授粉和母树采种等有关工作。
　　为适应橡胶选育种工作的需要，海南垦区先后建立了那大、文昌、南俸、保亭等育种站；粤西建立了徐闻、化州育种站。当时技术方面的骨干力量，几乎都集中在育种站。建立育种站既是为了选育适合垦区种植的高产、抗风、抗寒的品种，同时也想通过摸索，找到橡胶选育种的快、好、省途径。
　　随着母树鉴定工作的深化，提出来了一个新的课题，即可否将橡胶树皮解剖这一手段用于母树鉴定?为了探讨这一课题，农垦与热作研究所合作，在1954年底，在研究所成立工作室，农垦派人参加，对所有选出的优良母树进行树皮解剖研究。上级要那大垦殖所派一人参加这项工作，人事股考虑到我是广州人，于是就选派我去。但徐广泽工程师知道后，为保持母树鉴定工作的稳定性，不同意变动我的工作，想另换一个人去。他还为此找我谈过话。后来人事股以决定已作出，不便再更改为理由，坚持执行原来的决定。结果我才调成了。
　　橡胶事业当时是保密的，所以研究所名称是：中央林业部特种林业研究所。政府把沙面原英国领事馆的院子给了研究所。众所周知,沙面是当时广州最好的地方，而前英领事馆的房子又是沙面中最气派的，可见政府对研究所之重视。我到研究所后，朋友得知我不仅工作在沙面，同时也住在沙面，都无不投以羡慕的目光。
　　研究所业务机构当时分培育部和化工部。培育部下设生态造林、十壤农化、生理解剖、植物保护、遗传育种5个研究室，对外简称一、二、三、四、五室。我参加的母树树皮解剖项目由三室主持。三室主任齐雅堂教授对此十分重视，专门成立了树皮解剖工作室，以具体进行此项工作。我到研究所后才知道，原先海南农垦是打算派人来研究所学习，学成后回海口成立实验室自己来搞的；后来才改变为同研究所合作，在研究所进行这一项目。与我一起从事同一工作的，有近10人之多，他们全是农垦抽调来的。其中有我的同学，也有3位年龄稍大的，过去读过农校，响应归队号召的“归队干部”。但原先从事过母树鉴定的，就只有我一人。
　　橡胶优良母树树皮解剖项目，内容并不复杂。我们到研究所后，先让我们熟悉植物解剖工作，然后再学习橡胶树皮解剖的方法。其中主要是统一显微观测的标准，经过反复交叉观测比较，使大家掌握的标准一致。解剖方法掌握后，大家就分头下到优良母树所在的老胶园去，采集母树的树皮样本。方法是在统一的方向、高度，用取皮器凿取树皮样本，而后将其放入有保存液的玻璃瓶内保存。样本带回所后，大量的工作就是切片和显微观测了。从1954年底到1956年中期，进行了一年半的时间，才完成所有母树的树皮解剖观测研究工作。观测结果全部都交给海南农垦局，作为母树鉴定的材料。生理解剖室在进行母树树皮解剖的同时，也进行橡胶树树皮结构与产胶量关系的探讨。我当时是此项研究的参加者之一，这项研究结果还写成研究报告，在1957年广州召开的华南亚热带资源开发讨论会上印发。研究结果表明，胶树产胶量的高低，与树皮结构有一定的关系，即产胶量高的胶树，树皮结构相对好一些——乳管列数、个数相对多一些，机械组织相对少一些。但两者并不是非常明显的正比关系。所以，树皮解剖，显然不能单独作为鉴定母树的手段而采用。
　　树皮解剖项目结束后，原来从农垦抽调来的人，基本上都返回农垦；其中，周德藻和陈世勤和我三人被留了下来，正式转为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后来，我当了朱贤锦先生的助手(朱是抗战前中法大学的学生，齐雅堂教授是他的老师，后来也是齐先生邀他到研究所来的)，协助他进行割胶制度比较试验和割面涂生长素2，4—D  、  2，3，5—T加硼酸刺激增产的研究。此后，我就再没机会接触橡胶选育种工作了。

　　　　　　　　　　　　　　　　　　　　　　　　　　　　　　　　　　　　　　2006年8月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10:45

　　编者按：顾之翰研究员1952年于中国人民大学俄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华南垦殖局工作。1952年11月—1953年曾任苏联政府派来中国帮助建天然橡胶研究所的专家古里的翻译。是最早参与创建研究所的元老之一。他于1954年被调到研究所编译室从事加工专业情报编译工作，也是两院科技情报所创建者之一。主编《英汉热带作物词汇》、《英汉农业大词典》（热带作物部分）、《英汉橡胶词汇大全》（天然橡胶部分）、《热带作物产品国际和国外标准汇编》（1—4集）。翻译出版了《马来西亚橡胶栽培手册》、《胶乳工业》等4本专著及有关热带作物的10余本小册子。在刊物发表科技文献译文累计约400万字。1956年参与创办编辑出版《热带作物译报》，该刊物1958年更名《热带作物译丛》。他和情报所同仁几十年如一日，辛勤地从事编译工作，为两院开展科技研究提供了大量不可或缺的专业情报资料。
　　2006年2月21日，我向在广西南宁儿子家养老的顾之翰研究员约稿，他应约。3月8日得知，他接受约稿后不久外出时不慎而摔伤股骨，正在住医院治疗。撰写回忆录稿件的工作被中断了。此后，我曾几次与他联系，希望他好好医治，等腿伤好了再写。但我一直担心：他毕竟是80岁高龄的老人了，体弱多病，加上这次不幸，回忆录未必能写出来。我静候着。同年9月17日，我终于高兴地收到了他寄来的稿件《建立两院情报所之简单历程》。
　　图书情报是办科学研究院所和高等院校的必要条件之一。该文属图书情报工作的回忆录。提供的信息密集，层次清楚，记述了研究所筹建和创建期，以及情报所创建初期鲜为人知一些历史片断。（杨振堂）

　　　　　　　　　　　　　　　　　　　建立两院科技情报所之简单历程
　　　　　　　　　　　　　　　　　　　　　顾之翰

　　1950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并对我国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天然橡胶等战略物资的封锁、禁运。当时苏联提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要自力更生，发展自己的天然橡胶业。但是，纵观社会主义阵营，只有我国海南岛的气候，才能适合橡胶树的生长。所以，苏联向中国提出，要全力开发海南，并指出海南不但是中国的一块宝地，而且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块位于热带的宝地。
　　当时，苏联派驻中国林业部的总顾问——顾克宁（苏联白俄罗斯林业部副部长），建议中国成立橡胶部，一方面表示他重视中国橡胶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符合他的副部长地位。当时负责橡胶开发的中国林业部橡胶司，即将顾克宁的意见呈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经研究，周总理不同意成立橡胶部，只同意成立一个橡胶科学研究所，由苏联派出一位专家来中国负责帮助建立橡胶研究所。于是顾克宁在1952年底回国，同时，苏联派来了帮助建所的专家——古里。他来后住在广州沙面的胜利大厦。中方有关建橡胶研究所的一切事务由华南垦殖局负责办理。研究所所长由华南垦殖局局长李嘉人兼任。从苏联派来的30余位专家与20余位翻译都集中住在湛江当时最大的旅店南天酒家（现已废弃），他们都是1952年由广州迁来的。
　　由于海南岛的情况特殊，故在海南岛的海口设立了海南垦殖分局，由一名苏联专家负责海南方面的橡胶开发事项。我被任命为该专家的翻译，随苏联专家经常到海南调查宜林地的面积及分布情况，以及在何处建立农场，所以整天在野外奔跑。当时海南的交通极不发达，我们虽坐吉普车，但仍有许多地方连吉普车也上不去，需步行。任务相当艰巨。有一次，在海南的琼海县就因遇到台风而被困在那里时间长达2天之久。更为有趣的是，该专家在总部汇报工作时，把我们在海南垦殖局召开的会议戏称为“国际会议”。因为我是北方人，不懂海南话和广东话，而海南的同志只懂海南话，不懂普通话，这就需要请人先将海南话翻译成广东话，再将广东话翻译成普通话，然后再由我将普通话翻译成俄语，供苏联专家参考。
1952年11月，苏联专家古里来到广州帮助筹备建立研究所，我又被调任作他的翻译。原因是在全体翻译人员中，只有我还懂得些英文，而那时有关橡胶的文献，特别是有关胶乳方面的文献，大部分都是用英文写成的，而古里对英文尚不太过关，如果配备一个懂英文的翻译，则将对工作大有帮助。此后，我从筹备成立研究所选择地址，配备人员到安排工作，就随着古里作他的翻译，直至1953年中他回国。古里到广州后，即选定研究所的地址为广州沙面英国领事馆的旧址。大门虽有解放军守卫，但不挂牌子，以防资本主义国家得知我国在发展橡胶业，而对我国有所防备和破坏。当时，研究所分为3个部门，即培育部、化工部和行政处，分别由乐天宇、彭光钦和林西3位副所长负责。古里是橡胶物理化学方面的专家，故亲自负责化工部的工作。化工部的主任由彭光钦副所长兼。化工部下设3个室，即胶乳室、化学物理室和工艺室。胶乳室由古里领导，化学物理室由李运华教授领导，工艺室由朱宝琳教授领导。这时，古里主要是对胶乳室和化学物理室的研究人员讲课，或负责收集一些有关胶乳方面的英文文献并将其主要章节翻译成俄文，供苏联专家参考，而化学物理室的工作则由另一名翻译崔佩亭负责。记得当时古里曾叫我把《胶乳的保存、浓缩和运输》（英文版）一书翻译成俄文，由古里负责校对，计划在苏联出版。可是到1953年中期，该项工作只完成了一半，便因古里被撤回苏联而告中断。
　　研究所成立后的行政工作，均由林西副所长负责。我们的翻译工作虽属技术工作，但仍由行政处管理。记得1952年底，在胜利大厦召开的研究所第一次行政会议，由办公室主任田之宾召开，出席的有3个翻译、2个保卫人员、3个摄影人员、1个建筑工程师、1个图书管理员以及3个办事员。现在这些人调走的调走了，死的死了，只有我一人还留在加工所。1953年中期，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全部奉命撤回苏联，古里也不例外。从此一别再未通音信。这时，研究所已成立了一个小图书室，搞翻译的人员去留自便。我则选择留在胶乳室从事胶乳分析工作；其他的翻译人员，有的留在研究所图书室，有的调至北京农业部或广州。研究所的图书室已有六七个翻译，基本上都是英文翻译，翻译一些旧书刊上的有关文章供研究人员参考；图书室也购入了许多书刊，大部分都是英文的。
　　1954年，部里已决定研究所要搬出沙面的旧英国领事馆，迁往石牌，在华南工学院和华南农学院的旁边。1955年，在石牌修建的化工部大楼及职工宿舍已建成。于是先把化工部从沙面搬至石牌。化工部的同志到石牌后，大家都参加了义务劳动，平整土地，修筑平台等，干得兴高采烈，终于修通了通往工学院和瘦狗岭的公路。由于这块地完全是由荒地开出来的，没有名字，因而李运华教授主持召开化工部职员大会，商讨为这块刚开出来的土地起名字的问题。当时讨论热烈，我提出叫“古里村”,以纪念这位苏联专家为我国建立第一个研究橡胶的“特林研究所”而付出的辛勤劳动；最后，由李运华教授一锤定音，定名为“南秀村”（如今，化工部大楼早已拆除，代之以高楼大厦，但仍有几栋当时修建的宿舍留在原地，南秀村的名字仍在，而且还修了“东秀村”、“西秀村”等地区）。此后不久，在化工部的旁边又修起了栽培楼，整个研究所都从沙面搬至石牌。这时的研究所的图书室，除了在化工楼和栽培楼各有一个房间作图书室外，还成立了一个编译室，编译室主任为田之宾。由于有关橡胶的国外文献资料基本上集中收藏在研究所，其他单位就要求研究所把所得的资料翻译成中文出版。这就要求翻译人员不仅要懂外文，而且要熟悉业务。于是，就把我从化工部调至编译室，负责整理、翻译、编辑、出版橡胶加工方面的资料。此外，我国的橡胶发展已颇具规模，研究所的工作也开展得不错，有不少国内经验需互相借鉴，因而编译室出版了一些内部经验交流的文献。1956年定期出版了《热带作物译报》杂志，后于1978年改称为《热带作物译丛》。还翻译出版了《马来西亚橡胶栽培手册》、《胶乳工业》等专著，并随着研究所研究对象的扩大，编写了一些有关热带作物的小册子。
　　研究所设在广州沙面时，就已有人提出要把研究所搬到海南，理由是，因为海南是橡胶生产基地，研究所应直接与生产相结合。1953年苏联专家古里已回国，1954年乐天宇患病无法继续工作，由彭光钦承担所长职务。搬迁之事因大部分高级技术人员不赞成而未果。到1957年“反右” 运动开始时，主张研究所迁往海南的人认为，时机已到，可以借“反右” 的东风促进研究所搬至海南。1957年初，部里派何康来研究所任所长。“反右”运动把彭光钦、尤其伟等几个激烈反对迁所的教授打成“右派”，编译室中也有一位教授吴恭恒被打成“右派”。最后决定在1958年把研究所迁往海南那大，凡不愿去者一律开除。编译室是第1批迁往海南的，在整个搬迁过程中，仍保持杂志按时出版。
　　研究所在那大原有一个联昌试验站，这时便将研究所设在那里。房子不够，就自已动手盖茅草房和土砖房。编译室因去得早，先占了一间试验室，吃、住、工作都在其中。
　　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研究所的主要工作基本上是安定人心，修建宿舍、试验楼，美化环境。另外，还筹备建立一个“热带作物学院” 。1960年2月9日周总理还亲自到研究所院视察，所院全体职工受到巨大鼓舞。记得周总理到所后，先在会客室小憩，然后由何康所院长陪同参观全所。当时的编译室正好在会客室旁边，所以何所长首先带周总理来到我们翻译人员集中办公的地方。周总理和蔼可亲，要同我们每个翻译人员一一握手。可那时我正好在油印，两手沾着油墨，而周总理还要与我握手，我只得婉拒，真是非常遗憾。周总理还问我们从何处来，当他知道我们大部分都来自江苏和浙江后，便问我们安心不安心，并鼓励我们安心工作。总理这次对我们的教诲，使我们久久不忘。两院迄今还保留着他“儋州立业宝岛生根”的题词，让大家永远留念。
　　1965年研究所发展壮大为研究院，与热带作物学院合称“两院”。热带作物学院成立后，师资尽量从研究院抽调；学生一边学习，一边劳动。我当时在胶乳厂劳动。忽然有一天，叫我回去给农牧系和加工系的一年级新生上俄文课，其他各系则上英文课。本来很明显，热带作物的国外文献，基本上是英文，另有少量法文和西班牙文，学院学生上外文课当然应该是上英文课，但苏联老大哥的影响仍深，故非要在某些系中上俄文课才保险。于是我到了农牧系。据说有关农牧的一些文献资料中仍有俄文的，所以要安排农牧系和一部分加工系学生学俄文。我毫无准备，也没有现行的课本，只能一面编，一面教。如此过了2个学期，最后终于决定学院不再教俄文了。
　　经过全体师生员工的艰苦奋斗和努力，1965年，两院终于度过了经济困难时期，并获得了平稳发展。编译室改为情报室和两院图书馆并在一起，统称为图书情报室。工作大有起色。这时图书馆大楼建筑开始施工。可惜大楼才打了基础，1966年又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一切正常工作都停止了。1969 年，科技人员几乎全部下放到各农场劳动。
　　“文革”结束后，科技人员从下放农场陆续回院，科研和教学工作都有很大发展，图书馆大楼也恢复修建并竣工。图书馆情报室正式迁入图书馆大楼。1978年，情报工作机构与图书馆分开，情报室改为情报所，属研究院系统。此后的工作逐渐正规，为橡胶等热带作物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情报所曾荣获1982年农牧渔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热作两院科技成果一等奖2个。除了陆续出版各种刊物外，还第1次出版了《英汉热作词汇》工具书，填补了我国英汉热作词汇工具书出版工作的空白，荣获热作两院科技成果一等奖。
　　加工所在1964年迁至湛江后，即着手建立图书情报室。但刚开始有点眉目，“文革”10年浩劫便来临了，一切工作都冻结了，直到“文革”结束，才逐渐恢复正常，翻译出版了一些内部资料。1980年，加工所与两院情报所达成协议，把我从情报所调至加工所负责情报工作。二者分工是：今后有关热带作物加工科技文献的编译、出版、发行等工作，都交加工所主办；而两院情报所就只负责《热带作物学报》、《热带作物译丛》、《热带作物通讯》等刊物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从此，加工所情报室专门负责了《热带作物加工》（后改为《热带农业工程》）杂志的出版工作；此外，还接受农业部农垦司委托，收集、翻译和出版了国际标准中有关热带作物产品的那部分标准，共260篇约100万字，分4册出版。还值得一提的是，1983年，在北京召开的国际橡胶会议中试用了同声翻译，这是我国在国际橡胶会议中首次采用同声翻译，获得好评。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11:03

　　编者按：张开明研究员是我国橡胶热作植保的著名专家。今年已76岁高龄。自1953年2月分配到华南特种林业研究所筹备处培育部植物保护研究室病理组至今，长期坚持深入华南垦区橡胶农场，以及农村热作生产单位调查考察，结合生产中出现的白粉病、根病、麻点病、条溃疡病、炭疽病等多种严重病害的病因和防治问题，立题进行病理学研究，取得多项重要研究成果；积极培训植保技术骨干和创办防治试点；其技术措施在生产中得到广泛推广使用；同时，针对橡胶热作病虫害防治中长期存在“缺医少药”的问题，积极创办全国橡胶热作农药协作网，开发出白菌清、多菌灵、十三玛啉、草甘膦等一批新农药，推动这些农药国产化，普遍使用于防治橡胶病害的防治，从而取得巨大社会经济效益。多次获国家、部、省科技进步奖和科技推广奖。1997年12月正式退休后，“退而不休”，继续为橡胶热作植保事业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显著成绩。2004年6月，被中共海南省委组织部、老干部局评为海南省老干部先进个人。他现在还为橡胶热作植保事业操劳着，践行着“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诺言。
　　张开明研究员撰写的回忆录《新中国天然橡胶植保科技工作50年亲历记》，22 000余字，极其翔实地记述了1953年至今50多年来，他亲身经历的天然橡胶植保科技工作实践中的曲折、艰辛、追求、执著，以及成功的欣慰。透过他那朴实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张开明研究员对橡胶热作事业的无比忠诚、无比热爱……（杨振堂）

　　　　　　　　　　　　　　　　　　新中国天然橡胶植保科技工作50年亲历记
　　　　　　　　　　　　　　　　　　　　　　　　　　张开明

　　一、回顾1953年华南特种林业研究所筹备处
　　1952年9月，我于湖北农学院病虫害系毕业后，临时被分配到咸宁专区建设科工作。因被分配到华南垦殖局的2位同学不想去，而要和我换；我愿意。于是，咸宁专区建设科又将我送回中南军政委员会人事部重新分配。1953年2月的一天，我持中南军政委员会人事部分配我到华南垦殖局工作的介绍信函到了广州。介绍信上写的华南垦殖局地址是“广州长堤”，可是，我在从沙面到老火车站几公里路上，就是找不到垦殖局；后来，到当时广州最大旅店爱群大厦询问时，才得知华南垦殖局已经搬到湛江市了；旅店的人告诉我，可到沙面珠江路去找华南垦殖局办事处。于是，我到了垦殖局办事处，他们告诉我，从广州到湛江有500多公里，路上要走好几天，你一个人不懂话……不如到华南垦殖局正在筹办的研究所工作；经我同意后，他们随即介绍我到珠江路46～48号（解放前的英国领事馆）研究所筹办处每天一句话，记录橡胶生活！。……就这样，我成了研究所的一员，并决定了我此后为橡胶树植保科技事业奋斗的一生。
　　当时，华南特种林业研究所筹委会主任是华南垦殖局第一副局长李嘉人兼任，乐天宇、彭光钦、林西任副主任，研究所内设培育部、化工部和行政部。培育部下设五个研究室：一室生态造林、二室土壤肥料、三室生理解剖、四室植物保护、五室遗传育种。植保室室主任贺子静（植物病理）、副主任尤其伟（昆虫）接见我，并分配我到该室病理组。那时第四室编制17人，但人员尚未到齐。病理组有贺老、覃泽夏、张开明，昆虫组有尤老、丘燕高、郑秋罗、平正明、曹沄。周启昆和陈迺用是7月才来的。
　　研究所当时办公的地点——沙面珠江路46～48号，是一个大院子，3座楼房。培育部在中间主楼，进大门左侧楼房是化工部，右侧楼房是行政部。楼房大门口有解放军站岗。研究所属保密单位，我们被告知，不能对外讲自已是干什么工作的。我们每天下班离开大院前，都要将办公材料送交保密室，上班时再签收取回。那时，所里从四面八方调来的工作人员在沙面住得很分散。张开明和平正明刚调来时，就住在培育部三楼的一间大厕所里；到1954年，才搬到张发奎在沙面的康乐室（那里原是研究所的食堂兼会场，也是单身宿舍）。
　　二、参加两广植胶垦区科学考察
　　当时，培育部从广西、北京、南京等地调进的研究人员和分配来的大学生几十人，其中多数人从未见过巴西橡胶树，当然也不掌握有关橡胶树的专业知识。为了使大家能了解橡胶树的生态习性和栽培技术，1953年4月由所筹委会副主任乐天宇教授带领培育部已到所的科研人员从广州出发，到华南垦殖局下属的广西、粤西、海南的农垦分局的橡胶试种点及老胶园作一次科学考察，历时半年，受到很大教育。参加这次考察的人员有齐雅堂（培育部副主任）、贺子静、尤其伟、曾友梅、邓励等老专家，中青年有覃泽夏、张耀宗、庞廷祥、丘燕高、张开明、平正明等，罗洪中是事务长，广东省公安厅派了一位科长同行。
　　我们从广州出发时乘的是客货混合列车，即在货车中间加挂了两节旅客车厢。车到衡阳停了1天，换车到桂林。在桂林考察了燕塘广西大学的橡胶试种点（寒害很严重）。2天后，南下柳州考察了沙塘橡胶试种点。随后到了南宁，在广西农垦分局人员的陪同下，考察了桂南所有的橡胶苗圃、新植场，先到田东、田阳，后到百色，转回南宁后南下龙津县，考察了龙州垦殖所的全部试种点和新植场，包括与越南高平县相邻的大青山、小青山苗圃，前后历时近1个月。结束龙州考察回南宁后，再转去浦北、张黄、钦州、合浦到北海（当时只是一个小渔村，北海许多苗圃的胶苗寒害严重），等再返回南宁时收到广州来电要乐天宇等几位教授回所讨论未来的科研计划。乐天宇走前指定由邓励、张耀宗带队继续在广西的考察。我们一行经贵县（今贵港市）、玉林到陆川。在陆川考察时碰到一件不愉快的事，即陆川垦殖所垦殖股长陈又新在陪同我们赴各处考察时，用2辆大卡车带了几十名工人，每到一处他就大声喊叫：“北京来专家了，你们有什么问题快点提呀！”弄得我们很尴尬。原来是：广西分局通知他们，北京有批专家来考察橡胶，要好好接待；但一看，来的却是我们这一伙人；陈很不服气，于是，故意出我们的“洋相”。
　　在广西考察2个月。随后乘车经陆川到湛江粤西垦殖分局，转去水东、电白，历时半个月。
　　结束粤西分局的考察回到湛江时，乐天宇等几位教授和朱贤锦、潘衍庆、陆行正、刘崇禧、周启昆、陈迺用等也来到湛江与我们汇合。他们还带来了5个大帐蓬。考察队一下子增加到好几十人。我们一起乘2条大木船，浩浩荡荡过海到海口。过琼州海峡时，不少人呕吐了……
　　当时，海南农垦分局在德胜沙路的五层楼办公。与分局联系，商定考察计划后，先到西路儋县的联昌胶园（1952年成立的那大橡胶研究站）。联昌胶园在牙拉河对面。当时没有修好桥，我们先乘车到西联农场，再徒步走到联昌的河对岸，用牛车把帐蓬拉到河边，大家是先涉水过河再爬坡到联昌。在老胶园内搭好帐蓬，安顿好生活后，开始到儋县的所有老胶园和新植场进行考察，包括联昌、白南、洛基、天任、侨植、一本、国粦等老胶园和南辰北场、大星场、巴黎场、木排场等，前后花了20多天。这段时间以联昌为基点，晚上多半回联昌住。
　　这期间有2件事还记忆犹新：一是首次碰到打台风。因为我们是住在胶园内的5个大帐蓬内，半夜来风时只听到“卡嚓”、“轰隆”胶树被风折断或吹倒的响声，很可怕，耽心倒树压到我们；但黑灯瞎火，外面是大风大雨，也没有地方好躲避，只好围在帐蓬中间的柱子下面，挨到天亮才敢走出帐蓬。这是大家第一次经历台风，真有点后怕。二是在打台风时牙拉河水暴涨，人很难涉水过河。好几十人吃的米、菜是派人从那大买好，运到河对岸；我们在河两岸的大树上拉一条绳索，岸这边由几位会水的小伙子提着铁桶过河，装上米菜，一桶一桶拉着绳索推着铁桶运过来的。记得当时过河的就有陆行正。
　　海南西路考察完后，回海口转到东路、中路，先后考察了万宁县的南桥、培林、六甲等老胶园，南桥场新植地和苗圃，乐会县的石壁农场，琼安、琼富、粉车、加斩等老胶园，以及南太农场（现东太农场）的南太、合口咀、坡塘等新植地和苗圃。
　　在海南各地考察了2个月。到9月下旬结束后，考察队的大多数人都旋即先乘车回广州了。
　　然而此时，乐天宇教授却因患一“怪病”，住进了海口部队医院——他既不能坐，也不能睡，只能半躺着，所以无法乘车或乘飞机回广州，而只好等乘船。于是，队上决定留下杨志、刘松泉、张开明3人在海口等船护送他回广州。乐住在医院，而杨、刘、张3人则住在中山路泰昌隆旅店。不巧，那时的台风是一个接一个，不开船，3人只好耐心等。大家无聊，买付象棋玩和几本小说看。早上，到新开张的南国饭店吃早餐；然后，留在饭店里，2人下棋，1人看书，捱到吃午饭；吃完午饭后，回旅店午休；下午，又到饭店吃晚饭……每天如此。等了十多天，到10月1日才解除了台风警报，通知可以开船了。我们接了乐教授，抬着他在得胜沙路码头上了小船，再由小船把我们驳运到去广州的大船。下午开船，晚上航行至靠近湛江的硇州岛时，突遭台湾飞机空袭，轮船停机、熄灯、停航。我们也昏昏睡着了，何时开的船也不知道。到第二天傍晚，我们才到广州，从而结束了历时半年的橡胶树考察。
　　我在这半年的考察中得益匪浅——不仅对橡胶树的生态习性有了初步了解，而且收集到橡胶老树、幼苗的风、寒、旱害及一些寄生性病害的资料。年底，四室病理组由我执笔，写出了第一份橡胶病害调查报告《橡胶病害调查研究初步总结》（存院档案馆）。橡胶虫害调查报告，由尤其伟教授执笔撰写。
　　1953年的经历，使我认识到：我们这个研究所，筹建指导思想明确，是为在我国华南地区发展天然橡胶业服务而建立的一个研究所。筹建工作自始至终都是华南垦殖局领导的。到1954年，正式成立“华南特种林业科学研究所”时，第一任所长就是由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秘书长、华南垦殖局第一副局长李嘉人同志兼任。研究所的任务就是负责解决橡胶生产中出现的重大疑难技术问题。“我所是生产部门的研究所，必须为生产服务”这个包含研究所性质和宗旨的理念，一直指导我在此后几十年的我国天然橡胶植保科教事业中的全部活动。
　　三、在橡胶树白粉病早期研究的日子里
　　橡胶树白粉病是东南亚植胶国家的重要病害。我们1953年在海南考察时，看到该病在一些胶园广泛发生。为预防白粉病在我国垦区蔓延、为害，决定设立课题进行系统研究；课题负责人是周启昆，执行人张开明。1955年春季，华南农垦局的龙永棠工程师参与部分工作。
　　由于白粉病菌是绝对寄生菌，不可能人工培养，我们在远离橡胶树的广州无法开展研究。为了赶在海南老胶树越冬抽叶前投入研究，周、张二人在1954年1月从广州赶往1953年春季曾发生重病的石壁农场。他们随身携带一部手提显微镜和一部分玻璃仪器乘船到海口，转车到加积镇（今琼海市政府所在地）。因为加积到石壁镇不通车，只好乘小木船沿万泉河上行大半天才到石壁。石壁农场就在小镇上。场里没有空宿舍，我们只好借住在一间仓库的搁楼上，仅供晚上睡觉；白天在该场集中办公的一间大草房的一个角落，借一张桌子工作。
　　石壁场有3个割胶站：一站岭头边，二站南牛，三站里望。每个割胶站四周还有很多大小不等的民营胶园。我们住在镇上，每天来回岭头边采样和观察。先在三站及附近老胶园调查胶树冬春期间白粉病发生情况。直到3月初胶树开始抽新叶时，许多老叶尚未脱落。到3月18日，跑了很多个树位检查了几千片越冬老叶，看到的都是累累枯斑。但在两株断倒树抽出的嫩梢上看到了新鲜病斑。到3月30日，在一株优良母树上检查124片嫩叶，有病叶占24.2 %，其周围胶树发病仍很轻微。在1953年的2个重病树位，到4月19日胶树全部抽新叶时，调查49株树，染病的19株，4 055片新叶中病叶481片，只占10 %，说明当年是个轻病年。
　　为研究白粉病菌形态和孢子发芽生理，到三站胶园去采新鲜病叶。为避免途中受热影响孢子发芽力，将病叶放在装有湿毛巾和芭蕉叶的锌铁皮箱内带回场部。测验孢子发芽与湿度的关系是因陋就简，用一组干燥器，盛清水密封，使器内湿度达饱和代表RH 100 %，另外的干燥器分别加入一定量的不同浓度化学纯硫酸来控制不同湿度。试验结果是，孢子在水滴中和一直到RH 10 % 都能发芽，而且低湿度还有利于发芽。测验孢子发芽与温度关系，是利用室外、室内温差，井水和冬季厨房加温等处理，得出从19℃到33 ℃都能发芽，但33 ℃是孢子发芽的上限。测验光线对孢子发芽的影响，结果是，发芽不需要光照，黑暗有利，而直射日光能杀死孢子。测验离体病叶上的孢子寿命，最长5～7天；但经过2天，孢子萌芽率急骤下降。
　　为研究病菌侵染与叶龄的关系，采用人工接种不同叶龄的嫩叶，同时用徒手切片法测量不同叶色、叶质的叶片的角质层厚度与发病关系。结果是：深古铜色角质层厚度0，100 % 发病；古铜稍带淡绿叶厚1.5～2.5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11:21

