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然橡胶事业”回忆录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28:27

　　编者按：对于研究所下迁后的副食品供应问题如何解决的办法，何以是何康所长下试验农场生产队检查工作而在队里食堂就餐时得到启发呢？这是编辑蔡传楼的《所院副食品农场创建纪实》后，引起我深思的问题。该文记述了1958年7月，华南亚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下迁海南儋州宝岛新村后，何康所长创建副食品农场的事迹。文字朴实，意义深远。保障副食品供应，本是后勤系统部门的事务，理应由主管后勤的所领导去抓；可是，当年作为所院党政第一把手的何康同志却亲自出面去抓了副食品生产，解决了这个当时与群众利益关系最密切、群众最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可见他是何等关心、何等重视群众生活！因为在何康看来，这个事关群众生活的副食品问题，虽是分管后勤系统的领导的事，但已困扰着全所院好几个月时间而已到了非解决即将直接严重影响或妨碍科研和教学向前发展的时候了，也就是说它已上升为所院的主要矛盾了。因此，非由他亲自来抓不可。从何康解决副食品供应难的问题的过程来看，他是很善于抓住某个时期的主要矛盾的，他能深入生产实际，眼睛向下，注重调查研究，向群众学习，密切联系群众，贯彻群众路线，善于听取和集中群众智慧和意见，求真务实，因而措施有力，办事效率高。这样，所院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研读此文，有助于推动领导干部改进作风；因而，此文特别值得领导干部一读。说到这里，当然还应该为蔡传楼同志说几句，他积极为创建副食品农场献计献策，负责具体组织领导农场发展副食品生产，功不可没。还必须指出，副食品农场创办成功，这是所领导、有关技术人员和农场众多职工共同努力的结果，绝不单是少数人的功劳。不过领导者处于关键位置罢了。（杨振堂）

　　　　　　　　　　　　　　　　　　　　　　所院副食品农场创建纪实
　　　　　　　　　蔡传楼

　　1958年7月华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从广州市搬迁海南岛儋州宝岛新村有几个月了，而科教干部职工1000多人的副食品供应成了一个难题——所部宝岛新村没有市场，要到离所部12公里的那大市场采购，而当时的道路较差，很不方便；如遇到台风雨，公路破坏，不通车辆，各种菜肉鱼蛋等副食品供给就出现短缺、紧张的状况。
　　当时，华侨农场三队即将并入所院，改为试验场二队。我在二队当队长。有一天，何康所长带着邱志清同志来到队里检查了解工作，中午就在队里食堂吃便餐。吃完午饭后，他就问炊事员：“今天的空心菜是从哪里买会来的？我们还从未吃过这么鲜嫩、好吃的空心菜呢！”炊事员微笑着摇头回答：“哪里用买！这是队里自己种的，是靠工人到所里挑粪水淋出来的。的确很鲜嫩！”何所长听了炊事员的这一番介绍后，很高兴地对邱志清同志说：“这不就有办法解决困扰我们所院科教干部职工、学生的副食品供应的问题了吗！”接着，炊事员带着何所长、邱志清同志来到我家。当时我正在吃饭，连忙说：“对不起，不知两位首长的到来，食堂里没有什么好招待。”“不，你们的招待我们已很满意了”何所长忙回答，并向我了解队里职工人员的情况，队里可利用的土地有多少，还问我如果全部用于种植蔬菜，能否满足全所人员的吃菜需要，等等。我都一一作了回答。
　　第二天，由我引路，何所长在邱志清同志的陪同下，亲自实地考察二队的水田、水源的情况。我提出几点意见：1. 二队是种植蔬菜的好基地，水源充足，不过要解决引水灌溉的问题，使之自流化；还需挖鱼塘蓄水养鱼。2. 要多种些长期蔬菜，如瓜、豆、空心菜等，以保证第一食堂蔬菜供应不断；再种上一些较有营养的蔬菜，如韭菜、芥菜、菜花之类搭配供应。3. 二队的工人会种蔬菜，原来这些工人大部分都是从南洋回国的，在南洋就是靠种植蔬菜谋生，有很多的实践经验，要好好地发挥他们的特长。4. 由于二队离所本部较近，运输方便，他们需要肥料到所部挑粪便也容易。
　　当天中午，何所长在队里召集了有关人员开关于成立副食品农场的座谈会，经讨论，与会人员一致同意成立副食品农场的可行性方案。于是，当月二队就正式成立了华南亚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副食品农场。庄友任党支部书记，蔡传楼、刘目平任副场长。
　　庄友同志到任后，副食品农场的生产计划即开始实施。将工人编成4个组，即种菜组、畜牧组、后勤组、基建组；蔬菜组分为6个班。蔬菜组将100多亩的水田改造成菜地后全部种上了各类蔬菜；同时，利用坡地种上了上百亩的香蕉、木瓜、木菠萝等水果。畜牧组在香蕉地里办起了养鸡场、养鹅场，后勤组也办起了养猪、奶牛场；这样，既发展禽畜生产，又可解决肥料不足的问题。农场正式成立后，何所长非常关心和支持副食品生产，还派出科研人员，如费敏、胡耀华、周建波、高锁富等同志，来场里指导有关栽培和养殖的科学技术。
　　在院领导、科研人员和副食品农场全体员工共同努力下，记得当年蔬菜生产就获得了丰收。所部第一食堂的管理员何景南同志来场里拉蔬菜，场里准备了几辆牛车将蔬菜运往第一食堂。何景南看到有这么多的鲜嫩蔬菜，高兴得手舞足蹈，特意在每辆牛车上系上红绸带，跟着牛车回到食堂……

　　材料整理人：张海雁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28:43

　　编者按：谁是中国橡胶之父？谁是新中国橡胶树北移研究的首创者？我研读彭光钦教授的《橡胶树北移研究的回忆》一文后得出了与四川中药研究所蒋克难研究员一致的看法——彭光钦是中国橡胶之父，也是新中国橡胶树北移研究的首创者。
　　首先，彭光钦是1943年第一个发现中国橡胶植物的人。撰写并发表了一篇著名论文《国产橡胶之发现及其前途》报道中国橡胶植物的发现，获中国工程师学会论文一等奖。1944年组织中国第一支“国产橡胶调查队”深入桂粤、桂越边境调查发现胶质优良、产量较大，有经济价值的橡胶植物8种。并撰写和发表了《中国之橡胶植物》报道这一调查成果。
　　此外，彭光钦率先研究和主持橡胶树北移。抗战胜利后，任经济部重庆工业试验所（前为中央工业试验所）所长兼任橡胶试验室主任。在此期间，还反复对比研究了重庆引种印度橡胶20余年和海南岛引种巴西橡胶树30余年的情况，判定橡胶树可以北移。解放后，彭光钦于1950年将橡胶树北移的设想撰写成论文《中国橡胶资源展望》发表，并亲自为橡胶树北移作系列的研究和试验，率先开创了橡胶树北移科研的道路。1952年出任中国特种林业研究所建所筹委会副主任，1954年研究所正式成立后，任副所长。1952—1957年正式主持橡胶树北移工作。其间，在华南垦殖局领导配合和支持下，初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橡胶热作生产和科研体系并制定一整套周密的规划付诸实施。1953—1967年，为实现橡胶树北移目标，探索了橡胶树生理机制和生化规律，进行了30多个项目的试验，重点研究了橡胶生物合成和生理机制难点。撰写了18篇科研论文（其中与人合作撰写的有8篇）。撰写了专著《橡胶树的产胶生理》1本——这是彭光钦数十年研究橡胶树生理的心得和智慧的结晶。该书对橡胶树的产胶生理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参考价值。
　　还必须指出，彭光钦组织开展橡胶树北移研究是和华南植胶垦区橡胶树的北移生产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1954年，在北移研究取得初步成果的基础上，就在华南植胶垦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橡胶树北移攻坚协作。由于彭光钦领导的北移组在对橡胶树生理的研究中，掌握了橡胶树北移的规律，植胶垦区也就掌握了橡胶树北移生产的主动权，可以采取各项有效措施，如驯化育种，选地试种和各种农业栽培技术措施，与我国植胶垦区的寒害、风害、旱害作斗争，从而取得在我国热带北缘，突破北纬17度，大面积植胶的成功。因此，我认为，彭光钦不但是橡胶树北移研究的首创者，而且是橡胶树北移生产技术研究和开发的奠基人。
　　彭光钦的《橡胶树北移研究的回忆》是一篇重要史料，对研究中国天然橡胶科技史有重要参考价值。此文告诉人们：中国天然橡胶研究应是始于1943年彭光钦发现中国橡胶植物时；此文还告诉人们：中国橡胶树北移研究的科学设想应是始于抗战胜利后即1945—1950年彭光钦出任前经济部重庆工业试验所所长兼橡胶试验室主任那一期间。如此看来，解放前，中国天然橡胶研究并不是一片空白的，彭光钦教授就已研究了七八年了，并有重要发现，特别是提出了橡胶树北移的科学设想，为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开展橡胶树北移这个伟大的实践奠定了科学基础。做中国橡胶科学之父的人，应该研究中国橡胶最早并有卓越建树。中国只有彭光钦教授符合这个条件。因此，“中国橡胶之父”的荣誉称号，非彭光钦教授莫属。（杨振堂）

　　　　　　　　　　　　　　　　　　　　　橡胶树北移研究的回忆
　　　　　　　　　　　　　　　　　　　　　　　　彭光钦

　　橡胶是现代工业不可或缺的四大原料之一，在交通、国防工业上更具有重大的意义。巴西橡胶树（俗称橡胶树）是最好的产胶植物，人工栽培的巴西橡胶树的原产地，在赤道附近的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的巴西、秘鲁、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圭亚那等国。国外学者历来认为橡胶树仅能栽植于赤道以南十度、以北十四度范围内高温、多雨、静风、土壤肥沃地区。北纬15度以北一向被视为“植胶禁区”，想在中国发展天然橡胶事业被认为是徒劳的。然而，这一传统论断已被我国橡胶树北移成功的事实所打破。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在北纬18度至24度地区大面积种植和采割巴西橡胶树的国家。《橡胶树在北纬18—24度大面积种植技术》这项荣获1982年国家科委“国家发明一等奖”的科研成果，不但受到国际同行的公认和赞誉，也使世界产胶国刮目相看。
　　橡胶树北移研究是需要综合遗传选种、生理解剖、生态造林、植物保护、土壤肥料、气象地理等各方面的科研成果来解决的复杂课题，是一项包括驯化育种、选地试种，以及各种农业措施的集体创作。为这集体创作付出过辛勤劳动的科技工作者和农垦无名英雄很多。我是这项集体创作的最早的主持人、参加者之一。我的工作主要是：在我几十年攻研生物化学的心得基础上，提出课题，组织人才，从生理、生化、栽培、遗传等方面进行攻关；然后总结经验以指导实践。当然，我只是献其绵薄，大量的工作还是靠广大干部、农垦职工、科研人员通力合作去完成的。
　　我从事橡胶树北移的研究实践，大抵可分为酝酿阶段（20世纪40年代）、着手研究阶段（解放初期）和发展阶段（20世纪50年代中叶以后）。通过对这3个阶段全面的了解，基本上可以理解我国橡胶树北移课题提出的背景、摸索的过程和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第一，酝酿阶段
　　我国橡胶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尚不成其为比例的旧社会，国计民生需用的橡胶，一向依赖于马来西亚等产胶国的输入；国人也从没有把橡胶树移到我国大陆来安家这个问题提到科研的高度来重视。我年轻时代留学欧美所攻读的虽是生物化学，30年代初虽也曾在北大、北师、清华、西南联大等担任生物化学教授，但那时候还未曾把科研重点放在橡胶这一课题上。40年代初期，日本帝国主义疯狂进犯我国，海岸线尽被封锁，国际交通被截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当时的“国防科学策进会”呼吁科学界解决“十大难题”，其中之一是寻求和开发国产橡胶资源。当时任广西大学教务长的我，出于解救祖国于危难的急切心情，立即响应，把自己的科研重心转移到橡胶资源之探索方面来。我在取得初步突破之后，写了《国产橡胶之发现及其前途》（见1944年《发明》一卷一期）一篇论文，获得中国工程师学会第十二界年会（1944年）论文一等奖。从此，我就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把橡胶树迎来祖国大陆安家”这一新课题上来。鉴于对祖国橡胶资源的深度和广度有进一步调查勘探、摸清其发展的科学规律之必要，我利用当年所获奖金，加上当年国家经济部的资助和广西大学李运华的支持，组成国产橡胶调查队，亲身深入粤桂边境之十万大山，冒着风霜瘴疠，迂回北回归线南北荒山野岭崇峦叠嶂之间，历时二月余，发现能产橡胶植物一百一十多种，按其品质优于或等于国际市场橡胶的，亦至少不下8种。同时还发现一页神秘的中国橡胶工业的野史。证明距今120多年前，当地已有相当成功的地下橡胶工业。据此，我在《中国之橡胶植物》（见1950年《研究专报》第三十二号）一篇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橡胶资源的前景是很广阔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担任前经济部重庆工业试验所所长期间，我曾经深入考察了重庆引种印度橡胶树垂20余年以及产胶质量，还派人深入云南西南边境考察气象地理和生态，参照海南岛移植巴西橡胶树的情况，反复对比研究，从中开阔了眼界，认定除海南岛以外，云南西南边境的澜沧江流域，是极有希望的巴西橡胶树移植区。因为上述自然区域受印度洋热流的穿透，气温和雨量都特别高，所以我认为我国这一部分北回归线以北地区可种巴西橡胶树的面积，可能比海南岛还大，成绩也可能比海南岛更好，大有推广之必要与可能。与此同时，我通过对印度橡胶树和巴西橡胶树生理生化共性之研究，判定在我国亚热带地区如粤、桂、滇三省区南部，海南岛，澜沧江河谷等地区都可以发展。
　　根据以上的推论，归结到一点，就是橡胶树可以北移。当年我在脑海中一出现这些设想，就感到无限兴奋。我认定我们有充分理由对我国橡胶将来能够自给抱乐观态度。
　　可是设想始终只是设想，那时我国还没有解放，再好的方案献给旧社会的官厅，也不过等于把美酒倒落筛里。等到解放，我才将长期酝酿在脑子里的设想，通过《中国橡胶资源展望》一文发表出来（见1950年5月《科学通报》二卷四期）。
　　第二，着手研究阶段
　　解放初期，我国一向赖以输入橡胶的产胶国家，政治经济都受到帝国主义集团的控制，天然橡胶变成了帝国主义集团对我国禁运的物资，我国橡胶来源，受到了新的掣肘。如何把橡胶树向北推移，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摆在爱国的科学家的面前。
　　正在这时，我荣幸地得到了国家党政首长接见，他们向我咨询意见。于是我把胸中酝酿已久的发展新中国橡胶事业的设想向党政首长汇报，从　　而使这一科研课题开始被提到国家科研的议事日程上来。
1952年，陈云同志亲笔写信把我从重庆调到广州，筹办我国第一个热带作物研究所，任筹委会副主任。研究所正式成立后，我被任为副所长（该所日后迁往海南岛儋州，并扩充为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正式主持橡胶树北移工作。在当年华南垦殖局（广东省农垦总局的前身）的支持和配合下，我同所里其他同志一起，逐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起我国橡胶热作生产和科研的整个体系。
　　从此，我全身心扑在祖国新兴的橡胶科研和生产战线上。我先后参加过国家农业考察团，赴印尼考察；还出席了全国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会议，同时与罗耘夫同志一起参加全国橡胶会议，我对橡胶生理领域内各个环节，广泛进行探索，并在已取得的初步成果基础上，反复深入广东、广西、云南各地，进行纵深的调查研究，然后逐步制定一整套周密的规划付诸实施。
　　任何事物都有它内在和外在的联系，为了实现橡胶北移的宏伟目标，必须彻底摸清橡胶树的生理机制和生化规律，包括橡胶树生化分析与鉴定，生理诊断与全面处理，增产刺激措施；旁及胶园抚育与管理体制，以至越冬品种之培育等，共有近三十余个项目。我和同志们共同奋力攻关，其中特别着重研究橡胶生物合成和生理机制中最难解决的问题，如华南橡胶化学性质变异之研究，胶乳膏化浓缩化问题，膏化剂之制备，排胶障碍之分析及其化学防止与处理，产量刺激剂之作用机制等等。我把综合研究的心得，写成《橡胶树的产胶生理》（未出版），该书系我数十年来理论结合实践的心血结晶。
　　可是，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前夕，我偶尔对我的毕业生说过：“你们拿到这本书，准能解决你们在植胶工作中所遇到的难题。”想不到这句话日后竟成了我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来进行批斗的把柄。
　　第三，发展阶段
　　1954年起，在小范围内取得橡胶北移的初步成果基础上，逐步开始了大范围的协作——由中国科学院有关学科和各省农垦局配合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和华南垦殖局各有关垦殖场，通力合作，展开了一场橡胶树北移的大规模攻坚战，可以说这场攻坚战的过程，就是和寒、风、旱三大天敌斗争的过程。我们的主要对策是：驯化育种、选地试种和采取各种农业技术措施。
　　通过反复实践，我从对橡胶的生理生化过程的研究中，掌握了北移的基本规律：（1）橡胶树抗寒力与其寒前生长强度成反相关；植株在寒前不能结束生产者易遭寒害；（2）植株受寒害的另一个主要内部因子，是在同一环境、同一生长状态下，植株内部的生化过程及抗寒物质的累积，有着很大的差异。
　　我认为，掌握了规律，就掌握了这场攻坚战中的主动权。橡胶树的北移栽培，必须纠正盲目追求生长量和过度抚育或基本上放弃抚育两个偏向；还要适当地采取农业技术措施，通过代谢作用，促使橡胶幼苗树在前半生长期充分发育生长，在后半生长期及时结束生长，使枝条充分成熟和木质化。
　　其次，根据寒害程度因气象、地形、地势、植被、植株内部生化情况和农业措施不同而不同的一般规律（例如生长在倚山靠林近水地方、南坡、中坡、陡坡地植株受寒轻；低洼、盆地中、风口、上坡受害较重），应当在北纬24度以南非寒流主要途径上选地试种，并逐步加以扩大，这是解决北移问题快捷可靠的方法之一。
　　关于各种农业技术措施的抗寒效能方面，我们采取过营造防护林带，搭建活动霜棚、植株包草、苗圃秋季淋水、使用生长激素及其他药物诱致橡胶幼树落叶休眠以及培土、洗霜等技术措施。实践证明，以上密下疏的疏透结构的防护林带，防寒防风的效能最为优越。活动霜棚亦有特效。包草则有利有弊。其他各项技术措施或效能不显著，或弊多利少，或有弊无利，尚待继续深入观察研究。