　　编者按：胡耀华教授曾任两院副院校长、院校学术顾问、农业部的第五届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农业部高等农业院校教材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热带作物学会副理事长、农业应用数学学会常务理事、海南生物资源学会副理事长等职。现年72岁。是我国农业生态学科领域有影响的专家。1981—1983年先后率先在本校开设《作物栽培的生态学基础》《农业生态学》两门课程。并建立了一个完善的生态学实验室。他编写的《农业生态学》《作物栽培的生态学基础》两本教材，受到同行专家的广泛赞誉，成为全国数十所农业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教材和主要参考书。在胶树生产结构、胶树现存量估算、胶树群体光合量和呼吸量估算、胶树干物质积累规律、产胶潜力以及胶园生态系统营养元素的最优调控等方面的研究中取得重要成果。《橡胶树群体光合、呼吸作用的研究》获1986年广东省高教科技进步三等奖。部重点课题《胶园生态系统及主要环境调控技术》研究在国内外同类研究中处于先进水平，为胶园生态系统的调控提供理论依据，并为国外学者多次应用。
　　胡耀华教授撰写的回忆录《难忘的回忆》具体生动地记述了他自1958年7月分配到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橡胶系生态研究室以来的40多年，在两院橡胶栽培科研和教学工作中，以强烈的事业心，一贯地勇于挑战科技难关，大胆开拓创新，顽强拼搏进取，从而取得一个又一个新突破的艰苦历程。此外，该文还记述了胡耀华教授1969—1970年下放到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3师11团（乐光农场）劳动锻炼期间负责管理全团（场）生产技术工作、以及1964—1965年在云南景洪地区负责温泉农场橡胶样板田工作的过程中，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克服重重困难，艰苦努力，出色完成各项任务的感人事迹。（杨振堂）

　　　　　　　　　　　　　　　　　　　　　　　　　　难忘的回忆
　　　　　　　　　　　　　　　　　　　　　　　　　　　胡耀华

　　一、第一次考验
　　1958年7月，我在南京林业大学（当时为南京林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前身）工作。当时的我，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希望尽快参加工作、一展宏图。为尽快到达工作岗位，分配名单宣布后，我顾不及回家探亲访友，便怱忙赶往广州每天一句话，记录橡胶生活！。但出人意料的是，研究所已经下迁至海南岛了，只留下少量的妇幼老残，几天后也将南迁。于是，我在广州逗留不到一个星期，便义无返顾地随着最后一批下迁人员乘船来到了海南岛儋州研究所新址。
　　每天一句话，记录橡胶生活！后，我被分配到何敬真教授主持的第一研究室（生态研究室）工作。当时，由于新址的研究大楼和职工宿舍都还没有盖好，所以，迁过来的大部分人员办公和居住都临时安排在联昌试验站。当时的工作条件很差，每个研究室都只有一间实验室。何敬真主任和一些老先生们都同我们一起，挤在一间不到30平方米的实验室里，既做实验又办公。此外，居住条件之差更是难以想象——除了老教授和部分中级研究人员能住上一小间砖瓦平房外，其余大部分人员都住茅草房。我和加工研究室的一名姓楊的辅助人员同居在一小间茅房中。房中除了2张木板床外，什么也没有。
　　当时的现实情况虽然同我心目中的科研单位有较大差距，但我一点也不介意，一点也未影响我来这里的工作热情。我只感到，这里一切都新鲜，所有东西都值得我学习。我向何敬真教授学习防护林知识，向聂培林先生学习水土保持知识，向单志宜、陈有义先生学习橡胶和苗圃知识……感到生活十分充实。
　　盛夏的海南，风和日丽，但有时也会晴天霹雳。这年的9月2日，也就是我来这里工作后的一个多月，刮起了一场12级以上的大台风。我出生在湖南，在武汉和南京读大学，因而对台风，只在书本上了解过，而没有亲身经历过。因此，听说要刮台风了，不但不害怕，还很想见识一下。
　　在台风到来的那天晚上，我和同宿舍的楊同志，开始还时常跑出房间外面来感受；后来由于风、雨太大了，电也停了，两个人就只好躲在房间睡觉……到半夜时，我们房间的茅草屋顶被风掀开了；顿时，大雨如注，两个人的被单全被雨水淋湿了；房子也被风吹得“咯吱”直响，不时还听到外面大树断倒和树枝断裂的声音……我们俩再也无法入睡了，只好各自找一个不漏雨的角落敖过这一夜。第二天早上出外一看，只见到处都是被吹断倒了的胶树和其它果木；我们的茅草房顶大部分都被风吹走了，没有顶的茅房四壁也被吹得东倒西歪，差点倒塌了……面对此情此景，我才真正感受到台风的威力。上班时，我把淋湿的被单衣服拿出来晒干；然后，就赶快参加了全所同志打扫环境卫生、拾取胶材和胶果的行动。晚上，所里就把我们安排在实验室居住。
　　经过这次台风，我虽然觉得台风可怕，但并没有被它吓倒，仍然激情满怀、精神饱满地工作着。因此，我经受住了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后遇到的第一个考验。
　　二、创新成功后的喜悦
　　我在第一研究室工作不到半年，便调到了院人事处工作。1959年末，又因工作需要而调到橡胶系(现橡胶研究所)栽培生态组，主要工作是参加许成文教授主持的“橡胶树生物学习性研究”课题研究。到组后，我被安排到试验农场三队蹲点，具体负责胶树地上部分和根系生长的观测和资料整理工作。胶树地上部分的观察是在大田进行的。观察用的胶树是邻近开割的幼龄树，树高10米以上，因而需要搭很高的竹架爬上去进行观察。虽然具体观测工作是由2位技工负责的，但我还是经常同他们一起做观测工作。
　　观测项目中，有一项是观测橡胶树叶蓬的生长过程，即每抽发一新叶蓬时，都要每天测量叶篷的长度、宽度和它的叶片面积。连体叶片面积的测量是个难题；当时没别的办法，只好沿用古老的数方格方法——就是用一块划有小方格的透明板，对着叶片，一个一个地数方格，然后根据每个叶片占有方格数的多少累积计算叶片面积。具体工作中，我深深感到这样的测量方法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很不准确；不细心时，还会伤叶片。因此，我便产生了要攺进它的想法——
　　我想起了在学校学习测树学时，有一种用形数估测立木材积的方法。这方法是这样的：通过测量树木的胸径和树高，计算得到圆柱体的体积后再乘以一形数便可以了。橡胶树的叶片面积计算是否也可用这样的方法呢？我很想把它弄清楚，于是便开始了这项研究工作。我从胶园中釆摘了大量形状不同、大小不一的叶子，分别测量了它们的叶长、叶长二分之一处的叶面宽以及它们的实际面积，然后把每片叶子的面积同叶长乘叶长二分之一处的叶面宽的矩形面积相比，便得到了一个比例系数，这一系数我称之为形数。大量测定后发现，形数值虽然与叶片的形状和大小有关，但变化范围不大，大体变动于0.61~0.65之间，绝大多数叶片是0.63左右。因此，我便决定用0.63作为胶树叶片的形数。我将这一结果向许成文教授汇报后，许教授很高兴，肯定了这项研究，并决定在日后胶树叶片面积的测量中，不再用计数方格，而均改用此法。这样，在田间测量胶树连体叶片的面积就简便多了——只要测量叶片的长和宽，长与宽相乘后得到的积再乘以0.63就可以了。从而，大大节省了这项观测工作的时间和减轻了它的劳动強度，也提高了试验的准确性。尽管这只是一项小小的技术攺进，但我还是尝到了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创新成功所带给我的喜悦。
　　在参加橡胶树根系的研究工作中，我当时主要负责根系的田间生长观测。虽然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查明了胶树根系的周年和昼夜生长规律以及影响根系生长的温度、湿度和土壤质地及营养等条件，但关于土壤中氧和二氧化碳这2种重要气体含量对胶树根系生长的影响这一重要问题的研究工作却迟迟没有开展。这是为什么呢？我就此请教了许成文教授。许敎授回答我说，这是由于迄今国内外尚没有较好方法可资借鉴。我问：“我可不可以试试？”他鼓励我说：“你可以想想办法，看怎么进行好。”
　　于是，我从此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我查遍了院图书馆中与此有关的中、日文资料（我当时的日文已可阅读；但英文尚不行，因而未查英文资料），确实没找到这方面的简便可行的研究方法。院内当时也没有这方面的研究条件，不仅没有测定气体成分及其含量的仪器，甚至连现成的氧气和二氧化碳气体也没有。因此，所有的一切都得自己想法解决。
　　首先，我想起了中学上化学课时用排水取气法制备氧气和二氧化碳气体的方法，认为这一方法有可能移植到我的试验中来。于是，我便从仓库中领来了做一些化学实验用的玻璃瓶和一些化学试剤，进行了制备氧气和二氧化碳气体的实验。实验结果很成功。
　　接着，就是进行不同氧气和二氧化碳气体浓度对橡胶幼苗根系影响的试验。此试验是这样设计的：先把刚发芽不久的橡胶幼苗栽种在一盛有营养液的上下两端有接口的玻璃瓶中（当时用蒸馏瓶替代，瓶的体积用排水法测知），待苗木生长正常后，便将各个种有试验用苗的瓶灌满水，再把瓶口用石蜡（当时无橡皮泥）密封（绝对不能冒水漏气），然后根据所设计的氧气和二氧化碳浓度（体积比），将自己制造的氧气和二氧化碳气体一一从瓶的下端输进瓶中，根据瓶子上端排出的水量便可准确掌握所输气体的体积。瓶子不要完全充满气体，留有少量水分以保持瓶中的湿度，以利根系的生长。
　　这一设计的试验很成功，不但可以看到不同组分氧气和二氧化碳气体对苗木根系和地上部分生长的影响，还可观察到不同种类和浓度的气体对根系影响变化的全过程。试验的重复性也很好。因而，试验取得了很好的结果，确定出了影响胶树根系生长的氧气和二氧化碳气体浓度。
　　我把这项试验的结果向许教授汇报后，许教授十分赞赏和肯定，我为此感到很高兴。后来，这些研究结果都被写入了《橡胶树根系研究》这一总结报告中。本来，如能在这一方法基础上做进一步攺进，是可以弄清楚土壤气体对胶树根系生长影响的许多问题的；但因1961年课题改革，橡胶树生物学研究这一课题被终止了。因此，根系的研究工作也就不再进行了。对我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三、在云南温泉农场搞“样板”
　　1964—1965年期间，为了落实毛泽东同志以点带面的工作方法，全国各行各业都在树“典型”，搞“试点”。农业部门的“样板”运动更是开展得轰轰烈烈。当时，全国共搞十大农业样板，橡胶就是其中之一。时任我院院长兼党委书记的何康同志对此十分重视，把搞好海南和云南两地的橡胶树“速生丰产样板田”列为1965年工作的重中之重。海南的样板田包括院试验场以及西庆、西联、西达等农场，以橡胶树丰产为主，由当时任橡胶所所长的黄宗道教授亲自负责，主要是土壤农化和生理生化2个组的科研人员参加；云南样板点则由栽培生态组组长许成文教授负责，参加人员有郝永禄（副组长，后半途回院）、胡耀华、周钟毓、黄春兰和周经帝等5人，主要任务是实现良种化和胶树速生。
　　我们一行6人大概是1965年5月初到达云南的，经向云南农垦总局请示汇报后，便确定在景洪地区搞2处“样板田”：一处设在景洪总场的飞龙农场，这里的特点是低山、坡度大、全部人工开垦、已种植的胶林中长有较多茅草；另一处为东风总场的温泉农场，这里的特点是缓坡丘陵、可机械开垦、已植胶树不多，现正在大面积开垦中。另外，云南热作所也派人一起参加样板田工作。不久，我们来到了允景洪的云南省热作所，与所领导一起商议后，确定成立样板工作领导小组，由许成文教授任组长，云南热作所石明辉所长任副组长。为方便联系，许组长留飞龙农场，除指导面上工作外，还具体负责飞龙农场样板田工作。飞龙农场的工作人员有：郝永禄（后提前返院，只参加了一段时间工作）、周钟毓和云南热作所的王醇儒等4人，时任云南热作所副所长的戴渊教授有时也来此参加部分工作。温泉农场样板田则由我负责，参加人员有黄春兰、周经帝和云南热作所的张玉娥等4人。
　　温泉农场是个新建场，距中缅边境线很近，只2～3公里。当时边境线附近的秩序不太好，经常有国民党的一些残匪前来骚扰。就在我们到场后不久，驻在我农场场部附近的一个边防连队就同他们进行过一次枪战，我方还牺牲了一名战士。这个场的规模不大，只10 000余亩地，技术力量也很弱。
　　我们4人到达后，农场安排我们住在离场部大约1公里左右的一个新建生产队。这个队当年的生产任务是开垦定植800亩橡胶树。我们驻点后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这里搞什么样板？当时，由于整个组都没什么经验，许教授也只对我们做了些原则性指示，因此，一切工作只好靠自己来摸索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具体了解，最后与场方形成共识，即要把温泉二队建成一个实现良种化、梯田化和覆盖化的样板队。具体任务为：第一，完成800亩开垦定植任务；第二，5度以下平缓地十字定标种植，5度以上坡地等高定植，修筑1.5~2.0米宽的环山行；第三，全部定植RRIM600优良无性系，萌动芽接桩定植；第四，当年定植成活率95%以上，保证抽生2蓬叶稳定后过冬；第五，全部开垦地种植覆盖作物，不得长有茅草，人均管理定额60亩以上；第六，林段四周和林段与林段交接处种植铁刀木，一方面做防护林，另一方面做薪炭林，以解决生产队居民的烧柴问题。将上述意见向领导小组汇报后，领导小组同意了。这样，样板田的任务算是明确了，接着就是如何具体实施的问题了。
　　客观上讲，这的确是一场硬仗。因为它任务重、时间紧、人手少。首先是任务重。一个生产队要在一年内完成800亩地的开垦、定植任务并实现全面覆盖化。当时，这不仅在云南没有，就在海南也是很少见的。二是时间紧。云南的雨季一般从6月中下旬开始，10月上旬结束。当时已是6月初了，要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上述任务，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三是人力少。记得当时全队不足50人，只有1个苗圃班、1个后勤班和3个大田生产班，且大多数是妇女。场机耕队也只安排了3台拖拉机（1台斯大林80，2台TД54）协助清山、筑梯田和挖穴。这样繁重的任务，一旦组织不好，别说搞样板，就是完成这些任务也很困难。面对这些任务，我们蹲点的几个人虽然知道困难不少，但还是信心十足的。当时，我们在连队都是分在不同的生产班中，一边跟班劳动（同吃、同住、同劳动，既是一条纪律，也是搞样板田的一条重要经验），一边开展样板田工作。
　　为搞好这800亩地的开垦定植，首先我们从道路和林段规划入手。通过张玉娥同志，从热作所借来了一付罗盘仪，利用它，我们很快就测量出了一幅地形图，虽然比较粗放但实用。在此基础上又很快作出了道路和林段规划。应该说，初期的工作还是进行得比较顺利的；但是越往后，碰到的问题也越多，工作的难度也越大了。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是：拖拉机推梯田时应该如何定标？开始我们同人工开垦时一样做，标定在环山行中央，而且一个山坡一个山坡地定，结果拖拉机操作不方便，来回走动时很容易把标压倒，造成很大浪费。后来我们攺用根据拖拉机的开垦需要定，标定在环山行上方，且密度不要太大，只需在地形明显变化处定上几条（但长度要比人工开垦的长）。这一问题解决后，接着又出现了拖垃机推梯田时如何留表土和如何推水平的问题。开始时，拖拉机推的梯田高低不平、深浅不一，并且表土和心土混在一起，使以后无表土回穴。为此，我连续数天到田间观察拖拉机的作业情况，发现上述问题的出现主要是与拖拉机手的操作步骤和方法有关。于是，我同拖拉机手们商量后，操作上做了如下3点攺进：第一，先用TД54沿梯田带推去表土，并每隔一定距离放置一堆，供日后回穴用。第二，.在此基础上再用斯大林80筑梯田，推土时，不要一步到位，开始时，推土铲的角度可小些，待形成梯田雏形后，再调至15度角推到我们所要求的规格。第三，遇到山脊处，推土铲应稍微挖深些，遇到山凹处，推土铲则应稍微挖浅些，这样有利于将梯田推平。经过以上改进后，所推梯田的质量有很大提高，而且越往后质量越好，完全达到了规定要求。此后，虽然还碰到了一些小问题，诸如拖拉机挖穴时如何定标，用萌动芽接桩定植时如何促进接芽萌动和如何护芽等问题，但都在实践中很快解决了。
　　在整个的任务实施过程中，真正使我们感到头痛并给工作带来不少损失的问题是大头蟋蟀的危害。首先，是大头蟋蟀大量危害芽接桩萌发的嫩芽，有的地段的危害率高达15%以上，给我们工作造成不少困难。开始，曾设想沿种植株四周撒农药防治，但工作量大太，难以具体实施。但不这样做，又危害很大，无法保证足够的苗木成活。我们就这一问题专门访问了老工人。一些老工人说，雨水下多了，虫害就少了。这对我启发很大。为此，我决定对已植苗木进行一次全面调查。结果发现：第一，雨季开始时定植的苗木受害率最大，晚后定植的则要轻很多。第二，萌芽长不足0.5厘米的最易受害，而且受害后的植株不再萌发新芽；抽芽长度5厘米以上的，虽然也受大头蟋蟀危害，但受害程度轻得多，而且多从芽的中间咬断，留下部分仍可抽发新芽。基于上述调查结果，我们采取了选用芽长5～10厘米左右的芽接桩，大规模定植放在雨季中期这一做法。实施后，取得了良好效果，基本上控制了大头蟋蟀危害。第二个问题，是大头蟋蟀对覆盖作物的危害问题，这比对芽接桩的危害严重多了。雨季来临时，我们在一些已定植胶苗的林段播种了蝴蝶豆、毛蔓豆和无刺含羞草。毛蔓豆和无刺含羞草均生长很好；但100余亩蝴蝶豆，则在出苗不到一个星期时全被大头蟋蟀在第一对真叶下方咬断了，幼苗完全失去了再生能力。而蝴蝶豆又是我们这次要推广的一个品种，这次全部受害，不仅影响定植当年实现全面覆盖的目标，也破环了我们推广蝴蝶豆的计划，因此感到问题比较严重。而当时，农场的通讯很不方便，打长途电话很困难；就是打通了，这些情况也很难在电话中说清楚。为此，我们4人商议后，确定由我亲自去飞龙农场向领导小组许成文组长做一汇报；另外，也请张玉娥同志回所去搞一些其它覆盖作物的种子。当时的交通很不发达，从允景洪到大勐龙每天只有早上一班车，而且很难乘上。为了赶时间，我和张玉娥同志只好步行。从温泉农场到飞龙农场虽然只70余华里路程，但需要翻越几座高山，沿途又大多是森林，村落人家很少，加之张玉娥又是一女同志，因此走路很不方便。但我们对此考虑很少，只希望早点赶到飞龙农场。我们上午11点左右出发，只在出发时吃了一碗米线，便马不停蹄地赶路，大约下午6时左右便赶到了。向许成文教授作了全面汇报后，最后确定打电报回院，解决所需种子，设法补种；也计划从云南热作所收集瓜哇葛藤或其它覆盖作物种子进行攺种。当时，院机关的工作很明确，一切服从前方需要；因此，院办收到了我发出的电报后不久，就把蝴蝶豆种子寄来了。由于种子数量比我们要求的少，大田直播种植有困难，就攺用营养砖育苗。为避免虫害，育苗圃四周均撒了些防治大头蟋蟀的农药。当时，已是8月中旬了，正是大规模定植橡胶和种植覆盖作物的时候，队中抽不出劳动力。于是，我们4个人就亲自动手；从育苗到补种，大部分都是我们4个蹲点人员起早摸黑完成的。补苗后的效果还不错，依旧按原计划如数完成了蝴蝶豆的覆盖任务。这一问题解决后，就再也没碰到什么大的困难了，一切都进展得比较顺利。我除了管好样板队外，还经常接受场长指派，到其它生产队去检查和指导生产工作。
　　我们在温泉农场“样板田”的工作大概是在10月中旬结束的。经检查，早期确定的几大目标都已实现，人均管理的林段面积还超过原定目标。当时，不论生产队的职工还是农场领导，对我们4个人的工作都感到十分满意。我们离开时，生产队的职工依依不舍，农场领导还专门为我们开了一个欢送会，并杀了一条猪为我们饯行——这在当时算是一种很大的礼遇了。
　　回院后，在当年院的工作总结大会上，我就温泉样板田的工作作了一个发言。我从内心感到，这一年参加样板田的收获很大，不仅从基层干部和工人身上学到了许多优秀品质和吃苦耐劳精神，而且学到了许多新的实践知识和提高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当年，我被评为院的先进工作者。后来我得知，温泉农场样板田的工作得到了云南省农垦局的肯定，并代表云南农垦出席了后来在北京召开的样板田工作会议。1966年春，原计划要安排我在八一农场金川作业区继续开展样板田工作，我和周裕方、温瑜玲等3人也已在那儿蹲点搞了3个余月，后因开展“文化大革命”而终止了。
　　四、下放兵团三师乐光农场劳动
　　“文化大革命”的第四年，即1969年，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接管华南热作两院。为了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攺造，除了留少数人员外，绝大部分人员均下放到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即原广东省农垦总局）海南各团（即原海南农垦局的各个农场）的连队参加劳动锻炼。我们全家于1969年10月21日下放到第3师11团（即乐光农场，团的番号记得不太清楚了，可能有误）。同我们一起下放到那里的还有我们栽培组的楊剑雄、麦惠群夫妇俩、学院热作系土壤教研组的陈宗源老师、院武装部部长刘凤林夫妇、基建科的楊俊德夫妇和院办的唐锡玉夫妇等共11个人。
　　到该农场后，我和我爱人孙英华被分配在第4连参加生产劳动，我分在大田班，孙英华分则在苗圃班。我俩由于都有经常参加劳动锻炼，因此到连队劳动，并不感到十分吃力，有时干得比连队的工人还出色。记得有一次，我和我班上一位最会劳动的老工人比赛挖穴，一天内看谁挖的穴最多、最符合标准。结果他一天内挖了19个（当时定额为7~8个）标准穴，我也挖了18个——几乎不相上下。从此，我会劳动且有一手挖穴的好本领的名声，就在连队和团里传开了……
　　其实，我在连队劳动的时间不是很长，还不到一个月；后来便因工作需要，把我从连队调到了团生产科。当时团生产科的力量很弱，除了一位负责的部队干部和2位原来乐光农场的一般干部外，就只有我和从海南农垦局下放来此的一位统计员了，没有一位技术人员。因此，我到生产科后，全团的生产技术工作便顺理成章地落到了我的肩上。当时，全团的第一大任务就是开垦荒地6000亩，准备第二年种植橡胶。任务的确不轻，好在我巳经有了在云南省搞样板田的经验，而且在品种识别、幼苗芽接、苗圃管理、宜林地选择、防护林规划、修筑等高环山行、定标挖穴等方面也都比较在行，既懂科学理论也懂技术操作实干。因此，当时我在连队干部和工人（当时称兵团战士）的心目中印象还不错；我讲的话，布置的工作，他们大都比较听从。
　　当时，兵团的大量开垦任务都是通过“大会战”形式完成的，有时是团组织，有时是全师组织；“大会战”的时间一般是3天左右，从早上6时一直干到下午7时，中间不休息；有的时候，甚至吃住都在工地。为了搞好每次大会战，我除了事先要替领导做好参加大会战的人数、任务、地点的安排外，还得每天下连队现场了解情况和督促检查工作，有时还参加劳动，经常是半夜2~3点才能从生产连队返回团部，第二天清早上6时左右又得开始工作。对这样的工作方式，我虽然有意见，也感到很不适应，但每次会战完后当看到一大片开垦好的荒地时，一些不满的意见也就无形中消失了，内心也得到了安慰。
　　经过近半年的奋斗，前后共组织了10余次大会战，我们团原订的6 000亩的开垦挖穴任务，至1970年5月初已基本完成，质量也不错。本来以为有足够把握高质量地完成这年的种植任务了；可是，意想不到的是，师部这时又给我团追加了2 000亩开垦定植任务。而这时己是5月下旬，距离雨季只2个余月时间，不但时间紧，而且天气炎热，不便砍岜、开垦和挖穴；更糟糕的是，当时的苗圃苗木已不足种植1000亩地的需要了。团部领导虽然也知道这些困难，但因为是命令，也就只能服从。当我把这一任务分解后具体布置到各个连队时，连队的领导也大多思想不通，由于是命令，口头上虽然表示服从，但行动上已大不如以前。在完成追加任务的过程中，虽然也组织了几次“大会战”，但效果远不如以前。最后，这一任务虽然完成了，但开垦质量差了很多，环山行窄且不水平，植穴的大小和深度也不够，这给日后的定植和管理带来了不少麻烦。
　　雨季开始后，全团的中心工作转入橡胶苗定植。这虽然不好搞“大会战”，但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一中心进行却是很明确的。这项工作由于团部抓得紧，因而进行比较顺利，至9月上旬，8 000亩地的种植任务已基本完成。检查结果是：早先开垦的用萌动芽接桩定植的6 000亩地，成活率都在98%以上，而且长势不错。后来开垦的2 000亩地，一方面由于开垦质量较差，不方便定植和管理，另一方面种植用的苗木质量也不高，有的是用弱苗定植，有的则是用从其它团里调来的未抽芽的苗木定植；因此，总的成活率不高，只70%左右，补了1~2次后才达到了师部规定的95%成活率的要求。总的说来，我团1970年的开垦定植任务虽然顺利完成了，大部分（约65%左右）地块的开垦种植质量也还不错，但如此大规模的开垦留给后来管理上的问题也确实不少。
　　我当时在生产科的工作比较全面，不但要管橡胶，也要管其他农作物（特别是花生、黄豆和番薯）的种植工作。橡胶方面，不但要管苗圃、开垦定植、幼龄胶园管理和割胶，甚至还要管橡胶加工。当时我团的开割胶园不多，只50余亩，原来这50余亩胶树割下来的胶水都是外运给一些地方农场加工的。后来团领导指示，要我想办法自已加工。这给我出了一大难题：一是我不是学加工的，既没有这方面的理论知识，也无这方面的实践经验；二是团部内也无这方面的人才和学习资料，学习也无从下手。面对这一任务，开始有点不知所措，后来在翻阅我带下来的《中国橡胶栽培学》时，幸好发现在这书的最后部分有一些关于橡胶加工的知识——这算是有点学习资料了。这时，我也想起了在农村看到的制作烟胶片的情况，于是便决定搞烟胶片。从连队要了2位会砌炉灶的泥水工，我同他们一起，边商量边动手干……终于把制作烟胶片的烟胶房建了起来。虽然，我不久就离开了团部，没有亲眼看到烟胶片生产，但生产科的同志后来告诉我，烟胶片在第二年还是做出来了。
　　后来，因工作需要，我于1970年10月21日，又被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热带作物学校第一批调回了学校（我爱人晚我一个月调回），从下放到调回，时间整整一年。临走时，团领导给我开了一个欢送会，还做了一个不错的鉴定让我带回。我很看重我这一段经历，从内心深处感到：这一年中，同在云南搞样板田一样，虽然少学了一些书本理论知识，但确实学到了不少实践经验，大大增长了我种植橡胶和从事其它农业生产的才干。后来的许多工作无不得益于这一年的实践。
　　五、农业生态学在我院开花结果
　　我们全家从乐光农场返回学校（当时，两院改为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热带作物学校）后，我被安排在培训部第2队当教员（我爱人孙英华则安排在新技术组做微生物农药702的效价测定）。在教学连队当教员这几年中，虽然只负责胶园管理的教学工作，教学任务不是太重，但要同学员们一起生活（下连队时则要同吃、同住、同劳动），因此也就没什么课余时间学习其他东西了。
　　1974年，取消了兵团建制，并恢复了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和华南热带作物学院后，我也从研究院调至了学院热作栽培系的橡胶栽培组，从事橡胶栽培的教学工作。当时，橡胶栽培组的人较多，力量也强，橡胶栽培教学分成3个敎学小组进行。第一小组由王秉忠同志负责，主要从事苗圃育苗和开垦定植部分的教学。第二小组由我负责，主要从事胶园管理和气象灾害防除部分的教学。第三小组由陈世勤同志负责，主要从事割胶部分的教学。总的看来，当时的工作量不是很大。因此，我利用了这一段宝贵时间拼命地学习和开展科学研究，希望把“文化大革命”中损失的时间补回来。学习上，我除了参加院组织的英语学习外，大部分时间还是自已补学一些基础学科知识，如高等数学中的微分方程、线性代数、应用数学、多元统计分析、控制论等；並大量翻译了一些英文和日文的有关计量生态学、计量植物学方面的专著和论文，如日文的植物生态学、农业气象学、应用统计学中的系统动力学，英文的植物生理生态学等。
　　从大量的阅读中，我逐渐形成了一个概念：生态学知识应当成为作物栽培专业的基础知识；我们不能只掌握作物（当时主要是橡胶）栽培的知识，更应当知道这样的栽培会给生态环境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还应当知道怎样设计栽培措施才能取得最好的生态及经济效果等。我决定为此做出努力。计划从两方面入手：一是设法把分散在各种书本和杂志上的有关定量描述生态环境、作物生长发育规律及其相互关系的零星知识，综合整理成一本书，以便为下一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奠定一个基础。二是从橡胶生物量的测定工作入手，多方面地开展橡胶树的生理生态和胶园生态系统的研究工作。我把这一想法向当时热作系的系主任潘衍庆同志作了汇报，他表示完全赞同，并积极支持。在系领导的大力支持下，这两方面的工作都进行得比较顺利。
　　先说教学。经过近1年的准备，我自1978起，开始就农业生态问题在工农兵学员中做了部分讲授；至1981年，便正式用我自编的《作物栽培的生态学基础》这一教材，为热作栽培系1977级学生开设了选修课。试开的效果不错，后来又应学生要求，连续开设了几年。此后，我也就不再教授胶园管理了，转为专门教授生态学。在当时，全国农林院校正在掀起一场“生态热”。有关这方面的参考书还不多，我这本教材公开出版发行后，便因为其思路比较新颖，内容也较充实，得到了不少同行人士的肯定，不少人都来此索取。所以，这批教材也就很快用完了。
　　此后，为方便与全国农业院校交流，1983年，我又续编了一本《农业生态学》教材，并将它列为热作栽培系的必修课。因此，当全国农业院较尚在讨论是否为农学类专业开设《农业生态学》课程时，这门课程在我校早已是必修课了。应当说，我校的这一做法在当时是走在全国的前列的。1986年，我院又获准招收生态学硕士研究生。从此，生态学科不仅在我院立足下来了，而且逐渐成为一门优势学科了。
　　再说科研工作。开始时，实验室研究的条件很差，我就发挥我院地处农村、有一个大的试验场和有一大批学生这一优势。先从测定胶树的生产结构和现存量入手，每年结合指导学生的毕业论文和寒暑假期的学生勤工俭学工作开展生理生态学这方面的研究。应当说，当时的工作进展是比较顺利的，也取得了一些很重要的成果。后来，由于工作的深入，需要进行胶树群体光合量的测定。胶树是乔木树种，做这样的测定十分困难。为此，我决定用数学模拟的办法解决。这样做，需要解决好下面2个问题：一是要确定胶树叶片光合量与光、温、湿等主要气象要素之间的一些数量关系，二是要确定光合量在胶树叶冠层中的衰减规律。上述2个问题都需要测定胶树的光合作用，而当时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测量仪器，因此只好沿用经典的半叶法进行。当时，参加这项研究的共3人，除我外，还有王钊和舒宜通两位同志。王钊是学植物生理的，也做过半叶法，便决定由他和舒宜通两人具体负责这项测定。为了使测定结果更加切合实际，我们没有用离体枝叶，而是在大田选用橡胶幼树的连体叶片进行，每天早晚都要取叶样称重，同时还要测定取叶时的光强和大气的温、湿度。开始时，我们坚持自己做；后来感到工作量太大，测定的时间又长，因此，只好向系请示要了3位工人做这项测定。
　　用半叶法在室内测定离体叶片的光合作用，本来是件极简单的事，但在田间进行就困难多了。最大的技术障碍就是，在野外风很大，不易用火柴点燃酒精灯；灯点燃后火焰也不稳定，因而很难溶化用来杀伤叶柄韧皮部的石蜡。这一麻烦一直困扰了我们好几天。后来，舒宜通同志想起了家乡焼茶用的炉子，它很挡风，可能对解决我们所碰到的问题有用。他向我汇报后，我很支持他这一想法。他做了个样本，试用的效果很好。由于这一困难得到了解决，后来的测定工作就顺利多了。此项测定一直坚持了近2年时间。
　　幼树叶片的光合作用测定了一段时间后，为确定叶冠层光合量的衰减曲线，需要进一步测定郁闭胶园不同高度叶冠层的光合量。由于成龄胶树的叶冠层高，站在折叠梯上测定己不可能，因此只好用竹子搭了2座16~17米高的架子进行，每天的测定工作本来是由何万桂等几名女工进行的，但因这项工作很辛苦，还有一定的危险，因此，我也经常上架参加测定。这样，一来可体验这项测定的艰辛，二来也可鼓鼓士气。记得有一天，负责测定的几名女工中有一人生病了，由我代替她测定。当天早上的露水很大，树枝和竹架都很湿，我们自上至下分层取样完后，她们先下来了。我下来时，一不小心脚踩了个空，便从七八米高的架上掉了下来，几个女同志吓得大叫起来；幸好我们测定的这株胶树就在医院门诊室旁边，当时看病的人很多，一听到喊声后，医生和看病的人都跑了出来，便七手八脚把我扶到了急诊室，并通知了我爱人孙英华……当她赶到医院时，医生已对我作了检查，结果认为我伤得不太严重，只伤了点皮肤，没有伤及内部，这才使她放心下来。我从树上摔下来的消息也很快就传到了系和院里；之后，栽培组的同志、系和院的领导，如梁炳鸿书记、潘衍庆主任以及黄宗道院长等都来医院探望了我；我对他们的这种关怀，是万分感激的。由于伤势不是太重，不几天我也就治愈出院了。
　　我们的劳动并没有白费。在胶树生产结构、胶树现存量估算、胶树群体光合量和呼吸量估算等方面研究相继取得了丰硕成果，先后在《热带作物学报》上发表有关论文近10篇。此后，又相继开展了胶树干物质积累规律、产胶潛力以及胶园生态系统营养元素的最优调控等方面的研究，进一步拓宽了研究领域和推进了研究深度。说实在的，我们当时的这些研究工作，不仅在橡胶领域是领先的，而且就从作物生理生态和农业生态学科方面来讲，至少也处在国内的前列。1986年，我被广东省破格晋升为教授，也算是对我这方面工作的一点肯定吧！
　　我在农业生态学教学和科研方面之所以能取得上述成果，虽然和我个人努力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和当时的系领导潘衍庆同志、院领导黄宗道同志的大力支持和扶植分不开的。因为：没有他们的支持，我无法在试验场生产队砍10余株胶树，做胶树的现存量和不同粗度根系和茎干的频率分布研究；没有他们的支持，我无法在大学的学生宿舍区，建立一个田间实验室，并从生产队抽调4名工人，长年累月地帮我做光合作用测定工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无法在试验场二队做胶园生态系统的定点观测；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也无法取得第二期世界银行贷款作研究经费。因此，今天当我们谈论这门学科在我院的成长时，是绝对不能忘记他们的这份功劳的。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11:38

　　编者按：由于中国地理气候的特殊性和不断变化，选育出适合中国的地理气候环境特点的抗性高产的橡胶树新品种，是橡胶引种和选育种工作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两院老一辈育种工作者为此走过了曲折发展的道路，选育出一大批新的抗性高产品种，并大面积推广，为我国突破北纬17度，大面积种植橡胶，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回顾新中国橡胶树引种和选育种的历史，了解和学习过去的宝贵经验、吸取教训，对于明确今后努力方向，把橡胶选育种工作继续推向前进，具有现实意义。为此，选登一批有关引种和选育种工作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从不同侧面具体记述了有关我国橡胶育种历史的某一重要片断，读者可就自已感兴趣的问题进行选读。（杨振堂）

育种回忆录1

　　　　　　　　　　　　　　　　　　　　一次明确天然橡胶选育种工作方向的会议
　　　　　　　　　　　　　　　　　　　　　　　　　　　梁荫东

　　1962年5月，农垦部在广东省湛江市召开了全国橡胶选育种工作会议。这是一次端正橡胶选育种方向，明确橡胶选育种方针、任务的重要会议，对我国橡胶选育种工作具有指导意义。我作为当时研究所植保系的学术秘书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是在湛江市海滨招待所召开的。说到海滨招待所，使我想起我国大面积种植橡胶初期的一段往事。虽然和这次会议没有直接联系，但和苏联有一定关联而且受到他们的影响。
　　事情是这样的：解放初期，即1952年9月，鉴于当时国际形势，根据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建议，我国同苏联签定了《中苏关于橡胶技术合作的协议》。此前，为帮助中国种植和发展橡胶，苏联提供资金、技术装备。苏联派出了专家顾问团60余人，提供了一批森林开垦的拖拉机、机具修配设备和运输车辆。海滨招待所就是为苏联专家办公和生活建筑的，因为当时华南垦殖局设在湛江。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新领导人撤销了合作协议，专家也陆续撤离，只留下一名帮助研究所工作的遗传育种副博士叶尔马可夫，直到研究所下迁海南时回国。苏联人走了，我们自己干，依靠自己发展我国天然橡胶业，走自己的路。而在植胶初期受他们的影响也是很自然的。大家知道，解放初期，我们对苏联人的意见是很重视和尊重的。在橡胶垦殖中，对植胶林地采用机械化全垦，这显然是苏联开办谷物农场的耕作措施，而并不适合于要求在森林环境中生长的橡胶树。当然，他们也和我们一样对橡胶树的生态习性缺乏正确认识，也是没有经验的。还有，在遗传学方面，苏联独树米丘林学派，而反对摩尔根学派；主张培育本地的自己的品种，而排斥外来品种。我国橡胶选育种工作有没有受到苏联专家的直接影响，我没有同他们接触过，不了解情况，无从推测。但是他们这种独尊米丘林，反对摩尔根的学术思想影响到中国选育种学术界，却是十分明显的。
　　从育种与产量的关系来看，苏联的遗传育种观点影响，使早期种植大多是未经选择的低产实生树和芽接树，以致造成整体产量低。我们知道，橡胶树是多年生作物，生命周期很长，其经济寿命也有几十年。某个品种下去后，其几十年的基本产量就已确定，而难以改变了。所以，种植前，选择高产优良品种的工作是十分重要的。新中国成立后，迫于当时的形势，必须大规模高速度地种植橡胶树，而其种子来源全都是海南岛解放前的老胶园。由于时间上不允许，种子来源也受到限制，当然谈不上选择高产良种。因此，种植的大都是未经选择的实生苗，即使芽接苗，也是未经选择的普通芽条，所以产量都很低。在第一批种植的胶苗遭受挫折后，即1953年，适逢国际形势有所缓和，我国又和锡兰（斯里兰卡）签订了橡胶协定，进口橡胶有了来源。因此，中央调整了植胶方针，缩小了规模，放慢了速度。这时我们本可以从容选用高产良种。在东南亚，橡胶选育种工作已进行了几十年，培育出了二生代、三生代的高产良种。我们已有可能通过多种途径，特别是爱国华侨的帮助，从他们那里引进这些高产良种。事实上，1954—1955年，已有爱国华侨引进了PB86，PR107，RRIM600等高产优良品系。海南农垦生产部门已进行试种观察，对PB86，PR107进行较大规模的生产性试验。但当时由于学术上受苏联米丘林学说影响，排斥摩尔根学派，因而主张只能在本地选用适应本地环境的品种，而对外来品种产生疑虑，反对使用，以致影响了对外来品种的推广。因此，早期种植的大多是低产实生树和未经选择的芽接树，国外高产品系种得不多，比例很小，所以整体产量提不高。
　　这次育种工作会议开会之前，组织参观了海南、湛江的各育种站，交流了经验。为开好会议作了准备。6月24日正式开会。农垦部刘型副部长亲自主持会议。他在开幕词中明确提出这次会议的任务，肯定了以往选育种工作取得的成绩和指出了存在的问题，特别指出反对摩尔根学派的错误，这不仅违背了百家争鸣的方针，而且对生产带来不利影响。会议通过充分发扬民主，认真讨论总结了几年来育种工作的成绩、经验和教训，明确了今后选育种工作的方针任务；通过了育种站工作暂行条例，选育种、良种繁育技术暂行规程，橡胶选育种工作的经验总结与今后的任务等几个文件；提出在国内外优良无性系的基础上，用有性、无性交替并进的办法选出次生代以上的优良品系的方针。同时也不放松国内抗性强、产量高的橡胶树初生代无性系的选择。刘副部长最后对会议进行了总结。进一步阐述了我国橡胶选育种工作的经验教训，明确了今后要做的工作，提出育种工作必须全国统一布局，在国内抗性高产品系尚未选出前，生产上必须以国外优良品系为主。广东省农垦厅罗耘夫副厅长、研究所何康所长都分别在会上作了发言。罗副厅长讲了对国外品种的认识、使用意见，以及良种要求的农业措施。何康同志主要介绍了国外橡胶选育种经验与问题，对我国今后橡胶选育种工作提出具体意见。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从此，我国橡胶选育种工作走上了正轨。
　　这次会议后，农垦部正式颁发了会议通过的几个文件。各个垦区进一步加强橡胶选育种工作，加强了对外引种。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还先后派出专人到我国驻锡兰、印尼大使馆，专门从事引种工作。广东垦区开始大规模进行纯国外优良品种和国内外优良品种间的人工授粉工作；同时，进行国内外优良无性系，特别是国外优良无性系试种鉴定工作；并迅速提高了国外优良品系的种植比例。特别是云南因为是新发展地区，加上云南垦区没有台风为害，土壤也比较肥沃等有利条件，全部使用国外高产品系，所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云南橡胶单产水平一直居全国首位，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2006年6月