　　以上说了我从事橡胶树北移研究实践的3个阶段。这里，还要说说我的人生坎坷——
　　科学的跑道永没有终点。橡胶树北移所取得的以上突破，才仅仅是个开始，为繁荣祖国的橡胶事业，还得在现有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今天回忆起来，为这一突破付出辛勤劳动的广大农垦战士、干部和科技工作者，他们在研究和实践结合的过程中，大都冒过这样那样的风险，经历过这样那样的困难、挫折和坎坷，他们除了要用百折不挠的精神去战胜困难、克服挫折、超越弯路和坎坷之外，还得对付来自外部（科研方案刚提出，就遭到当时苏联专家的否定）和内部（主要是10年浩劫）的各种责难、打击和干扰。
　　1957年，作为九三学社广州分社负责人之一的我，为了响应毛主席帮助党进行整风的恳切号召，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提出了一些善意的看法。不幸，却被肆意歪曲和无限上纲，被打成“右派”，撤销副所长等职务，降职降薪，下放海南岛儋县联昌橡胶试验站，接受那最艰苦的无休无止的体力劳动改造。1961年，粤西“建设农场”的橡胶树发生严重排胶障碍，我被派到那里“蹲点”。在长期栉风沐雨、风餐露宿生涯中，我仍完成了消除排胶障的脑力体力双重劳动任务。
　　1966年秋末冬初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从“蹲点”的地方调回研究院的通知。我一时满心高兴，以为又有一次为祖国科研事业进一步尽心尽力的机会了。岂料风尘仆仆到院时，行装未卸，就被勒令将长期的科研总结移交出来，和当年大多数学术上有成就的专家、教授所遭遇的命运一样，我被扣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一大串（一共9顶）大帽子，同时被剥夺了再进实验室搞科研的资格。在“造反有理”口号声中，我被勒令每日去清洗厕所，去干重活和脏活……。不久，我被关进“牛栏”。这个“牛栏”设在研究院终年无风无光、霉腐潮湿、百臭俱全的地下室。入“牛栏”后不久，浑身关节酸痛难支。由于得不到应有的治疗，还被强制干繁重的体力劳动，病势一天天加剧，终于恶化成半身不遂，直至于今。
“四人帮”垮台后，进行拨乱反正。我的错划“右派”的问题在广东省委和有关领导同志的再三过问下终于得到改正。和万千被诬陷的无辜者一样，我重获新生；又适逢科学春天的到来，这使我万分激动和高兴！更令我欣慰的是，长达30年的橡胶树北移研究实践，在党的正确领导之下，广大科技人员、干部和职工发挥了社会主义协作精神，终于获得全面成功！相信每一位为这集体创作付出过劳动的同志都和我一样感到自豪！在“10年浩劫”的岁月里，“四人帮”虽曾剥夺了我的科研权利，折磨了我的肉体，但他们永远摧残不了我誓为祖国科研事业贡献力量的一颗赤子之心！我能赶在他们剥夺我的科研权利之前，就把我研究橡胶树北移的心得、智慧、力量贡献了出来，这是我引以为幸的！我不应该也没有把我为橡胶树北移所付出的辛劳，摆在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农垦职工之上；我是一直和同志们工作在一起、战斗在一起的，我是长期融合在橡胶树北移的攻关行列之中的。这是事实！我在这里只不过是将我参与攻关的事实写出来，供有关方面参考罢了。
　　在橡胶树北移研究中，和我风雨同舟并肩战斗并做出过卓越贡献的人们，已构成了一张很长的名单。特别使我怀念不已的是那些为这个伟大事业奋斗而献出了生命的同志们，他们的名字是齐雅堂、尤其伟、李运华等教授，以及邓励、温健等同志和他的夫人等。我也想念今天仍然幸存的战友，他们是陆大京、曾友梅等教授。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28:58

　　编者按：本文作者彭生，原名彭菩果，彭光钦教授的长子。1935年生，四川长寿县人。无党派。1962年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炼制系人造石油专业。1962—1973年，在北京任化工技术员。1974—1988年先后移居香港、加拿大，曾从事国际贸易、石油化工工程及投资顾问工作。现已退休。他撰写的《“川军”入粤记》记述了中国天然橡胶科学研究起始期、橡胶树北移研究奠基期，以及天然橡胶全领域全学科研究开创期的具体时间。重点记述了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筹建阶段专业队伍调配汇集的情况，对于研究中国天然橡胶科学事业的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彭生先生也是两院的老校友，他作为彭光钦教授的长子，与两院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对当年父亲开创天然橡胶研究，并参与主持创建橡胶研究所的情况也有所了解，而今能积极撰写有关回忆录投送我们天然橡胶事业史料征集工作小组，使我们得到一份难得的珍贵史料。彭生先生是热心支持我们工作的。为此，我们对彭生先生致以深切的谢意！（杨振堂）

　　　　　　　　　　　　　　　　　　　　　　“川軍”入粵記
　　　　　　　　　　　　　　　　　　　　　　　　　彭生

　　中国天然橡胶的科学研究工作发端于1943年的广西大学先父彭光钦首先发现中国橡胶植物，奠基于1944—1949年的重庆工业试验所，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1949—1953年的中央轻工部重庆工业试验所时代先父开创的橡胶树北移研究；而真正组建为现代科学研究机构，开创中国天然橡胶全领域和全学科的科学研究工作，并且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天然橡胶研究和开发应用体系，这一历史性工作则是从1953年2月在广州筹建“特种林业科学研究所”（1954年3月正式成立时定名为“华南热带林业科学研究所”，其后又先后改为“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华南亚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开始的。
　　1952年底，先父彭光钦，时任重庆工业试验所所长，受命调往广州参与“特种林业研究所”的筹建工作。这里必须说明，对随同先父调来筹建特林所的这批人员，我们戏称为“川军”，但实际上在其后的研究所或“两院”历史里，从来没有出现过“川军”这样的称呼或字眼。他们是：朱秉衡、岳慎馀夫妇, 朱乃灿、李竹卿夫妇，伍卓林、杨永生夫妇，李良政，吴文渊，吴万全，唐代明，袁子成，陈益德（女），唐虞蔚，何凤梧，何文纲等。
　　1953年2月上旬（大概是6―7日）第一批“川军”由彭光钦所长率领，从重庆乘民生公司轮船顺长江东下，穿三峡抵武汉，又渡长江（当时武汉长江大桥尚未建）到武昌改乘粤汉铁路火车直趋目的地广州。大约是2月12日（正值农历二九）傍晚抵达广州。当时到车站月台迎接的有筹备委员会主任李嘉人、副主任林西，以及工作人员田之宾、吴秋等人。随即入住沙面胜利大厦，不久，苏联专家古里夫妇也到广州同住在胜利大厦，直到尔后研究所安排大家住到各自宿舍为止。我们家安排住在沙面肇和路1号2楼，楼下住的是田之宾一家。其他研究人员、工作人员都住在沙面几幢宿舍楼里，而研究所则设在珠江路46号（原英国驻广州领事馆）院子里边。印象中当时还没有广东或广州本地的研究人员在职。除专业人员外，还有少数行政工作人员和翻译。最有趣的人恐怕就是拉得一手好手风琴的邱志清了。
　　稍后，以北京农业科学院乐天宇、齐雅堂、贺子静等教授为首的一批“中央军”（也是戏称）也到达广州。还有浙江大学的朱葆琳教授等也前来协助建所。他们在筹建工作的规划完成后，大部分都没有留在广州。接着从全国各地抽调的各个学科的高级研究人员也陆续到位，如陆大京﹙岭南大学﹚、曾友梅﹙山东大学﹚、尤其伟﹙南通学院﹚、李运华﹙四川化工学院﹚、何敬真﹙四川大学﹚等教授，以及邓励﹙广西桐油研究所﹚等。1953年从广州高校分配到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有刘祖镗﹙中山大学化学系﹚、黎沛森﹙中山大学化学系﹚、罗永康、常鎏忠、黄龙芳﹙华南工学院化学工程系﹚等，以及从东北、江苏等全国各地调进一批中级研究人员如姚生昶、刘静波、黄宗道﹙南京农学院﹚、高世植﹙东北森林工业总局化工处﹚等。直到1955年研究所从沙面迁入石牌新所址后，建所人员调配工作才告一段落。（党务、行政、管理人员调入的情况不了解，故没有列入本文内）
　　时光荏苒，转眼60多年过去了。当年随同家父出川赴粤的“川军”，除了陈益德、唐虞蔚、何文纲3人在建所初期因未能适应广州而返回四川外，其他人都经历了广州沙面——广州石牌——海南那大的变迁，历尽坎坷，备尝艰辛，为新中国天然橡胶事业的创立和发展贡献了一生，可谓“筚路蓝缕，功在后世”。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29:13

　　编者按：20世纪50年代初党中央决定发展包括植胶和割制胶在内的天然橡胶事业，以重庆工业试验所橡胶研究室为基础，加上广西桐油研究所，并从全国科学机构和高校选调一批专家、教授、技术人员，以及分配一批高校毕业生，组建成天然橡胶科学研究所。鉴于当时的形势，出于保密需要，组织筹建时称之为“特种林业研究所”，正式成立时定名为“华南热带林业科学研究所”。涉及这一段历史的片段回忆录，之前已刊登过一些；但尚未有具体记述说明广西桐油研究所并入特种林业研究所经过的文章，对于建所元老乐天宇、何敬真教授事迹的回忆文章也几乎没有。庞廷祥研究员的《回忆与乐天宇、何敬真教授一起为橡胶事业奋斗的历程》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缺。
　　此文史料翔实，记述往事的字里行间饱含着庞廷祥对恩师——植物生态学家乐天宇、树木学专家何敬真亲切关怀、谆谆教诲的崇敬怀念之情。研读此文，我们还可以具体了解乐天宇、何敬真等老一辈科学家深入植胶垦区，考察调查自然环境和生产实际，结合我国有台风、低温寒流的气候特征，提出“森林抚育法”植胶的理论和方法，注重选择宜林地，建设网格面积适宜、结构合理的胶园防护林体系，并进行各类防护林带效能试验的某些过程，从而学习他们探索中国特色橡胶栽培技术的科学精神。（杨振堂）