育种回忆录2

　　　　　　　　　　　　　　　　　　　亲历我国橡胶树3次大规模引种试种的回顾
　　　　　　　　　　　　　　　　　　　　　　　　　　周钟毓

　　天然橡胶作为四大工业原料之一，在巩固国防、发展经济等方面均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1951年8月31日，政务院周恩来总理委托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00次政务会议，对华南种植橡胶树作了部署，作出了《关于扩大培植橡胶树的决定》。《决定》指出：“橡胶为主要战略物资，美帝国主义对我进行经济封锁，为保证国防及工业建设的需要，必须争取橡胶自给。”50多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经过广大科研人员勇攀高峰、艰苦攻关和数百万垦荒植胶人艰苦卓绝、前赴后继的努力，在国家累计百亿元投入的支持下，我国天然橡胶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现已建成以海南、云南和广东为主的三大橡胶种植基地和较为完善的橡胶产业体系，成为世界上第五产胶大国，为国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20世纪50年代初期，由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无法从国际市场上购买到橡胶，也无法引进国外橡胶优良品种和先进实用的生产技术。植胶事业的快速发展，急需推广优良的品种。为此，对新中国成立前留下的已开割的约60万株实生树群中，开展优良母树选择。选出高产单株，再进行精密鉴定。入选的特高产母树，取其枝条繁殖成无性系，经过系比试验后，选出优良品种推广种植。经过近10年的生产验证，由优良实生母树繁殖成的无性系，其平均产量与实生树相差无几。要提高我国橡胶树单位面积产量的关键，是引进国外优良品种和利用引进的国外优良品种与国内具有抗性的品种杂交，培育新的抗性高产品种。
　　由于新中国成立10多年来，国力不断增强，与东南亚及南亚主要产胶国家相继建立了外交关系，我们已可以从国外引进优良品种和先进实用的技术。引种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引进品种——快速繁殖和甄别品种——适应性试验——区域试种——推广种植等过程。
　　一、1960—1962年的引种及后续研究工作
　　1960年遵照农垦部的指示，橡胶系副主任刘松泉受命到我国驻锡兰（今斯里兰卡）大使馆任商务秘书，专职从事橡胶引种。到1962年，共引进136个品种。
　　为了将引进的国外优良品种尽快推广于生产，农垦部于1962年下达编号为“热研-橡-13”的重点课题“国外橡胶优良无性系的适应性研究”，由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主持，广东、云南、广西和福建农垦厅（局）及所属单位参加。当时我是该项目的主要执行人之一，负责全国21个适应性试验点的建立、适应性调查、区域试种和推广种植等工作。为此，20多年来，我走遍了全国所有植胶区的76 %的国有农场、海南省18个市（县）的大部分民营植胶点，以及广东省曲江县消雪岭农场、广州市瘦狗岭抗性组和信宜县钱排乡前哨抗寒点；广西黎塘及安适前哨抗寒点；福建省永春县苗圃、惠安县杏林林场及晋江县紫帽山农场等前哨抗寒试验点，对参试品种进行认真的现场调研。我先后参加和主持了7次全国橡胶寒害调查和9次风害调查。记得“文化大革命”期间，即1967年4月初，我与广东、云南、福建的专家到广西浦此县张黄镇的国有东方农场进行寒害调查，所住的地方安排在原来场领导的办公室。我们住的房间门口贴有对联，左联写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右联写的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批是“蛇鼠一窝”，大家看后都乐了，并把几天来爬山越岭搞调研的疲劳都一扫而光，异口同声地说：“今晚我们真的要一窝了！”
　　1964年党中央、国务院号召广大科研人员走出高楼深院，深入生产第一线，为“两当”（当时和当地）服务，大搞样板田。我受派到云南省西双版纳的飞龙农场搞样板田，推广优良品种，建设“四化”（良种化、梯田化、覆盖化和林网化）胶园。我住在3队，位于群山的中上部，睡在茅房的竹床上都能清楚地看到，山下盘山公路上吃力地慢爬上坡的汽车。这次西双版纳之行共计400天，过了两个傣历年（泼水节），为云南垦区“四化”胶园建设、优良品种推广尽了一份力。
　　根据近30年来的试验材料的总结，我于1989年发表了《国外优良无性系在我国橡胶垦区的适应性》的论文，系统的总结了国外优良品种在我国各植胶区的适应性及推广情况。该文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科技情报系统(AGRIS)编辑出版的《农业索引》收录。
　　1960—1962年的引种及随后的系统研究工作，于1999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这是当年我国农业科研获得的唯一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也是院校继《橡胶树在北纬18～24度大面积种植技术》于1981年获国家发明一等奖后而得到的第二个大奖项。1999年8月11日下午我有幸作为该项成果的第二答辩人，在北京铁道大厦向国家科技进步奖专家委员会进行答辩，与会专家有40多位，其中一半为院士。
　　这项研究工作历时40年，为我国天然橡胶事业实现良种化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
　　二、引进亚马逊野生橡胶新种质
　　全世界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种植橡胶树，推广种植的品种均为1876年魏克汉采集的少量存活的种子种植的实生树而繁殖成的无性系，其遗传基础狭窄，难以选出比现有推广品种产量更高的新品种。为此，国际天然橡胶研究与发展委员会于1981年，组织主要成员国的专家到巴西橡胶树的原产地——巴西亚马逊河流域的热带雨林中，采集种子和优良母树（当时称为“奇迹橡胶树”）的枝条。共采集种子1.1万多粒及100多株母树的枝条。这些材料的大部分种植在马来西亚橡胶研究院的“国际橡胶基因库园”中，有小部分种植在非洲橡胶研究所。从1983年起，国际天然橡胶研究与发展委员会的成员国，可以到马来西亚橡胶研究院引回这批新种质。
　　我于1983年、1984年和1985年受院的指派，与郑学勤研究员到马来西亚橡胶研究院对这批新种质进行全面的预测，与马院商讨空运这批新种质回国的有关事项，并将经预测最好的材料亲自带回国。
　　1983年，我们应邀参加国际天然橡胶研究与发展委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召开的高级育种专家会议。接着，又应马来西亚橡胶研究院的邀请参加马来西亚种植者会议，会后到“国际橡胶基因库园”，对2000多份新种质进行预测。1984年5月13～20日，我们第二次赴马，预测了3000多份新种质，并亲自带回95个优良种质的芽条。我们于19日下午抵香港启德机场，在入关时，香港渔政署的官员对这箱芽条进行检查，认为这些活体植物不能随我们入住九龙的美丽华大酒店，应将这箱芽条送到渔政署的“过境动植物拘留所”。翌日上午我们离港时，渔政署派车将这箱芽条送到九龙火车站，看我们办完托运手续后才离去，可见香港有关工作人员对工作的认真负责精神。1985年7月5～18日，我们第三次赴马，对余下的2000多份新种质及100多份“奇迹橡胶树”的无性后代进行预测，也亲自带回95份“奇迹橡胶树” 的芽条。
　　我们在马来西亚橡胶研究院对这批新种质进行预测，引起国际同行的高度重视。农业部原部长何康和黄宗道院长在《热带北缘橡胶树栽培》的“前言”中写道：“1985年11月，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国际天然橡胶研究与发展委员会理事会上，斯里兰卡、法国、印尼和泰国等几个国家的代表提出，要求我国公布用中国的橡胶树苗期产量预测方法，在国际橡胶种质基因库所取走的品系名单。他们认为我国的橡胶树苗期产量预测方法简便易行，效果可靠，所取走的品系产量都是比较高的。”
　　从1983年到1985年间，共引进亚马逊野生橡胶新种质7000多份，存活6000多份，其中190份是由我们亲自带回的。有关这批新种质鉴定、评价的研究由热带作物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承担。他们对这批野生新种质采用小叶柄胶法、叶脉胶法、侧脉乳管数量、小叶柄乳管数量、人工模拟低温鉴定抗寒性及对少量种质进行同功酶测定等6项指标进行鉴定、评价，而其中前5项指标均是由我主持的《橡胶树苗期产量预测方法》的研究成果。
　　《橡胶热作种质资源鉴定评价的研究》，于1997年由海南省推荐申报国家科技进步奖。当年我是国家科技进步奖农业专业评审会评委，评审会指定我为该成果的第一主审员。经过评审小组的推荐，评审会50多位专家评审，该项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奖的主要原因是野生橡胶新种质数量多，达6000多份，采用世界领先水平的科研成果对野生橡胶种质进行科学的鉴定评价；其它热带作物种质的农艺性状鉴定方法可靠。
　　三、引进“胶木兼优”的新品种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为了天然橡胶产业的升级，进一步缓解对热带木材需求的矛盾，保护热带地区的生态平衡，主要植胶国都非常重视对橡胶木材的利用。到90年代，要求橡胶树的育种目标既要干胶产量高，又要产材率（橡胶树木材的材积量）高，因此提出培育、推广胶木无性系（The timber latex clone）。我认为这些产量高、产材率又高的品系称为“胶木兼优”无性系更为恰当，这个提法得到同行的认可。现在我国都称高产、高产材率的品种为“胶木兼优”品种，这也写进《橡胶树栽培技术》书中及行业标准中。
　　国家为了鼓励积极引进优良品种（含种畜、禽类）和先进实用的农业生产技术，促进农业产业化，从1994年起，由农业部设立“948”项目，财政部拨专款支持。批准立项的项目，可获10万美元资助，承担单位负责配套相应的经费。
　　为了引进“胶木兼优”橡胶品种和马来西亚最新的采胶技术，橡胶所于1996年向农业部申报“天然橡胶高产高效栽培技术”项目。项目由我和副所长许闻献主持，我负责引进“胶木兼优”品种，许闻献负责引进最新的割胶技术。该项目获农业部批准。项目编号为961045，实施时间从1996年到1999年。
　　引进“胶木兼优”品种工作得到海南省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直接参与，得到爱国爱乡侨胞的鼎力支持，非常顺利地完成引种工作，共引进新品种32个，其中重复引进的品种有7个。25个新引进的品种中有“胶木兼优”品种11个，高产品种14个。11个“胶木兼优”品种1～5割年平均亩产干胶169.4千克，14～17龄的胶树，单株木材材积平均为1.2 立方米。
　　这次引种与以往引种不同之处在于，主要是以引进低切干芽接桩苗为主，而且数量大。如1999年引进12个新品种，共引进低切干芽接桩苗975株。以前引种主要引进芽条，每品种1码或每品种1～2株低切干芽接桩苗。
　　负责引种的爱国爱乡侨胞非常关心我国推广“胶木兼优”品种和新的高产品种。他出资并亲自到现场调研，根据我们提供的引种名单，确定引进的品种，确定引回低切干芽接桩苗的数量，认真检查苗木检疫及包装的情况，亲自护送到中国。省有关部门也派员专程到广州机场接机，通过绿色通道，尽快将材料转运到海口并及时送达院校。我们连夜组织人力种植或芽接，加强管理，确保苗木正常生长或提高芽接成活率。他多次回海南，每次必到院校检查引回品种成活和生长情况，以及关心适应性试验布置的情况。
　　引进的新品种经扩繁后，在农业部农垦局的支持下，于2000年在院内、海南、云南和广东垦区共建立了11个适应性试验区。成立了合作试验协作组，由橡胶所牵头，三省农垦总局科技生产处及有关参试农场参与。适应性试验的作业计划由我撰写。
　　为了促进“胶木兼优”品种的研发，我于2000年10月11日下午，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的中国热带作物学会六届四次理事会暨学术讨论会上，作了《21世纪推广“胶木兼优”品种势在必行》的报告，引起与会专家的关注和领导的重视。

橡胶育种回忆录3

　　　　　　　　　　　　　　　　　　　　　　　　　　　　艰苦攻关勇攀高峰
                              　　　　　　　　　　　　　　周钟毓

　　国家为了加强对重大科技项目的支持，加速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于“六五”的中期，即从1983年起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攻关计划专项。我有幸从“六五”到“九五”都参与主持橡胶树育种国家攻关专题和子专题的工作。
　　“六五”期间（1983—1985年），我主持3个子专题，即“橡胶树产量早期预测方法研究”、“橡胶树抗风性早期预测方法研究”和“橡胶树抗寒性早期预测方法研究”，这3个子专题隶属于3个专题。1983—1985年，我与郑学勤研究员到马来西亚橡胶研究院国际橡胶基因库园，利用上述3个子专题的研究成果，对国际天然橡胶研究与发展委员会于1981年从巴西亚马逊河流域的热带雨林中采集回的8000多份野生橡胶新种质进行预测，然后将其中7 000多份野生新种质引回，并亲自分2年将预测最优的95个新种质和95个“奇迹橡胶树”的无性后代带回院校。这项工作的顺利完成，既为我国橡胶树育种提供了丰富而具有各种性状的种质材料，从而为提升我国橡胶树育种工作水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完成“六五”攻关任务和为院校申报参与“七五”和“八五”品种资源科技攻关课题提供了宝贵的研究材料。
　　1986年1月19日至29日，我在广州市广东省农垦总局疗养院参加橡胶树“六五”攻关总结和讨论“七五”课题论证会。我受托写了“七五”科技攻关专题《运用综合技术选育高产抗性品种》的可行性报告。院领导决定，该专题由刘松泉研究员、郑学勤研究员和我共同主持，可以说这是由老专家把舵，对中青年科技人员进行传帮带的一种模式。
　　“七五”期间，我院橡胶栽培研究所，在各个子专题科研工作中，取得较多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因而在1991年9月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和财政部对参与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优秀集体进行表彰时，获得了集体荣誉证书。
　　在“七五”行将结束之际，参与科技攻关的单位都在积极争取继续参与“八五”攻关计划的工作。刘松泉研究员为院校继续获准参加“八五”橡胶树育种科技攻关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于1990年7月22日致信江泽民总书记，反映橡胶生产、收购、科研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建议国家收购全部橡胶，以扶持橡胶的发展，希望将橡胶树品种培育课题的科研工作继续列入“八五”国家攻关计划。8月13日，江泽民总书记阅信后批示：“我是5月去海南的，当年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明决策，确已开花结果，许多科技人员、干部、工人苦干了几十年，现在遇到一些困难，希望有关部门帮助解决。信的摘要不长，请于阅批，结果便中望告。”由于刘老的争取，江总书记作了明确批示，因而即使在我国天然橡胶生产遇到新困难的时刻，“橡胶树高产抗性品种选育”还是列入了“八五”攻关计划。当时，院领导决定由我和吴云通副研究员负责主持该专题。
　　“八五”期间，攻关专题中由我主持的《橡胶树苗期产量预测方法的研究》，在未知产量品种中得到验证，高产品种的选对率达到82.6％，经农业部指定的科技查新单位的查新证明及专家的会议鉴定认为，该项成果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此外，“八五”期间，刘松泉研究员主持的《巴西橡胶树阶段发育的研究和幼态无性系的利用》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梁茂寰研究员和吴云通研究员主持的品种培育子专题选出了中规模推广级橡胶树优良品种热研88－13和热研7－33－97。曾宪松研究员主持的选育橡胶树三倍体新方法及王泽云研究员主持的橡胶树花药培养优良品种的技术等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到1996年，国家重大科技攻关专项实施已经历了3个五年计划，共计13年时间。在此期间，有些课题已结题；有些课题因不能按时完成或人员变动无法胜任而出局；而有些新项目则入主攻关计划。因此，申报参与国家攻关计划工作的竞争日益激烈。在这一形势下，橡胶树育种能否继续列入“九五”国家重大科技攻关计划，便成为院领导和有关科技人员所关注的大事，因为我院乃至全国热区可能列入国家重大科技攻关计划的作物只有橡胶树。
　　1993年，国务院第七次常务会议通过的《九十年代中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出，要“把一些以生产棉花、糖料、橡胶为主的国有农场建设成为专业化商品化的示范基地”，说明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对天然橡胶仍是予以重视的。此后，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和国家经贸委发布的《九十年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技术》中，也将橡胶树育种列入主要农作物和主要经济作物育种计划中。据此，我在1995年先后写了《对我国“九五”巴西橡胶树育种工程研究的设想》和《关于将橡胶树品种培育课题列入国家“九五”主要经济作物育种攻关计划的建议》，作为预可行性研究的材料报国家科委、农业部的有关部门和送中国农业科学院，争取国家管理部门和兄弟单位的支持。院领导和科研处有关人员多次到北京，也都积极争取将橡胶树育种继续列入“九五”攻关计划。1996年6月间，曾传说橡胶树育种未列入“九五”攻关计划，名誉院长黄宗道研究员听到后伤心地哽咽了。这说明老领导、老专家对橡胶树育种能否参与攻关课题研究，是多么关注、多么看重!所幸的是，“橡胶树育种材料和方法的研究”最终还是列入了“九五”攻关计划。
　　为了更顺利地完成育种攻关专题工作主持人的新老交替，农业部规定，“九五”攻关专题以上的主持人必须是55周岁以下的中青年专家。1996年，我已58岁，曾多次提出不再参与专题的主持工作。经院领导决定，“橡胶树育种材料和方法的研究”由主管科研工作的副院长王文壮副研究员和我共同主持。王副院长谦虚地对我说:“我协助你做好组织协调工作，研究工作还是你管。”我说:“你是我的直接领导，我只是协助你管好攻关专题的科研和做好日常的管理工作。”
　　为了将“八五”和“九五”已选育出或将选育出的优良品种报国家审定，在“九五”的初期，我们就努力争取热带作物品种审定工作能被纳入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计划中。我到农业部农技推广中心良种繁育处汇报了橡胶等热带作物品种选育成果及其重要性，并按要求申报了有关的材料。因而，第三届全国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终于设立了第16个专业委员会，即热带作物专业委员会。1997年3月11日，国家农业部任命我为“第三届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热带作物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期五年。热作专委会于1998年在云南省西双版纳、1999年在福建省泰宁县、2000年在海南省海口市召开了3次品种审定会议，共评审出热带作物优良品种15个，其中橡胶树13个，澳洲坚果和苦丁茶各1个。这15个品种是所有热带作物品种中第一批获准的国家审定品种，以前选出的品种都是省内或省际汇评出的，或是通过鉴定会选出的，均不属国家审定的品种。
　　13个橡胶树品种通过国家审定，既完成了“九五”攻关计划中选育优良品种的任务，也为橡胶树品种有了国家审定开了先河，使热带作物列入国家的主要农作物和主要经济作物的序列中。
　　“九五”期间，我们在完成攻关任务的同时，也为“十五”期间能继续参与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工作做好准备。首先，通过与省有关部门的合作，得到爱国爱乡侨胞的鼎力支持，引进胶木兼优品种和高产品种25个，为申报“十五”国家攻关课题做好了研究材料的准备；其次，连续4个五年计划期间的艰苦攻关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为继续申报“十五”国家攻关课题打下了坚实的工作基础；再次，近年来生物技术育种工作的进展，也增添了橡胶树育种的新方法、新内容。
　　然而，遗憾的是已经参与“六五”至“九五”科技攻关的橡胶树育种课题，在“十五”和“十一五”期间都未能列入国家重大科技攻关计划中。

橡胶育种回忆录4

　　　　　　　　　　　　　　　　　　　　　　　橡胶树幼态无性系性质与利用研究的回想
　　　　　　　　　　　　　　　　　　　　　　　　　　　袁燮辉

　　橡胶树幼态无性系性质与利用的研究可分为3个阶段。

　　一、起步阶段
　　我国从1961年开始对橡胶树无性系性质与利用进行研究。首先是利用1年半、2年半、3年半和5年生的实生树，在这些实生树的每一蓬叶取芽接成芽接树，成活后，按叶蓬顺序种植于大田。每株实生树取9蓬叶，每蓬叶只选1株，1株实生树共繁殖9株用于试验。母树种在第一个穴位，以便对照。
　　观测项目主要是：每蓬叶抽生嫩芽颜色比较，并测量抽条与砧木夹角大小；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强弱，并进行叶蓬间各无性系比较；叶片糖分含量。连续观测3年，1963年结束。参与人员有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李向辉、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黄昌华、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韦礼贞和袁燮辉。李向辉负责写总结报告。结果表明：各叶蓬测定的指标只有微弱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准；但在5年生的实生树取芽接成的芽接树，其抽条与砧木的夹角较大，树干上的分枝较矮，显示较老的模样。这些树成龄后，1967年测定产量，结果是：各叶蓬取芽接成的芽接树产量与母树没有显著差异；同一株实生树上取芽接成的芽接树，其各叶蓬之间的产量差异也不明显。试验中，4个树龄不同的种植材料都表现低产，很可能与取材有关。
　　1962年，利用2年生的授粉实生树，分别在离地1米以下和1.5米以上的茎上取芽接成的芽接树，成对种植在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试验场一队，共植80多对，保留割胶的70多对。测产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茎干低部位取芽的芽接树产量和高部位的没有明显差异，产量普遍比较高，生势差异也不明显。因而,多数学者对橡胶树存在不同发育阶段的观点持怀疑态度。
　　二、分析阶段
　　1967—1968年，主要是总结上一阶段试验结果，进一步调研国内外生产、试验中存在的问题。初步得出结论是：前一阶段试验所用材料，很可能都是同一个发育阶段，因而其产量和生势都没有明显差异，这是合乎逻辑的。
　　三、成熟阶段
　　1981年，成立了橡胶树幼态无性系性质与利用课题组，刘松泉为导师，袁燮辉任组长，组员有黄香、许来玉、李纯青。项目研究正式列入国家“六五”与“七五”攻关计划。建立了实验室。在刘松泉的指导下，杨光凌在试验场四队利用6年生的实生树，在其离地1米以下和4米以上的茎干上取芽接在九队苗圃里，保苗的共有3对。成龄后测定其产量和生势。结果在茎干离地1米以下低部位取芽接成的芽接树的产量比在茎干4米以上高部位取芽的高54.8 ％，茎围生长量大24％。黄香用胶乳测定同功酶，将其低部位胶乳同功酶与高部位比较，其谱带有明显差异。这是橡胶树幼态无性系与老态无性系在发育过程中的微妙关系，也是遗传学方面有待解释的“谜”。经分析，最后得出结论是：这次试验取材的树龄与前次试验的不同——前次试验树龄在3年以内，可能橡胶树整株不分上下都处在同一个发育阶段；而这次试验取材为6年生的实生树，随着其树龄增大，茎干上的芽就发生了变化——只有离地1米以下的芽始终保持幼态特征，而离地面1米以上的茎干芽己变成老态了，因而用其芽接成的芽接树无性系也就属老态。因此，在同一株实生苗茎干上幼态芽和老态芽并存的现象，不仅与树龄增大有关，而且与茎干上取芽的高度有关。这是刘松泉研究员提出的橡胶树阶段发育理论的核心和关键，也是他一生所致力研究的橡胶树阶段发育与遗传性并不矛盾的观点。这一观点与许多学者的不同。实践证明，刘松泉研究员的观点是正确的，为橡胶树研究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把成果推广到生产上应用，又布置了不同树龄、不同代次的试验。这些试验证明了橡胶树阶段发育与树龄有关，而同一发育阶段的无性系不断繁殖的无性系后代，其性质不变。这一重要发现，为长期利用幼态无性系生长快、产量高（与母树相似）的特征，并长期保持幼态无性系优良性状提供了依据。
　　为了获得高产幼态无性系的种植材料，利用了4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利用王泽云研究员用组培方法培育的花药苗GI1，在同一试区用对比法布置试验，结果是组培的GI1花药苗比其从母树取枝芽繁殖的芽接树生长快8％，产量高30％以上。第二个来源是，从已割胶几年的高产幼态无性系茎干上取幼态芽来繁殖幼态无系。第三个来源是，从已割胶多年的高产实生树基部取芽繁殖幼态无性系，这种幼态无性系还必须经长期的产量、特性鉴定后，才能在生产上推广使用。第四个来源是，利用袁燮辉的小叶柄胶苗预测法，从1.5～2年生的人工授粉苗中，选出高产植株繁殖幼态无性系——这是橡胶树常规育种改革最重要的一环，选种与保留种质优势同步进步，避免走过去的老路（从培育幼态无性系开始，到推广老态无性系告终，使产量下降）。这个方法可缩短育种年限。以上试验所取得的结果，经过计算整理，1990年请专家鉴定，一致认为，此项研究在国际上同类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1991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1985年，为了把本成果推广于生产，经课题组研究决定，许来玉利用已割胶4年的高产幼态无性系（年株产7～8公斤），在离地1米以下的茎干基部取芽繁殖幼态无性系，共3个品系，每个品系取2个芽片，结果都成活了。这是一个创举，解决了从高龄树的茎干上取芽繁殖幼态无性系的难题，补救了过去常规育种遗留下来的问题。
　　取芽片的热研43、42和23号3个品系，经1986—1987年不断繁殖，布置了高级系比区，并在番开热作场与专业户蔡汝新合作，布置了1 500亩的生产性系比；成龄后，经3～4年的割胶测产，高级系比和生产性系比两地同品系的幼态无性系比老态无性系生长快8％左右，产量高25%以上，特别是种在番开热作场的热研43号，在割胶第5年时，亩产竟达200公斤左右。这是在我国少见的奇迹，其经济效益显著高于同品系的老态无性系。这个品系在海南省白沙县得到胶农广泛应用，种植面积在3000亩以上。2000年，这项研究成果获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

　　后记
　　橡胶树幼态无性系性质与利用的研究，经过了风风雨雨的 40余年历程，最终取得了可喜成果。与其他科学研究一样，中国天然橡胶研究史表明，人们在学术上对某个问题的看法或观点不同是很正常的，谁是谁非只能凭试验结果来裁决。刘松泉研究员提出的橡胶树阶段发育的观点之所以正确，也正是经试验结果证明了的。
　　本课题组导师刘松泉研究员已于1992年去世，而今其他成员也已先后退休。遗憾的是，他们没能在有生之年，将橡胶树幼态无性系种植材料在生产上大规模推广应用。