　　　　　　　　　　　　　回忆与乐天宇、何敬真教授一起为橡胶事业奋斗的历程

　　　　　　　　　　　　　　　　　　　　　　　庞廷祥

　　一、广西桐油研究所创建和并入华南热带林业科学研究所
　　我国油桐种类很多，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广西、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等省(区)，陕西、山西、河南等省也有分布。我国也是全球桐油主要生产国，在新中国成立前主要是出口美国作为油漆工业原料。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国科学工作者利用高温裂化法，生产汽车柴油代用品获得成功。中国油脂公司也曾从美国进口一套全新分析仪器，计划在重庆市郊建桐油研究所，隶属伪中农所。后因国民党政府长期不能落实基建经费，抗日战争胜利后，1947年，由油脂公司总经理刘瑚和马保之、陆大京教授(时任广西大学教授兼联合国救济总署广西救济署负责人)利用联合国救济总署资助，把尚未开箱的仪器运至广西桂林“君武植物园”建成桐油研究所。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对桐油生产和利用十分重视，决定加强党的领导，于1951年初把桐油研究所迁至广西柳州沙塘广西农业试验场划地重建，改名为“广西桐油研究所”。后因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朝鲜战争，对我国实施严密封锁、禁运措施，致使我国桐油出口和生产利用面临转向问题。
　　1952年3月，华南垦殖总局广西垦殖分局特派专人送来橡胶树篮播实生苗200株，指定桐油研究所派专人负责试种。来人特地介绍：橡胶、石油、钢铁、煤炭是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不可缺少的物资。没有橡胶轮胎，飞机不能起飞，汽车也走不动，我们就会处于挨打的被动局面。所以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大力发展我国的橡胶生产事业，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橡胶种子是有钱也买不到的。我们华南垦殖总局局长叶剑英统领垦区的全体军民号召—定要把落在胶园地上的每一颗种子捡回来，没有橡胶树种子橡胶生产大发展就不可能，所以一粒橡胶树种子比一两黄金还重要。橡胶种来得不容易。希望你们一定要把这些橡胶树种苗种好、管好。当时吴启增所长立即表示：我们有信心一定把它种好。并宣布我负责规划、试种。我当即表示，接受领导分配给我的重要任务，决不辜负党的重托。全体职工热烈鼓掌支持。
　　我虽然是学林学专业的，但我对典型热带经济树种橡胶树的生物学特性知道的不多，所以对送苗来的同志每句话都牢记在心。为了把试种工作做好，第一件事就是防止坏人破坏和灾害性事件发生。所以，我特地选择宿舍西侧排水良好的耕地作试种地，这样，不管白天或黑夜发生什么事，都能及时处理；此外，在试种地交通道口都挂上铁刺，竖起“人、畜免进”的警示牌，在每行胶树的北侧1米外，种2行甘蔗防御冬季寒风，也防人、畜进入。第二件事，是落实来人提出的栽培措施基础上，在夏秋季节，在橡胶树根茎外10厘米覆盖稻草，起到防旱保湿作用；8月下旬，增施硫酸钾50克，期望提高植株越冬抗寒性。当年10月下旬，测定植株生长量结果是：株高123～152厘米，木栓化高度平均32厘米，离地面5厘米直径茎粗1.8厘米，未发生病虫害。
　　11月初，植物生态学家、原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乐天宇教授、植物解剖生理学专家齐雅堂教授、张耀宗先生和植物病理学家贺子静教授，专程来研究所检查橡胶树试种工作。我把试种工作和橡胶树生长情况作了详细汇报，然后到试种地检查。他们对试验的各项工作表示认同；随后向所领导询问科技人员情况，参观试验室设备后离去。
　　大约是1952年11月下旬，广西农林厅和广西垦殖分局联合转达中央林业部决定的通知：撤销广西桐油研究所，全体科技人员和试验工人并入华南特种林业研究所编制，希尽快做好科学仪器安全包装，随同科技人员于1953年1月到广州特林研究所每天一句话，记录橡胶生活！。广西桐油研究所原有的试验基地（含橡胶树试种）和工人由广西农业试验场接管继续工作。行政人员调广西垦殖分局安排工作。传达通知后，我们立即投入资料整理、办理移交手续。科技仪器包装造册后，科技人员13人，试验工1名，于1953年1月中旬由桐油研究所行政秘书周定民随同至广州办理移交手续。不久，天然橡胶专家彭光钦教授带领四川重庆工业试验所橡胶研究组科技人员也每天一句话，记录橡胶生活！了。
　　二、与乐天宇教授一起为橡胶事业奋斗
　　我们每天一句话，记录橡胶生活！后，邓励先生和我分配到培育部生态造林室工作，所长由华南垦殖总局副局长李嘉人兼任，乐天宇教授任第一副所长兼培育部主任。培育部设生态造林、土壤农化、解剖生理、植保、遗传育种5个研究室。何敬真教授任生态造林室主任。我们的办公室与乐副所长办公室是一墙之隔，因此我们能经常接近他们。他们对青年人也十分关爱，他们讨论工作我们可以直接聆听，他们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对我们受益匪浅。乐副所长给我们的工作任务，是为下一步深入调查研究做准备，收集垦区气候、地形地貌等自然景观资料，他还送他的著作《植物生态学》一书给我。我白天跑广东气象局、中山大学地理系、华南农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等单位，拜访有关专家、抄录资料，晚上就阅读他的著作。虽然工作忙碌，但心情舒畅。
　　4月中旬，橡胶树越冬寒害基本稳定。乐副所长带领培育部的部分教授和青年科技工作人员共30多人直赴广西柳州、百色试种点调查。柳州试种点最低气温达—2℃，试种植株全部寒害死亡。百色试种点寒害达3级以上。然后赴龙州垦区3个农场调查，在调查中，特别关注不同坡向，不同地形、地貌与寒害的关系。乐副所长特地登上龙州大青山林场步行到中越边界考察2天，然后转赴钦州华山农场、浦北县东方农场和合浦县各农场考察。经过实地考察，他最早提出了橡胶宜林地选择的指导性意见：龙州地区的低温寒害，主要是横亘广西南部十万大山和中越边界高山对湘桂通道寒流的阻挡，造成寒流难进难出的环境，辐射低温在低洼地和平坦地寒害严重。所以，在钦州以西的橡胶宜林地应该选择在十万大山以南。六万大山是东北偏西走向，湘桂通道寒流一股是沿六万大山西侧武利河和南流江进入北部湾，另一股是沿黎湛铁路进入玉林、陆川、湛江。由于六万大山山体不大，山不高，橡胶宜林地只能选在东南侧的小环境和近海台地。从目前橡胶树保存情况看，他当时提出的意见是基本正确的。
　　合浦各场调查结束后，乐副所长和教授们因事返回广州，调查组由邓励先生带领经贵港、玉林、陆川各场调查，到湛江与乐副所长和教授们会合。在湛江粤西垦殖分局，我们听了李进阶局长作的粤西垦区橡胶生产情况介绍，对粤西垦区橡胶树种植的历史和当前生产发展情况，有了一些感性认识。从湛江经雷州半岛到海南儋县联昌试验站，沿途看到许多苏联友人驾着苏制拖拉机拔树、挖根，很多粗大有用的木材在烈火中燃烧，当时的情景用“赤土百里”形容也不为过。毁林开垦出现了两个问题：⑴预留的防护林网是按苏联西伯利亚农田防护林网模式设计的，不论地形高低的差异，一律以10公顷为1网格，对台风频率高、风速强的平原植胶区，根本起不到防护作用；⑵自然资源木材、土壤有机质遭受破坏。教授们对这种违背自然规律的做法，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这是帝国主义对我们封锁、禁运，迫使我们抢时间、争速度才这样做的。
　　儋县是海南岛新老胶园比较集中的地方。我们到联昌试验站后，所领导为了使我们这些年青人更多认识橡胶、热带作物生产，多次邀请联昌、侨植、天任胶园老模范，割胶、芽接能手讲述老胶园的历史和割胶、芽接等栽培技术和经验。有一次，我们集体参观白南胶园，看到橡胶树杆粗大，树冠郁郁葱葱，胶乳畅流，于是便请教胶园主是怎样种好橡胶的。他回答得明确透彻：选好依山靠林的适生环境，搞好抚管措施。同志们听后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我们初出校门的青年人感受到了群众的聪明智慧。参观老胶园后领导又组织我们参观新种胶园，使我们认识自己未来责任重大。接着，乐副所长给我们做了题为《橡胶栽培——森林抚育法》的报告。他说的中心内容是：橡胶树原产在巴西热带雨林，它需要高温多湿的气候条件，它的立地条件是荫蔽的林下，有较强的耐阴性；但是我们必须清楚认识，耐阴性并不是不需要阳光，相反在全光照条件下，它会生长得更好。“耐阴性”与“阴性”两者含义是绝然不同的。橡胶树如果不耐阴，在热带雨林条件下早就不存在了。白南胶园主说，选择依山靠林的适生环境，其目的就是选择避风避寒的环境。……我们植胶区的自然条件与东南亚国家不同，我们植胶区有台风、寒流低温，而东南亚国家既无台风，也无寒流低温，雨量分布比较均匀。像白南胶园主说的依山靠林环境是好的，但能选择这样依山靠林的环境并不多。我们可以利用森林抚育法种胶，加强防护林网营造，创造橡胶树的适生环境；根据我们的土壤条件合理施肥。从而使橡胶树速生高产。我们是大有可为的。
　　乐副所长报告后不久，海南岛遭遇一次强台风袭击。联昌试验站风力达10级，联昌、侨植胶园的胶树主分枝断裂的植株达25%。我们也被迫由帐篷迁到茅草房避风雨。乐副所长因受风寒致病，由杨志同志陪同到海口治疗无效后，乘飞机返回广州。当华南垦殖总局召开1954年生产技术会议时，他因病无法参加，特请何敬真教授，刘松泉、邓励先生在会上就“森林抚育法”发言。尽管当时还未能就防护林效能试验和胶园防护林网规划提出充分的科学根据，但总局领导对森林抚育法的意见十分重视，号召各垦殖场因地制宜缩小网格，加速营造，促进胶园防护林网建设，也为不同结构的防护林效能测定创造条件。
　　乐天宇教授在卧病期间，中山医学院柯麟院长也多次亲临会诊，但因气候条件不适应，不得不离开特林所返回北京治疗。
　　1954年4月至1956年3月，由何敬真教授和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江爱良、肖椿前教授共同主持，联合中科院、中央气象局、广东农科院、华南热作所、粤西农垦局、云南热作所等6个单位共29人，其中，华南热作所17人，到徐闻试验站（粤西试验站前身）驻点。他们选择南华、友好农场不同结构（疏透、紧密）次生林带和萌生林带，测定其防风防寒的效果。在20世纪50年代营造的人工林带到60年代已经成林，1962—1964年，由粤西试验站许能琨、岑洁荣、起田风、周志才和华南热作所李国及粤西农垦局南华农场、徐闻育种站合作，又对不同结构的人工林带防护效能进行测定。这两次测定结果基本一致，主要防护效能有：
　　1.疏透林带（上密下疏）的背风面风速变化较缓和，对橡胶树危害较轻，紧密林带（上下皆密）背风面风速变化陡急，对橡胶树危害严重。当风向与林带垂直时，紧密林带有效距离只能达到树高的10倍，而疏透林带可达10倍以上，因而应选择较高的树种，主林带选择在高地上为宜，应该营造疏透林带。
　　2. 在冬季寒流锋后，产生强烈辐射低温和辐射增温期，疏透林带较紧密林带更能调节气温，表现疏透林带使气温的变化幅度不大，温度梯度较小，对减轻橡胶树寒害有利。
　　3. 高而整齐有疏透结构的萌生带，对降低风速和蒸发量、冬季防寒作用上相对有较好的效果，但与橡胶树的种间斗争十分不利。
　　三、与何敬真教授一起为橡胶事业奋斗
　　1955年华南热作所为了减轻研究室主任行政工作压力，使他们集中全力做好科学研究，各研究室增设行政秘书一职，在研究室主任领导下负责组织政治学习和上传下达的一般行政事务。我被任命为生态造林室行政秘书，跟随何敬真主任一起工作。他的优秀品德和优良作风令我难忘。
　　1. 作风严谨
　　何敬真教授是我国著名树木学专家，陈嵘教授的得意门生。大学毕业后曾与乐天宇教授一起在西北从事林业工作，曾在美国学习植物分类学、拉丁文，对植物分类学造诣很深。回国后从事大学林学教学多年。到华南热作所后，为营造较理想的胶园防护林网，落实“森林抚育法”措施，开展了防护林树种调查，并进行选择优良树种和胶园绿肥覆盖作物试验。以他的植物分类学和造林学的学术基础开展工作，是没有困难的；但他考虑自己过去长期在我国北方工作，对南方植物特性和抗逆性知道不多，特地邀请熟悉南方植物的陈立卿副教授合作调查，避免在调查中误判。同时还指定赵华策和蒋善宝同志负责搜集标本，并填表记录。对每次调查结果，他都亲自执笔写出调查报告，然后交给我们阅读提出意见，作最后修改后才定稿。
　　2. 关爱青年
　　何敬真教授对我们从来没有以长者或领导的气势谈工作，只是先提出自己的想法来征询同志们的意见。1957年4月他对我们传达了所领导考虑创建兴隆试验站（即香饮所前身），加强联昌和徐闻试验站领导的意见。所领导初步考虑温健先生任兴隆试验站站长，庞廷祥同志任徐闻试验站（南亚热作所前身）副站长。他接着说：你们年轻人因该加强锻炼，提高业务水平和组织能力，敢于挑担子。我领会他的意思后表示服从组织安排。他连声说：很好！很好！我的工作就这样定下来了。何教授又接着说：徐闻试验站是所在粤西垦区区域的试验站，为垦区热带作物生产服务。但徐闻试验站地处垦区南端，所考虑把站址迁移至湛江郊区湖光农场划地重建，好处主要有2条：一是有利于地方党委加强对试验站领导，二是彻底解决试验基地不足问题。
　　其实，1953—1955年我曾经跟随何敬真教授多次到粤西地区调查，知道粤西垦区也是我国较早的植胶区。
　　早在1917年，高州农校前校长窦湖清就从马来西亚引回种子，在高州城西岸村池塘边和公馆镇试种。在西岸村的其中一株桩头粗大，已经断杆，另一株倒在塘塍上。在农校门口一株是试种在西岸村的植株的后代。种在公馆镇（即茂名市）的，完整保存着。在新中国成立前，徐闻县归国华侨从泰国引回橡胶种子，在徐闻县西埚村建西埚胶园，共200多株。又有徐闻县城人氏从海南引回种子建城南胶园，以及海南岛人氏从海南带来橡胶种子，在徐闻县后塘坑仔村庙前、庙后、三满堂、深井建立胶园。由于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治安混乱，胶园主被迫离开当地而放弃管理。
　　解放后，建国初期，党中央作出大力发展橡胶的决策，林二师开荒砍岜时才发现坑仔村早已建立胶园。时任华南垦殖总局长的叶剑英元帅亲临视察，看到西埚胶园割胶投产，因此当时从战略考虑曾有大力发展橡胶事业“先大陆后海南”的设想。1953年由粤西垦殖分局负责筹建徐闻试验站（南亚热作所的前身）于坑仔村，经垦殖总局批准，把徐闻县6个小胶园合并，面积不超70亩、苗圃地75亩、宅基地和可利用地约200亩，总计面积不超过400亩。由于这里基地面积太小，因而所领导决定迁移站址，这是完全正确的。
　　1957年4月下旬，所领导通知我和陆行正、胡继胜、郑心柏、陈有义、邱绍先等，先到湖光农场选择站址。经调查，我们提出的拟选站址，首先考虑的是湖光农场场部及其第二生产队，总面积约7000亩，旁靠湖光岩风景区，其中只有10亩为附近农民插花地，群众关系比较简单，距离市区不太远，农场生活设施已有一定基础。但考虑要把场部和第二生产队划给试验站的可能性不大，第二个拟选站址就是高阳分场，距离赤坎10公里，与地区农科所距离仅5公里，是湛江至海南公路必经之地，地跨砖红壤红色土和浅海沉积沙质红壤，可代表粤西南部2种土类，但面积过大，生产任务过重，而且地势高，常风大。我们掌握湖光农场情况后，何康院长和何敬真、黄宗道教授也到达湛江。何院长带领张连三站长和我拜访粤西农垦局领导。这时我才知道，中央农垦部张池林副部长对试验站迁址的事，早已对粤西农垦局有指示。当何院长和我们到湖光农场联系时，王金昌场长积极支持，主动提出把场部和第二生产队划给试验站。农场场部迁至志满圩附近，那里正是农场中心地带，对领导生产工作有利。农场仅希望试验站提供新场部基建费和搬迁运输费共12万元。第二生产队的干部、工人在当年5月划为试验站编制，土地、宿舍和生产也已交给试验站管理。王场长说：如果新场部基建资金在6月份到位，1958年春我们就可以把原场部移交使用。何康院长立即表示同意，并嘱张连三站长抓紧把基建款给农场拨来；搬站后即把徐闻试验基地、试验室、职工宿舍移交给粤西农垦局，办理相关手续。试验站搬迁工作联系十分顺利。
　　由于兴隆站正在创建，联昌站在扩建，因而何所长须尽快去海南主持有关工作。他在离开湛江前特别指出，新试验基地应先改造后利用。何敬真教授在我们来前也曾对我说：搬站和新基地的规划工作十分繁重，这是一件基础性工作，一定要多听同志们的意见，搞好调查研究。所以，何敬真、黄宗道教授的这次湛江之行是特意为指导我们工作而来的。经过大家讨论，一致认为摆在我们面前的工作是：　
　　⑴首先的工作是做好试验地的规划和清理。湖光农场原来以橡胶一业为主，经过1954、1955年冬期低温寒害后改为多种经营，在橡胶行间扩种香茅生产；因寒害复生的橡胶树管理不到位，植株生长不良，而且都是未经选择的实生树，对生产和科研的利用潜力不大，要把香茅和橡胶都管好，劳动力无法安排，更重要的是橡胶树和其它热带作物科研基地无法解决，因此为了保证搬站后科研工作需要，只能保留生长好的，从中腾出土地搞试验。通过普查选择，较好的有26、27、31、55、56号林段，共约80多亩。其中缺株和生长不好的，需要从其他林段选择好的单株进行补换植工作。
　　⑵抓住1954、1955年冬期特强辐射低温寒害的机遇，通过现场调查和访问老工人的记忆和有关资料的审核，弄清各林段和地段的寒害情况，为科学试验和其他热带作物合理利用土地提供参考依据，初步肯定沿旧县河岸两侧低地橡胶树寒害偏重，特别是29、49号林段河道转弯处，寒害最重，橡胶树无一幸存，划为重寒害区，是橡胶树苗圃抗寒系比理想的试验基地。橡胶树寒害较轻的林段有23、24、25、26、27、28、39、40、50、48、30、53、54（现在热机所宿舍区）、55、56、57、47号林段，划为中寒害区，是橡胶树大田系比试验基地。寒害最轻的林段有31、43、44、45号林段，划为轻寒害区，可考虑作为引种试种基地。其他林段寒害情况不明。
　　⑶调查人工防护林效能，为新基地林网建设提供参考。新基地人工林网均按苏联模式统一规定150亩（即10公顷）为1网格设计，其主林带为东西走向，在平缓地其防护效能为株高10倍以上；其背风面垂直林带为南北走向，其东北角橡胶树生长良好，但主林带之间距离已超出其防护范围，需要在两主林带间增植1主林带；垂直副林带之间视地形差异，需增植1—2条副林带。这样原来150亩1网格改造为20～30亩1网格；原来主林带和副林带缺口，需要补植。此外，新基地东面边界基干林带还需营造，才能起到整体防护作用。防护林网的改造任务繁重，需3—4年才能全部完成。
　　⑷新基地开展空白试验，做好地力均匀工作。新基地过去大多是植胶地，挖深穴、重施肥的措施造成土壤肥力不均的现实条件。因此，接管后，我们先选择50号林段，进行香茅肥料试验和香茅枯叶病防治试验，开展土壤肥力均匀工作；其他林段土壤肥力均匀工作，随科学试验的进展，逐步实施，把试验区土壤肥力差异消除工作做在前面，以避免试验误差。就这样，在何敬真、黄宗道教授言传身教的指导下，我们利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把调查、规划这一段工作做好，特别是原来橡胶树的处理难题，对保留下来的少数胶树，我们加强了抚育管理措施，同时又完成了补换植任务。从中，我们深刻体会到，他们是企盼和指引我们在新基地建设中锻炼成才而来的。我每次因公回所部时，何敬真教授都向我了解我们站的工作情况，给我们支持和鼓励。特别是1958年国内掀起浮夸风的时候，他严肃地对我说：“这是害党害国的行为，我们是科学工作者，绝不能做这种事。”1959年后，他给我赠送了他连续编著的《热带经济植物引种资料》和《抗癌植物名录》。这些书对我们的工作起着指导作用。
　　在“文革”后期，他因公出差遭车祸后，退休到北京治疗。这时他仍然关怀我的工作和成长。恩师虽已离别人间，但他的音容笑貌，他严谨的工作态度，却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值此，现特奉献下面诗句：“恩师推我上前台，关爱心声说不尽；企盼愚生能成才，愚生勤奋释师怀。”

　　在我们对新基地调查过程中，有一个问题曾使我百思不解：这块肥沃的土地，与湛江市垂直距离不到10公里，为什么建场前就没有人居住呢？后来经过向老工人和附近农民查询，才知道——这里在解放前是毒蛇、猛兽聚居、出没之地，晚上还经常有惊人的怪吼叫声，也是湛江市鼠疫、疟疾的发生之地；直至解放后党中央决定大力发展橡胶，中国人民解放军林二师来湛江此处建立了国营农场，这里才得以安宁和欣欣向荣。为了表达我的内心对人民解放军和农垦工人的无私奉献精神的崇敬，当时，特写了下面不成韵律的诗：

　　湖光平岭山坡的传说

　　高草灌木满山坡，
　　毒蛇猛兽出没多。
　　三山压顶加霜害，
　　鼠虐流行鬼唱歌。

　　解放大军到山坡，
　　牛鬼蛇神打哆嗦。
　　妖魔鬼怪全灭迹，
　　农垦工人贡献多。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29:38

　　编者按：此文记述了1960-1965年庞廷祥研究员主持开展粤西北部丘陵红壤胶园土壤改良研究中科技人员转变态度和方法从而取得成功的曲折过程。研究工作过程曾出现2次因态度和方法不对，使试验受到挫折。第一次发生在研究所试验基地，由于没有树立起真心实意为生产服务的思想，导致试验布置后管理工作跟不上，试验结果落空了。第二次发生在离开研究所试验基地到化州建设农场建立试验基点时，由于没有很好关心群众生活和生产、注意工作方法，因而不但得不到当地农民群众的支持反而遭到他们的反对，工作收效甚微。必须指出的是，这2次失误是先后分别通过学习1961年国家科委《科研14条》、毛主席着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提高了认识，转变根本态度，改进工作方法，而得到纠正的。这说明党的路线方针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对于科技工作者取得科学研究的成功是何等重要啊！因此，我以为，这个启示对于今天我们科技人员做好服务“三农”的工作，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杨振堂）

　　粤西北部丘陵红壤胶园土壤改良样板工作的记述

　　庞廷祥

　　粤西地区是我国三大植胶区之一。粤西北部丘陵土壤肥力低，一直是我们科学工作者面对的难题。这在《橡胶树抗寒、高产、优质新品种选育的研究》（此文原题名为“南亚热作所科研工作的回顾”已在《红椰新闻网》的《专题新闻》刊登--编者注）中已作了扼要的叙述；而且由于橡胶选育种在推广生产前，都必须经过在不同生态条件类型区进行高效系比和生产性系比试验，实际上起到生产性样板作用，故在此不再叙述。下面主要是记述1962-1965年我们贯彻1961年国家科委《科研14条》工作的过程和体会。

　　一、粤西北部丘陵红壤胶园土壤改良样板工作的过程

　　我们在不同土壤类型胶园肥料试验工作中，深刻认识到积极开辟有机肥源是胶园土壤改良工作的必要条件。因此，从1960年开始就在丘陵红壤区农场开展绿肥、覆盖、牧草引种试种研究，同时在所的基地（砖红壤土）建立引种、繁殖基地。在研究丘陵红壤改良工作的初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当时我们考虑得最多的是能得到科学数据，能写出研究报告，向有关农场提供土壤改良工作参考，科研工作任务就完成了。因此试验区特意选择在丘陵红壤地区比较偏远农场，而且是无人畜危害的水库孤岛上。试验布置后，试验基地经常的管理工作，交由试验工按计划执行，科研人员定期来观察，我自己在所里做一些测试工作。我们原以为，这样就可以稳定地完成试验任务了。然而，由于科研人员没有亲自动手，许多经常性的管理工作不到位，因而2年试验结果基本上是落空的。1962年底，我们学习1961年国家科委《科研14条》，结合总结我们的经验教训，使我们认识到，2年来工作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我们思想不到位；我们的管理工作没有亲自动手，从根本上说，这不是真心实意为生产服务。国家科委《科研14条》明确地要求科技人员利用自己的知识、智慧，在深入生产实际中，结合生产和群众，开展科学研究，使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做得到，大搞生产性、群众性科学样板。通过学习，同志们认识到我们是应用科学的研究所，研究解决生产存在的问题是我们的主要任务，我们与生产部门的关系是鱼水关系，生产能上去也是我们的光荣。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有关理论问题的探讨；但是，如果对生产存在的问题，无所作为，产业部门也就不需要我们了。这个道理我们应该明白，必须下决心抛去过去孤独的研究方法，要坚持深入生产、深入群众。只有这样，在基层开展科学研究，才能较好地为生产服务。但是仍有研究人员，不愿离开实验室和所的试验基地，思想上有顾虑，主要有4怕：一怕试验基点没有测试条件，怕搞不出名堂；二怕农场基点学习条件差，怕荒废学业，业务水平提不高；三怕生活条件艰苦；四怕长期离开小家庭，家庭困难无法解决。后来经过具体分析，我们以为，这里面的确有思想问题，也有实际问题。经过一场辩论，党组织做了耐心的思想教育工作，并采取一些有效措施，解决科技人员一些实际困难，最后统一了大家的认识，下决心到基点去，以基点为科学研究基地。

　　如何改良土壤？我们对这一问题开展了热烈的讨论，分析造成目前土壤肥力低的原因，总结前人经验，从而提出胶园土壤改良工作的路线方针是：以水土保持为基础，生物措施为中心，与群众结合，采取综合措施，加速生物循环，提高土壤肥力。

　　路线方针确定后，到什么地方建点？有人建议到环境较好、土壤肥力较高的农场去，易出成果；但大多数同志认为，最迫切需要我们去的是土壤瘦瘠的农场，我们应该下决心克服一切困难，敢于碰硬，到最有代表性的化州建设农场去建点。建设农场的有利条件是交通方便，有利于我们与大多数农场交流与合作。

　　当我们向化州建设农场领导说明来意后，场长张忠佐和副场长华贞永同志，立即表示热情的欢迎。张场长说：“只要你们来，我们就欢迎、支持，你们来结合生产搞科研，首先是为我们所用，我们搞生产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把生产搞上去。实在地说，你们是来为我们服务的，我们怎能不欢迎呢！科研计划以你们为主制订、实施，我们只做些后勤供应和工人的思想工作，科研成果当然是你们为主，我们为副。科研单位没有科研成果就没有存在的可能。这个道理我们懂。”接着，华副场长说：“我完全同意张场长的意见。现在离场部2公里的灰鼠岑1000多亩地，近日开荒，连住的房屋都还没有建。你们在这里可以根据科学设想，建一个美丽、肥沃、高产的胶园吧！”张场长接着又说：“房屋我们可以尽快地建起来，还可在全场挑选有文化的青年工人配合你们工作。”他们一席热情洋溢的话，给我们很大的鼓舞和信心。我们也深刻地认识，张、华两位场领导是高瞻远瞩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他们的思想作风很值得我们学习。随后，我们把初步拟定的研究计划，请他们审查修改，并请转交到农垦局科技工作会议上讨论、修改，使研究内容、方法较符合生产实际的需要。

　　1962年春，我们的科技人员来到灰鼠岑，先后参加建设的有庞廷祥（1964年，农垦部指示庞廷祥参加高州黎垌农场部的样板点，因此庞廷祥只能流动式地进行工作）、吕燧生、邱绍先、刘唯行、陈焕新、吴耀国、黄廷昌、李有德、黄祖传。他们来到灰鼠岑建点，农场立即派来11名知识青年，还有一名老厨师。当时这里确是一片荒山秃岑。一切从头开始，白手起家，当时国家出现暂时困难时期，生活、工作条件都比较艰苦，借住于附近无人居住的和化村庞姓的祠堂里。当时萝卜干和豆腐乳是日常膳食的佳肴。炊事员只能上山割草煮饭。农场虽从各方面给予关怀，但也难于解脱困境。后来，我们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自己开荒种菜。在当年6月，农场在灰鼠岑建成了200多平方米新房，我们从和化村搬到了新房，这样工作和生活就方便多了。有机肥难于解决，我们就到山塘捞水草，到附近圩镇捡垃圾、牛粪，不分工人、干部日夜苦干，终于把一个荒山秃岑修建成一片整齐的梯田了。也就在这个时候的一个傍晚，出现一场特大的暴雨。新建的梯田面临被冲垮的危险，基点的全体人员黑夜冒着雷雨，奋不顾身地排洪抢险，堵塞崩口，连续苦干了6个小时，终于战胜了天灾，保住了新梯田。

　　到1963年春，粤西试验站拨出专款，在灰鼠岑建起一栋200平方米的砖瓦房，这样，办公室、学习室和田间试验室也都基本解决了；但每逢春旱就坚持抗旱抢种，雨天就排水护堤不停。经过4年的艰苦劳动，己开垦荒山440亩，种植胶树234亩，基本完成综合措施试验和各项辅助试验的布置，初步实现良种化、梯田化、林网化，建立了胶、林、牧相结合的基地。昔日荒山秃岑已换上绿色的新装，初步建成了试验、示范、推广相结合的试验基点。

　　二、初步成绩和体会

　　1. 4年来共引进绿肥、覆盖、牧草共72种，其中选出适应在丘陵红壤和浅海沉积砖红壤种植的优良绿肥、覆盖、牧草作物11种，总结了绿肥、覆盖、牧草的丰产经验，初步得出种、养途径解决有机肥源的方法。肯定豆科绿肥作物以磷增氮的显着效果，以及提高磷矿粉、钾肥和石灰肥效的方法。通过修筑梯田、种植覆盖作物和设置排蓄系统，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通过对防护林树种选择，采取修筑小梯田和施用基肥，我们在瘦瘠土壤上种植建起的木麻黄和台湾相思林带，3年即能起防护作用。通过蹲点研究和不断总结群众经验，初步得出包括防护林、修筑梯田、种植覆盖作物、深翻压青、建立绿肥牧草基地结合养畜、把有机肥和化肥配合施用，使胶、林、牧相结合，从而实现胶园土壤改良的综合措施。

　　2. 科技人员通过生产基层蹲点，和工人朝夕相处，与工人同劳动，既培养了工农感情，增强了科技人员的群众观点，也锻炼了革命意志；特别是总结了生产中工人们控制绿肥、覆盖和橡胶树的种间斗争，修筑梯田保留表土，以及解决绿肥、覆盖作物快速繁殖的经验，使科技人员深刻认识到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

　　3. 通过实践，加深了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同时，也找出了较系统地改造客观世界的方法。比如我们开始进行土壤改良研究的初期，只单纯考虑如何解决有机肥源问题；然而，当我们在研究与生产实践结合过程中认识到建立防护林、建设水土保持工程等措施是否适当，都对胶树能否速生高产和土壤肥力的增长还是消退有很大影响时，为了使土壤改良工作更紧密地结合生产的需要，我们便从单项研究改变为综合研究了。

　　由此可见，4年生产基层蹲点，由于研究人员在深入实际的过程中，能吃苦耐劳，勇于探索，因而思想水平提高了，业务水平也提高了，研究方法也基本上得到了改进。

　　4. 试验、示范、推广三结合，成果应用于生产。改土基点接近农场生产，有利于试验和示范、推广相结合，特别是在建点的第三年开始，附近农场的领导路过建设农场都喜欢来基点看看，并把我们选出的良种带回去推广。他们说：“在改土点长得好的树种和绿肥、牧草，我们就放心用于生产，因为基点的土壤条件比农场的差，而其他条件和农场差不多。”他们还说：“瘦瘠胶园能否种好绿肥、覆盖、牧草，我们开了3天队长会议也决定不下来，而组织他们来参观，思想顾虑就解决了，是改土点给我们解决了思想难题。”我们也从而改变了过去只管试验，不问推广的旧观念，加强了优良绿肥、覆盖、牧草的种苗繁殖。仅1965年就向华南4省50多个农场、人民公社和科研机构提供18种绿肥、覆盖、牧草种子1200多公斤，插条1500多公斤。

　　5. 关心农民群众生产和生活，向农民群众普及科学知识

　　在建点的初期，当地农民群众不了解我们改土试验的意义，并因灰鼠岑附近的岩秃山头是他们放牧、割柴草和烧制火烧土的场所，他们担心开垦后会加剧土壤冲刷，损坏农田，并使饲料、肥料来源更困难，因此，强烈反对我们在那里建点。初期试验基点的作物常常被牛吃掉或被拔去当柴草，安装在试验地的气候观察仪也被破坏。对此，我们曾采取强硬的整治手段，但效果并不好，群众关系十分紧张……

　　场党委十分关心我们的土壤改良工作，为了改进我们的态度和方法，组织我们学习毛主席《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着作，使我们认识到，只有关心群众生活，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我们有责任关心群众生产和生活，应该向群众普及科学知识，协助群众开展科学试验活动，实行和群众结合，建立工农感情。认识提高后，我们首先从关心群众生产和生活着手，帮助生产队抢收水稻，替生活困难的贫下中农理发，当生产队水稻急需追肥而又一时无法筹得资金时，我们凑够70元钱借给他们。我们这样做受到群众赞扬。他们说：改土点的大学生没有架子，像我们农民一样。

　　其次，我们协助农村开展科学试验活动，普及科学知识，帮助农村试验小组引来水稻良种建立良种繁育田和绿肥、牧草示范田。仅附近和化大队就开垦荒山种植100多亩绿肥。我们还采取图片展览、报告会等形式，向农民普及科学知识，宣传土壤改良的重大意义。以前，农民看到我们种绿肥就说：“你们吃饱饭没事做，在这里种这些鬼东西。”现在，懂得了科学道理，又看到改土点原来的荒山秃岑变成满山青绿，连山脚的低产田也变成高产垌，于是他们纷纷向我们要树苗和绿肥、牧草种子。过去群众反对我们搞基点，而现在变成支持我们搞试验。

　　6. 参加农场样板田工作，使基点工作和农场生产紧密结合

　　1964年，化州建设农场张场长搞万苗山橡胶速生、高产样板田，我们协助测量、规划，根据不同坡面风速设计防护林网和选种橡胶树品种，绿肥、覆盖、牧草种植规划等。

　　接着，1965年初，我们走出基点，到建设农场勒垌生产队，参加该队样板田工作，使试验基点和农场生产更紧密地结合。我们一方面坚持土壤改良的长期试验；同时，另一方面深入到农场样板队工人群众中去，了解他们的生产基本情况，并参加队长、技术员、工人三结合领导小组，总结生产经验，巩固和发扬成绩，克服存在问题，重点推广管、养、割相结合先进割胶法，加强割胶技术练兵和白粉病防治，改进施肥方法。由于全队职工的共同努力，当年橡胶获得大幅度增产，平均单株干胶产量达2.26公斤，比1963年增产30%，由单株产量低于全场平均产量，一跃变为高于全场10%。

　　通过4年来的试验基点和样板田工作实践，我们深刻体会到：农业科技工作者深入实际，到生产基层现场蹲点，和工农群众一道总结经验，共同进行科学研究，是科学研究为生产服务的正确道路。试验、示范、推广三者紧密结合，既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普及和提高，也促进了科学技术工作者思想和业务水平的提高。当然，那时我们也认识到，这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的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尚需继续努力，进一步取得新经验，不断改进试验基点和样板田工作，使之继续不断地提高到新水平。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30:09

　　编者按：林禾生，中共党员，副研究员。1934年生。20世纪50年代在军事学校任教员。1958年赴北大荒，曾在北大荒农场、林场当过农业工人、林业工人。1963年调入两院，历任两院附属中学教员、副校长、校长，教育卫生处副处长、处长。1994年退休。在附中任教员时，曾长期从事语文教学工作，文字功底好。退休后，曾参与梁荫东副院长主持的两院院史编写工作。他撰写的《天然橡胶与热作两院》，是一篇综述性史料文章，全文11000余字。记述了巴西橡胶树产地、形态、所产橡胶的优点、橡胶原料的商品形式、经济效益，以及新中国天然橡胶发展的概况。重点记述了热作两院历史沿革、艰苦创业历程、科研教学主要成就，并特别具体地述评了两院自1958年迁所建院迄今50年的功过、是非、得失，以及详细地描述了两院人在远离城市自办社会服务的特殊环境中日常物质文化生活和人情风俗的种种特点和趣闻。文字流畅、诙谐幽默，可读性强。此文对于研究天然橡胶和热作两院有比较全面的史料价值。（杨振堂）

　　天然橡胶与热作两院

　　林禾生

　　一、天然橡胶

　　我们每天都在和橡胶打交道，如坐在有轮胎的车上，穿着高级橡胶鞋，使用各种橡胶导管，甚至女孩跳橡筋……这些产品原料都来自天然橡胶。但天然橡胶究竟从何而来，含有橡胶的胶乳如何采集加工，多数国人恐怕未必知晓。因为巴西橡胶树仅产于热带，在我国也就是仅产于热带北缘的海南岛南部和北部、中部，云南南部、以及广东、广西南部的局部地区。

　　世界上能产橡胶的植物有2000余种。其中，巴西橡胶树（俗称橡胶树）是最重要的产橡胶的植物，因为它的橡胶产量高、品质好，它栽培容易、采割方便、生产成本低、经济寿命长。有人给这种树写了一首小诗：“一年一度换新衣，两季花开春夏期，三片叶儿迎阳笑，老家原本在巴西。”诗的第一句说它是落叶乔木，第二句说它花期，第三句说叶片形态，第四句说原产地。

　　天然橡胶是从含橡胶的植物中采割胶乳加工而成的产品。橡胶树的胶乳含橡胶，胶乳产生于树皮中的乳管，而乳管是从树皮中形成层细胞分化产生的。割胶时，切断橡胶树皮上的乳管，胶乳就从乳管中流出来了；通过引导流入胶杯中。收集后分别加工成浓缩胶乳、烟片胶、风干片胶、皱片胶和颗粒胶（标准胶）等商品形式，就可作为原料出售了。

　　橡胶实生树每株干胶年产量不超过2公斤，优良品系的芽接树在3公斤以上，每亩约33株，现在芽接树的干胶亩产量一般可超过100公斤。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每吨干胶约6000多元，1公斤6元多。近些年胶价大涨，近期已涨到干胶每吨20000元，芽接树平均亩产值为2000元。（香蕉年亩产值也就3000元左右，那是一年生作物，工本费高。）橡胶树苗定植后一般生长到6～8年开始割胶，经济寿命一般为30年左右，有的可高达40～50年。原先淘汰的胶树一般都当薪柴；20世纪70年代后，胶木经改性处理后，加强了密度和硬度，且防虫蛀，可作家具和建筑材料，因而使用价值大增，价格也大涨，为植胶者增加了收入。

　　橡胶树引进到我国种植始于1904年，迄今种植史超过百年。解放前，我国主要是海南进行生产性种植橡胶，在海南只有归侨如何麟书、区慕颐、曾汪源等种植的小规模的胶园；我国各种类型的小胶园共2420公顷，胶树106.65万株，其中开割树64万株，全国年产干胶只有199吨。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国产天然橡胶很少，工业和国防建设紧迫需要大量进口橡胶，而帝国主义却对我国进行封锁禁运的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1951年，党中央作出了以最大速度扩大培植橡胶树的决定，1952年开始组织人力在海南、广东、广西、云南、福建等省（区）热带、南亚热带地区进行全面勘测、规划，大面积开垦森林荒地，建立橡胶垦殖场。在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亲切关怀下，植胶区三代人民群众艰苦创业、开拓进取、拼搏奉献，20世纪80年代终于在我国热带北缘建成了天然橡胶生产基地，推翻了国外植胶权威关于植胶区仅限于赤道以北15度到赤道以南10度的热带地区的传统论断。现在，我国植胶面积达65.5万公顷，居世界第四位，年产干胶56.9万吨，居世界第五位。国产天然橡胶自给率从20世纪50年代0.99%上升到现在的50%。这是举世瞩目的伟大业绩。

　　我国植胶区属热带、南亚热带季风气候，每年有低温寒流、台风危害，加上干旱和土壤贫瘠，不能像东南亚国家那样有适宜橡胶树生长的优越的自然条件。然而，经过我国科技工作者和农垦干部职工几十年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创造出了一整套适合我国植胶区地理气候特征的天然橡胶生产技术体系，取得一系列世界领先水平的重大成果，如：全国橡胶科研协作组的《橡胶树在北纬18～24度大面积种植技术》，获国家科委1982年国家发明一等奖；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海南、云南、广东农垦总局的《橡胶树优良无性系的引种、选育与大面积推广应用》，获国家科技部1999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等。这首先应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和农垦广大干部职工团结奋斗；其次，作为国家级的科学机构和高等学府，热作两院在推进我国天然橡胶事业发展中也是功不可没的，其艰苦创业的历程应予叙述和称颂。

　　二、热作两院

　　热作两院全称原是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华南热带作物学院，现在已发展成为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华南热带农业大学。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建立于1954年。建国初期，在如上所述的十分特殊的形势下，为了解决种植和加工橡胶的科学技术问题，中央决策组建橡胶研究所。为了对外保密，1953年筹建时叫特种林业研究所，1954年3月正式成立时定名为华南热带林业科学研究所，而后同年12月改为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所址设在广州沙面，1955年迁至广州石牌。1956年改名为华南亚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1958年下迁到海南岛儋州，同时与华南农学院共建成立了华南农学院海南分院。尔后，又随着形势、体制和任务的变化，研究所和分院的名称先后分别改名为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华南热带作物学院，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华南热带农业大学。

　　热作两院迁建在离海口140多公里，离儋县县城10多公里的荒山野岭，没有社会服务依托，创建初期的一切生活和工作的服务设施都得靠自己从零开始进行建设，这里可列出9条：⑴建水电设施。开始照明点煤油灯，后来用电灯，第一座火力发电机组仅6千瓦，然后才建火电厂，而后建水电厂。开始挖水井解决用水问题，后来建起自来水厂。⑵建副食品生产基地，种菜，养鱼，养猪、牛等，为职工学生提供副食品。⑶办医院，以及幼儿园和中小学，为职工医疗，子女入托、入学提供相关机构条件。⑷成立基建队，同时建石灰厂和砖厂，兴建宿舍平房；科研教学大楼则交由海南建筑公司负责兴建。⑸建立商业服务机构。（6）成立汽车运输队。（7）设立公安保卫机构。（8）在海口、湛江、广州设立办事处，负责物资采购，解决来往的两院人员食宿等问题。（9）请儋县有关管理部门在宝岛新村设邮局、银行、书店、粮站网点。两院人为创造这些生活和工作条件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1960年2月9日，周恩来总理来两院视察，了解到两院人与困难作斗争的精神面貌很好，动情地写了“儋州立业宝岛生根”的光辉题词，以鼓励和鞭策两院。后来两院用大块牌子誊写放大周总理题词，并挂在研究院主楼二楼外墙，成为两院的座右铭。

　　创建初期的研究所只有培育部（下设6个研究室）和工艺部（下设4个研究室）两个研究部门，加上行政部门，共有职工234人。1957年何康出任所长。1958年迁所建院。开始时研究与教学机构合一，后来有分有合。作为研究系统也就有橡胶、热作、植保、加工4个研究系外加粤西、兴隆2个试验站。而学院设立了热带作物系、热带农学系和加工系3个专业。当年招生247名。分设本科班、进修班和工农班3个办学层次。

　　两院自1958年迁所建院，到2007年，头尾合计也可算50年了。两院有了巨大发展。

　　如今，研究院升格为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地处2省5市（广东省湛江市，海南省海口市、儋州市、文昌市、万宁市），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设有10个研究所、1个分析测试中心、3个实验站，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个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2个部重点开放实验室，7个部级测试中心，1个部观测试验站，5个省重点实验室，4个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学院发展成为农学为主体的综合大学，称华南热带农业大学，设有12个学院。办学层次齐全，有博士后、博士、硕士、普通本科、应用型本科和成人教育等层次。学科特色突出，在热带农业科教方面优势明显，所设专业涵盖了农学、理学、工学、管理学、文学、法学等学科门类。拥有1个国家级重点学科，2个农业部部级重点学科，3个海南省省级重点学科，11个校级重点学科；1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11个博士学位授权点，33个硕士学位授权点，9个高校教师硕士专业学位点，1个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点，1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35个本科专业，6个应用型本科专业，23个高职专科专业。2006年在校学生12000多人。

　　但是，正如前人所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如今，“211工程”在向海南高校招手，为此，海南省政府实施了高等教育资源有效整合、优势互补，提升高等教育层次的重大举措。经过周密的筹备，2007年9月5日，华南热带农业大学与海南大学合并组建的新海南大学正式宣告成立，并进入争取尽快跻身省部共建的“211工程”大学的征程。至此，华南热带农业大学与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分开了，热作两院的历史终结了。为了留下纪念，不妨对两院一体50年的功与过、得与失、是与非，作一番述评。

　　--两院的50年是人才辈出的50年。她的第一任院长何康升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长，何康是我国第一个获得世界粮食奖的获奖者。她的第三任院长黄宗道由于在热带作物科研方面取得突出成就，而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她的第四任院长吕飞杰升任中国农科院院长。2006年，两院副院校长陈秋波当选为国际橡胶研究与发展组织理事会主席，陈秋波是首任此职的中国人。50年来，院校毕业生4万余名。其中优秀突出的代表是，华南热带作物学院78级毕业生陈章良，是享誉世界的知名科学家，他是我国第一个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贾乌德？侯赛因青年科学奖获奖者，现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在高等农业院校身居要职的，还有学院78级毕业生郑小波，现任南京农业大学校长。在华南各省热作科研生产部门，尤其是橡胶主产区的云南、海南，有许多热带作物学院毕业生身居要职，成为事业中坚力量。当年何康院长在迁所建院之际，就曾预言：“凡有热作处，皆有宝岛人”。如今这一预言真正实现了。

　　--两院的50年科研硕果累累的50年。即便在两院创建的早期，两院专家就在橡胶热作的种质资源采集、选育种、优良品种推广，橡胶树抗寒、抗风、抗旱栽培，植物保护，橡胶热作机械，橡胶热作产品加工，热作科技情报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到20世纪80年代，在两院发展阶段，科研更是硕果累累。不仅橡胶树北移研究取得新成就，而且橡胶树育种的新技术也有重大突破。世界上首例橡胶树花药体细胞植株的诱导和移栽成功就是两院的研究成果。1984-1994年，两院应国际橡胶发展与研究委员会（IRRDB）及其成员国要求，先后举办了4次国际橡胶花药培养培训班，向产胶国传授有关技术。采用花药培养体细胞植株与微体繁殖相结合的创新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研制和繁育橡胶树高产速生的新型种植材料这一世界难题。此外，两院在橡胶树稳定三倍体的诱导技术、橡胶树苗期产量预测等方面均处于国际同类研究的领先地位。还必须指出的是，基础研究方面，首次发现外源茉莉酸对巴西橡胶树乳管分化的诱导作用，并提出了“外源茉莉酸与机械伤害是通过橡胶树内源茉莉酸的诱导作用而刺激橡胶树乳管分化”的假说，这一橡胶树乳管分化研究也居同类研究的国际领先水平。50年来，两院科研成果近600项，获国家和省部级成果奖励300多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橡胶科研领域，两院的权威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两院的50年也是科研教学系统特色鲜明的50年。两院科研教学生产三结合方面是全方位的、彻底的、坚持始终的。它的特色表现在：第一，组织机构上，一套领导班子，两块牌子--包含研究院和学院，避免了扯皮和貌合神离。第二，面向生产，服务生产。院址设在橡胶生产基地--海南岛儋州宝岛新村。儋州有十大橡胶农场，是我国产胶最多的县份之一，而两院又有6万多亩生产基地，这就为科研教学与生产相结合提供了广阔的天地。第三，重点突出，涵盖面宽。以橡胶热作为中心，包括农学、理学、工学、管理学、文学、法学等学科门类。从教学角度看，专业课程的各方面都可以理论与实践较紧密地结合起来。例如橡胶栽培，有植物学、解剖生理、遗传育种、栽培、植保等专业，可以学会采集制作植物标本、显微镜观察、品系鉴定、芽接、育苗、定植、抚管、防治病虫害、割胶等操作过程。从研究角度看，可以紧密结合生产实际，选择课题，例如，抗性速生高产品种选育、管养割、病虫害预测预报与防治等诸方面创新技术，从而直接为生产服务。就总体而言，教学系统为以橡胶为主体的热作事业培养人才，科研系统则以建立与发展以橡胶为主体热作科学体系为目标，科研与教学资源共享，各自进行探索与创新，出人才出成果，互相促进。两院的这种结合模式，可以说是独特的模式。美国的基本模式是研究系统办大学，而前苏联则是研究系统与专业学院双枝独秀，两院的模式既包含美国的因素，也隐含有前苏联的因素。就这三种模式而言，两院模式表现得更全方位、更直接、更侧重于生产。应该承认世界事物的优劣利弊总是相辅相成的。两院模式只不过是诸多模式中的一种，它运行了50年，其得与失、利与弊、是与非，都有待历史评说。