橡胶育种回忆录5

　　　　　　　　　　　　　　　　　　　　　　　　参加橡胶树杂交育种工作的回忆
　　　　　　　　　　　　　　　　　　　　　　　　　　　　　陈河楷

　　1961年9月，我从南京林学院(南京林业大学前身)毕业分配到华南亚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橡胶系(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前身)育种组工作。那时的橡胶系设有6个研究组，育种组是其中之一，组长是系副主任刘松泉同志兼任，副组长是郑学勤同志。全组科研人员20多人，分为5个研究课题组，即品种适应性、有性杂交育种、产胶遗传规律、幼态无性系和优良砧木选择等课题组。各课题组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各自围绕本课题组的选育种目标并遵循一定的技术路线开展研究工作。
　　我被分配到有性杂交育种课题组，组长是梁茂寰同志，组员先后还有胡东琼、罗忆祥、罗福和等同志，技工有李家绍、陈卓才、吴兴家等同志。梁茂寰同志早在1954年就来到儋县(儋州)境内联昌试验站，参加橡胶树优良母树的选择、鉴定及人工授粉工作，有丰富的橡胶树育种专业工作的实践经验。而我们几位科研人员却都是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在校时又都没有学过橡胶树育种专业知识，对它一无所知。因而，我们是跟随他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才逐步认识橡胶树并开展研究工作的。
　　杂交育种是培育橡胶树优良品种的基本途径。我们课题组的主要任务是选配优良无性系亲本进行授粉，繁殖杂交后代建立和鉴定新无性系系比区，以便选育出产量更高、抗性更强的新品系，供生产上大规模种植，以提高我国的植胶水平。20世纪5O年代，我国的橡胶树杂交育种工作是在优良实生母树间进行的，其杂交后代无性系，大多数产量都不高，高产选出率极低。进入6O年代后，我国早期选出的橡胶初生代无性系及从国外引进的橡胶树高产无性系已陆续开花，因而杂交育种人工授粉工作便转在国内外优良无性系间进行，从而加快了育种工作进程，提高了育种工作的水平。
　　那时所院对橡胶育种工作十分重视，杂交育种被列入所院重大课题，时任所院长的何康同志经常深入到育种组及其试验基地检查工作，帮助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对研究工作必需的人、钱、物给予充分保障。他还把自己的组织关系转到橡胶系党支部，参加育种组的党小组的组织生活。领导的关怀与支持，调动了全组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大家立志献身新中国的橡胶事业。人工授粉是橡胶杂交育种的重要环节，其他各课题组都十分关注，视其为自己份内工作一样，从选配杂交亲本、杂交组合到进行人工授粉都积极参与。授粉计划年初由我们有性杂交育种课题组先提出，然后在育种组全组会议上充分讨论后确定。那时，刘松泉同志刚从国外引进130多个优良品系，他向大家报告了国外橡胶树杂交育种工作进展情况，详细介绍了国外橡胶树优良品系的产量、抗性及副性状情况；各课题组科研人员则根据自已所了解和掌握的有关品种的资料发表意见；授粉计划经大家充分讨论确定后，由我们课题组负责实施。当授粉工作进入高峰时，其他各课题组的同志都主动放下自己手头的工作，也参加到授粉工作中来，充分体现了育种组全组科研人员齐心协作的奋斗精神。
　　1962年6月，中央农业部在湛江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橡胶育种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过去的经验与教训，明确了今后方向和任务，制定了“积极选用国内外优良无性系，在国内外优良无性系的基础上尽快培育出产量更高、抗性更强的优良无性系”的方针。这是我国橡胶树育种历史上一次划时代的会议。从此，我国的橡胶树育种工作走上了快速的更高水平的发展新阶段。我有幸参加这次全国性的橡胶树育种工作重要会议，通过10天现场参观海南、湛江各育种站和8天会议讨论，学到了许多新知识，了解到了许多新情况，加深了对育种工作重要性、迫切性认识，从而深刻认识到我们育种工作者肩负的责任重大。这次会议后，所院进一步加强了对育种工作的领导，并对育种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样，杂交育种的工作任务就更重了，授粉规模也更大了，授粉组合及授粉花朵数都创历史新高。
　　为落实所院下达的扩大和加速授粉工作计划，1963年春，我们课题组分为2个工作小组：梁茂寰、罗忆祥和我为一组，继续留在所本部试验场二、三队组织工人授粉；而胡东琼和技工李家绍、陈卓才、吴兴家等则为另一组，赴南田农场负责开辟新的授粉基地的工作。这两地的授粉基地拥有不同的橡胶树品系，组成不同的杂交组合。
　　那时试验场二、三队有一个1957年建立的大型初生代无性系试区，占地l 080亩，试区内集中了全国垦区优良母树繁殖的后代无性系430个，此外，还有RRIM501、RRIM513、PB86、PRl07等国外高产品系。这些品系都已陆续开花，主要是进行国内抗性强的品系与国外高产品系间杂交。在这里进行授粉的有由粤西站的谢善昌、徐闻育种站的林天民、福建热作所的何忠春等同志分别率领的授粉队。而在南田农场那里，有爱国华侨1954年从国外引进的PRl07、PB86、RRIM501、RRIM60O、PB5／51、PB5／63等20多个优良品系。这些品系长势很好，开花结果旺盛期，即是进行国外高产品系间杂交工作的理想时期。由于我所和文昌、大丰育种站等单位都集中在这里搞授粉，因而其规模很大，授粉工作搞得红红火火、热闹非凡。
　　南田农场地处海南的南端，气温较高，橡胶树开花比西部早来一个多月时间。人工授粉季节性强，为了不失良机，春节过后年初三，胡东琼和技工李家绍、陈卓才、吴兴家等即动身前往南田农场开展授粉前期工作，如观察花期选授粉植株，购买搭授粉架的竹子和白藤以及安排住宿等。这些工作得到了该场和当地黎族村民的热情帮助，而授粉工人则由试验场联昌站派出。时任该站副站长的李玉有非常重视人工授粉工作，尽管春季该站的试验生产工作繁忙，劳力紧张，但仍优先挑选外出授粉工人。该站派出了夏国昌、张庭芝、陈汉才、黎永造、张坝、邓会群、林和生等1O多名工人。那时困难，他们必须自带行李，徒步1O多公里到那大再乘公共汽车经海口过夜，次日下午4～5时才能抵达目的地。这时花期临近，搭架材料还不够，胡东琼同志便带领工人们上山砍杂木，与大家一起搭架授粉。他以身作则、不怕苦不怕累、艰苦奋斗、献身橡胶事业的精神受到工人们一致赞扬。在这里搞授粉的单位多，人也多，生活条件艰苦：住的是简陋的茅草房，房内蚊虫多，夜间老鼠常乱窜，碰上雨天，房顶还漏水；队里没有食堂，自己开伙食，步行几公里外的藤桥镇买米买菜，授粉工作期间每天只吃2餐，吃的菜没有什么油；夜间点蜡烛照明，大家聚在一起商议工作。工人们虽然出来的时间长了，也会想家，但仍以工作为重，坚持安下心来搞好授粉工作，不完成任务决不回家。
　　与此同时，所院本部的授粉工作，也紧张有序地开展着。授粉工作得到了二队队长蔡传楼和三队队长金灼修的大力支持，他们认真落实所院下达的科研任务。二队派出官有训、方国溜等5名工人，三队派出王承科、黎对怀、王棠杰、李日新、黎焕品、陈洪坝等10多名工人。  这批工人中，既有当地工人，又有归侨工人，还有退伍军工，组成了一支结构较合理、素质好的队伍。他们责任心强、技术好、又能吃苦耐劳。他们从做竹梯、搭授粉架到进行授粉，连续工作20多天不休息。授粉时，工人们从上午9时左右到下午3时左右连续进行约6个小时，即使中午天气闷热也不休息，他们明白自己的工作至关重要，辛苦点是值得的，因而毫无怨言，以苦为乐；组长刘松泉、郑学勤同志也亲临现场，和大家一起开展授粉工作；组内2位女同志——韦礼贞、詹赛荣也和男同志一样，爬到高高的授粉架上授粉。此时的橡胶园内可以看到，领导、科研人员和工人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授粉，气氛融洽，而干得热火朝天。
　　以后又连续几年大规模进行人工授粉，每年都有几十个杂交组合，授粉花朵数高达数万甚至十多万朵。大家付出辛勤劳动换来了大量的杂交后代，为日后选育优良新无性系打下了良好基础。回顾那个年代，育种组全组科研人员为了选育有我国自己特色的抗性强而产量高的优良橡胶树品种，而发扬了齐心协力、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令我终生难忘。如今，我院的橡胶树育种科研工作已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果，而我有幸和大家一起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也尽了一分责任，甚感欣慰。

橡胶育种回忆录6

　　　　　　　　　　　　　　　　　　　　　　　参加天然橡胶选育种研究工作的回忆
　　　　　　　　　　　　　　　　　　　　　　　　　　　王  锋

　　1963年8月，我于广东海口农校毕业后，统一分配到华南亚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橡胶系育种组工作。每天一句话，记录橡胶生活！后，我先参加了由研究所安排的集中劳动——当年分配来的大中专毕业生，除分配去当中小学教师的外，全部都参加集中劳动，约有40多人。我们先后在所部及试验场联昌队、三队、五队参加植树、橡胶园林段管理等劳动，时间共3个月。12月份才到育种组每天一句话，记录橡胶生活！。
　　当时，育种组有10多名科研人员，还有几名技工。组长由橡胶系副主任刘松泉同志兼任，副组长为郑学勤同志。研究内容有橡胶树产胶力遗传规律、人工杂交育种、无性系适应性以及绿色芽片芽接、品系鉴定、苗期产量预测技术等。我被安排到“橡胶树优良母树产胶力遗传规律研究”课题组。该课题由系副主任、组长刘松泉主持，具体负责课题计划实施的是吴云通同志。
　　橡胶树选育种科学研究作业安排，与胶树生长季节有很大关系。一般地说，夏秋季，包括晚春和早冬，是橡胶树生长、产胶季节，也是科研人员忙于田间试验的季节，芽接、割胶、人工授粉、形态观察等大田试验都在这期间进行；冬季胶树停止生长转入休眠期后至春季抽芽生长前这段时间，科研人员的主要工作转入室内，大量的资料统计分析、研究报告和论文写作、新一年科学试验计划的制订，以及研究成果交流等，都在这时进行。我到育种组每天一句话，记录橡胶生活！时正值冬季，全组科研人员都在进行课题研究总结。
　　当年12月，我一到课题组，就在吴云通同志指导下进行试验资料统计计算，主要是分析实生母树及其无性后代间的产量关系，具体计算项目包括产量、相对产量、累积系数等，然后进行相关分析。资料统计计算工作量很大，除本课组人员外，其他课题组人员也来支援。资料统计计算的工具有纸笔、算盘、手摇计算机。当时所说的手摇计算机，实际上是手摇计算器；与现在的计算器相比，不仅体积大，而且效率低，有时还会出错；当然，更无法与现代计算机，以及应用SAS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相比。笔算，是当时资料统计分析最常用、最基本的方法。
　　资料统计分析结束后，由吴运通同志执笔起草研究报告。记得当时的试验研究结论是：橡胶树无性系干胶产量与其实生母树高部位（分枝割胶部位）产量呈显著正相关，而与低部位（常规割胶部位）产量相关不显著。因此，橡胶优良实生母树选择的途径，应是在常规割胶产量较高的胶树中，通过分枝割胶，选择其高部位产量亦高的树作为母树，然后取芽繁殖后代无性系，这样高产无性系的选出率较高。
　　课题总结完成后，育种组和橡胶系都组织了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交流，紧接着就是新一年科学试验计划的制订和修订。这样，繁忙充实的几个月时间就不知不觉地过去了。通过几个月的工作，我初步领略了科学研究的探索和实事求是精神，这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我为自己能加入橡胶树选育种研究队伍而庆幸。
　　3月下旬以后，随着橡胶树抽芽、叶蓬稳定，芽接、割胶、人工授粉等工作便要陆续开展了，于是大家又纷纷离开办公室，分赴各试验点，开展田间试验研究工作。其中，比我们早到组里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多有英语学习任务，必须根据英语课上课时间来安排好英语学习和下试验点的时间，或是早出晚归，或是在第二天早上有课的当晚连夜从试验点赶回，上完课后又到试验点上去。我由于没有英语学习任务，曾一度住联昌队的时间较长。其主要工作是与驻队技工一起，完成分枝割胶试验任务；总结老归侨叶观裕同志看树割胶经验，并由叶观裕同志依据自己的看树割胶经验，在联昌老胶园中通过察看和分枝割胶，选出高部位高产的实生母树，取其芽条繁殖无性后代，以便进一步进行产量鉴定，选出高产无性系。记得当年年底，我还就叶观裕看树割胶经验总结问题写成书面材料，得到课题主持人刘松泉同志的肯定。
　　根据课题组的安排，我在联昌时，除完成上述试验任务外还有一项任务，那就是学会割胶。当时育种组有一条业务素质要求，橡胶选育种科研人员必须“四会”——会芽接、会割胶、会授粉、会品系鉴定；此外，还要会爬树，因为不会爬树，就无法完成高大乔木橡胶树的人工授粉、分枝割胶、高部位形态观察与取样等试验任务。以上基本功人人都要学会。育种组许多规模较大的试验任务，都是相互支援或是全组出动的，如时间性很强的人工授粉、大规模芽接等，尤其如此，“四会”加“爬树”在此时显得十分重要。
　　说到大规模芽接，有一件事使我长久不能忘怀，即1964年夏秋季联昌大河苗圃的芽接工作。大河苗圃位于联昌队牙拉河西侧的斜坡上，原有80多亩实生苗木，因为苗龄过大，不适宜用作种植材料。当时，橡胶垦区正在推广种植国外优良无性系，而已引进的大量国外无性系急需繁殖芽条分发各地进行适应性试验。于是，育种组决定将大河苗圃建成第二个芽条繁殖基地（第一个基地为院部附近的9队），将老苗木锯干，让其长出新的芽条，然后通过绿色芽片芽接法，接上拟进行适应性试验的国外无性系，以便快速繁殖芽条分发垦区各试验点。芽接时正值高温季节，由于太阳曝晒，天气十分闷热。育种组从组长到一般科研人员和技工一齐出动，天天早出晚归，午餐吃在地头，身上汗水湿了干，干了湿……一天多少回谁也说不清。紧张的芽接工作延续了多长时间已经记不清了，似有半个月到1个月吧。记得有一天下午，院长何康到大河苗圃来看望我们，并和我们一道进行芽接。虽然天气很热，但大家有说有笑，都很开心。当时，我曾说到芽接看起来简单，但干起来必须聚精会神，十指并用，并且干得满头大汗，一点都马虎不得。何康院长一边进行芽接操作，一边表示赞同。我们感到院长与我们感受相同，完全没有距离。
　　联昌队距离院本部较远，约有10公里，是育种组重要试验基地。组里的科研人员经常到联昌，有时住几天，有时住半个月或更长时间；当试验任务告一段落，或育种组或橡胶系有事召回时，大家又返回院部。当时交通工具很少，育种组仅有几部单车，主要用于运送芽条、花粉等，所以科研人员来往院部与联昌，主要靠步行，从系副主任兼组长刘松泉到一般科研人员都是如此。从联昌返回院部时，我们多是白天仍然工作，吃过晚饭后才趁天黑时赶路；若与组长刘松泉一道返回，则时间还会更晚些。这是因为刘松泉副主任略通中医，每次到队里工作时，都利用业余时间为工人义务看病，并且服务热情，来者不拒，所以返院时常常要待他为工人看完病后才赶路。说到赶路，刘松泉副主任是我们当中走得最快的一个；所以，每次返院时，都是他在前面走，而我们年青人在后面追的。追着，追着……很快就到了院本部，好像10公里的路程也缩短了许多。
　　1965年，我先后被安排到国营西庆农场和西流农场参加橡胶样板田建设，以后又到澄迈县和琼山县参加“四清”运动，接着，1966年就爆发“文化大革命” 了……所以参加橡胶选育种研究的时间很短，也说不上有什么成果。但从心里说，我热爱科学研究工作，热爱天然橡胶选育种研究，热爱育种组这个勇于探索的、团结拼搏的集体。假如有机会让我再选择一次，我还会选择橡胶选育种研究，选择我们的橡胶系育种组。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11:51

　　编者按：北京的老校友钟双华同志1960年8月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华南热带作物学院，1986年8月被调到农业部农垦管理干部学院任院长、教授。在两院整整工作了26年。曾任两院马列主义教研组长、两院附属中学校长、两院党委宣传部长、两院党委副书记、两院党委代书记等职。在两院为橡胶热作科教事业贡献了自已的青春年华。现年73岁。
　　2006年6月17日，我向他约稿时，他很爽快就应约了。同时向我大略介绍了当年他接待胡耀邦总书记、万里副总理亲临两院视察的情况。此外，也述及了鲜为人知的1984年两院党委根据中共广东省委指示，作出调整两院科研、教学整体布局设想的一段往事；但因此事涉及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王震与胡乔木之间的意见分歧，觉得不太好写……因此，他的回忆录《辉煌成就与领导的关怀》第一稿未写这段往事。我认为，这很可惜。于是，我向钟双华同志说明，撰写文史资料应遵循实事求是原则，“不虚美，不隐恶”；对于历史上的事件，只要立场、观点、方法正确，能客观记述，是没有什么不可写的。否则，当事人不能全面正确反映过去的历史，而后人也就无法全面正确认识历史。并恳请他补写那一段，他同意了。于是，便有了现在刊登的《辉煌成就与领导的关怀》。这是难得的珍贵史料，值此我对钟双华同志表示衷心的谢意。
　　加工整理此文时，还请两院档案馆陈开魁馆长查阅了有关档案材料，对文中涉及的一些史实进行核实和补充。因此，也对陈馆长致谢。（杨振堂）

　　　　　　　　　　　　　　　　　　　　　　　辉煌成就与领导的关怀
　　　　　　　　　　　　　　　　　　　　　　　　　　　钟双华

　　1960年8月，当我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专业毕业时，适逢农垦部王震部长向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校长要求调配一些干部。因此，学校决定分配我去农垦部属的华南热带作物学院工作。身为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一名优秀生，我坚决服从组织的分配。于是，带着简单行李，从首都乘火车到广州，再乘轮船飘洋过海来到了海南岛宝岛新村。从那时起至1986年8月，我在两院整整工作了26年，为热作事业培养人才而辛勤工作，度过了我的青春年华，经历了两院的艰苦创业、“文革”、改革开放等时期。两院的风风雨雨、艰苦与辉煌……都历历在目。许多有意义的事情，令人至今难于忘怀。

　　一、橡胶热作人才的摇篮
　　橡胶热作事业的发展，关键在于人才。华南热带作物学院的成立，就是肩负着为国家发展橡胶热作事业培养人才的重大战略任务。学院的创始人何康院长提出：我们要做到“凡有热作处，皆有宝岛人”。经过多年的努力，学院培养了大批热作人才，分配到各热作垦区、农场，以及热作科研、教育单位。当时学院每年的毕业生都百分之百服从组织分配，都以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为荣。他们到新的工作岗位后，很快就能上手，工作认真负责，吃苦耐劳精神好，能与职工群众打成一片。所以，农垦系统各单位都十分欢迎并极力争取学院毕业生分配到他们单位工作。学院培养的学生在工作岗位锻炼若干年后，都成为农艺师、工程师、研究员、教授；此外，还有许多热作学院毕业生而今已成为农垦的各级领导者。也可以这样说，热作垦区的技术骨干，从农场到农垦局的领导人，大部分都是热作学院的毕业生。也有许多毕业生在中央有关部门工作，发挥巨大的作用。有的成为司局领导者、部领导者(如吕飞杰)，有的成了知名专家教授(如陈章良)。学院培育的大批优秀人才，造就了辉煌的事业。
当年学院办学育才之所以成功，首先是有正确的办学方针，培养人才的目标明确。二是有高质量的优秀教师队伍。当时农垦部从全国各名牌大学争取到一批优秀人才，成为各学科的带头人。教师们非常敬业，严谨教学，为人师表，关心学生，师生关系好。三是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树立良好的校风。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进行马列主义理论教育、校风校纪教育，突出进行热爱热作事业、艰苦奋斗的教育。养成勤学敬业，团结友爱，自觉守纪的优良校风。充分发挥学生会、共青团组织的作用，提倡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四是加强各学科的基础理论教育，同时更重视能力的培养。使学生掌握扎实的专业理论和基本技能，有一定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能适应实际工作岗位的需要，很快成为热作事业的栋梁。

　　二、两院改革的春天

　　第一部分
　　1983年2月3日，胡耀邦总书记亲临两院视察。由我负责组织接待工作。他参观了实验室、植物园，然后与两院领导座谈。我们请胡总书记品尝热带水果，在轻松欢快的气氛中开始了座谈会。在介绍院领导时，胡总书记问我，多大年纪，什么大学毕业，工资多少等，我一一作了回答后，他说：“好!比较年轻，工资太低了，应长到180元以上。”这使我感到很震惊，因为我当时的工资还不到一百元呢！接着，院领导向胡总书记汇报工作 ……胡总书记听了，十分高兴。他对两院的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并指示：两院要进行改革，要进一步发展；要把两院作为教育、科研改革的试点，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农业部对胡耀邦总书记视察两院时的指示非常重视，召开全国农业院校长会议，要我传达胡总书记视察两院时的指示，动员各院校进行改革。农业部把两院作为改革的试点，并派出由王光希副局长为首的强大的工作组到两院研究改革工作。我们认真研究中央改革的指示精神，并进行了充分的调查研究，根据两院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改革方案，发动广大职工认真讨论，集思广益，经过反复修改，形成最后方案上报农业部。不久，部里批准了两院的改革方案，从此吹响了两院改革的号角。
　　当时，两院改革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一是改革领导体制，实行院长负责制；二是精简机构，实行岗位责任制，提高工作效率；三是改革科研体制，实行科研课题承包责任制；四是教育改革，调整专业、改革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育质量；五是搞好校办企业，提高效益。
　　两院的改革，给广大教职员工带来巨大的鼓舞和力量，极大地推动了各方面工作的大发展，使两院步入了新的发展时期，造就了新的辉煌。

　　第二部分
　　正当两院迈开改革步伐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令人震动而又鲜为人知的事。——那是1984年8月间，中共广东省委转来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同志1984年6月14日关于两院办学地点问题的重要批示，要两院党委提出贯彻意见。当时胡乔木是中央主管宣传、文化、教育的政治局委员，他对新华社记者来两院采访后写的关于两院在农村办学诸多困难的一篇“内参”，作了批示，指出学院办在农村是错误的，应搬回城市去。中央书记处胡启立同志将胡乔木同志的这一批示转给广东省委办理，所以，广东省委要两院提出贯彻意见。
　　1984年8月22日，我和黄宗道院长、林亚珉副书记等领导同志商量研究后，向广东省委和农业部领导报送了《华南热带作物学院关于贯彻胡乔木同志重要批示的初步设想》，作出了关于调整两院布局的初步意见。我们根据胡乔木同志的批示精神，从两院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要发挥宝岛新村与湛江基地各自的优势，扬长避短，相互补充，形成整体优势。合理调整两院教学、科研任务的布局：在宝岛新村进行橡胶、热带作物、植物保护的研究与教学；在湛江基地进行橡胶加工、热作机械化的研究与教学，办学院的基础教育、农业经济专业等。同时，继续办好兴隆试验站、文昌椰子研究所；充分发挥广州办事处、海口办事处的作用，在湛江、海口建干部、教授退休住房，妥善安排离退休人员，使大家减少后顾之忧。
但是，由于政治局委员王震同志根本不同意胡乔木同志的批示，农业部只好服从王震同志的意见，并指示我们对胡乔木同志的批示不往下传达，此事就此罢了。然而，由此带来的后果却是延误了两院调整发展的大好时机。

　　第三部分
　　1985年1月26日，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同志来两院视察，我负责接待。他参观了实验室、试验农场、植物园。他视察后对两院的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对两院的改革给予充分的肯定。还在两院招待所住了一晚。他非常平易近人，生活简朴。一天三餐，由我和黄宗道院长陪同。吃得很简单：中餐和晚餐四菜一汤，早餐则是稀饭、咸菜、鸡蛋。第二天，临走时，万里同志高兴地提笔为两院题词：“科研、教育要为宝岛四化服务。”以鼓励我们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12:09

　　编者按：郑学勤研究员是我国著名天然橡胶、热带作物专家。曾任两院副院校长，两院热带作物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联合国粮农组织顾问等职。现为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学术委员。1952年于北京大学生物学系毕业后，分配到林业部特林司。1956年调到华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此后50多年一直从事橡胶热作遗传育种及生物技术研究，为将其从整体水平提高到细胞水平乃至基因水平，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主持国家、部、省多项课题研究，有多项研究在国际同类研究中处于领先水平，多次获国家、部、省科技成果奖。是海南省第一位获何梁何利基金2006年度首设的“科学与技术创新奖”的科学家。
　　郑学勤研究员于1981年1月30日—4月16日单个人代表中国参加了国际橡胶研究和发展委员会组织的国际联合考察队赴巴西亚马逊塔帕若斯上游考察和采集野生橡胶新基因芽条、种子，并单个人代表中国参加了同年8月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召开的国际高级育种会议。这次考察采种，是英国人魏克汉1876年于亚马逊首次采种后的105年，面临栽培橡胶遗传基因贫乏、杂交育种优势趋向微弱的形势，为探寻和采集野生橡胶高产抗性新基因资源，橡胶科学工作者第二次重返亚马逊原始大森林，历尽艰险，取得丰硕成果的国际联合行动，因而在世界天然橡胶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郑学勤研究员的《亲历亚马逊探寻野生橡胶种质纪实》一文，就是他参与上述两个紧密连接的国际活动全过程的翔实具体生动的记录和描述。整理加工此文时，为核实此文写作时间，我曾询问过郑学勤研究员；了解到，1981年4月初，郑学勤研究员在完成参加国际联合考察采种任务回到巴西中国大使馆时，就接受和完成了北京新华社要求他在离开巴西前留下这次活动实况报道的任务，加上及时报道参加国际高级育种会议实况，因此，本文应是完成于1981年8—9月。这是阅读本文所述情况有关年代时应该注意的。文中有的地方说的“现在”、“最近”等时间，实际是指1981年内的时间。郑学勤研究员对我说，此文在送交“天然橡胶事业”史料征集小组前，还核对过一些史实，又作了一些修改。
　　此文内容非常丰富，信息十分密集；不但极其具体记述了作者在巴西亚马逊考察采集野生橡胶高产抗性基因情况，而且对北京至巴西亚马逊航线经过的众多城市以及巴西亚马逊原始大森林的自然景观、人情风俗都作了颇为细致的描述。阅读时，如身临其境，引人入胜。这是一篇文史资料佳作。值此，我对郑学勤研究员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的谢意！（杨振堂）