　　--两院的50年也是艰难曲折发展的50年。其艰难表现在无城市依托，因而需全方位办社会服务；由于地处偏僻农村，带来各种难题。全方位办社会，必然牵扯科研教学领导许多精力，他们既当院长又当镇长，一笔科研教学经费要照顾到方方面面，往往捉襟见肘。地处偏僻农村带来了人流物流的困难，并带来信息流的困难。它的直接后果之一是高投入，高成本。它的直接后果之二是缺乏吸引力，特别是对人才的吸引力。尤其在市场经济时期，人才的流向是城市，是繁华，是富裕。尽管多年来，两院主管单位农垦部或农业部，以及两院本身都曾出台了诸多优惠政策，但仍然难以根本扭转人才流失和引入难的局面。50年来，两院有一批老专家老教授不慕荣华富贵，一心一意投入到橡胶热作事业上。他们的事业心和艰苦创业精神，成为两院最大的凝聚力，从而使两院有所成就、有所发展。他们是值得尊敬的老前辈。但是对摆脱困境也曾有所试图。如20世纪80年代前期，相当一部分人主张回迁。当时全国农业院校普遍回迁，包括北农大。对于两院回迁，有关行政管理方面只同意迁至海口。但主迁主流是迁湛江，并且已经为迁往湛江作了若干前期工作。上级主管部门发现两院迁往湛江的势头，不惜以撤销院有关主管领导职务并予以调离来显示反对迁往湛江的决心，并且已经许愿在海口拨出3000亩土地以作院址。因为上级对主迁去向是非的处置强硬，无疑为主迁者泼上冷水，主迁议论静寂下来，搬迁之说不了了之。不过，是否可以这样说，如果当年迁至海口，对两院发展会更加有利呢？

　　--两院的50年是倍受关怀的50年。党和国家中央领导、各部委、各界名流来两院视察与参观，其规格之高，频率之高是任何院校，即使是一流名校，都无法比拟的。这里不妨作些概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党和国家中央高层领导中，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彭真、邓子恢、叶剑英等或到院本部或到粤西站视察。20世纪80年代后，几任党的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如赵紫阳、胡耀邦、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委员长们、政协主席如万里、李瑞环等。委员们来视察的也不少，解放军高级将领如罗瑞卿、张云逸、肖华等，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也曾应邀来访。科技文化名流更是来往不解绝，其中，科学家包括钱伟长、童第周、牛满江、宋健、周光召、于光远等，文化名流包括郭沫若、田汉、茅盾、巴金都曾来两院参观访问。老院长何康的“广结善缘，好客成风”的院训吸引着各界人士，从而为提高两院的知名度，为两院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两院50年犹如江河流水，川流不息，它有波涛汹涌的日子，也有默默流淌的时光。江水冲击着，激起浪花。生活也一样，点点浪花点缀着生活。因此，我们不免也来叙述生活的浪花。

　　生活的浪花之一：必修课

　　1958年，迁所建院，专家、教授、职工举家搬迁。后来又不断从全国各地调入各方面的人才。他们都开始了宝岛新村的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被通称为开门7件事，是生活之必需。柴放在第一位，它关系着吃喝和洗。原先在广州或其他城市，燃料供应是有渠道的，虽然要出钱，有定量，但还是会定期供应。海南不生产煤，燃料就是柴。在宝岛新村，柴，公共食堂公家会组织砍伐，各家各户就要自行解决了。于是，“打柴”就成为两院科教职工的必修课。时间就在星期天，家家出动，带上砍刀、锯子，或远或近，四处寻伐。砍柴的途径或方式大约有如下几种：第一，是到老胶林钩柴。要先准备好工具，找把弯钩的砍刀，安在长长的竹竿上，以便钩取。老胶林会有干枝。到了胶林，向上张望寻觅枯枝，找到目标，动手钩下。钩柴最大的劳累是长时间的抬头仰望，脑袋脖子很容易晕酸。但钩柴也有优势。柴干，胶柴燃值高，柴干就较轻，便于搬运；能钩下的柴都会是枯枝，回家便于截断处理。因此，钩柴一直被长期运作。第二，在附近寻砍小灌木。初期附近灌木丛生，不难砍伐；但后来就要走远了。砍一把灌木，扛在肩上走回来，就够累人的。小灌木的缺点就是燃值较低。第三，是伐大树。初期田间野外有些树木，后来还有些榕树；榕树因为纹路扭曲，不易砍劈，燃值也不高，所以开始光顾不多，后来好的都砍没了，它也就跑不了啦。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无政府了，记得植物园曾有一小片枫树，被砍了。枫树直径都有四五十公分了，树龄不短的，那样的树很出柴，纹路很直，好处理。所以现在植物园就见不到枫树了。不过，专门栽植的标本树木，还是有人管理，无人敢去砍。最壮观的拾柴活动要数台风后了。几乎是男男女女，家家户户，成群成队，带上锯子砍刀，甚至午餐干粮、水壶，称得上是浩浩荡荡直奔胶林了。一场台风，尤其是级别高的，风路经过的，胶树就要遭受不轻的损失胶树或被拦腰吹断的，或树枝断裂的，胶林一片狼藉。公家要派人清理胶林。也允许私人去拾残断枝条。平时寂静的胶林此刻喧闹起来了，锯木声、砍劈声此起彼伏；吆喝声、欢笑声不断响起。基本步骤就是削去枝叶，砍切成段，绑扎成捆，等待运输。如果路途不远，夫妻轮流肩扛，或借手推车全家齐心合力推车。因为收获颇丰，不觉劳累。也有依傍公车捎带回去的。不妨说段插曲。有一次，郑克临副院长儿子随人在台风后到胶林拾柴，年轻人三朋四友的，砍了柴就托朋友用车拉回。被郑副院长发现，下令要儿子把柴送饭堂，儿子不服，也不送；郑副院长后来通知饭堂管理员派人拉去饭堂。几根柴火，还是自己砍的，只不过就捎个脚吧，也绝不允许。当时的院领导者确实是一尘不染啊。

　　其实，用“必修课”这个词是后来的事。20世纪60年代初，学院学生陆续毕业，每年都有留校的。留校的小伙子要成家了，自然要在院内觅姻寻缘，一旦有情投意合的，自然会推波逐浪步步深入的。准女婿见准丈母娘是常事。到了这一步，也就八九不离十了。以两院当年风俗和景况，礼物倒未必讲究，但勤劳的表现是必不可少的。于是，劈柴就成为最佳演出了。星期天，到准丈母娘家，表演一番，吃顿晚饭是情理中事。女婿也因此当成了。有人做了，也就有人跟，有人传，于是劈柴便成了女婿见丈母娘的必修课。星期天下午，遇到他们出门，不免就会有人带着几分祝愿的口吻说，去上必修课了！于是必修课的诙谐含义就约定俗成地传开了。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先有蜂窝煤后有煤气供应，才免上必修课。

　　其实，现居院处所系级领导的，不少是上过必修课的。

　　生活的浪花之二：一碟红烧肉

　　迁所建院初期，生活当然艰苦，甚至有时主食，粮食也有接不上茬的时候。三年困难时期，主粮降至每月19斤，不免要瓜菜代。好在海南四季常青，可常年栽种。1960年，周恩来总理来两院，就还品尝过木薯食品。那时职工都吃食堂，两院有蔬菜生猪种养基地，能基本保证供应。1963年后一段时间，广东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两院供应标准参照广州，副食供应大为改善。食堂菜肴品种丰盛，不是你想要吃什么，而是你是否吃得起，反正大鱼大肉都有。但后来就不行了，每况愈下。饭堂每周也就只供应2次肉食，发票作凭证，凭票供应。每家每周就2张票，每张2角钱，红烧肉，大约在周二周五供应。那时多数职工都住平房，一间挨一间，一排挨一排，到供应红烧肉那顿晚餐，有谁先到食堂买到，回来一吆喝，左邻右舍都会出动，拿票去买。家里有10岁左右的小孩自然是买菜的主力。不妨说个小故事。一次供应红烧肉，王家小孩和同伴一起高高兴兴去买。一碟红烧肉倒在盘上，也就十一二小块。小孩正在长身体，嘴馋啊；看这碟红烧肉，口水早就流了，但还不敢有动作；走出食堂，越看越馋，终于忍不住，捏了一小块，一进口，香啊；走几步，忍不住，再捏一块；一路强忍着，也就捏了三四块。回到家，碟子一放，怕妈妈发现批评，又跑去玩了。妈妈收拾好厨房，出来看了桌面上那碟红烧肉，竟就这么几块，很不高兴。心想，食堂也不能如此啊，端着盘子问个究竟。到了食堂一说，炊事员果然先问：是你孩子来买的吧？问明白了，炊事员只好说，孩子嘴馋，边走边捏着吃的，这事都有过的。炊事员也是左右邻居，往碟子上添了几块，还说，不要打孩子，缺吃，嘴馋啊。

　　也还有另外改善生活的时候，平时就蔬菜，鱼肉是少见的，因此每逢从白马井水产公司拉冰鱼，那就热闹了。早期还能拉到稍大稍好的鱼，后来鱼就越来越小了。小也是鱼啊，各家各户还是拿着篮子排队买鱼。有一段时间总拉小剥皮鱼，几乎只有小孩巴掌大，两三指宽吧，食堂是很不好处理的。各家买了回家，剥皮、清洗、下锅、煮熟，还是会满屋飘香的。家家户户都在操作，都是在晚间，于是香味飘散在宝岛新村上空。但第二天就变味了，剥皮鱼的皮剥了当晚倒在垃圾堆水沟边，经过一夜，发臭了。真是：晚上鱼味新鲜，白天臭气熏天。这也算是一景吧。

　　改善生活，还得说说过年。过年了，后勤部门要供应年货。猪肉是第一桩，每家少的也有6斤。还有腐竹、粉丝、蘑菇、木耳等。你买吧，其实，6斤肉就30多元，再加其他年货四五十元，对月收入五六十元的家来说，也是不容易过的。过年食堂还是使出浑身解数，尤其做糕点，花样多，质量好，色香味俱全。就单说极其普通的酥饼、开口笑，非常可口。现在的糕点铺做的，远远不如那时食堂师傅的作品。

　　生活的浪花之三：特别的问候

　　迁所建院之初，专家们最初住联昌试验站，有砖瓦房。大学生和一般职工在宝岛新村草房上马，平地起家。后来在宝岛新村盖砖瓦房。教授算是有带院子的小楼。而何康院长、林令秋副书记、吴修一副院长却都住在排为“乙等”的砖瓦结构的平房，也就是五六十平方米，两房一厅的套房。其实质量不怎样，墙壁批当用灰砂浆很薄，几乎还能看到砖缝。有一排盖在去植物园的路沿，两层，屋顶成拱型。有两房一厅、一房一厅两种规格，讲师、科级干部住。这排称为“维吾尔房”，不知此称呼的出典，墙面地面要好于乙等房。助教一般职工住平房，有三种：砖瓦结构、瓦顶；砖瓦结构、平顶；砖瓦结构、拱顶。一排一般6间，每间一拱，一排6拱，成面包形状，故称“面包房”。这些等级的住房都非套房，只是在房前几米处盖一间小伙房，也可兼洗澡用。面包房一间就十四五平方吧。一家三五口人也就这么一间。面包房因为屋顶比瓦房矮，且屋顶是砖连砖成拱形的，可能是参照石拱桥的力学原理吧。当时可能是建筑界的一种新模式，因为实际是砖顶，又偏矮，散热慢，屋又小；海南又热，到夏天，屋里几乎是蒸笼般，夜里总是要在地里洒水。住过面包房的几乎有各色人物。例如，后来任两院代书记的钟双华、副书记裘森芳，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住过面包房。而教授住过面包房的，有的是“文革”时被扫地出门，有的是70年代初下放回来的。

　　面包房没有卫生间，附近有公厕。上班时大小便可在办公楼卫生间进行，节假日就非去公厕不可了。因此，附近住家人员常在公厕相遇。中国人，民以食为天，食，几乎是第一位的。当时互相见面，很少你好我好这样问候，一般都随便打招呼。但也有从家乡来寻配偶的，为显示热情殷勤嘴甜，一见面就要问，你吃了吧？一位教师多次复述这样的故事：有一次，他上厕所，便后出到门外，碰到老乡，他也是要上厕所的，相遇了打招呼，对方问：“你吃了吧？”老师信口回答，吃了。一出口，发现不对茬，只好开起玩笑了：“该轮到你去吃了。”上卫生间也因此留下难忘的笑话。

　　生活的浪花之四：文化生活点滴

　　两院文化生活特点是城乡结合，院校为主。尽管在乡下农村，但毕竟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文化生活还是院校特色显着。大学生自不必说，有自己的乐队（管弦洋乐队）、歌咏队、文学社团，有定期的文艺会演。教职员工的文化生活则与政治气氛密切相关。20世纪60年代初，几乎每周有交谊舞会，何院长总是带头起舞。气氛和谐优雅。教职工还有丝竹民乐队，定期同乐。1963年，辽宁人民艺术剧院专程来院演出。该剧院阵容强盛，包括如李默然这样的着名演员。来院后，在露天剧场演出曹禺名作之一《日出》，演出非常精彩，演出后还开座谈会。1964年，着名歌唱家郭兰英也来院参观并演出，她的优美歌声感染着科教职员工和学生。当然，这些演出都是有限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阶级斗争要年年讲，交谊舞不跳了，教师们兴之所致，组织了话剧团，排练《千万不要忘记》，教师们都是文化素质高，普通话又好的人，虽然未受过专业训练，但很快上手。果然一演出就获得广泛好评，并被邀请到海口作专场演出，甚至引起轰动。说实在的，这些教师都是身怀十八般武艺的。女演员朱亚男就是北京人，何瑞源也是半个北京人，其他演员也都是北方人，就凭那标准的普通话，在当时的海口，就够档次的，何况他们不论在音质、演技、表情等方面都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似乎是20世纪60年代唯一的一次演出话剧，业余演员也因此常被忘记。他们主要有：朱亚男、何瑞源、屈扬、李世杰、丁庭英等老师。愿他们晚霞似锦。

　　其实，两院的基本文化生活就是电影。每周有一到两场，有自己的放映队。电影场也是露天剧场，还是专门修建的。它的特点是前半场低，后半场高，电影银幕挂得也比较高，所以视线不会互相遮挡。看电影是要自带凳子的。院本部电影场附近的住家一有电影，都有小学生们先拿自家的椅凳占个好位。附近农村的农民也赶来看。电影场多半满满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其他影片都成毒草封闭了，只放“老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老两列”（《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也仍然会吸引人去看，尤其是中小学生，他们很多人几乎都看过10来遍，可是，再放还照看。尤其《地道战》许多情节、对话、音乐几乎都会背诵。不妨描写一段细节：当《地道战》放到方化扮演的那段鬼子进村时，随画外音的响起，全场几乎伴随音乐旋律节奏齐唱起来，洪亮的歌声响彻云霄，……这怕是电影放映史上也未必多见。“文化大革命”后期，偶尔也有些外国片，如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朝鲜等国的影片，再加上中国的新闻片。因为各有特点，人们也为这些影片编个顺口溜：“中国新闻简报，南斯拉夫飞机大炮，朝鲜哭哭笑笑，阿尔巴尼亚莫名其妙。”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文化生活也有令人不快的一面。例如放8个“样板戏”，已经看了很多遍了，确实有不想看的时候，那不行，说看不看是个路线问题。这样大的帽子你敢不看吗？！再说做“3件事”，现在的年青人怕对什么是3件事都莫名其妙。那时集体不论要做什么事，都要先做这样的3件事：第一件唱《东方红》，第二件读语录，第三件喊“敬祝×××万寿无疆！”“敬祝××××永远健康！”……尤其讨厌的是，早上到饭堂买饭，第一批人就要做了3件事才能买饭，所以宁可去晚一点。如果你又是第一批进商店买东西，还要做；如果想去那大，第一批上公共汽车，要再做……这叫折磨人，不叫过日子。歌词再也编不出来了，就剩一句话，还有强词夺理的味道--有首歌，叫《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这号货。一首歌就只有那一句话。

　　粉碎“四人帮”初期，在电影场引起满场伤感落泪的是朝鲜片《卖花姑娘》，引起满场笑声的则是香港片《巴士奇遇结良缘》。后来，被禁锢的许多电影先后开禁重播了，新的影视片也出厂了。到20世纪80年代初，电视也开始进入各家各户了。于是，文化生活就有了新的局面。

　　20世纪80年代起，文化生活终于又活跃起来了。每年都要举行文艺会演或者其他形式的活动。有时是以单位，如大学、中小学、幼儿园为主体会演；有时是各单位混合，推选精品公演，并举行评比，颁发各种奖项。在各单位演出中，最受欢迎的一般是幼儿园小朋友的节目，那分稚气，那种天真无邪，和大哥哥大姐姐比，分明别具一格，可爱极了。尤其做父母的看着台上自己的孩子天真活泼的笑容、一丝不苟的表演，心里都会乐开花；照相的闪光灯会不停地闪……宝岛新村的孩子们都是在两院自办的幼儿园、中小学学习和成长起来的，是在艰苦与欢乐声中成长起来的。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30:31

　　编者按：韩泳丰，中共党员，副研究员。1937年生。1963年毕业于华南农学院土壤农化系，分配到两院工作。历任院校长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海口分院筹备办公室主任，海口办事处主任，海口分院校长等职。他撰写的《两院在海口征地》具体地记述了1988-1993年两院在海口征地的始末。事件情节跌宕起伏，细节情景生动。真实地再现了当年作者亲身经历的征地过程艰难曲折和作者知难而进、坚忍不拔、勤奋执着地圆满完成任务的事迹。研读此文可知，征地是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两院在海口征地的过程，实质上是把中央和省政府关于征地特别是科教单位的农业征地的政策紧密结合起来，以妥善的方式方法去解决各种问题和矛盾的过程。韩泳丰同志对此有深刻认识而且很好地做到了，因而不负众望，成功了。此文关于征地的曲折进程、矛盾和冲突化解的忆述，告诉我们一条真理：凡涉及党政策的工作是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的，必须耐心细致，以做到政策和工作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韩泳丰同志不但为两院海口院校区的创建做出了贡献，而且作为当事人、见证人，为历史留下了这一往事的珍贵史料。值此，我对他表示衷心的敬意和谢意！（杨振堂）

　　两院在海口征地

　　韩泳丰

　　20世纪80年代末，海南建省办特区初期，黄宗道教授任两院（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华南热带作物学院的简称）院长，吕飞杰教授为副院长（后升任为院长，亲自领导征地工作），本人为院长办公室主任。一天早上，黄院长对我说：“根据两院橡胶热作科教事业发展和曾为这一事业奋斗终生的老一辈安度晚年需要，院决定在海口征地500亩。这事由您这主任具体负责运作。这事涉及政府部门多，难乎其难。”不出所料，此事开展过程中，每一步都碰到许多矛盾和障碍，颇费周折，但也最终得到省市政府各主管部门以及征地所在乡村的理解和支持。这里，将当时两院在海口征地的过程、难点和结果叙述如下。