　　　　　　　　　　　　　　　　　　亲历亚马逊探寻野生橡胶种质记实
　　　　　　　　　　　　　　　　　　　　　　　　　　郑学勤

　　序言
　　亚马逊原始大森林是巴西橡胶树的故乡，面积347万平方公里，约相当于100个海南岛。它位于南美洲巴西境内近赤道偏南纬一带，按太平洋方向直线距离，与中国相隔约19 500公里。亚马逊河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流量最大的河流。亚马逊流域蕴藏着几乎占世界40％的原始森林，蕴藏着不少宝贵的自然资源。那里往往是百里不见人烟，是鳄鱼、野兽的优良栖所。当地流传着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我们橡胶科学工作者，早就向往这块神秘的土地了。当然，我们最关注的还是那里大量的野生橡胶树资源及其潜在的高产抗性遗传基因。
　　1980年,我们获得一个良好的机会——受农垦部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派遣赴巴西考察天然橡胶，由黄宗道院长、科技情报所赵灿文所长和我3人组成了考察组。7月,在黄院长的率领下，考察组由北京出发，前往巴西，初次访问了亚马逊，考察了巴西主要野生橡胶种的生态环境及其利用，以及巴西的橡胶栽培、品种改良和南美叶疫病的防治情况等；并了解到国际橡胶研究和发展委员会经多次开会研究，已决定于1981年初组成国际联合考察队，深入亚马逊河上游，在靠近秘鲁、玻利维亚边界一带，进行野生橡胶考察，并采集高产树的芽条和种子作为新的种质资源。为不失良机，我们于8月回国后，立即与国际组织联系，要求参加这次的考察和采种活动。
　　1981年1月初，我被获准参加国际联合考察队。于是，1月30日，我再次踏上西半球的征途，取道东京，经太平洋新航线，飞抵巴西里约热内卢。这次是我单独一人出国执行任务。有关各级领导都认为，这是一次任重而道远的任务，临行前都给予我很大的鼓励。就这样，我和来自7个国家的专家们一起，在那人烟罕见的亚马逊上游的密林深处过了近2个月的“原始生活”，这是在魏克汉于1876年首次采种后的105年，我们又重返亚马逊原始大森林，再次采集野生橡胶新基因资源。我们经历了一些预想不到的艰难，并几度遭遇险境，终于在3月底携带着采集到的大批芽条、种子走出了大森林，怀着胜利的喜悦，回到了亚马逊的中心城市马瑙斯。为了接受对我本人的检疫，在回国的途中取道大西洋，经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到达伦敦，当时已是欧洲春暖花开的季节了。4月的伦敦，到处盛开着五彩缤纷的郁金香，著名的邱植物园(Kew Botanic Garden)更是春意盎然。最有趣的是，在邱园高大的玻璃温室里，看到了正在吐芽的巴西橡胶树，又把我的思路引回到1 00年前去追溯橡胶树之路了。4月14日，我又只身乘上英航巨型波音747班机，经罗马、沙特阿拉伯巴林群岛、香港返回北京。
　　但事情还没有到此结束。8月初，我又被派遣赴马来西亚，参加了由国际橡胶研究和发展委员会和马来西亚橡胶研究院联合召开的国际高级育种会议,讨论了由亚马逊采集的芽条、种子等橡胶新基因资源的保存、建立国际基因库，以及对这些材料的评价、利用、分配等事宜。在马来西亚期间，还观看了由国际联合考察采集队从亚马逊采集并经检疫后送至该研究院的一万多株种子实生苗。会议决定于1983—1984年，对参与这次联合考察和采种活动的每个国家分配亚马逊野生橡胶无性系162个，以及来自亚马逊实生苗的大量新基因原始材料。
　　为便于按起因、过程、结果的先后顺序，具体叙述我参与国际联合考察队活动和国际高级育种会议的情况，分设下面各专题。
　　一、决心
　　为什么要重返亚马逊原始大森林？这个决心是如何下定的？我想，这是世界植胶100年来，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现代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早在1876年，英国人亨利?魏克汉(tenry?Wickham)曾在亚马逊中下游与其支流塔帕若斯(Tapajos)河一带的森林中采集了约7万粒橡胶种子送往伦敦皇家植物园种植，然后将一部分苗木分别运至斯里兰卡和新加坡等地。马来西亚于1877年获得9株橡胶苗。1886年以后，马来西亚等国又在新加坡植物园仅存的15株约lO龄的橡胶树上采集了第二代种子以胶园的形式投入正式栽培。从此，这些橡胶园随着世界大工业的发展，获得了巨额利润。东南亚和非洲的一些热带国家大量发展植胶业，使现在(1981年)世界天然橡胶的年总产量达到了360万吨以上。据专家们估计，到1985年，世界天然胶的年需要量将增加至500万吨。天然胶生产正处于方兴未艾的黄金时代。
　　然而，育种学家们近年来发现，虽然经过60多年的品种改良，橡胶树优良品系的平均单株年产干胶已经从1公斤提高到3～4公斤的水平，但要想继续提高这种产量水平，即使采用各种杂交育种方法，也已感到相当困难。他们认为，这是由于东南亚的所有橡胶树都是来源于塔帕若斯河口地区，而大多数可能还只是新加坡植物园中15株橡胶树的后代，所以遗传基因已告贫乏，杂交优势的利用已处于微弱阶段。为此，必须补充大量新的遗传基因，以创造更高产和更抗病的新品种。此外，据巴西橡胶研究中心的调查，原魏克汉采种区是个低产区；并且在这个区的一带还生长着属于巴西橡胶树以外的三叶橡胶种，如色宝橡胶、少花橡胶等，它们可以与巴西橡胶自然杂交，因而降低了巴西橡胶种的产胶遗传能力。另一方面，在亚马逊上游一带却很少发现有其他低产三叶橡胶种，高产单株的出现率远比下游高，其中有些特别高产的，单株年产干胶可达100公斤左右，有些人就称之为“奇迹橡胶树”。基于以上几个原因，国际橡胶研究和发展委员会与巴西当局于1 979年就下了决心，作出了这个探险性的考察计划(Joint IRRDB／BRAZIL Expedition Program)
　　二、太平洋上的新航线
　　1981年1月的北京，正值深冬，我披上厚厚的冬装，由首都机场，踏上太平洋上的新航线重返亚马逊。
　　记得我们初访亚马逊是在前一个夏天，那时乘中国民航至东京，换乘日航DC8，先向东北飞向美国的阿拉斯加洲，然后折向南飞经美国大陆纽约、波多黎各岛，再由亚马逊河进入巴西。据说在阿拉斯加有许多日本移民，日航为这些人的方便，所以采取这种弯曲航线。那时我们在这个洲的首府安科雷季机场就可以看到许多日本姑娘在免税商店工作。
　　我这次到达东京后，改乘巴西民航新航线，乘DClO宽体客机，向东横穿太平洋，直飞美国洛杉矶。自东京起飞约8个小时就进入美国西大陆上空，虽然那时在美国西海岸的高山地带还是白雪皑皑，但平原地带并无积雪，小麦却已返青，显示了海洋气候的调节作用。洛杉矾是美国西部的重要工业大都市，从机窗望去，五颜六色的房屋，排列甚为整齐。停机后我们下机休息。这里已无需穿大衣，并不算冷。进入机场过境休息室，我的表是指在晚上3点钟；但这里却是早上9点，天己大亮，与北京的时差已达6个小时。因此，我们只过了一个很短的晚上，也因此而无法睡觉。
　　约在当地中午时光，我们继续航行，沿着美国和墨西哥的西海岸向南飞向南美洲的秘鲁，续航后7个小时抵达秘鲁首都利马机场，已是灯火辉煌的时刻了。在这个机场的夜晚，过境来往的游客还是很多。这是个以印第安人为主的国家，在机场上就可以看到男男女女都喜欢带着一个巴拿马式上卷礼帽，别具一格。
　　一个半小时后，又登机夜航，穿过玻利维亚，到达这一航线的终点站——里约热内卢巴西国际机场。巴西与北京的时差已达12小时，当地时间已是早晨7点。实际上，自1月30日早晨9时由北京起飞算起，至巴西里约热内卢一共花去34个小时，但抵达巴西的当地时间却仍是1月31日早晨7时，几乎是总共赚了12个小时。然而，就气候而言，仅一天之差，就已由北京寒冷的深冬变成巴西炎热的盛夏了。
　　里约热内卢是巴西东南部面临大西洋的一座美丽的工商业大城市，是南美洲旅游胜地之一。1963年以前，巴西的首都就设在这里，沿大西洋望去，2个大弧形的银白色海滩，嵌上沿海林立的层层现代化大厦，吸引着世界众多游客。
　　当日上午，我换乘巴西国内航班抵达首都巴西利亚时，有国际橡胶研究和发展委员会、巴西当局的几位官员博士和我国驻巴西大使馆科学秘书到达机场迎接，新老朋友又在巴西相逢了。
　　三、入林之前
　　由国际橡胶研究和发展委员会所派出的8名专家分别来自法国、尼日利亚、马来西亚、印尼、泰国、中国和巴西。2月2日在巴西利亚开了首次会议，明确了任务和注意事项。2月3日乘飞机前往巴西橡胶研究中心的所在地——马瑙斯。这段距离约2000公里，相当于广州至北京的行程，一路从机窗望去，除距巴西利亚500公里以内是属于热带高原稀树草地外，其余一直到马瑙斯的1500公里尽是一望无边的森林地带。据巴西人介绍，这些森林地带都属于亚马逊流域。2小时后，宽广雄伟的亚马逊河已展现在机下，马瑙斯市就坐落在黑河向亚马逊河出口的交界处，两水相交，迥然异色，一半黄色，一半黑色，这是来自亚马逊旅游者必定乘船游览的重点之一。这种景观显示了原始森林极其肥沃的土壤的影响。当然，由于生态的循环和平衡作用，亚马逊河的鱼类也就成了当地重要的蛋白质来源了。而有名的亚马逊“派谷”鱼就被称作马瑙斯的佳肴美菜。
　　次日，前往离马瑙斯市20公里的巴西橡胶研究中心，与巴西方面的专家会合编队并召开入林预备会议。这次会议使每个成员在精神上作了足够的准备，对于进入森林的各种困难作了充分估计。大家甚至还估计到，在这雨水泛滥的季节，加上毒蛇猛兽，有可能发生意外而不能完成任务……。但会议认为，如果这次考察和采种真的失败了，将于同年8月份再组织进行一次。
　　晚上回到旅馆，我几乎忘了那天是中国的除夕；想不到2月5日那天一早，许多国际专家都来向我祝贺中国的新年。在这异国他乡，居然受到如此温暖和关怀，确实令人受到鼓舞！
　　春节那天，会议对进入森林后的种种技术问题作了统一规定。会后，我根据“轻装前进”的原则，携带吊床、蚊帐、考察用具等行李加上背囊共20公斤，怀着激动的心情，准备整装待发了。那时，我想起6个月前初访巴西橡胶研究中心的时候，只能在马瑙斯附近一带考察野生橡胶的生态环境。那时，我们就很想深入亚马逊上游亲自考察“奇迹橡胶树"。但主人告诉我们说，如果没有相当的工具、安全措施和足够的时间是很难进入那种林区的；即使进去了，也起码要打算减少9磅体重。所以，当时对此期望只好作罢；而今正值祖国欢庆春节期间，这一期望却真的即将实现了！
　　四、进入原始大森林
　　2月8日上午，阿里克(ACre)、郎多尼亚(Rondonia)、马妥格罗梭(Mato Grosso)3个考察队都集中在一起，每个队6人，分别由4名专家和2名采集工组成。我被分配在马妥格罗梭队，这个队有一名巴西育种专家，是见过面的老朋友；一名比利时植物学家，他到过34个国家采集标本，能说4国语言，他还善于摄影，真是个多面手；另一名黑人朋友，来自非洲尼日利亚橡胶研究所，他原在加拿大留过学，英语颇为流利；其他2名采集工是从亚马逊州热带研究所请来的，他们不仅会爬树采集标本，而且对于巴西的植物非常熟悉，还能背诵不少植物的拉丁学名呢!我们这个队可以算得上是个精干的队伍。那天，3个队同乘一架波音737，沿亚马逊上游向西航行。秘鲁的阿里克队先下机；郎多尼亚队次之；我们马妥格罗梭队，要靠近玻利维亚，是最后到达的一个队。我们决定采取“步步为营”的方式深入森林。次日，由首府葵也巴包乘2架小型客机，每机3人，直航我队第一营地。大部航线都在原始林区上空飞行，没有城镇和村庄，只见平平一片，森林与河流交错。中午刚过，飞机下降寻找目标，我才发现，密林深处有一条泥土跑道，就是所谓的机场了。这里叫做阿里尔(Ariial)，只有几间葵屋，是一个移民点。有一个土耳其和一个法国移民带领几个雇工住在这里，有无线电和州首府联系。
　　当我们走下机场时，成千上万的黑飞虫向我们袭来(比蚊子稍小)，满脸满手地咬。当时我们还只穿着短袖衣，每被咬一口就一个血泡，周围红肿；到了晚上，反应更明显了——大家的脸和手都红肿起来，又痛又痒，还有些发烧。大家统计一下，凡手上每平方厘米就有15～20个伤口，每只手都有上千个伤口。这一天，我们到晚上9点才吃第二餐饭。这里的主人告诉我们如何防范这种讨厌的黑飞虫，还带我们参观他们捕获的豹和鳄鱼、各种毒蛇、大蟒蛇，要我们倍加小心。还告诫我们毒蜂也是要注意防范的对象。次日，我们都全部武装起来，带上白纱面罩和头盔，穿上厚厚的长袖衫和长裤，戴上手套，脚穿皮靴，看起来好像一群阿拉伯人似的。虽然热得难受，但也无可奈何。
　　那天清早，我们装载了够lO天使用的干粮食品、考察采集用具、枪支弹药，以及野营露宿物资，登上一个小摩托船，沿着若路耶那(Juruena)河向北继续往第二营地进发。
　　若路耶那河位于马妥格罗梭州的北路，处在南纬7～l l度之间，我们就打算在沿河100公里左右的方圆内寻找高产野生胶树。这条河的下游在南纬7度，与特里斯派尔斯(Ri0 Teles Pires)河相汇合形成塔帕若斯河。碰巧的是，我们队在这儿采种的地点，正是105年前魏克汉采种区的上游，两地相距约800公里。
　　这里的2月份与海南相反，正是强雨季节，经常下着大暴雨；河床水位上升，往往漫进森林；幸好由于河床比降较小，水流不算很急。在航行途中的两岸，经常可以发现高大的野生橡胶树，屹立于林海之中。这一整天，我们航行了约100公里，没有见到一个人影，唯见森林河水、白鹭、鳄鱼。傍晚到达第二营地，这里只是一个割野生胶的胶工的住处，有2间葵棚屋。当晚，由这位胶工介绍了这一带野生胶树的情况。晚上大家都集中在一个葵棚里挂上吊床休息。这晚是我第一次使用吊床，好心的采集工教我如何打结才绑得牢固。比利时专家告诉我：与吊床呈对角线睡时，人才可伸直，否则，就像虾米一样弯曲在吊床内。经过一番试验，果然灵验。次日，大家背上背包，行进在若路耶那河两岸，穿插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中……第一天，我们就发现了5棵高产树——有的经胶工介绍，有的当场试割。这些高产树每割次产胶乳都在2000毫升以上，多的有4000～5000毫升。于是，大家兴高采烈起来!
　　五、野生橡胶树和“奇迹橡胶树”
　　据巴西人估计，亚马逊森林中的野生巴西橡胶树总共约有5000万株以上，现在利用于割野生胶的约只有一半左右，年总产干胶2～2.5万吨。又据最近的材料报道，亚马逊流域的有些河流还是近来才被人造地球卫星所发现，可见有些地区是尚无人迹到达过的。每公顷大约有5～30株可割胶树(合每亩0.3～2株)。在胶树分布较多的地区，就有经营野生胶的胶农在林中采胶。他们将一个胶农所割的胶树称为一个胶路，每个胶路有2～4个割胶小区，每个小区约有120～150株可割胶树。每个胶农每日只割一个小区，所以形成隔日割至隔3日割制不等。至于割面和割线，大体上是根据茎围大小决定的，茎围1米左右的树通常为1～2条割线；2米左右的为2个割面2～4条割线；3米以上的为3个割面3～6条割线；也有一些胶农不重视割胶技术，仍然采用原始的鲱骨形割法。我们在考察过程中所见到的高产优良母树比较多的是2～4条割线隔2日割制。森林雨水泛滥期约停割2～3个月，单株年产干胶50～120公斤之间。我们所入选的有使用14个胶杯盛胶水的高产树，每割次产胶乳为4000～5000毫升。像这类高产树有些人就称之为“奇迹橡胶树"(Miracle rubber trees)。这种高产树的树皮一般呈深褐色，厚2～2.5厘米。
　　当地将野生胶树分为3种类型，即黑皮树(巴西语为Seringeira preta) 、白皮树(Seringeira branca)和红皮树(Seringeira vermelha)。高产树大多是黑皮型；白皮树一般低产；红皮树生势特别旺盛，茎干圆粗，但不一定高产。当地的这种概念与我国从形态上观察鉴定母树的传统概念是相吻合的。
　　我们马妥格罗梭队所发现的野生胶树最大的茎围为4米，两个人也合抱不住。虽然这株树没有被入选，但却引人入胜。因为，这是在所有队员的经历中见到的最大的一株野生胶树，我们称它为“野生胶树王”。但我们从鉴定优良母树的观点看，却倾向于茎围小而产量高的胶树。所以，在我们入选的胶树中也有茎围只有1.5米而每割次产胶乳超过2000毫升的。
砍取高产树的芽条是一个艰苦的作业。由于多数高产树比较粗大，有的高达40～50米，辅助工只得先从旁边较小的树攀登而上，把粗尼龙绳挂上橡胶树杈，绳子的一头拴住自己腰部，然后树下的队员们合力把他拉上胶树，砍完芽条后再把人慢慢放下来。由于大树的枝条较老，很多芽都已萌动过，所以砍下一大堆枝条只能选出数米较为有效的芽条。我们除了要对每株入选的高产树作好各项记录外，还得取出几块树皮保存在固定液内供将来作乳管解剖用；此外，队员们还要在这些树的周围拾取种子，按马瑙斯会议规定，为避免种子的来源过于单纯，除采集高产树附近的种子外，也要较广泛地收集种子，以增加包括抗性和其他副性状在内的种质资源。
我们3个队在约50天的时间里，共鉴定出野生高产优良母树294株，获得种子共64 256粒；原计划采种4万粒，已超额完成任务。其中：阿里克队选出母树2000株，采集种子37 578粒；朗多尼亚队选出母树118株，采集种子17770粒；马妥格罗梭队选出母树49株，收获种子8 908粒。
　　六、第三营地的生活
　　我们在作业过程中无法回到第二营地，只得就地露宿，我们称之为第三营地。所谓第三营地就是寻找胶农遗弃的葵棚，如找不到葵棚就找个水沟边，自己搭个临时帐篷，把吊床挂在树上休息。由第二营地出发的那天，我们在林中穿插了数十公里。由于那天发现的高产树较多，大家乐而忘返。回到船上时已近黄昏，急忙乘船寻找宿营地。不巧，正遇上一场大暴雨，船行得很慢；天已黑下来了，我们集中了所有的手电筒，沿着林缘边航行边寻找宿营地；很久也找不到入林的小路，直到晚上8时才发现一个小葵棚。由于葵棚破旧漏雨，里面有水，又发现有美洲豹的脚印，无奈我们只得登陆，在棚里挂起吊床。好心的两位采集工把吊床挂在棚外的树上，支上一些尼龙布，然后朝林里打了好几枪。他们说，这样可以赶走豹子。大家都安定下来后才起火搞晚餐。晚上，雨后的森林显得格外潮湿，虽然很累，但是大家由于被虫咬的伤口太多，加上伴随的过敏性反应，一身又痛又痒实在难以入睡。比利时藉植物学家咽喉炎发作，不断咳嗽，显然是由于湿热所引起的。我将从北京带来的中药片给他服下，正好对症下药，颇为灵验。因此，他非常称赞中国对野生植物资源广泛利用的效益。从这以后，我几乎把这种中药片全部都给他使用在近2个月的森林生活中了。
　　清晨，红色的朝霞透过密密的森林树梢，轻轻地撒在若路耶那河上。我们又收拾行李，背上背囊，告别这个临时第三营地，向其他林区进发，开始又一天的作业了。
　　林中小路难行：碰上倒树就得翻树而过；遇上小河就得涉水而过，水大了就得游水而过，河面窄的就砍树搭桥。大家的靴子里灌满了水和黑泥浆，还往往被刺破脚；加上林中闷热，队员们湿透了衣衫。有的专家除背负行李外，两手还得提着成套的摄影设备，累得他们要停下来补充盐和液体ATP；有的干脆吞下一把盐再喝水，还得把湿透了的衣衫脱下来拧干汗水再穿上。我们一天不知道要喝多少壶凉水，遇上河沟就补充，所以喝的全是生水；在没有河沟的地方就砍水藤(Water vine)补充，在林中砍上一段大水藤，可以供几个人喝够一次。
　　我们在林中带的干粮有长通心粉、炒木薯粉、大米、咖啡和一些罐头食品，饿了就在林中野餐。由于讨厌的黑飞虫太多，吃饭时仍然不得不戴着面罩，还得来回走动着吃；否则停下来就会咬你的手和脸。有一天傍晚，我们回到船上，发现干粮已经不够吃了。于是，我们把船上所有的鱼钩都拿出来，安上长线和食饵钓鱼。大伙集体努力，约莫2个小时就钓获20多斤不同种类的鱼。有一种较大的，当地称为八谷鱼(Bargu)，味极鲜美。亚马逊的大小河流都蕴藏着十分丰富的鱼类资源。在比较高海拔的林中，河流较少，成群的野猪和野鹿经常出没在林中。它们所到之处，几乎将成熟的橡胶种子吃光，只剩下碎的空壳。但这些野兽却是当地胶农的主要菜肴。如果我们找到一个胶农棚，他们总要拿出干野猪肉或野鹿来给我们饱餐一顿。
　　七、遇险
　　3月中旬，在我们向玻利维亚边境转移的那天，我们回到第一营地，准备乘飞机先回马托格罗索首府，然后再转移到玻利维亚边境线。那天中午第一架小飞机由首府飞来，装载了芽条种子和3名巴西队员先离开第一营地。以后，天气逐渐变坏，下午2点第二架飞机飞来，比利时、尼日利亚2位专家和我3人登机起飞。不久云层越来越厚，下午4时在接近葵也巴机场约50公里处，遭遇特大暴雨，机场宣布关闭；飞机开始剧烈颠簸起来。由于飞机小，雨区大，飞机无法飞出雨区。驾驶员用无线电呼救，机场通知他“就地紧急迫降”。于是，飞机缓慢下降。但由于机外能见度很差，飞机恰好下到一个山凹；眼见就要撞山了，大家都意识到我们即将遇难；但沉着老练的驾驶员迅速提起操纵杆沿着山缘直冲而上，终于脱离了撞山的危险。然后，飞离丘陵地，兜圈寻找降落目标；最后，终于在一块小灌木泥地上迫降下来。虽然飞机严重打滑，但终于刹住了车，迫降成功了。事后，回忆起这段历程，大家都说我们是“幸存者”。
　　八、野生橡胶树的生态环境
　　我们在考察过程中，经过亚马逊流域不同的生态环境。根据我所考察到的有关气候、地貌、植被等情况，将亚马逊流域归纳为热带雨林泛滥区、热带雨林非泛滥区、热带半干旱过渡型森林。
　　1．热带雨林泛滥区
　　马托格罗索州的整个北部地区都属于热带雨林泛滥区。年总降雨量2000～3000毫米，常年降雨，无明显旱季，尤其12月至3月为强雨季。由于这里海拔仅100～200米，地势平坦，加上大小河流纵横交错，所以在强雨季节，河水泛滥进入森林的低洼地区和部分平坦地。我们在考察期间正好遇上强雨季，到处是森林泽国，也淹没了一些野生胶树，给我们的活动带来许多困难。由于森林的过度潮湿，许多橡胶种子落地不久便萌发了。
在这种典型的热带雨林中，胸高径围2～3米以上的高大乔木很多，高度约30～50米，巴西坚果(Bertholletia excelsa)和橡胶树都属于这里最高大的上层树种。巴西坚果当时也是成熟期，像个大铁球状的果子在地上到处可见，经常是我们在林中用以补充粮食充饥的上等野果；打开它坚硬的果壳，里面有数十粒种子，味似栗子，颇为可口。这一生态区的中层有许多棕榈科植物，如有名的巴巴苏油椰(Orbignya speciosa)，葡语就称为Babacu，茎干和叶均可用于搭盖葵屋，纤维可造纸，种子可榨油，是价值较高的一种野生资源。此外，在棕榈科中还有奇异的升高根植物(Stilfroots)，如Iriartea和I.ventricosa。这种不定根可以成簇地从一人多高处长下来并扎入土中，说明林中的高度潮湿，它是该林区受到泛滥的象征。下层植被到处可见芭蕉科的扇芭蕉(Phenakospermuri quianense)。在有橡胶树的林区，林下天然植被大多为竹芋科植物，如Monotagma属成群分布，叶片很像海南岛的竹芋，高60～80厘米。在这类生态区，我们很幸运地还发现了一些野生可可树，属于下层耐荫性灌木，说明亚马逊大森林也是可可树的故乡。野生可可树的生势甚为优良。果实比栽培种稍微长细一些。这种野生可可的种质资源，想必将来也可能被再度用来作为育种的新基因材料。此外，林中还到处牵挂着各种木本藤类、大量附寄生的蕨类和兰科植物。我们曾在若路耶那河边的大树上发现一些美丽芳香的巨兰花，我们同队的植物学家采了一些活植株，一路小心翼翼地把它带回亚马逊河口的贝林(Belem)热带博物馆。实际上，热带雨林泛滥区几乎占整个亚马逊流域的大部分地区。
　　2．热带雨林非泛滥区
　　从马托格罗索州北部往东南约200公里，海拔逐渐升高至200～300米，河流逐渐减少。所以，在这种生态类型区即使是强雨季也基本上没有雨水泛滥现象，森林和植被的生长相当茂盛。高大粗壮的巴西坚果几乎成群落式分布，当地的林业专家认为它是上等木材之一。还有豆科的高大乔木Parkia pemdura也是属于上层树种之一，它木质纹理细致、材质优良。野生橡胶树在这个生态区分布甚为广泛。我们在这个生态类型区还发现，许多野生木薯(Manihot sp.)沿着伐木路林缘地带成片成长。
　　3．热带半干旱过渡型森林
　　沿热带雨林非泛滥区往南至南纬1 4度左右，海拔上升至300～500米，年总雨量降低至1200～l500毫米，自4月至9月为明显旱季。这种热带半干旱过渡型森林与稀树草地相互交错，林中树木生势比上述2种类型显著降低，密集生长的中小乔木占优势，高大的巴西坚果已经少见，并出现一些厚皮的弯曲生长的旱生型树种，林下植被出现成群落性生长的野菠萝(Ananas sp)。它的果实较栽培种小些，但果柄很长。以上植被的形态均显示了这个地区存在较长期的干旱现象，但在这类森林中，仍然可以发现不少野生巴西橡胶树。我们以往的概念总认为，巴西橡胶树是一种典型的热带雨林树种，现在看来它的耐旱能力比巴西坚果、可可树等要强，因而它有比较广泛的适应能力。从生态学和植物遗传变异的观点来看，从这种热带半干旱过渡类型森林所采集的巴西橡胶树种子的遗传变异能力也可能会提高。我们很想在这一生态类型区尽量多采集种子；但由于正值雨季，没有一种合适的交通工具能够穿插通过泥泞的稀树草原，所以不能完全如愿以偿。
　　九、热带稀树草原与沼泽地
　　为了便于分析热带不同生态环境类型的特征，我们也到过稀树草原(Saevana)和巴西最大的一个沼泽地(Swamp)。
　　由过渡型森林往南，在海拔500～1000米之间，大多属于热带稀树草原。巴西中部的高海拔地区包括首都巴西利亚在内都属于这种生态类型。年总雨量降低到1200～1400毫米左右，旱季长达半年之久。木本植物以灌木或弯曲生长的小乔木为主，其他均为草本植物。这一类型区虽然已没有野生橡胶树，但根据我国植胶的经验，如种上防护林，降低常风风速，在这类地区人工植胶可能在降低开垦费用和避免南美叶疫病方面反而比较有利。
　　沿马托格罗索首府葵也巴往南至南纬16.5度，海拔已下降到100米左右。从这里开始是一望无边的大沼泽地，并向西、南延伸至玻利维亚、巴拉圭，总面积达22万平方公里(相当于7个海南岛)。是南美洲著名的热带大沼泽地，当地称为Pentenal。沼泽地是由大量的河流、湖泊、草地、灌木和稀树组成；雨季时，水位上升形成一片泽国。这种生态环境使得这一大片沼泽地成为鸟类和鳄鱼的世界。我们曾看见一些大鳄鱼浮在水面上抬着头，晚上竟跑到公路来。据说，特别是在9月份雨季到来之前，成千上万的鳄鱼浮出水面，成群的鸟类，可以铺天盖地而来……这个景观美丽而丰富多彩的大沼泽地吸引着世界各地的许多科学家和旅游者。
　　十、亚马逊的其他野生橡胶资源
　　除巴西橡胶外，在亚马逊地区还蕴藏着许多其他野生橡胶种质资源，现已查明的有l O种。
　　l．矮生小叶橡胶(Hevea camargoana)，是近年来发现的新种，发现地在亚马逊河口贝伦附近的马拉若(Ma，rajo)岛，喜生长在林缘和林缘的灌木丛中。它的特征是矮生，高仅2～3米，呈灌木状或小乔木。叶同样为三出复叶，但小叶和种子都很小，只及巴西橡胶树小叶和种子的1／3～1／2。矮生小叶橡胶的分枝柔软，树冠疏朗。无明显的落叶期。早花早果，并且常年开花结果。对南美叶疫病和风害的抗性均较强。因产胶量少，不宜直接用于生产；但适于作为橡胶树属中的种间杂交亲本使用。对于培育抗风高产新品种，可能是个有价值的种质资源。