　　一、立项。征地启动于1988年2月。1987年海南筹备建省，遵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海南省及其筹建工作的通知》，“中央和广东在海南的企业、事业单位原则上应下放给海南”的决定精神，两院实行农业部和海南省双重领导的体制。当时，两院科技力量雄厚，仪器设备先进，成果累累，在海南是独-无二的。1988年4月13日，海南省正式成立。省委、省政府对两院非常重视，处处都给予帮助，对两院在海口征地十分支持。梁湘同志（时任海南建省筹备组副组长，后任省长）在《关于我院在海口市征地设立窗口问题的请示》上批示：“李执勇同志（海南建委主任）并海口市长李金云同志，请你们具体商定划的地方最好能在文化教育区，地方大小根据地形而定，不超过500亩或少些也可以。请抓紧办。”接着，院分别行文上报农业部、部农垦局、海南建委、海南省经济计划厅和海口市人民政府等领导机关。农业部批复：“同意你们在海口市文化教育区征地500亩，以作两院在海口市建设窗口，征地所需资金正在筹措。”同时，农业部、省科技厅、建行儋县支行也都分别出具资信证明，经省经济计划厅核准，通过了资信和立项的程序。后来，部、省领导还就海口设立教学部问题先后分别作了批示。农业部何康部长的批示是：“为发挥两院在海南省政府领导下为当前经济开发起更大作用，我感到两院在海口建立教学部是需要的，请大力支持。”辛业江副省长批示：“拟同意，请鲍副省长阅示。大学在另地设研究生部或教学部已有先例，如武汉地质学院、中国矿业学院等都在北京设有。”常务副省长鲍克明批示：“同意，请编委办办。”部、省领导批示，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海口所征土地为科教用地，除拟设生物技术、测试、科技信息等科研机构外，还拟设教学部、研究生部等教学机构。院并决定这个窗口暂定名为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华南热带作物学院海口科教部。先后又更名为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海口分院、华南热带农业大学海口分校，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海口院区、华南热带农业大学海口校区。

　　二、选址。院领导非常重视选址工作。开始，黄、吕两位院长利用一切机会向省市领导汇报，并跟我们一道到海口市所辖的秀英、海甸、美舍河、城西、丁村等村镇进行实地勘察，途中不顾疲惫困倦，马不停蹄地走遍海口市郊的山山水水。我们工作人员也穿梭于各乡村之间。当人们还在梦中未醒时，我们就蹑手蹑脚地起了床，顾不上整个天地弥漫在晨雾之中，驱车赶到了现场，时而爬山坡，时而穿林地，时而涉小溪……汗流浃背，衣服和鞋子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总之，为了选好址，大家都不辞辛苦地做了一点应该做的事。省市领导也非常关心。原海南区党委副书记、建省筹备组成员韦泽芳同志，分管“三农”工作，对两院情况一清二楚，对两院征地主动关怀，首先与海口市陈南发副市长一起，亲自组织市国土规划部门和区乡有关领导干部，到城西、秀英等乡镇为两院选址。后经各方协商，院决定选址于城西货运大道北侧仁里坡。其理由是：⑴地势高，少受海潮和盐分影响；⑵东邻府城文教区，南靠郊区农村，环境较适宜；⑶近有市场，离城中心闹市也不远，给养方便，免办“小社会”；⑷西北侧为40米宽的临街大道，有可提供商铺建设的地盘。至于虽曾考虑秀英坡地，但由于该地紧靠麻风病医院，医院搬迁困难，因而作罢。

　　三、农民补偿。由于农民补偿数额大，各方关系错综复杂，且政策性强，因而我们不得不深入农村，直接与乡村干部和农民打交道，直接参加有市、乡和农村等方面代表出席的协商会。乡村干部“要钱项目”繁多，除土地补偿、农民安置费、青苗（树木）补偿、农转非、招工、公粮代金、误工补贴等项目外，还有公益金、公积金、灌溉设施赔偿、中小学建校资助、市场建设资助，等等。他们甚至还提出承包基建工程的无理要求。谈判过程中，会内会外谈，一项项谈，不厌其烦地谈。他们有时提出苛刻要求，不欢而散，或姗姗来迟，一筹莫展；有时揆情度理，互相理解，进展顺利……总的说，农民还是懂理、求理和服理的。经过几个回合的谈判，直接受益于农民的项目，取得了认同。然而，涉及乡（区）政府利益的项目，则形成僵局，一拖再拖。当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苦苦相求而无进展后，只得实事求是地向市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以形成“舆论”态势，引起有关官员共鸣和支持。结果，也引起市长局促不安，并要市城管科向乡政府转达：“谁敢不盖章，出问题谁负责。”市长说话算数、立马兑现，终于盖了章，排除了一些非分要求，签署了《国家建设用地协议书》、《征地补充协议书》，明文确定了土地补偿、农民安置费和其他赔偿数额，妥善地解决了乡（区）政府所提出的问题，既不敲国家竹扛，也不损害农民的利益。真正做到：双方满意，项项清楚，杜绝反复，不留后患。

　　四、减免地价款。据海口市规定该地地价每亩6.7万元，仅地价款这一项约3175万元。当时两院经费拮据，确实无法承担这一巨款开支，向上求助也无结果，加上其他原因，致使征地工作缓办、停办近2年之久。然而，院各位领导并未放弃，仍在想方设法。黄院长更是殚精竭虑，坚定地说：“不怕被骂‘出卖老祖宗’的罪名，转让白坡7.12亩，以换取500亩，相信最终会被人们所理解。”吕副院长明确指示：第一，立即继续征地；第二，买与卖同时进行，如新地买不到，白坡土地也不转让。在两院经费极端困难条件下，争取减免的工作应该怎样开展？究竟最大限度能减免多少？这成为征地工作必须突破的难点和重点。显然，克勤克俭，掌握政策，争取省市主管部门领导对我们的理解和支持，是唯一出路。为此，我们一方面又频频走访省市政府机关，另一方面请省市厅局有关人员参观院内科教设施；两院人良好形象也始终保持于征地求助全过程。这样，他们也渐渐地理解了1988年12月海南省人民政府发出的《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华南热带作物学院建设的规定》所确认的两院在海南省的历史贡献以及所确定的地位作用和给予的优惠政策，也渐渐地理解了该征地是两院利用城市区位优势发展热作科教事业的需要，是两院人的多年企盼；渐渐地他们也成为我们的熟人或知心朋友。时间长了，来去次数多了，连门卫也很面熟，人车进出政府大院也畅通无阻了。主管部门出于对两院地处偏远农村存在诸多困难的同情，出于严格执行省政府给与两院的优惠政策的需要，出于对热作科教事业的厚爱，对我们总是热情接待，常常推心置腹地和我们交换意见。有的还主动为我们找依据、供信息、出主意。比如，当时在市政府机关任职的原加工系教师竺德琼同志就为我们收集和提供了一些征地有关资料，并讲解其疑点，这对我们更好地掌握优惠政策，制订工作方案，少走弯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李市长执行政策时，始终按规定支持农业科教事业，先后作过3次明确批示：“请国土局按梁湘同志批示抓紧办理。”“国土局曹永安、李举才、符大福同志，此地1988年已决定，现在正式落实征地，按文教财政拨款用地的政策精神，除农民补偿部分外，其余能够免收的都给予免交。”“曹永安：考虑到学校的实际困难，支持教育事业，市政设施费在报建时可以免交。”国土局曹永安局长在那房地产过热年代，工作千头万绪，仍重视两院征地，对两院征地的事能够了然于胸，亲自逐项核减，帮助我们通过了减免大关。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幸运，的确是得助于掌握“生杀予夺”之权的省市有关主管部门的关照，这正如时任海口市副市长的丁世隆同志在一次报告会上所说的那样，海口市给予两院以真挚的帮助。

　　五、纳税。耕地占用税减免权限在于省市财税部门。开始时，市财政部门经办人非常难以说通。虽然我们反复说明了用地情况和提出了减免耕地占用税的请求，花了很大的力气劝说，但他仍不肯松口；梁荫东副院长专程来海口，登门面谈，三番五次地据理力争，他也迟迟不给作答；市政府机关有关领导出于热心，帮我们引文举证，旁敲侧击，结果被斥责为“不支持税务”，蒙受误会……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好事多磨，我们又再次认真学习税法，请教法学专家，进一步理解和掌握耕地占用税的精神实质；再次根据财政部《关于耕地占用税具体政策的规定》等文件精神，继续如实地向市财政部门说明所征土地的具体使用规划，继续向省财税厅有关部门提供学校和科研单位农业用地的详细规划数据资料。后来，他们才逐渐有所理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转机。经省财税厅提出具体减免方案，上报省政府同意，结果是：按章纳税40万元，学校和科研农业用地免税275.7万元。这样，耕地占用税的减免难题终获解决。

　　六、审批。征地的最终审批权限在省国土局。开始，他们步步设卡，竟以“建设资金不落实，圈地晒太阳”为由，采取“分期批地”的办法，第一期只批260亩，所剩213.95亩，要“待投资建设能力具备后，再申请报批手续”。这种拖延征地的做法，当然是我们无法接受的。于是，我们又执着地继续扮演“说客”，向省国土局等有关部门入情入理地解释，反复强调这是经农业部批准的项目，并针对他们以“建设资金不落实”而设卡的招数，举例说明了科教单位建设项目立项和拨款的特点。此时，黄院长已调任省人大副主任（兼任两院名誉院长），忙于参加省里会议和实地考察，但仍跟过去一样重视征地的事，主动向省、部和省建设厅领导汇报，请求辛业江副省长在我们的请示报告上作了“同意”的批示。当我拿这个“同意”批示，前往省国土局领导办公室找主管局领导时，这位局领导站起来，举动彬彬有礼，但始终表示不能执行这个“同意”批示。当快离别时，这位领导煞有介事地说：“你们院在省长那里告了我，你这大主任呀！”我微笑着说：“我这算什么大主任呢！我们院只是向省领导汇报，只是实话实说，目的只是为批地，并无告官之意，恐怕是误会了。”看来，一次性批地的事还会难以预测地拖下去。约又过了一个月后，当孟庆平副省长从中央党校学习归来时，我和黄院长不失时机地直奔省政府办公大楼，虽不巧孟副省长正在开会，但梁秘书回话说：“会议快结束了，请黄院长稍等片刻，对不起！”孟副省长在会后对我们黄院长的访求，毕恭毕敬，态度和蔼可亲，很感兴趣地听取了黄院长关于征地情况的详细汇报，而后便立即在我们的请示报告上批示：“省建设厅国土局，据悉土地费已交，用地情况又有变化，同意一次征地，便于统一建围墙和施工。”这回好了，真是“一言九鼎”“一言为定”，省国土局于1991年5月就行文批准了第二期用地。于是，一个拖了近5个月之久的“死棋”又绝处蓬生了。

　　七、迁坟。迁坟布告发出后，牵动了远近村民的心。为获取迁坟费，冒充坟主或造假坟的，都大有人在。20多公里外的澄迈县老城镇丰仍乡、海口市长流镇荣山乡等地村民，也都蜂拥而至，每天约来100多人。天蒙蒙亮时，他们就出现在树林、碑林、灌木丛、田埂和土坝之间：有的正在物色“祖坟”；有的忙于把准备好的猪狗骨头偷偷地埋到地里以造假坟；有的还装着因挖墓惊动“先祖”而伤心落泪的样子……偌大的500亩土地上出现这种现象，还真有点难以控制。这些人还下决心：“不被认定拿到钱，就决不走！”为达目的，村民们甚至还把海口办事处杨时全等工作人员层层地包围起来，连到吃饭时也难挤出来，院公安处和海口招待所派出多名经济民警去协助工作，也无济于事。为此，海口市公安部门拟派出防暴队维持秩序，但我们考虑到使用武力可能会造成后遗症，而婉言谢绝了。最后，派院校公安处长肖庆云同志，请澄迈县公安局出面帮助。当澄迈县老城镇派出所干警深入有关农村调查后，才揭开了这场造假真相，迁坟中出现的一次又一次的造假和围攻事件，才终于得到平息。

　　八、圈地。建围墙（圈地）前，应先清除在地附着物。城市近郊附着物都较多，我们所征土地就有高低压电线、长短途电话线路、水利渠道、林木、公路、便道和坟墓等。其产权分别属于省市电力公司、省电信局、海南公路局、琼山县交通局和海南化纤厂等单位（部门）。还涉及高坡村、丁村和坡口等村庄的农田和道路。这里头情况复杂，不仅有经济赔偿问题，还有迁出重建的用地等诸多问题。迫于无奈，我们只能面对现实，逐个问题进行谈判、订合同，而后付诸实施。在清除附着物、修路、改道、筑围墙等工作过程中，还出现了打架、推倒围墙、堵路等事端，造成圈地工作步履艰难，进展缓慢。我深感力量单薄，真是“一木难支”。幸好，院内许多有关部门和同志都十分理解征地的重大意义，给予极大的支持，有的还主动出来帮忙，应验了“众擎易举”那句话。例如：陈有海、黄尚华、孙岐志等同志，积极参加了实地测量，反复核准用地面积和围墙走向；陆汉林、王锦华等同志亲临现场，加强管理和监督，保证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陈凯荣、杨时全等同志，深入到农村，认真落实征地安置工作，以安定人心；符永保、张意锦等同志，分别在谈判、选址、测量等活动中，做了大量工作……总之，院内许多同志，只要院领导发话，都能服从工作需要，“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尽心尽力，积极完成组织分配的任务。

　　九、保地。征地工作结束后，1993年又冒出个“海口市路网规划修改，有一大道将从新征土地中间穿过”的新问题。由于在调整后的规划中，道路将占用我们的土地，这样土地将损失40多亩，而且完整的土地将被分割成东西两块，也不好使用了。毋庸置疑，我们立即行动，向市规划部门提出更改规划的要求。王越丰副省长经常与两院探讨海南扶贫工作，与两院交往甚密，对两院怀有特殊感情。他得知此事后，表示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学校吃亏，并积极出面进行疏通。市规划局有关科室同志也深表同情，鼎力相助。经我们苦口婆心地反复说明其利害关系，市政府最后同意取消道路从该地中间穿过的方案，并决定：南侧大道由60米宽改为30米，而西侧大道则由30米调整为40米。这样，两院所征土地不仅免遭损失，反而增加用地面积22.83亩，结果是利多弊少。不利的是：除南侧围墙（约100米）要推倒重建外，政府原颁发的各种图纸、证件、合同、批文等具有产权性质的文书材料，将一律作废，重搞。这种“废旧补新”的工作，涉及的部门多，很麻烦，许多人也都不乐于接受。但我们仍然责无旁贷地抓好重新测量定界、签订合同、绘制图纸、土地使用证申报和更改电脑档案资料等工作，并一级一级地做好报批手续，从而圆满地完成了保地任务。

　　十、结果。就这样，经过一次又一次地求见于省市领导，一遍又一遍地报送各种请示（报告），一个又一个地盖上各种大红公章，闯过了一道又一道变化多端的办事关口，化解了一个又一个复杂的矛盾……最后，我们终于完成了这个颇具戏剧色彩的征地任务。据统计，征用土地473.95亩（其中，实际使用面积473.81亩，代征道路用地36.14亩），使用年限70年；招工安置20人，农转非77人；总地价款632.8万元（其中，农民补偿费568.7万元，国土管理费24.1万元，耕地占用税40万元），共减免近2542万元。据财务部门决算，加上清除在地附着物等费用，共支出656万元（其资金主要来源于海口白坡土地转让费550万元和农业部征地专项拨款100万元）。海口市有关部门为我们两院颁发了《土地使用证》、《土地规划许可证》和红线图等文件，并明文规定了土地使用者：华南热带作物学院、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这为两院热作科教事业发展提供了新的选择。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31:27

　　编者按：此文记述了庞廷祥研究员1960—1965年主持进行《橡胶树割胶肥料试验》，而后进行《优良无性系GT1肥料试验》的背景、目的宗旨、结果及其应用，20世纪70年代积极参与完成粤西局胶园土壤普查、胶树叶片营养诊断施肥方法的推广应用工作，并记述了1985年5月—1986年9月庞廷祥接受粤西农垦局委托，组织领导粤西试验站科技人员努力完成粤西地区和湛江市热带作物区划任务的概况。必须指出的是，1960—1965年在高州团结农场的肥料试验正式开始之前，庞廷祥对粤西北部土壤瘦瘠、水土流失等不利橡胶树生长的情况，以及先前中科院和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合作的施肥试验、以及徐闻试验站与高州团结农场、徐闻五一农场等单位协作所做一些施肥试验的成果，生产中施肥的效应和存在问题等诸方面都做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取得了详细的背景材料，因而使此次试验方案有极强的针对性，试验研究成果对改进和完善粤西垦区北部橡胶树施肥技术有很强的实用性和适用性。庞廷祥在试验中承前启后、紧密结合生产实际、从而解决存在问题的研究思路，值得科技工作者学习借鉴。（杨振堂）

　　　　　　　　　　　　　　　　　　　　　　粤西垦区橡胶树施肥和热作区划

　　　　　　　　　　　　　　　　　　　　　　　　　　　庞廷祥

　　（一）橡胶树施肥试验
　　粤西地区北部其成土母质主要为花岗片麻岩的丘陵红壤，自然植被稀疏，主要是白花草、岗松、芒箕等，表土流失严重，土壤有机质含量约1%～2%，全氮和速效磷不足，土壤瘦瘠，是橡胶树生长的主要限制因素。粤西地区的南部，其成土母质为玄母岩风化的砖红壤，英利、下桥、后塘、愚公楼等地原生植被为次生林区，其他多为高草、灌木，土壤有机质”含量高，一股为3.5%～6%，土层深厚达10米，速效磷极缺，有效钾达70㎎/㎏(不缺)，土壤肥力高，年降雨量1 372毫米，干湿季明显，旱季长达5个月，土壤胶体含量高，林地开垦后地面暴露，土壤水分大量流失，植株经常得不到旺盛生长所需的有效水分，是橡胶生长的不利因素。
　　施肥是橡胶树速生、高产的重要措施，也是胶园土壤改良的基础工作。由于粤西地区南北气候和土壤成土母质不同，中科院土壤研究所副所长李庆逵教授和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黄宗道教授，在总结世界植胶国家的经验基础上，分别在海南、粤西、广西不同类型区布置《橡胶幼树施肥试验》，指定徐闻试验站与高州团结农场(花岗岩片麻岩丘陵红壤)、徐闻五一农场(玄武岩砖红壤区)协作进行以下试验：《氮肥和磷肥的肥效试验》、《石灰肥效试验》、《肥效持续期试验》等，徐闻试验站有吕燧生负责，万国保、刘唯行、黄廷昌、王青干、邓次珍等参加。这些试验结果对橡胶大发展前期国营农场橡胶树施肥措施起到指导、示范重要作用。
　　在丘陵红壤区橡胶幼树施用有机肥和氮、磷肥效果显得十分突出，与不施肥区比较，橡胶树不施肥是不可能成长的，所以施肥在这一土类对橡胶树十分重要。在氮肥中施用5公斤堆肥，其效果比单施氮肥、单施磷肥都好。这些事实说明在丘陵红壤植被稀疏的砂质壤土，有机质含量低，急需进行土壤改良，同时在制造堆肥时，加入一定数量的硫酸铵和磷肥，促使堆肥的腐解作用和提高堆肥的质量是十分有利的。在试验中，施用钾肥对橡胶树高、粗增长无效，但对促进植株的木栓化有效，并可防止黄叶病的发生，同时也验证了过去铲草皮烧灰代钾是得不偿失的措施。
　　在丘陵红壤施用氮肥效果显著，因此有的农场大量施用氮肥，出现氮肥过量，致使可溶性氮积聚在植物组织中。由于铵离子对钾离子吸收的制约作用，1957—1961年不少橡胶农场出现橡胶树缺钾黄叶病的发生，后经增施钾肥，每株单次施硫酸钾0.25公斤、硫酸铵0.5公斤或每株单次施硫酸钾0.75公斤，配合硫酸铵0.5公斤，防止缺钾黄叶病的蔓延。
　　在砖红壤土类，土壤有机质含量高，施用氮、磷肥时，对橡胶幼树生长也有利，在第一年施用磷肥效果特别明显，这与这一土类速效磷极缺是吻合的；但磷肥在土壤中不易被流失，如连续施用也会积聚。因此磷肥可以隔年或适当减量施用。由于1954／1955年冬期华南垦区出现多年不遇的强辐射低温寒害，五一农场试验区寒害造成大部分植株地面部分被冻枯；经处理后复生进行观察，也被迫推迟割胶投产。
　　1960年高州团结农场广沄分场实生树割胶投产。我们于当年布置了《橡胶树割胶肥料试验》，至1965年取得了连续6年的试验结果：
　　1.在丘陵红壤实生割胶树施用氮磷或氮磷钾肥均能显著提高干胶产量，而且其肥效逐年增大，在6年中每年单株施用硫酸铵1公斤，过磷酸钙0.5公斤，硫酸钾0.25公斤，干胶总产量比对照处理增产23%～26%，相当干胶1.54～1.74公斤,即用1元钱的成本（不含工人工资），可增产干胶0.5～1公斤（按每吨干胶出厂价6700元计），经济效益是显著的。
　　2.单施氮肥能显著提高胶乳产量，但干胶含量明显下降；单施磷肥不能提高产量，磷肥的肥效有赖氮肥的配合；氮磷肥配合施用则可获得最大的干胶增产量。
　　3.对开割树施用钾肥的增产作用不明显，但对橡胶树茎围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有利再生皮的生长，可能对防止缺钾黄叶病的发生是有效的。总之，我们从未发现像马来西亚所报导的那种情况——施钾肥对橡胶树有抑制的影响。
　　4.对实生割胶树施肥，应该以增产和橡胶树的健康生长为主，故建议在粤西丘陵红壤每年单株施用有机肥10～15公斤，硫酸铵0．75～1公斤，过磷酸钙0.5公斤，硫酸钾0.15～0.25公斤是比较适合的。
　　以上建议也获得各生产农场的认同和应用。随后我们相继在建设农场、奋勇农场(浅海沉积物风化的赤红壤)协作进行试验，先后开展《优良无性系GTl肥料试验》，试验结果与实生割胶树试验基本一致。
　　(二)胶园土壤普查、胶树叶片营养诊断施肥方法的推广应用
　　20世纪70年代，华南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橡胶研究所总结国外橡胶树叶片营养诊断施肥方法，结合我国历年橡胶施肥试验结果，提出我国橡胶树营养诊断的可行性指标，并在院试验基地开展应用试验，结果对橡胶树增产效果显著。粤西农垦局张子元局长决定在全局橡胶农场推广，1975年在全局生产会议上号召科技人员积极参加。当时已是“文革”后期，我无事可做。我考虑我一向堂堂正正做人，为人民服务没有错。所以，我立即响应张局长的号召，报名参加粤西局胶园土壤普查、胶树营养诊断工作组。当时参加的有10多人。
　　为了推广新技术，必须学习新技术。因而决定将工作组分成胶园土壤普查采样组和营养诊断化验员培训组，分别进行学习和培训的准备工作。参加胶园土壤普查采样组的有甘汝康、傅达芳、陈尚忠、翁其华、陈正华、庞廷祥等。其中，傅达芳同志因工作离不开农垦局科技处外，其他人员集中火星农场学习培训，由甘汝康、庞廷祥组织学习和采样。在农场采样期间，我们工作组的同志都亲临现场协助，抓住农场高、中、低产胶园的代表性；参加营养诊断化验员培训组的有俞勋洪和粤西试验站的李桂生、梁福露、戴梅莲等，由俞勋洪、李桂生负责，重点抓化验技术规范化。2期共培训学员50多人。最后，经过现场测试考核，在当时已有一定条件承担任务的有建设、黎明、火星农场化验室，和粤西试验站农化室共同协作，起了骨干作用。在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于1979年秋完成普查、采样和测试工作，参照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推广的《橡胶树叶片营养诊断平行施肥数据》写出《粤西农垦胶树营养诊断报告》，向农场提出橡胶施肥参考意见，为粤西的橡胶树营养诊断施肥打下基础。
　　(三)粤西地区热带作物区划工作
　　1985年5月，农业部区划办下达粤农垦局承担《粤西地区热带作物区划任务》，粤西试验站接受粤西农垦局的委托，分工由庞廷祥、丘绍先、伦华文、杨华共、张华平、刘振光等，协同湛江市国土局、茂名市国土局区划办开展调查，于1986年3月基本完成外业调查和资料搜集工作；1986年6月，写出《粤西地区热带作物区划》和《湛江市热带作物区划》初稿。然后，邀请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曾友梅教授、陈作泉副研究员、湛江市林业局丁衍畴高级工程师、粤西农垦局科技处王履祥处长，粤西农垦局李伯功工程师、湛江市农专杨堃校长、湛江水电局刘晋任工程师、湛江气象局陶安宝助理工程师等对初稿进行初审，并经过反复修改形成第二稿。1986年9月，由湛江市农业区划委员会陈东主任主持，邀请各市、县农业区划办专家对第二稿进行评审，通过定稿，而后递交粤西农垦局上报，从而完成了粤西地区热带作物区划任务。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31:43

　　编者按：此文记述了1958年至1978年研究所（院）橡胶栽培生态组组建、队伍建设、研究业务范围、研究工作主要经验和成绩。关于橡胶栽培组沿革，这里需要补充说明背景。从1954年至1973年这20年中间，有这么一段曲折复杂的情况：随着形势和任务变化，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院）经历了1958年迁所建院，1965年从研究所规模扩大升格到研究院，1970年8月—1972年12月“文革”中期两院改为兵团热作学校，下设校务部、政治部、教研部。学校成立后，开办各类型短训班，为兵团培养基层技术人员。1972年成立兵团热作研究所，隶属热作学校。尔后，1972年12月、1973年4月又先后分别恢复学院、研究院体制。这中间科研和教学两个系统行政和业务机构1958年5月—1959年6月合在一起；1959年7月以后所院机构分设，研究与教学两个系统的机构逐渐分开，分别成立研究系和教学系。此文说的橡胶栽培组是研究所橡胶栽培研究系的专业组之一，承担其他系和橡胶系其他专业组（如植保系，橡胶系的遗传育种、生理解剖、土壤农化、农业气象等专业组）不研究的橡胶栽培技术研究任务，但也有一小段文字涉及到了1970年8月—1972年12月“文革”中两院改为兵团热作学校时，从两院干部下放劳动的农场抽调回部分原研究所栽培组的科研人员和原学院热作系橡胶栽培组教学人员当教员，以承担短训班的橡胶栽培教学任务的情况，但那时并没有组成橡胶栽培教研组，也没有恢复橡胶栽培生态研究组，而是按学员年级组成立了各科混合的教学队分别包干各年级的培训课程。因此，1970年8月—1972年12月，随着两院改为兵团热作学校，研究所橡胶栽培组也就自然消失了；兵团热作研究所成立后，而代之以教研部中研究所的科研室业务组下设的橡胶育种栽培组。
　　结合上述背景研读此文，我们可以概括出1958—1978年的研究所（院）的橡胶栽培生态组的主要特点是：（1）前身应是研究所培育部生态造林室；（2）研究对象不是一切涉及橡胶树速生高产稳产的栽培技术，只是研究所其他研究系和橡胶系其他专业组不研究的一般实用农业栽培技术；（3）研究的基础是橡胶树生物学特性和我国植胶区的生态环境，从成立的那天起就开展了橡胶树生物学习性研究；（4）研究的目的和宗旨就是为橡胶生产服务，重视研究生产单位提出的技术问题和总结胶园生产实践特别是管养割经验，积极与院内外其他研究单位结合，共同深入植胶区作生态环境、胶园植被、胶园梯田、胶园防护林、胶园集肥施肥、化学除草、橡胶树速生丰产技术等多方面考察调研，共同做试验、搞样板，重视吸纳其他组织的有关研究成果，从而形成比较完整的中国特色橡胶栽培技术体系。（杨振堂）

　　　　　　　　　　　　　　　　　　　　　　　　回忆橡胶栽培生态组
　　　　　　　　　　　　　　　　　　　　　　　　　　　许成文

　　橡胶栽培生态组成立于1958年，是当时华南亚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橡胶系下设的专业组之一，其任务是从事橡胶栽培技术的研究。
　　一、生态栽培组建时我被所长“骂”上台
　　1958年夏初，华南亚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由广州搬迁到橡胶生产基地海南岛儋县那大，大家都挤在联昌试验站（现试验农场一队）。站里原本不多的房子，那里容得下突然而来的那么多人，不少人只好在该站周围橡胶树林间临时搭建的茅草房内。领导也不例外，何康所长全家就住在一间茅草房内。当时，在划拨给研究所的土地中，有一块地原是华侨小农场的，以后命名为宝岛新村。我们就在那里积极建设新房舍。一天晚饭后，我正在利用搬迁时装东西的旧木箱改制胶苗根系观测箱，何康所长来到我们的住处，找我交谈。他讲到，根据新的情况，原在广州时的组织机构已不能适应现在科研工作需要，需立即改变。为此，确定成立橡胶系、热作系、热带农学系、产品加工系、综合技术系和图书情报室等主要研究部门和试验农场，以及组织领导处室、机关后勤部门等。另外积极筹办华南农学院海南分院(即华南热带作物学院的前身)。橡胶系下设遗传育种、生态栽培、土壤农化、农业气象、水保灌溉等6个组，此外，还有气象站、灌溉站等。将试验农场的一队（即联昌站），作为育种组的试验基地；二队为生理割胶组的试验基地，并担负部分养猪种菜后勤任务；三队和苗圃队为栽培组的试验基地；五队为土壤农化组的试验基地。刘松泉教授任育种组组长兼一队的队长，肖敬平教授任生理割胶组组长兼二队队长，黄宗道教授任土壤农化组组长兼五队队长，栽培组组长和三队副队长要我担任。聆听之后，脑子如过电一样有些轰然，深感自己没有这个组织能力，又是党外群众，不掌握党的方针政策，惟恐带不好队伍，事情办砸了，于公于私、对人对己都不好，从心底里不愿意当领导；只盼做一个具体工作人员，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并力争做好，即使在研究岗位上干不好，造成的影响也不会那么大。热作所在广州时期，生态造林室的领导工作，一直是何敬真教授担任的，何老德高望重，是大家敬佩的前辈。为此，我一再坚持并力推仍由何老继续担任橡胶栽培组领导。但何老另有任用——调任热作系主任，兼管植物引种园的工作。我总认为这个担子太重，放在我肩上，很难挺得起，不愿干。何所长对我作了较长时间的说服工作后，看我仍固执无转意，也有些不耐烦了，便很严厉地说：“这是国家给你的责任！”到了此种地步，我还有什么好说呢？只有不情愿地低声回答：“我听从所领导的安排。”他离去时，安慰我说，以后遇到什么难题，随时找领导，我们会帮助你解决的。我这个栽培组长，就是这样被所长“骂”上台的。那一夜，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没能入睡，在发愁，思考着这个组长兼试验队长该怎么当……但始终也没能理出个头绪来。
　　二、人员配备
　　热作所将要搬迁到海南之前一年，1957年初，生态造林室的庞廷祥等调往粤西试验站任副站长，以加强试验站的工作。随所搬迁来海南的原生态造林室的人员，计有何敬真、邓励、王秉忠、陈作泉、单志宜、郑坚瑞、陈有义和我等几个人。新机构成立时，何敬真、邓励、郑坚瑞和陈有义诸位调往热作系和植物引种园，新组建的栽培组只剩下4个人。不久，海口农校当年毕业生有一批分来热作所工作，其中2位分配到栽培组。王秉忠兼任苗圃队队长，而后不久，他和黄守锋、黄理常进住苗圃队，开展橡胶种子和育苗的试验研究工作。陈作泉、单志宜、周经帝和我4人仍留在试验农场一队，开展老胶树根系和覆盖植物（生物学）的试验研究。暑期后，南京林学院毕业生胡耀华分到栽培组工作。以后陆续有森林、生物、农学、农药等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来栽培组工作，以充实和加强栽培组力量。从1958年栽培组成立到1969年“文革”时期所院暂时停办，科教人员下放各农场劳动，接受再教育时，除先后调离栽培组的人员（有单志宜、聂培林、孙英华、雷斌、王秉忠、黄常理）不计外，栽培组实有人元计有陈作泉、胡耀华、黄文正、陈明秀、周裕芳、李国、唐自法、温玉玲、黄守锋、周经地、袁学文、唐辉宇、冯尔圣和我共14人。下放劳动期间及稍后，温玉玲、袁学文和唐辉宇先后病逝，冯尔圣溺亡。他们都是刚出校门不久，要为国家和人民贡献力量时，就不幸过早地夭折了，实在令人惋惜哀痛。
　　1970年，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在原热作学院基础上，创办了兵团热带作物学校，培训各农场选送的职工，特别是城市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学习时间长短不等，一般只有几个月。教员是从下放农场劳动的科技人员陆续抽调回来的。其中，有原栽培组的许成文、王秉忠、胡耀华、黄文正、陈明秀等。以后，陈作泉、唐自法调往外单位，李国去香港定居。1973年4月，恢复研究院体制时，栽培组原有的老人剩下的已不多。好在“长江后浪推前浪”，随着年轻的新生力量不断补充队伍，加强了栽培组的工作。
　　三、研究业务范围
　　广义言之，凡能促使胶树速生、高产、稳产的技术措施，都属于栽培生态组研究的范围，但是由于热作研究所业务机构设有植保系（1959年设立）和橡胶系等，而橡胶系下又分设那么一些专业组，每个系、组都有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和与某些组交叉研究的边缘问题，因而栽培组的研究范围，显然不是上边所说的广义的栽培技术范围，那么究竟是什么呢？概括说来就是其它系、组不研究的栽培技术问题。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1）热区的环境特点与宜胶地选择，林地规划设计和荒地开垦；（2）采种育苗和定植材料的培育技术；（3）种植形式和种植密度；（4）胶园水土保持，包括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5）胶树抗性栽培技术措施，如胶园防护林和修枝整形技术及防寒措施等；（6）胶园植被及其管理，含人工植被和天然植被；（7）老胶园更新技术；（8）其它实用栽培技术，包括定植技术、挖穴压青施肥、深翻改土、死物覆盖等。
　　要栽培好橡胶，对胶树的生物学特性和垦区的生态环境，还必须有全面深刻的了解。在此基础上，选用栽培技术措施，可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栽培组以垦区的生态环境和和橡胶生物学作为基础。自栽培组成立那一天起，就开展橡胶树根系的研究；稍后又开展对胶树叶和种子的研究。
　　育种组郑学勤教授等对胶树的花、花粉和果实发育进行了研究，生理割胶组张耀宗先生等对茎干和树皮进行研究，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把这些成果综合起来，再加上以后栽培组提出划分的橡胶树的年龄阶段，就构成了较为完整的橡胶树生物学雏形。这在1960—1961年何康所长组织领导并亲自参加编写的《中国橡胶栽培学》中已有概述。
　　四、研究工作的主要经验和成绩
　　（一）科学研究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科研为生产服务，互相促进，共同提高
　　科研工作实践应该做到：（1）设立研究课题时，要充分考虑生产的需要；（2）生产发生重大科技问题时，要满腔热情地帮助解决；（3）调查总结生产经验；（4）与生产部门共同搞试验研究；（5）尽可能地接纳研究生产部门提出的重要科技课题；（6）在生产单位布置试验时，超出生产费用的部分，要予以适当补助。热作所下迁到海南橡胶生产基地之初，领导根据当时所院的具体情况，提出“一统、四包、三结合”的方针，即在所院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科研人员包研究、教学、生产和推广，科研、教学和生产相结合。
　　当然，在紧密结合我国生产实际的前提下，还必须了解报道国际上有关热带作物科研与生产动态的信息。20世纪60年代，时任农垦部副部长的刘型同志来所院视察工作，谈到科研要出成果、出人才时说，你们订购了不少中外文书刊，，设有科技情报室，配备有英、法、日语等翻译人才。每月出一本《热带作物译丛》是必要。这很好。但还不够。热带地区绝大多数国家，长期来都是欧美列强的殖民地，他们的科学技术成果，基本上都是用英语或是法语写作发表出版的。科教人员应掌握英语和法语两种文字工具，这样参阅的范围就广了。为此，所院办起了外语学习班，何康所长带头参与，早晚所院一片读书声。
　　(二)内外结合，请进来，走出去，发挥各自所长，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1）1960年初夏，在经济生活非常困难、交通条件也很差的情况下，热作所就组织了主要科技人员，和四省区热作所站的科技骨干共20余人，由何康所长带队，奔赴云南植胶区进行调查研究，历时约2个月，跑遍了云南各橡胶垦区，对云南的植胶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认为云南特别是西双版纳地区，是个很好的植胶基地。各专业写出专题报告，并在此基础上，写出考察总报告。这是首次对云南植胶的综合调研。此后，各专业系、组常组织综合队伍或专业小组去云南进行调研。
　　（2）在调研海南岛不同类型区橡胶农场的杂草杂木时，邀请中科院华南植物所的陈少卿高工和海南岛植物园的钟义先生等植物分类专家参加，所得结果为胶园化学除草提供了基础理论。
　　（3）同云南热作所一起，在西双版纳飞龙农场和温泉农场搞橡胶样板田。与飞龙农场共同总结出“秋季芽接，带干(砧木)过冬，来春寒潮过后锯砧，萌动芽接桩抗旱早定植”的经验，可争取胶苗当年最大生产量，有利苗木越冬；冬后顶蓬叶腋芽抽出分枝，茎干已有足够高度(3米左右)，可避免修芽之劳；也避免用芽接桩定植后，接芽虽活着，但久不抽生；比矮切干芽接苗提早一年定植，且节省苗圃一年的抚管费用，因此很快得到推广。 ’
　　（4）与广东农垦总局李乐平高工等一起调研胶园梯田，与海南分局邓春元高工等一齐调研橡胶速生环境条件，得到有关领导的好评。
　　（5）与粤西站庞廷祥研究员等一同在黎垌农场蹲点搞调研，发现在生长桃金娘、岗松的林地上，用矮切干芽接苗春雨时定植，胶苗当年通常生成6蓬叶，低温旱季前各蓬叶很少脱落，苗高3米左右，林相整齐，生势旺盛，欣欣向荣。这是农场职工在多年生产劳动中，悟出在高温多雨的季节，充分供给胶树生长所需营养，就能促其速生，因此抓集肥、施肥不放。每个抚管工管区，都配有两个带盖的大水缸，采割青材料和收集居民点的人粪尿，沤制水肥。临施前加入适当的氮磷钾化肥，搅拌均匀后分施各胶树，随后盖草或盖土，防止蒸失。从3月到11月，尤其是5—10月，每天就是采集肥源、挑水、沤肥和施肥，劳作不停。每人虽都有垫肩，但两肩还是磨压出老茧来了，但却换来了茁壮成长的胶苗，还是可喜的。
　　（6）与土壤农化组陆行正研究员在五队共同搞“深翻改土与橡胶根系”试验，其结果再次证明深翻改土对橡胶根系的组分、分布、根量和寿命等，都有很大影响。
　　（7）生产建设兵团电告热作所，说是三门坡农场部分胶苗发生“毁灭性病害”，命热作所立即派科技人员前去研究解决。与植保系张开明研究员同往调研。初步结果认为，胶叶变窄、变长和扭曲，是因施肥不当，造成缺锌所致。建议用硫酸锌液喷洒叶面与灌根，新抽叶即恢复正常。
　　（8）胶园防护林经多年台风危害和人为盗伐，造成不同程度的残缺不全，影响防护效果。与气象组郑国光、沙世雄等人去一些农场调研，提出对残缺不全林带处理的标准。
　　(三)调查总结生产经验
　　橡胶农场分布在全国广大的热区，千百万职工整年在进行生产劳动，其经验是丰富多彩的。
　　栽培组把调查总结生产经验，作为主要工作之一，在人力安排和时间分配上，不少于总量的三分之一。
　　（1）20世纪60年代初，栽培组主要力量在东太农场调查总结开割胶园的生产经验。割胶能手黄凤娇的割胶技术特点是“稳、准、轻、快”。她说一早去树位割胶，近午时把收的胶水担送到收胶站。休息到下午3点，再去树位砍草、积肥、施肥，或整理树位，搞树位清洁。她割胶不像归国老侨工罗××，罗的割胶技术高超，能割得很深，只留下一层比纸还薄的水囊皮。可看到皮下木质部的纹理，但不能说他割伤了树，却使以后产量不仅上不去，还会减少。他割的树位割胶一年，就要求调换，但谁也不愿意接割他的树位。要使胶树高产、稳产，除要好好割胶不能乱来外，还要施肥砍草，抚管好胶树。组内有同志把这种情况写信向橡胶系领导作了汇报。去南田农场调研，归国老侨工曾祥虎介绍他的经验说，我割胶时是分别对待的，对为数不多的几棵高产树和特高产树，我则刀下留情，进行浅割，只割掉沙皮或最深只割去少部分黄皮，以资保护。遇到队长检查树位，免不了受批评，说“曾某的树位今天有多少株割的不够深”，殊不知这是我故意浅割保护胶树的。对割线长短不等干涸的胶树，视情况割割停停，如被队长查着了，又不免挨批评，说“曾某的树位今天有多少株树漏割”，其实这是我有意不割，让它们“休养生息”的。到了年底算总账，在完成产胶任务的名单中有我曾某。在增加死皮停割树和增加割线成段干涸树的名册中却没有我。而我割的树位中，原有的死皮树中却有一株恢复了产胶，割线成段干涸树中有几株恢复的全线排胶，因而受到队里表扬。以后调研新星农场先进胶工陈飞燕的经验时，她说为了创高产，放（产量）卫星，特别加强对胶树施肥管理。她的父母是生产队的饲养员，他们把猪牛粪便，除供菜地需要外，剩余的都运到我割胶的树位里，施给胶树。我的抚管水平可以说是队里和场里最高的，老远就可以看到有片胶园翠绿翠绿的，与其它的胶园长得不一样，那就是我的树位。但因不懂产胶道理，以为自己的胶树底子厚，强割没关系。割面涂乙烯利，树头打洞施电石，称为“上帮下促”。不减刀，也不浅割。没多久，胶水变了样，出现胶、水分离，呈豆腐花状。继而割线大段大段不排胶。成了现在这个样。如今明白了施肥抚管是必要的，但施肥再多，抚管再好，也抵挡不住胡乱割胶造成的伤害。“文革”期间，在中兴农场调研时，总辅导员曾××说，当辅导员之前，他承割的树位有几株特高产树，每次割都产胶水一大杯，很想知道它们的产量到底有多高。仔细割，就是越割越深，胶水一次比一次多。这次放上2个胶杯，下次搁上一个大海碗，最后把蒸饭的大饭钵换上去盛胶水。没多久，割线一段一段地干涸，胶水变成豆腐花状，最后，全部死皮停割。就这样，好奇和贪心使我把高产树割成死皮。以上经验表明，要使胶树高产、稳产，必须是好好割胶，保养胶树，施肥抚管，三者缺一不可。何康所长和黄宗道教授把它归纳为“管养割”相结合的割胶法则，十分切题。
　　（2）在海南岛蹲点调研，无意中发现一片PR107林地，几乎没有缺株，大小也差不离，树皮完好，光洁润泽，特别招人喜爱。不像RRIM600等其它品系林地，受台风影响有断倒缺株，寒流年份会造成割面破皮流胶，形成大小不等的胶垫。后在保显农场调研，也见到PR107林地，完整无缺，林相整齐，生长茁壮。保国农场附近种植的PR107林地，也同样完整无缺，而近旁的PB86林地却残缺不齐。两相比较，相差悬殊。儋县是海南重要植胶区之一。所院试验农场种有RRIM600、PR107及其它品系的林地。RRIM600林段受台风危害有断倒残缺株，寒流年份即遭受寒害。而PR107林地，既无风害，割面也无寒害；只是在出现倒春寒的年份，新抽生的幼嫩芽叶，和其它品系一样，会受冻枯萎。RRIM600的产量比PR107高1～2个等级，但就单位面积产量而言，RRIM600并不比PR107高，在很多情况下还要低些。这是由于PR107林地上有效割株比RRIM600林地的多。因此，在海南西北部植胶区应适当提高PR107的种植比重。把这种情况告诉了生产部门的同行，他们乍一听，半信半疑。通过再查，才确认这一事实。
　　（四）积极吸纳其它单位和别人的成果，补充提高自己
　　（1）更新橡胶林地残留的胶树树桩和森林地砍岜烧后未进行全垦，残留下一些杂木树桩，它们都可能染有根病，成为新植胶树根病的传染源。植保系利用化学药剂（除草剂）来毒杀这些树桩，使其尽快死亡和腐烂，减少和消灭根病的传染源，获得良好成效。毒杀树桩是栽培组胶园化学除草的内容之一，吸纳植保所这项成果，验证和补充自己的试验结果。
（2）土壤农化组为保护和培肥胶园地力，也种豆科覆盖植物。它设有化学分析实验室，对不同生长龄段的覆盖植物所含养分，可及时进行分析，测得化验数据。覆盖植物是胶园植被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吸纳这些数据，正好补充自己的不足。
　　（3）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遗传育种组就提出“划分胶树生长类型区”。1960—1970年改为“划分环境条件类型区”或“划分生态环境类型区”，与生产部门一同把全国各省（区）的植胶区，依据胶树受寒害或风害轻重程度和发生概率，划分为21个中区，每个中区范围内依地形地势，主要是坡向、坡度和坡位，再划分为小区。根据中小区的特点，配置品系，采用相应的栽培措施，简称为“环境、品系、措施三对口”，实际成为栽培组以生态环境和胶树生物学特征为基础，研究实用栽培技术提法的具体表述。林业方面提出的“适地、适树、适法”营林法也是这个意思。
　　必须指出，吸纳他人的成果，一定要尊重他人的劳动和具体成果的权利，否则就不免有抄袭、剽窃之嫌了。