　　2．少花橡胶(Hevea pauciflora)，在亚马逊河中上游治内格罗河一带的森林中分布较多，属于低产胶类型。叶大而叶蓬密闭，叶色浓绿。种子大型。对南美叶疫病具有免疫力，是极其重要的抗病基因资源；因而，目前巴西正在研究少花橡胶杂交，或将其用作树冠嫁接试验材料，以期获得抗病高产的三合芽接树。
　　3．边沁橡胶(Hevea benthamiana)，这一树种在巴拉州和亚马逊州的森林中分布较多。它与巴西橡胶树的主要区别在于，嫩芽幼叶均披白色或棕色柔毛，叶基钝而小，叶较圆。边沁橡胶能与巴西橡胶自然杂交产生许多变异体，能抗南美叶疫病：有名的抗病原始品系F4542就是由这一树种选出来的；以后又与高产的巴西橡胶品系杂交，获得一些抗病高产品系，如巴西现在推广的主要无性系IAN717，FX3899等。
　　4．光亮橡胶(Hevea nitida)，这个种的叶面富含蜡质。它有一个矮生的变种(Hnitida var．toxicodondroides)，甚至能在多石的土壤中生长。国际橡胶研究和发展委员会己注意到这一矮种的利用价值，可能安排在下一步考察中采集其种质资源。
　　5．坎普橡胶(Hevea camporum)，也属于矮生种，目前也正在研究对它的利用价值。
　　6．硬叶橡胶(Hevea vigidifolia)，因小叶缘具有硬边而得名。
　　7．圭亚那橡胶(Hevea quinensis)，主要产在亚马逊河的北部地区。
　　8．小叶橡胶(Hevea microphkylla)，小叶较小而具光泽。
　　9．色宝橡胶(Hevea spruceana)，生势优良，树皮灰褐色，皮薄，产胶很少。
　　10．帕路多橡胶(Hevea paludosa)，巴西正在采集这个野生种。
　　十一、丰收的喜悦
　　3月26日，接到玛瑙斯总部电传，所有3个队必需于月底前结束考察和采种。当时，正在跑面的IRRDB国际技术协调官——苏卜拉马尼阿姆已经了解到：原订任务已超额完成；各地又经常下暴雨，森林湿度过高，成熟种子大量萌发；交通相当困难；考察队员们的体质开始下降，体重普遍减少2～3公斤。
　　29日，我们马妥格罗梭队携带最后一批芽条和种子，离开靠近玻利维亚边境的森林，踏上返回马瑙斯的航班。飞机向西北沿秘鲁边境朗多尼亚、阿克里州然后折向东直飞马瑙斯。这段航程约2500公里，飞行3个多小时，全部是在亚马逊流域的上游和中上游——尽是一望无边的原始大森林和蜿蜒曲折的河流——的上空航行。飞机开始下降时，马瑙斯市、亚马逊河与里河的汇合点出现在机下；这里的河面广阔，河水黄黑相间，加上漂浮在空中的朵朵白云，显示出亚马逊流域生态环境的一幅美丽多姿的景色。我迅即取出照相机，在飞机呈半弧形下降的一瞬间，隔着机窗从几个角度一连拍了几张彩色照片，以作为告别亚马逊的留念。到达马瑙斯后，我在旅馆中巧遇中国科学院访问巴西代表团；这个代表团是由多学科研究所所长们所组成的。他们得悉我是从亚马逊的密林深处出来的，颇为惊讶——大家好奇地要求我介绍情况，当晚又邀请我去马瑙斯的一间山东人开的中国餐馆去共进晚餐，次日又邀我一起去参观马瑙斯热带资源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历史长、规模大、科研设备比较现代化。有许多外国学者来此合作研究热带课题，从亚马逊的动植物、微生物到生态平衡等都进行研究。
　　月底，3个队又集中在马瑙斯橡胶研究中心开总结会议。首先，参观了在亚马逊采集高产种子的发芽和移苗、以及优良母树的芽接成活情况。我发现：阿克里队所采种子大部分都属于大型的，比PB86的种子还大l／2～2／3；而从马托格罗索来的种子大部分属于小型，类似GTl种子或更小一些；朗多尼亚队的属于中型。植物的稳定遗传性，首先表现在花果种子等生殖器官上。3个地区的种子类型的显著差异，使我们相信：这次采种的种质资源是丰富多彩的，显然比只局限在亚马逊的个别地区采种要好，可以避免近亲选育的局限性。由于包装运输及时，在马瑙斯种子的总发芽率已超过80％，苗木长势良好。大家怀着丰收的喜悦，纷纷拍摄下来之不易的成果。我们3个队一共采集了64256粒野生橡胶种子。其中：50％留在马瑙斯发芽并建立基因资源苗圃；35％在马瑙斯消毒检疫后空运伦敦IRRDB总部，在伦敦经再次检疫消毒转运至马来西亚橡胶研究院，到达那里后还要作最后一次检疫，而后在室温发芽装入塑料袋，再定植于基因资源苗圃中；15％采用同样方法也经伦敦转运至象牙海岸，建立非洲的基因资源苗圃。
　　在马瑙斯的检疫工作，是由马来西亚橡胶研究院派驻特立尼达一一多巴哥的南美叶疫病研究点的负责人齐博士主持的。他对南美叶疫病研究很有造诣，采取的消毒方法是，首先用O.5％的福尔马林溶液浸种15分钟，晾干后再喷以O.5％的百菌清(Daconil)。这样，既可杀死南美叶疫病孢子，也不影响种子发芽率。
　　我们采集的总共294株优良母株的芽条全部在马瑙斯苗圃进行了芽接。我看到，当时已有相当一部分解绑成活，但也有一些母树因枝条太老而未能接活。
　　参观完后，回到室内，由各队掌握并交流经验。大家一致认为，这次考察和采种，已基本上摸清了亚马逊上游3个洲的野生橡胶树种质资源，并超额完成了原定采种任务(原定采种4万粒)。IRRDB的官员们更认为，这次考察是在极其艰苦困难和危险的条件下进行的，是各国专家们的密切合作和坚韧不拔的科学事业心的结晶。当晚，IRRDB技术协调官代表总部举行大型招待宴会，招待所有为这次联合考察和采种活动而作出努力的人员。大家都依依不舍地互相祝酒话别……
　　4月初，告别了橡胶树的故乡城马瑙斯，返回巴西首都巴西利亚。我在飞机上，再一次鸟瞰了亚马逊这块纵横数千公里浩瀚的原始森林。我不禁想：对这样的宝贵自然资源，采取科学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的措施，是这个国家极其重要的科学研究课题。巴西的土地辽阔，还有大量的热带稀树草原未被利用。按照稀树草原的生态类型条件，和我国营造防护林的植胶经验，如能造林植胶，既可大量利用荒地，又可以相应地避免在亚马逊林区植胶易受南美叶疫病侵袭之缺点；从开发成本上考虑，也是经济易行的。对于热带稀树草原来说，更可换上美丽的新装。巴西人在发现所谓“奇迹橡胶树”后，又重振旗鼓，计划大规模发展植胶业，总面积拟达到1000万亩。他们的植胶地区划和布局，是当前植胶业中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
　　抵达巴西利亚，当我回到离别了2个多月的巴西中国大使馆时，热情的大使馆人员都祝贺我安全归来，并要我作了详细汇报。晚餐后，驻巴西利亚新华分社领导又把我接去新华社；他拿出北京新华社来电给我看，要我在离开巴西前就留下这次国际联合考察的实况报道。因此，我不得不接受了这一任务。当时，我还想抽出时间去巴西利亚郊区的稀树草原研究所要一些巨桉(Eucalyptus grandis)种子带回我国来作防风林试种。因为1980年我们初访巴西时，曾参观过该所在稀树草原试种巨桉的情况。那时我们看到巨桉在那种环境下极其适应；2年多的巨桉，其茎围就可长到30～35厘米，树高8米以上，似乎就像小树林一样壮观了。但可惜那次没有获得种子。这次，当中国使馆科学秘书打电话去联系后，正当我即将离开巴西的前一天下午，该所同意了我们的要求。当时离下午下班时间只有1个小时了，于是，科学秘书亲自开车和我一起前往稀树草原研究所。当车开上高速公路后，他以每小时140公里的高速度开抵该所，所长秘书高兴地领我们到大型恒温种子贮藏库，超额地赠给我们7个桉树品种。回到使馆，科学秘书告诉我，他从来没有开过如此高速度的快车。驻巴西中国大使馆对我们2次去巴西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这使我感受到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在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使劲。
　　十二、穿越大西洋
　　当巴西的红花树正是花开满枝头的时候，南半球已进入初秋季节。4月7日，我离别了使馆和巴西的朋友们飞往里约热内卢国际机场，准备穿越大西洋去伦敦IRRDB总部。由于里约热内卢巴西维利格(VARIG)航空公司已经接到首都机场的有关我飞往伦敦的通知，他们便在电子贮存售票情况的计算机的屏幕上找到了我的名字，很客气地免除我一切出境检查手续；我交运行李后，就直接送我到候机室休息，并很快地送来登机卡和我的护照。在候机室碰巧遇上齐博士，他在马瑙斯完成检疫任务后，将受聘于巴西橡胶监督局，继续与巴方共同研究南美叶疫病。他正好去巴依州选点完毕，并将由伦敦返回马来西亚，正好我们同机赴伦敦。晚上12时起飞，1小时后飞机已进入大西洋上空。机上正值开晚点心，突然间飞机像地震似的严重颠簸起来；许多菜盘、果汁杯等餐具被摔下活动餐台——飞机遇上强大的垂直气流——这是我乘飞机遇到的最强大的一次垂直气流。机上鸣着警告信息；旅客们急忙把安全带系好，约五六分钟后，飞机才逐渐平稳下来。由巴西里约热内卢至伦敦，航程共9604公里。飞机经非洲西海岸到地中海出口的葡萄牙首都里斯本降落，续航后经法国西部穿越英吉利海峡到达英国首都伦敦，当地时间已是8日下午。已经超过60岁高龄的IRRDB秘书长考克贝恩博士自己驾着汽车来希思洛机场迎接我们。虽然我和考克贝恩博士还是初次见面，但他对于中国的橡胶科学工作者的首次来访表示非常欢迎。
　　十三、为了对人的检疫
　　我们为什么要到伦敦来呢?——这是为了对人的检疫。IRRDB和世界主要植胶国规定从南美洲植胶区返回植胶国家的人员必须经过伦敦，在那里检疫4天方可回到自己的国家，以免人带来的南美叶疫病菌传染橡胶树。检疫的方式是：彻底换洗衣服；每日洗澡；还要到野外去晒太阳,以代替紫外消毒；照相机要经酒精擦拭。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南美叶疫病(SotIth American leafblight)是由真菌Microckvlus ulei所引起，主要侵染胶树的幼叶及幼嫩组织，引起叶片皱缩变黑而落叶。幼叶在抽生7天内最易感病；生长12天以后，才不易被感染；即使感染，也只留下病斑而不致引起落叶。这种病菌的严重性在于，它能不断地侵袭胶树幼叶，使胶树无法生长，严重者因植株长期缺乏正常叶片，而呈严重饥饿状态，甚至于死亡。有些胶树因感染南美叶疫病，呈营养不良状态，树皮表现灰白色。由于这种病菌的严重危害，致使巴西橡胶的原产地不能大面积栽培橡胶。巴西从1930年以来，经过50～60年的研究，采用抗病育种与药剂防治相结合的方法，已初步可以控制这种病害；但对这种病菌的检疫工作却不能掉以轻心。除携带种子芽条等需要多次消毒外，通常单个孢子要经过紫外线4分钟照射，才不能再萌发。人携带的孢子通常属于散生性的，所以适合采取洗涤和照射阳光相结合的方法。
　　伦敦向来有雾都之称，这和地处高纬度并与大西洋气候有关；但大工业的污染却加剧了这个城市烟雾的形成。最近，据国内《人民日报》介绍，这个雾都经过多年有效的治理，污染已显著减轻。实际上也的确如此，4月伦敦之春，阳光明媚，到处覆盖着绿色的草地，衬托着五彩缤纷的郁金香、剑兰、杜鹃花、山茶花……与那郁郁葱葱的亚马逊大森林相比，又是另一番动人的景色！
　　我们住在伦敦西区靠近大英自然博物馆。9日那天，我和齐博士一同前往IRRDB总部，先乘地铁从海德公园、牛津大街的方向往东，然后换乘郊区地面电气火车前往东北郊区。车上空空荡荡的，乘客寥寥无几，也看不见一个乘务员和售票员，郊区到处可见种植蔬菜的温室群和绿草如茵的乳牛场。
　　我们在北赫特福特下车，考克贝恩博士开车来接我们去布里肯等比瑞(Brickendonbury)总部，正在准备接替IRRDB秘书长的迪更生博士也参加了会见。
　　次日，齐博士因事离开，秘书长邀请我参观马来西亚橡胶生产研究会(MRPRA)，实际上IRRDB总部就是附设在这里的。这个研究机构的经费是由马来西亚提供，主要承担天然胶乳形成的理论性研究以及新增产刺激剂的合成等。主要研究人员是英国人，它的宽敞的花园式大院里还设有几个玻璃温室。除试验材料外，还有一些来自巴西的种质资源，包括生长在盆钵中的矮生小叶橡胶。看来马来西亚从南美洲引种，仍然遵循魏克汉的途径，他们的材料由伦敦再次检疫后才送往马来西亚。这里有些温室可以让橡胶树直接长在地里并可割取幼树的胶乳供当地试验用。迪更生博士的新刺激剂的初步机理试验就是在这个温室中进行的。他还带我去参观了他自己的试验室。这幢白色的试验大楼的试验仪器和设备都是很讲究的。我看了他用电子显微镜拍摄的在使用新刺激剂后胶乳粒子的许多显微照片。据说，他的研究成果已在马来西亚植胶生产上申请专利。
　　为了达到本人检疫的目的，我还得去阳光充足的室外活动。根据2位秘书长的建议，首先我去了世界著名的邱植物园。
　　邱植物园坐落在伦敦西南郊的邱镇，背向泰晤士河，总面积300英亩(合1800市亩)。除水泥道路外，全部覆盖着绿色的草地，看不见暴露的土地。该园收集了世界各地的著名植物约25 000种，成群落分布，并从中培育出新品种。原产中国的杜鹃花和山茶花居然在这里培育出许多新品种，迎着明媚的春光，争相吐艳。为了模拟世界各种自然生态类型，园内按照世界各种民族风格，建筑了数十个玻璃温室；所有的植物都有简易说明；还备有一些植物的科普资料任人索取，园内还设有植物标本室、博物馆和植物研究室等。在建筑物中居然还有中国式宝塔和石狮。可见，中国的建筑艺术和原产中国的名贵植物早就受到世界的赞赏了。
　　当然，我最关心的还是大型的玻璃温室。这是一进植物园就可以发现的最大的一座建筑物。全是钢筋玻璃的船型模式设计，长110.3米，高20.1米，总玻璃面积13.716平方米。中层最高约25米，设有二层走廊，供人登高参观树冠果实，当地简称这个热带温室为棕榈室(Palmhouse)。室内除高大的棕榈科植物外，还有橡胶树、咖啡、可可等，咖啡和可可正结果累累，令人置身于热带之中。据介绍，1876年，魏克汉从巴西亚马逊塔帕若斯河畔引回的橡胶种子，就是在这个1848年建立的热带温室发芽的，不过那时候这个植物园称为皇家植物园(Royal Botanic Garden)。现在的这个大棕榈温室是扩建过的。我在室内仅仅粗略的浏览一遍就花了约1个小时。当时，室内的橡胶树正吐着古铜色的嫩叶，树枝已伸向大温室的二层楼。我登上螺旋形钢筋梯直上二楼，沿着扶拦，拍摄了探索19世纪橡胶之路的一张彩色照片。
　　当晚回到旅馆，向服务台打听了次日将去格林威治天文台的方向。这座古老而著名的世界性天文台，座落在伦敦东南郊格林尼治镇公园的一个小山上，距离伦敦较远，得转换几道地铁。伦敦的地下铁道有8条干线，四通八达，是以颜色来作线路标志的。在旅馆早餐后，我先乘蓝线地铁到中国城(China town)，换褐线向南穿过泰晤士河至水洛(Waterloo)伦敦火车总站，再改乘郊区双层公共汽车(Doubledecker)直抵格林尼治镇。
1884年，世界子午线会议公认，通过伦敦格林威治天文台经纬仪中心的线为本初子午线(Prime Meridian)即经度为O度，并确定了格林威治标准时间(G、M、T)，当时世界上72％的船只已经使用格林威治天文台为子午线制作航海图。在这条线以东为东经即东半球；以西为西经，即西半球。实际上这条子午线是用砖头砌成的一条浅沟来表示的，参观者可以一只脚踏在东半球而另一只脚却踏在西半球上；几乎人人都在这里摄影留念。顺便提一下，英国人称呼格林威治天文台为格林尼治天文台，其中的“W”是不发音的。
　　完成了检疫任务，4月15日，我搭乘英航客机，离别了新老秘书长，飞离泰晤士河，背向大西洋，穿越法国，在地中海之滨的意大利首都罗马短暂停机后向东非、西南亚飞去。晚上降落在沙特阿拉伯东海岸波斯湾中的巴林群岛。机场来往的旅客大部分是阿拉伯人，男的都穿着白大褂，戴着一个用头箍箍住的白头巾，比我们在亚马逊塔帕若斯大森林中使用的密闭式面罩似乎要通风透气些。休息后，沿阿拉伯海夜航，经过印度、缅甸由我国的西南高原入境。这时，天已大亮。我看美丽富饶的珠江三角洲已展现在机下，不一会，就在香港降落了。中午过后，继续在中国境内航行，4月16日下午，从子午线飞向东经1l7度一条弧形航线历时18小时，顺利归来，回到祖国雄伟美丽的首都北京。这次历时76天，环球一周，总行程约4 2000公里。由北半球到南半球，重返亚马逊塔帕若斯的长途旅程，至此全部结束。
　　十四、吉隆坡高级育种会议
　　1981年8月初，IRRDB与马来西亚橡胶研究院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联合召开高级育种会议，讨论国际联合考察队从亚马逊塔帕若斯上游采集的橡胶新基因芽条、种子的保存，国际基因库的建立，资料登记以及新基因资源的分配等问题。农垦部继续派我单独参加这次会议。我由北京飞香港后，转乘马航经槟榔屿前往吉隆坡。槟榔屿是马来西亚西海岸一个美丽的热带岛屿，虽名为槟榔屿，实则岛屿的周围和机场附近尽是椰林。据说，这里是马来西亚风景秀丽的滨海旅游点，在这里上下机的旅客很多，也是马来西亚重要入境口岸之一。我们当晚抵达吉隆坡。
　　开会的那天，许多亚马逊考察的老朋友又重逢了，大家分外高兴。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巴西、中国、法国、印尼、印度、尼日利亚、泰国、英国及马来西亚共9个国家，16名正式代表；马来西亚橡胶研究院各主要研究部门的领导和主要研究人员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IRRDB技术协调官在介绍我的时候，还说我是亚马逊联合考察队的“幸存者”(意指飞机迫降的那次遇险)，大家庆幸地笑了。会上报道了亚马逊新基因材料的处理现状——马来西亚研究院已育成实生苗14 600株；经尼龙袋育苗后，已移植在该院双溪毛糯试验站的基因苗圃中，总成苗率64.8％。象牙海岸非洲橡胶研究所育成苗木3 300株，成苗率44.4％。会议决定，分别在马来西亚和象牙海岸建立2个IRRDB种质中心，将起到保留原始材料、评价和利用这些种质资源的作用。每株苗木在移植于大田种质库前，先增殖5～10株芽接苗，如移植时有所损失，就用这些芽接苗补换植。苗木留圃时间为18个月左右。种质库的株行距为4.4米×4.4米(合每亩34株)。
　　巴西马瑙斯在接收考察队所采集的294株优良母树后已芽接成品系的芽条，成活162个品系。会议决定，于1982年2月由马瑙斯初级苗圃发送这些品系的芽条至中间检疫苗圃瓜德罗普岛(位于加勒比海东部)。会议希望，在瓜德罗普岛的芽条增殖应于1983—1984年做好向各参与会员国发送的准备。
　　会议代表们认为：在巴西亚马逊流域和南美洲生长野生橡胶的其他国家继续采集新基因资源，仍然是必要的。主要采集目标还是巴西橡胶种及其变异类型，同时也兼顾到其他种，如抗病的硬叶橡胶、圭也那橡胶，以及2个矮种即坎普橡胶和光亮橡胶变种。预计1983—1984年将可能在秘鲁、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等国继续考察和采集。
　　我在巴西期间了解到：1978年，IRRDB曾组织过一次南美洲多国考察，初步广泛地浏览了南美洲的野生橡胶资源，当时带队的是帕迪拉克。当时也参加那次考察的国际技术协调官曾对我说过，秘鲁有高山野生型橡胶，他认为这种橡胶可能抗寒。这种看法与前几年欧洲化学新闻刊载的安第斯山脉温带型橡胶的消息似乎有些吻合。我想，如有机会，我国应积极采集抗寒新基因。
　　高级育种会议结束后，接着，我又参加了一个由国际橡胶研究和发展委员会召开的一个紧急委员会；会上，通过了高级育种会议的一些决议。
　　会后，我获得一个良好机会，参观了马来西亚橡胶研究院院本部的植保、微生物、土壤、化学分析等研究机构，咨询部、图书馆等业务服务机构，以及设在双溪毛糯试验站的植物科学部、产品加工部等。
　　当前，马来西亚橡胶研究院的研究重点仍然偏重于应用科学方面，如：杂交品种改良；高产抗性新基因库的建立和应用；可能发生的南美叶疫病的防治；根瘤菌对促进豆科覆盖植物和橡胶幼树的生长；分区营养诊断施肥；割胶技术的改进以及天然胶质量改进和橡胶多样化利用等。由此可见，该院的科研工作是密切联系生产的。
　　该院近年来在常规杂交育种方面进展不大，所培育的700组、800组无性系的单位面积产量都不理想；并不比RRIM600高。过去认为有希望的RRIM703、803等新品系尚未大面积推广，现在又继续进入900组的研究。　　当前，该院在选育种方面，对野生橡胶高产抗性新基因资料的采集和利用相当重视，己付出比较大的精力，并且要求各个学科的密切配合。在诱导多倍体方面，虽然他们开始研究比较早，但定植于大田的大多属于第一代材料，不稳定；有些植株嵌合大量二倍体细胞，其茎干和枝条长成瘤状；所以，他们比较伤脑筋的问题是，如何取得比较稳定而又较纯的多倍体。该植物科学部的王博士对多倍体的研究很感兴趣；他认为，橡胶三倍体的初步突破，可能为橡胶选育种带来新的前景。
　　关于橡胶组织培养，他们也在继续研究，但目的性似乎不太明确。该院研究人员雅可布博士认为，以组织培养代替常规繁殖方法的可能性很小。他们希望，应用组织培养技术以纯化多倍体或诱导单倍体。马院产品加工部正在试验工厂试制各种类型的内外轮胎，还制作各种建筑用的橡胶制品，以扩大天然胶的新用途。他们这种开发性研究颇有特色。
　　最后一天，我参观了英资哈里逊公司所属的普兰伯沙橡胶试验站，这家公司在马来西亚拥有约20多万英亩的橡胶、油棕和椰子、可可等热带作物。普兰伯沙种植公司以长期进行橡胶选育种研究而著称；他们生产的隔离种子园种子销售到世界许多植胶国家，他们培育的优良品系PB235生势比RRIM600优良而产胶量也略高。目前，拟进入大规模试验的PB311尚在小规模试验中，产量为PB86的4倍，为RRIM600的2倍多；PB3ll开割9年累计产量每公顷达到3.6万公斤干胶，平均每年每公顷达到4000公斤(相当于每亩266公斤)。据称，这一品系的风害可能较重，尚需在生产性试验中进一步考验。由于该公司是多种经营的，所以在我参观的过程中还看到高产油棕、丰产矮椰子、大量芒果品种比较试验。所有试验地的作物都生长茁壮而旺盛。由于这里是丘陵地，他们还在低洼地带开辟了鱼塘，饲养马来西亚最贵重的苏丹鱼。主人告诉我，这种鱼1公斤值50马元 (约合人民币17元l市斤)，颇受市场欢迎。
　　十五、展望
　　天然橡胶事业的发展，对于天然橡胶出口国来说，所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是与人造橡胶的竞争问题，因而他们必需不断增加产量，降低成本；但从世界能源的角度来看，天然胶是属于绿色能源，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而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
　　我国植胶，主要属于自给性，是与人造胶并举的，各有各的特性，可以相互取长补短；所以，我国的政策是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热带土地资源，生产更多的橡胶。不断提高单位面积产胶量，是我国植胶业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
　　亚马逊新基因资源的引入，无疑会给橡胶高产抗性新品种的培育开辟广阔的前景。大家所关心的是，所采集成活的162株高产母树的无性后代如何？是否可以从中直接选出高产抗性品系使用于生产？这些母树是遗传型抑或生态型？
　　据法国人帕迪拉克的看法，从中选出年产干胶20公斤以上的品系，比现有的高产品系产量提高4～5倍是有希望的。巴西人认为，这些高产母树很可能是遗传型的。马来西亚人则有些回避直接回答这样的问题，但他们却是最热心采集亚马逊新基因的国家之一。
　　我们知道：一株优良母树如果茎围为60厘米，年平均割次产胶乳200毫升，其干胶含量为30％时，以年割100刀次计算，则年产干胶比例应按2条割线换算；而茎围100厘米的母树，每割次胶乳应达到680毫升；茎围200厘米者为1320毫升；茎围300厘米者为2000毫升。在这次国际联合采种中，超过这个标准的母树并不在少数。但初生代母树的遗传规律比较复杂。
　　根据我的现场考察，发现，大约有lO％的高产母树的高部位枝条和树冠部位的叶橡胶均表现高产；也就是说，可能约有10％的高产母树的相对产胶量是具有遗传性的。如果果真如此，就是很大的收获了。回溯我国50年代曾选出初生代优良母树共约2 000株，其中属于遗传型的不超过10株，只占入选优良母树总数的O.5％。真正高产的初生代优良母树在自然界毕竟是很少见的。
　　我想，对在亚马逊上游入选的优良母树，首先，要建立系比区试验，选出高产优良初生代无性系；然后，在入选的初生代优良无性系之间，或入选的初生代无性系与当前已有育成的优良品系(如RRIM600，PRl07等)再杂交一代，使新的遗传基因加入到老品系中去，经过这样的基因重组后，选出特高产或抗性优良的新品系。这类品系的产胶能力比现有高产品系的有所提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大家所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对这次考察所采集的数万粒种子的评价。这些种子虽然只有一部分是直接来源于优良母树，而另一些则是混合种子，但专家们一致认为，这些种子的新基因资源相当丰富，是很有价值的育种原始材料。
　　根据我对于亚马逊生态环境的分析，以及从这些种子形态类型的多样性看来，我认为，这批种子是非常可贵的。从育种科学的角度看，可能比那162株入选优良母树具有更广泛的新遗传基因。如：郎多尼亚洲是个高产母树特别多的地区，其种子多是高产母树的；阿里克的种子异常大型；马托格罗索的种子则来自3个不同的生态类型区，尤其是在半干旱过渡型森林区，海拔较高(约500米)，干旱期长，是植物比较易于发生遗传变异的地区，这里的种子可能更适于我国复杂的热带季风气候区育种的需要。
　　对亚马逊橡胶新种质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当然有待于我国广大植胶工作者的进一步努力。采取多种有效途径，尽早培育出更适合我国垦区的优良新品种，以不断提高产胶量，降低生产成本，充分发挥我国热带自然资源的优势——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12:25