　　最后，再写一个思考已久的问题，供参考。
　　胶树速生、高产、稳产，需要一整套实用栽培技术措施来保证。在热作所这套技术是由分设的各专业研究单位分头研究完成的；由谁或哪个单位来抓总，把这些分散的实用栽培技术有机地综合成一整套完整的措施，一直没有明确。环视各专业组，栽培组担当此任务似比较合适。由于未明确，栽培组当然也不便把手伸得太长。1960—1961年，由何康所长主持并亲自参加编写的《中国橡胶栽培学》，首次把橡胶栽培技术汇总起来了。1978年和1990年由热作学院栽培系为主，编写了《橡胶栽培学》第一版和第二版，分别汇集了当时的科研成果和生产经验，代表当时的科技和生产水平，但同时橡胶病虫害防治和橡胶育种的内容却各自成书，又从橡胶栽培学中抽出去了。为此，建议如下：
　　1.尽早明确由谁或哪个单位把各专业研究部门提出的橡胶栽培技术，有机综合成一套完整的实用栽培技术；
　　2.橡胶栽培技术似应涵盖橡胶病虫害防治和橡胶育种这两个重要方面内容，应从栽培技术角度要求来写，而不是从学科角度去写；
　　3.《橡胶栽培学》应该基本定型，以后每次增订只需增加新内容，删除过时的东西，编写框架不应有大变动；
　　4.《橡胶栽培学》是为高等院校师生教学用书，而不便于橡胶生产工人和胶农学习应用；应在每次增订后新版的基础上精简浓缩内容，写成栽培技术规程型的《栽培技术手册》，印发各橡胶垦区的生产职工和农村胶农，人手一册，作为贯彻落实技术措施的指南。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32:02

　　编者按：我国橡胶机械化的科学研究始于1954年末，华南热带林业科学研究所改名为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后。那时根据1954年8月中国科学院和林业部联合召开的特种林业工作会议的要求，研究所专业机构增设热带经济作物和热带作物机械化两个研究组。1959年2月广东省委将华南热作所全部农业机械研究人员，调广东省农垦厅与该厅的有关农机人员合并起来组建成热带作物机械研究所，隶属广东省农垦厅。1964年改直属农垦部。1965年华南亚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改为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时，又划归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随着形势和任务变化，适应橡胶热作机械化的需要，农机科研人员不断研制出了一些适用的橡胶热作生产的机具，在大幅度提高橡胶生产的劳动生产率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橡胶机械化是新中国天然橡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到今年8月份，虽经多方约稿，仍未收到有关回忆录，我不免有些遗憾。为弥补空缺，再次求助于原两院副院长、原热机所党委书记谢发成同志。此文就是谢副院长应我们的要求，于8月份赴湛江召集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业机械研究所新老领导成员集体讨论后，由他执笔写成的。（杨振堂）

　　橡胶和热带作物机械化的回顾与展望

　　连士华谢发成吴涤非陈剑豪张劲邓干然李明福

　　（谢发成执笔）

　　我国橡胶和热带作物机械化，走过了50多年的历程。这既是一条不平坦的路，崎岖坎坷，迂回曲折，也是一条不平凡的路，历尽艰辛，结满硕果。回顾过去，成就斐然，令人欣慰，无怨无悔；展望未来，前途光明，心潮澎湃，信心十足。

　　回顾

　　随着橡胶和热带作物事业的迅速发展，大规模的生产需要农业机械化来装备。20世纪50年代初期，大力发展橡胶和热带作物种植业，开始从苏联引进了拖拉机和配套机械装备。为了适应生产发展需要，广东省政府于1959年2月组建广东省热带作物机械研究所。1964年经国家科委批准，扩建为华南热带作物机械化研究所，直属农垦部，并从广州瘦狗岭搬迁到湛江湖光岩。1965年划归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1994年更名为华南热带农业机械研究所，2002年又更名为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业机械研究所（下称研究所）。是从事热带农业机械装备研究的专业研究所。

　　1965年，研究所吸收了一批大学毕业生，壮大了科研队伍。研究所认真贯彻党的“科学研究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为当前当地的生产服务。科技人员下楼出院，上样板，到生产第一线去蹲点，搞试验、示范、推广。当时的环境条件差，科学试验的条件也差，工作辛苦，生活困苦。但丝毫没有影响科技人员搞试验研究的工作热情，没有动摇他们为实现橡胶和热带作物机械化而努力奋斗的信心和决心。新老科技人员能够团结协作，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早日实现我国橡胶和热带作物机械化，而夜以继日，忘我地进行试验研究。

　　20世纪60年代，研究所的科技人员在总结华南垦区引进国外农业机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坚持选、改、创原则，即对国外的农机具工作原理和技术进行消化后，有选择地吸收，结合本国橡胶和热带作物的生产实际，对国外引进的农机具进行改造和改进；同时，根据华南垦区生产需要，重新设计制造新型的农机具。并在生产中反复进行试验，然后定型生产。研究所总结国营龙江农场万亩杂木林地和湛江国营建设农场万苗山的机械化开荒种植橡胶的经验，先后设计制造了与国产履带式拖拉机东方红-54（75）型配套的机具有：挖根机、清山机、搂根机、推土机和WD80挖穴机，与国产轮式拖拉机丰收-35型配套的W80C型挖穴机，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这些机具在热带、亚热带地区杂木林地、丘陵山地的开垦造田中得到广泛应用，有些机具曾作为援外项目出口到非洲。

　　随着我国橡胶种植业的发展，到了20世纪70年代，田间抚育管理作业（橡胶树的修枝整形、田间松土除草、挖穴开沟施肥、采胶和胶水运输、防治病虫害等）急需机械化。研究所的科技人员急生产之所急，先后研制了配套于国产上海-50轮式拖拉机的农机具W45D型双钻头挖穴机、3ZO.6型自动避让松土除草机、3GS-8型修枝整形机；配套于工农10型手扶拖拉机的有：C-0.6型铲草积肥机、3YJ-Z型烟雾植保机、7J-6型胶水运输车。在采胶工具方面，参加湛江农垦局攻关组，研制了ZC（ZY）-1.8型针刺采胶器，该产品获广东省科技革新奖。这些机械在橡胶田间管理作业中广泛应用，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降低了橡胶的生产成本。在剑麻田间作业机械方面，研制出2Q-3型剑麻起苗机，并在垦区推广应用。

　　1982年，研究所又吸收了几十名大学毕业生进一步壮大和发展了科技队伍，为橡胶和热带作物机械化研究增加了一批生力军。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国50年代初期种植的橡胶园陆续到了更新期。这个时期，研究所重点研究橡胶园更新机具与成套设备的推广应用。先后在国营南茂农场和广东湛江国营五一农场召开了胶园更新机械化现场会。然后，研究所的科技人员带着样机到湛江和海南有胶园更新的农场进行试验、示范、推广。湛江国营黎明农场、建设农场进行了胶园更新机械化作业，效果很好。当时推广应用的农机具有YB-50型液压拔树机、TW-3型推树挖根机、W75X型挖穴机。在热带作物机械化方面，进行了喷滴灌溉技术的应用研究，开展了椰奶加工工艺及配套设备、胡椒鲜果加工成套机械设备、咖啡湿法加工工艺及配套设备的研究。

　　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国营农场管理体制发生改变，从集中经营向单户分散经营转变，对于橡胶和热带作物机械的要求也随之发生变化。研究所及时调整了科研的方向任务，重点研究成功和推广了咖啡湿法加工工艺及配套设备，获海南省科技成果二等奖。先后推广了4条生产线和关键设备，加工出来的咖啡豆被雀巢公司选用，替代进口的咖啡豆。完成了农业部“九五”重点科研项目《菠萝叶纤维提取工艺及配套设备研究》。开展龙眼肉加工工艺及配套设备研究，热带农业废弃物（菠萝叶、香蕉茎干、甘蔗叶等）的综合利用研究。

　　2000年以来，研究所主要开展热带农业废弃物（菠萝叶、香蕉茎干、甘蔗叶等）的综合利用技术与机械设备的研究。研究开发了菠萝叶渣，生产饲料、沼气、有机肥技术。研制了小型菠萝叶刮麻机、打包机，香蕉茎干切割破片机、刮麻机，甘蔗叶粉碎回田机。开展了菠萝叶纤维深加工技术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将可实现废弃物资源的有效利用，推动热带农业可持续发展。

　　由于研究所科研人员的刻苦钻研，攻破了一道道技术难关，在热作垦区科技人员和职工的协助支持下，研究所自成立以来，共取得了48项科研成果，其中，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项，省部级成果奖10多项，实用新型专利11项。还有一些成果获得地区和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奖励。发表研究论文共400多篇。这些成果大部分已在生产上推广应用，为我国热带农业和热带垦区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依托研究所的农业部热作机械质量监督检测中心，1994年通过认证以来，承担华南5省区天然橡胶初加工机械8种类型、剑麻加工机械9种类型，以及胡椒、咖啡、椰子、龙眼、芒果、饲料等的加工机械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任务并承担行业监督抽查、产品评优检测、新产品委托检测、科研成果鉴定检测等多种任务。制（修）定行业标准36项，促进了热作机械行业的健康发展。

　　回顾50多年我国橡胶和热带作物机械化的历程，我们清楚地看到，每项科研成果都渗透着科研人员的血和汗，都凝结着科研人员的聪明和智慧。他们为橡胶和热带作物机械化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将永远载入中国热带农业发展的史册。

　　展望

　　人们从我国橡胶和热作机械化50多年的历程中，深刻地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发达国家的历史证明，农业机械化是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热带农业装备是热带农业生产的重要手段，加快热带农业的装备的研发与推广应用，是改善热带农业条件，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热作产品国际竞争力，推进热带农业现代化的重大举措。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主要标志，是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

　　人们也从我国橡胶和热带作物机械化50多年的历程中，清楚地看到它未来的光明前景。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劳动力进一步向城镇和工业转移，热带农业生产劳动紧张的局面将更加严峻。可以预见，在这段时期内，如果不能大幅度提高热带农业的机械化水平和装备的应用率，我国的热带农业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热带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生产结构的调整优化，农业集约化、规模化经营和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也对热带农业机械化新技术新装备提出了非常迫切的要求。如果这些需求无法有效满足，必将制约热带农业发展。因此，这两方面都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带来了机遇，创造了条件。

　　我们的研究所，作为全国唯一的热带农业机械装备的专业研究所，肩负着为全国热带农业生产提供机械化技术和装备的使命。为了适应我国热带农业发展的需要，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研究所对未来15年（2006-2020年）的发展制定了规划。

　　发展定位：建设以发展热带农业装备为核心，包含热带农业机械化、热带农产品初加工、热带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热带农业机械标准化和产品质量监督为主要研究领域的综合性农业机械化研究所。从事公益性热带农业工程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创新性研究。打造我国热带农业工程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技术培训和科技推广的核心基地。

　　发展思路：大力加强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和创新基础条件建设，逐步建立一支高水平的技术创新研究团队。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采取技术创新试验、示范等措施，促进基础性、关键性、公益性热带农业机械的科学研究和先进适用热带农业机具的推广应用。完成一批先进适用的热带农业机械技术和装备的研制，增强热带农业装备的科技创新和科技服务能力，使研究所成为中国现代热带农业机械化技术与装备的骨干研究机构。为推进热带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改善热带农村生态环境，实现热带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提高我国热带农业国际竞争力提供坚实的技术和装备保障。

　　发展目标：①建立一支强大的科技创新人才队伍；②完善研究工作条件，配置技术先进，性能良好、稳定，配套较为齐全的科研仪器设备和设施；③创新能力显着增强；④发展科技创新条件平台；⑤人才培训能力明显加强；⑥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进一步提升。

　　研究领域：①热带农业机械化技术与装备；②热带农产品初加工工艺技术与装备；⑧热带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④热带农作物纤维开发工艺技术；⑤热带农业装备标准化质量检测；⑥热带标准农业生产技术与装备；⑦热带设施农业技术；⑧热带生物能源技术。

　　展望未来，前途光明，任重道远。

　　200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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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橡胶事业”回忆录

“天然橡胶事业”回忆录70——所院副食品农场创建纪实

“天然橡胶事业”回忆录71——橡胶树北移研究的回忆

“天然橡胶事业”回忆录72——“川军”入粤记

“天然橡胶事业”回忆录73——回忆与乐天宇、何敬真教授一起为天然橡胶事业奋斗的历程

“天然橡胶事业”回忆录74——粤西北部丘陵红壤胶园土壤改良样板工作的记述

“天然橡胶事业”回忆录75——天然橡胶与热作两院

“天然橡胶事业”回忆录76——两院在海口征地

“天然橡胶事业”回忆录77——粤西垦区橡胶树施肥和热作区划

“天然橡胶事业”回忆录78——回忆橡胶栽培生态组

“天然橡胶事业”回忆录79——橡胶和热带作物机械化的回顾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