　　一点永恒的记忆：1960年2月9日（三年困难时期），敬爱的周总理到两院视察，我有幸亲睹了周总理的光辉形象。当时，在会客室里，周总理一手轻轻拈着两院自制的木薯饼，站立着和大家谈笑风生……此情此景至今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1963年，为庆祝迁所建院5周年，我曾经将周总理的题词——“儋州立业宝岛生根”，刻就两方印章（见图）作为礼品，献给庆祝迁所建院5周年暨两院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图片根据档案馆提供的原作复印件照片制作——编者注）

　　编者按：广州的老校友揭培那同志20世纪60年代在两院工作期间，曾先后任两院附属中学校长、橡胶系党支部书记。1969年调到广东省农垦管理干部学院任图书馆馆长。现年已77岁高龄。他虽是从事党政工作的干部，但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才，善写作，还懂祖国的传统艺术——会篆刻印章，并且勤于笔耕。据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科学中国人》报道，他业余从事天然橡胶、科技、经济等信息研究，发表文章百万余言。
　　2006年7月6日，为向揭培那同志约稿，我拨通了他家里的电话，传来了他老伴吴妙明同志——20世纪60年代曾任两院团委书记和附属中学校长——的声音，说：“当年，老揭参加过石屋大队民营橡胶样板田的工作，他可以写一些材料……”8月16日我便收到了揭培那同志的稿件《我参与了办样板田》及他发表于1965年《热带作物杂志》的《样板田一年半来的收获》复印件；不久，又收到他的第二篇稿件《一点永恒的记忆》。审读他的文稿后，我赞叹他文思敏捷，思想深刻，笔头快！
　　《我参与了榜样板田》记述了1964—1966年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橡胶系先后在石屋大队、西庆农场、西流农场搞样板田的一些重要史实；《一点永恒的记忆》则记叙和描写1960年2月9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视察两院时，他见到周总理的幸福情景，以及记述他1962年为纪念迁所建院5周年，以周总理题词《儋州立业宝岛生根》为内容，用篆书体刻制成2方印章，作为礼品，向庆祝迁所建院5周年暨两院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献礼。遵作者之嘱，我通过档案馆陈开魁馆长找到了收藏在档案馆的周总理题词和那2方印章，制成了图片，并套入《一点永恒的记忆》文后，与该文结合为一体。这两方印章风格各异，“儋州立业”刀法秀润而流转，“宝岛生根”刀法则猛利而刚劲，达到了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二者的统一。（杨振堂）

　　　　　　　　　　　　　　　　　　　　　　我参与了办样板田
　　　　　　　　　　　　　　　　　　　　　　　　　揭培那

　　20世纪50与60年代之交，我从千里冰封的北大荒，调往丽日南天的海南岛，进入全国唯一的天然橡胶等热带作物科研教学机构——华南亚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和华南热带作物学院。研究所隶属农垦部，1958年从广州迁往海南岛儋县宝岛新村，并创办了华南热带作物学院。在生产基地办科研、办大学，可能是全国的首创吧。
　　1964年，中央决定以高产为目标，在全国办十大农业样板田，推进科研与生产相结合，试验、示范、推广一条龙为当前生产服务。海南以橡胶为主的热带作物定为十大样板之一。我当时在橡胶系任党支部书记，为了把思想政治工作落实到科研中去，我也上了样板田。

　　　　　　　　　　　　　　　　　　　　　　　石屋大队
　　在正式开展海南橡胶样板田活动的前夕，研究院就办了一个小型样板田——为石屋大队改造低产实生树幼龄胶园，推广优良无性系。
　　石屋大队距离研究院约20多公里。在三年困难时期，石屋大队党支部领导群众开荒生产，多种经营，取得了显著成绩，被评为全国先进生产队。但是，大队原有一些解放前的老胶园，由于没有得到科学技术的指导，在三年困难时期新植胶园种的却都是低产的实生树。
　　本着科技为当前生产服务的精神，研究院指派我和橡胶系育种组的曾宪松、袁燮辉等几位研究实习员前往石屋大队，帮助其改造低产实生树胶园。采用方法是大田芽接，即在幼龄胶树基茎干部接上优良无性系橡胶树芽片，芽片生长后锯掉树干，便可得到该无性系橡胶树了。我们住在大队部，白天上山头搞芽接，晚上走访社员家庭，还请大队党支部书记胡松给我们讲述率领群众战胜三年困难的事迹，上了一堂生动的群众教育课。
　　经过近一个多月的工作，研究院无偿提供芽条，在石屋大队3个山头的幼龄实生树胶园都芽接上了从国外引进并经过适应性试验的优良橡胶树无性系PB86；同时，还为该大队建立了增殖苗圃，培养了芽接工。这样，他们就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继续完成改造其他低产实生树幼龄胶园的任务；而且，再建新植胶园时也就不会还种低产实生树了。这是一次很有意义的尝试。

　　　　　　　　　　　　　　　　　　　　　　　西庆农场
　　1964年6月，开展样板田活动的工作正式启动。按计划，在儋县办样板田，以西庆农场为中心，带动该县其他8个橡胶农场。这个布局是现实而合理的。因为儋县植胶的自然环境条件比海南岛其他一些植胶区相对优越，具有最大连片的胶园，而且天然橡胶专门研究机构——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就设在其中，所以该县正是能有利于试验、示范、推广相结合,办好样板田的地点。
　　研究院担负着样板田实际操作者的角色。首先，在已有科研生产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两公斤三公分"的目标。幼龄胶树年增粗三公分，定植5年达到开割标准，还不太难，而实生树单株年产干胶两公斤可不容易。
　　样板田上的一系列课题都是当前生产中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这些课题的分工是：梅庆超等在大星队研究割胶；何君美等在新村队研究胶园营养；王佩珍等在先锋队做防雨水冲胶的试验；周裕芳等在八一队搞化学药剂灭茅。特别要强调的是，灭茅并在胶树行间建立豆科植物覆盖这两项管理措施，对于实现“三公分"的目标是十分重要的。橡胶系主任黄宗道负责总领样板田工作。我当时驻在新村队，也常到其他队看望同志，了解了解情况，结合实际做思想政治工作。
　　向群众学习，总结生产经验，是办样板田的一个重要课题。黄宗道主任亲自总结了青年胶工邓尧的割胶经验，提出了管、养、割相结合的概念及保持稳产高产的相应措施和方法。
　　此外，还部署了创造队等几个试验点，并派遣科技干部驻西培农场和西流农场观察联系。
　　办西庆橡胶样板田不但取得了一定的科技成果，而且端正了科研思想路线，增强了知识分子的工农感情。
　　我受命撰写了《样板田一年半来的收获》一文，刊载在1965年《热带作物杂志》试刊上。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样板田工作的一个阶段性总结。

　　　　　　　　　　　　　　　　　　　　　　　　　在木排队
　　1966年初，我转移到西流农场木排队蹲点。这个队的科技小组主要是调查胶园的生产情况。胶园里有一种蠕虫蛞蝓，爱吃胶乳，是影响产量的一个因素。我在跟随胶工割胶时观察到蛞蝓吃饱了胶乳后，就沿着树身爬到树头，然后躲在落叶底下休息。我想：如果在胶树茎基部附近创造一个荫蔽的环境，诱使蛞蝓聚集到一起，便易于杀灭；胶工随身携带的氨水，就是杀灭蛞蝓的好药物。于是，我进行这样的试验：在靠近橡胶树头地面挖一小浅坑，坑里盖上树叶，果然，吃饱胶乳的蛞蝓都爬下来躲到坑里去了；往坑里洒上一点氨水后，里面的蛞蝓就全被杀死了。这个简单易行的杀灭蛞蝓方法，后来被写入何康、黄宗道主编的《热带北缘橡胶树栽培》一书（1987年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323页）中。

　　从1964年初为石屋大队改造低产幼龄实生树胶园算起，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研究院投入力量办橡胶样板田，为期约两年多，取得了初步的成效。然而可惜的是，办样板田活动由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冲击而终结了。这一段历史一方面表明，研究院坚决执行党的科技路线方针，践行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同时，另一方面还表明，研究院积极办样板田，是与其从大城市迁往生产基地的初衷一以贯之的。

　　　　　　　　　　　　　　　　　　　　　　　　　　　　　　　　　　　　2006年7月28日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12:42

　　编者按：周钟毓研究员现年69岁。1960年7月于福建林学院林学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华南亚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橡胶系至1999年退休，长期来一直从事橡胶遗传育种研究工作，主持和参加国家、部、省多项课题研究，获多项重要成果。主持国家“七五”科技攻关专题《橡胶树高产抗性强新品种培育》，1991年获国家计委、科委和财政部重大成果奖。主持《橡胶产量苗期预测方法及其理论依据的研究》处于国际同类研究先进水平，1981年获农垦部科技成果二等奖。主持《巴西橡胶树人工授粉苗产量早期预测方法的研究》在国际同类研究中处于领先水平，1993年获海南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负责选育的优良品种——广西6－68于1972—1976年评为广东、海南、云南的中规模推广级品种。
　　周钟毓研究员于1984年10月—1999年10月先后任橡胶栽培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在任职15年中，他为全面提高橡胶研究所科研开发实力，迎接全国农业科研单位科研开发实力评估，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组织管理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为两院和全国农垦系统争得了荣誉。1992年橡胶所被评为“‘七五’全国农业科研能力优秀单位”，在70个优秀单位中排名64；并被评为“全国农垦系统科研先进单位”。接着，1996年橡胶所又被评为“‘八五’全国农业科研开发综合实力百强研究所”，第四名；并被评为“‘八五’基础研究十强研究所”，第三名。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橡胶所是1992年与1996年这2次全国农业科研单位评估全国农垦系统75个与68个参评研究所中，唯一被评为“‘七五’全国农业科研能力优秀单位”、唯一被评为“‘八五’全国农业科研开发综合实力百强研究所”的研究所。
　　周钟毓研究员撰写的《全面提高我院橡胶所科研开发实力——把橡胶所建设成“全国农业百强研究所”纪实》具体叙述和总结了他在第一次全国农业研究所评估中橡胶所获得“‘七五’全国农业科研能力优秀单位”称号的基础上，以进入优秀前列为目标，从科研开发的条件与水平两个方面，主持把橡胶所建设成“‘八五’全国农业科研开发综合实力百强研究所”的主要措施和宝贵实践经验。这是一篇重要史料。（杨振堂）

　　　　　　　　　　　　　　　　　　　全面提高我院橡胶研究所科研开发实力
　　　　　　　　　　　　　　　　　——把橡胶所建设成“全国农业百强研究所”纪实

　　　　　　　　　　　　　　　　　　　　　　　　　　　周钟毓

　　对现有农业科研单位科研开发实力的评估，既是一次对农业科研机构科研开发条件和水平的全面彻底的调查，也是为各级政府和农业主管部门合理配置农业科技资源、优化结构、重点扶持、择优支持、分类指导提供可靠的参考依据。因此，农业部在“七五”和“八五”期间都对全国农业科研机构的科研开发综合实力进行了评估，并据此表彰先进，发扬优势，找出差距，采取有力措施，从而使各所科研开发综合实力进一步提高，以适应改革开放的需求，为实现农业经济增长方式两个转变服务。
　　“七五”期间，参加全国农业科研评估的单位共有1232个，分部、省、地市3个层次进行，其中，部属研究所61个，省属的549个，地市级的622个。评估采用潜力（即科技队伍、科技管理和科技条件）、实力（即成果、人才、效益）等23个量化指标进行，结果评出70个“‘七五’全国农业科研综合实力优秀单位”。我院橡胶研究所在全国排名64，是全国农垦系统中唯一被评为科研能力优秀的科研单位（全国农垦系统参评的科研单位75个，包括我院11个所和中心），受到表彰。
　　“八五”期间，农业部对全国农业系统1220个独立农业科研机构科研开发能力进行了综合评估。按综合评分结果，选出前100名为“‘八五’全国农业科研开发综合实力百强研究所”，并按基础研究优势的各项指标评出“‘八五’全国农业基础研究十强研究所”。我所被评为“‘八五’全国农业科研开发综合实力百强研究所”，总分为107.47分，排名第四。（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排名第一，总分为113.15分）全国农垦68个研究所参评，也只有我所唯一被评为“百强所”，同时我所还被评为“‘八五’全国农业基础研究十强研究所”，排名第三。
　　橡胶研究所雏形原是由1954年3月成立的华南热带林业科学研究所培育部中的生态造林室、土壤肥料室、解剖生理室、植物保护室、遗传育种室和种子检查站组成的。1954年后期华南热带林业科学研究所更名为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1956年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更名为华南亚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1958年研究所从广州下迁海南儋州后，进行机构改革，将原来按学科设立的研究室改为以作物为对象、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机构，成立了包括橡胶栽培、热带作物栽培、热带作物产品加工、热带农学和综合技术的5个系和图书情报室。1965年华南亚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改为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实行与华南热带作物学院结合为统一整体的两院体制。“文革”时期，即1970年两院被改为兵团热带作物学校，橡胶栽培系随之消失。1978年完全恢复“文革”前两院体制后，于1979年成立了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橡胶栽培研究所。1994年随着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更名为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橡胶栽培研究所更名为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栽培研究所。2003年又更名为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可以说，橡胶科学机构随着我们国家形势变化发展，经历了由生而灭，又由灭而复生而发展的过程。
　　该所的组建和发展，不论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是70年代及其之后，乃至进入21世纪至今，研究对象一贯非常明确，就是研究橡胶树的遗传育种、生态栽培、割胶生理与割胶制度、土壤肥料等，为天然橡胶生产服务。该所现在是以学科设置研究室，科研队伍素质较高且相对稳定，科研条件较好，是院内出成果、出人才较多的研究所之一，在国内外同行中享有较高的声誉。
　　我是1984年10月担任橡胶栽培研究所副所长，1991年12月改任所长，直到1999年10月27日离任。因此“七五”和“八五”的评估我都在任，尤其是“八五”期间我任所长。在我任职的15年中，所领导班子和全所同志都有明确的认识，就是要把橡胶所建设成国内一流、国际先进、具备参与国际竞争能力的国家天然橡胶科技创新基地以及国家天然橡胶科技服务和成果转化基地。
　　我所在“七五”评估中已进入“优秀单位”之列，“八五”能否更上一层楼，是压在我这个新任所长肩上的重担，是被压跨，还是扛起来快步往前赶，从64名上升到“优秀单位”前列？别无选择，只有把目标盯在优秀单位前列才是出路。
　　为了把橡胶所建设成“全国农业百强研究所”，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以人为本，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科研队伍
　　当时，我所科研队伍现状是：主要科研人员都是1965年以前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而1976年和1978年参加工作的“工农兵”大学生仅有2人，其它的均为1982年以后毕业的大学生，其中有2位由所委托代培的硕士研究生。从队伍人员大学毕业年份的组成上明显看出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断层”。如何克服“断层”造成的影响呢？唯一的办法是加速对1982年以后参加工作的大学生的培养，在不严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适当加重老专家的工作量，鼓励青年科研人员念在职研究生和博士学位，学费由所支付，学习期间待遇不变。1994年，我所推荐3名副研究员和1名助理研究员读在职研究生。当时热带作物学院一位学部主任对我说：“老周呀！你疯了，副研究员都送去读硕士学位。”我说：“如果这些副研究员不读研究生，以后如何念博士学位？你知道，宝岛新村引进硕士很难，博士更难！只好靠自己培养了。”在我任所长期间，共推荐5人读硕士学位，6人读博士学位。同时对中学毕业的辅助人员鼓励念成人教育，获得大专或专升本学历的有6人；有4名工人经过培训，升为工人技师或中、高级工。批准8名科研人员到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习英语一个学期。在对青年科研人员、辅助人员和工人加强业务学习、培训的同时，也关心他们政治素质的提高，先后推荐4批6人担任海南省和广东省的科技副县（市）长和科技副乡（镇）长，其中4人担任副县（市）长；经党组织的加强培养，有5名青年科技人员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加速对青年科研人员培养的同时，也充分发挥老专家的“传帮带”作用。对达到国家规定退休年龄的老专家，因课题工作需要而本人身体可以坚持正常工作的，我们尽量婉留其继续工作到课题结束后才办理退休手续。所先后有10位老专家延缓退休。
　　到1999年底时，橡胶所科研人员“断层”现象得到改善，一批素质较高的青年科研人员接过老专家退休时交下的重担，继续开拓前进。
　　二、抓紧科研工作，多出高水平、实用的成果
　　1.抓好课题的申报工作  要抓好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地方科技攻关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业部、科技部专项项目，农业部和海南省重点项目等的申报工作。每年获准资助的课题数及经费，在院内各所中均列前茅。同时，抓紧国家发明专利的申报工作。
　　2.抓紧成果的鉴定工作  在任期内，对各课题研究的进度做到心中有数，及时督促有关课题抓紧工作，或协助解决工作中急需解决的难题，按计划完成，及时申报鉴定。1992—1999年全所共鉴定成果18项；通过国家审定或汇评出的橡胶树大、中规模推广级品种7个，刚果12号桉无性系品种1个；获准的国家发明专利3项；受国际天然橡胶研究和发展委员会的委托，主持召开2次国际学术会议。
　　3.及时做好成果的报奖工作  经鉴定后的成果要及时申报成果奖。1991—1999年我所共获国家级、部省级成果奖29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奖8项（一、二等奖各1项），部级成果奖6项，省级成果奖11项，联合国技术信息促进系统中国国家分部“科技发明创新之星奖”2项，国家专利优秀奖2项。
　　三、抓好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为生产服务，多出经济效益
　　经过多年的研发，我所有5大类13种产品可供推广，即4种橡胶树增产剂，3种橡胶冬季割面涂封剂和2种橡胶死皮树恢复生长剂，2种橡胶树专用肥配方，以及橡胶树优良品种及刚果12号桉优良无性系可供生产部门推广使用。这些成果推广前，首先必须申报鉴定、审定或获准专利。因此，我们对这些成果逐项安排，及时申请成果鉴定、申报国家品种审定或参与省际品种汇评，有的申报国家发明专利。成果鉴定时，鉴定专家中有一定比例来自省农垦总局或农场的专家，这样便于生产部门对成果的了解，有利于成果的推广。其次是加强与生产部门的联系，主动上门为生产服务。1992年8月9—16日，我与所里有关课题的研究员、副研究员陪同海南农垦总局农林处主管橡胶生产的副处长、高级工程师到14个国有农场推广这些成果。总局农林处的领导和高工亲自参与我们的推广工作，既密切了我们与农垦总局的关系，也加速了成果的推广。从1993年起，总局农林处都下发文件，要求所辖各农场推广使用这些成果。总局农林处的领导对我说：“橡胶所的成果，总局一定推广使用。”再次，是协调好所内各课题组与产品推广的农场的关系，要求各课题组不要抢市场，更不能乱定价，各种产品推广的农场及定价由有关课题组共同商定，报所长批准后执行；同时所为各项成果物化提供必要的资金、加工设备及场地，统一财务管理。经过有关课题的努力，我所将2种橡胶树专用肥配方提供给4家肥料厂生产，并协助推广，每年可得到一定的经济收入；4种橡胶树增产剂、3种橡胶树冬季割面涂封剂及2种橡胶死皮树恢复生长剂由有关课题组自行配置，严格质量检验，按所的规定自行推广；种苗由有关课题组繁育推广。从1992年起，全所科技推广的年收入突破百万元，到1998年达350万元；当年推广各种橡胶增产剂750多吨，冬季割面涂封剂116吨。每年生产橡胶树专用肥3000～4000吨，提供优良种苗10余万株。
　　抓好科技成果的转化工作，既直接为生产服务，也为本所增加收入，促进了科研事业的发展，改善了职工的生活。1991年12月我接任所长时，全所结存的银行现金为598176.41元。1999年10月27日我离任时，院对我离任的审计报告中提到，橡胶所银行现金存款为1249万元，另有400多万元贷款尚未收回。按院的规定，其中30 %分给创收的课题组，留所的尚有289万多元。在这1500多万元中，国家每年对“百强所”的支持累计为520万元，各课题组节余的课题经费近百万元，成果转化创收增加的收入为900余万元。
　　四、改善科研条件，加强应用基础研究
　　随着国家对“百强所”支持力度的增加和所经济状况好转反哺科研工作，所的科研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增加了一些必备的大型仪器和常规仪器，增设了一些实验室，田间试验条件也得到改善。
　　为了增加科研的后劲，必须加强应用基础的研究，积极申报重点实验室。1992年，我所申报的“热带作物生物学农业部重点实验室”获准，聘请院校党委书记潘衍庆教授任实验室主任。1996年通过评估，更名为“农业部热带作物栽培生理学重点开放实验室”，由副所长许闻献研究员兼任主任。几年来取得一些应用基础研究成果，发表了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培养了一批研究生。
　　五、营造宽松融洽、尊老爱青、催人奋进的环境氛围，建设和谐、福利好的研究所
　　宽松的科研环境，融洽的人际关系，敬重老专家，爱护、扶持青年科研人员，为青年科研人员铺路垫石、让名让利、奋发前进之风已在我所逐步形成，使全所凝聚力大大增强。在此期间，没有一个同志要求调离；有的同志被提拔到院部任中层领导而舍不得离开；有的搞应用基础研究的老专家多次对我说：“宽松的科研环境，融洽的人际关系，尊老爱青的优良传统，确令我们更加努力工作，多出高水平的成果、论文。”
　　按照院关于创收收入分成比例，有30 %是分给创收的课题组成员的。几年来，有的同志开玩笑说：“橡胶所造就了几个‘百万富翁’。”确实如此。同时按照院的规定，收入的30 %作为所的福利基金；这样，没有创收或创收少的课题组成员、党政人员和退休的老同志可以从中分到一定数量的酬金，其数量都高于院校机关或兄弟单位同档次的人员。因此，橡胶所是院校内福利待遇最好的单位。

　　在院校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在过去工作业绩的基础上，经全所同志共同努力，我所科研开发综合实力不断提高，获得一连串的荣誉——于1992年被评为“‘七五’全国农业科研能力优秀单位”和“全国农垦系统科研先进单位”；1993年，荣获财政部、农业部、国家科委“科技成果转化三等奖”，获奖金20万元；1995年，被评为“海南省科技成果推广先进单位”；1996年，被评为“‘八五’全国农业科研开发综合实力百强研究所”第4名和“‘八五’全国农业基础研究十强所”第3名；1998年，被评为“海南省实施专利先进单位”。可以说，1996—1998年是橡胶所自建所以来最鼎盛最辉煌的时期。作为一名“退伍的老兵”，我期待着橡胶所更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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