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然橡胶事业”回忆录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20:09

　　居住在广州的原华南垦殖局计划处、生产处的离退休干部，于20世纪90年代，自发地组织每年举行一次广州叙会。后来广州农垦老同志闻知者纷纷不断地加入，于是叙会人数逐年增加；组织者虽有压力，但理解大家深厚的农垦情怀，纵然组织叙会是件疲于奔命的差事，但邝锡乾、范长园、蔡天泽、李焕才、邝钧陶、李海潮、杨家秋和俆元文等几位热心的组织者还是想方设法为大家创造个见面和倾心叙谈的机会。这样，参加人数最多时，达两三百人。其中也有原两院的人，如于光夫妇，陈枫夫妇，吴修一夫妇，项斯桂夫妇，贺鹰抟夫妇，陈长辉和我，等等。
　　后来，由于组织者多数逐渐年事已高，他们感到力不从心，难以为继，所以到2001年第10次叙会时，无奈地宣布：“广东农垦老同事每年一次的叙会已是第10次了，考虑到多方面的原因，以后不再统一组织。现印发《通讯录》，让大家各自组合活动。”
　　第10次叙会，适逢华南垦殖局成立50周年；大会组织者，制作了一个极具纪念意义的精美纪念品送给大家（见图），做到了善始善终。
　　尽管叙会此后不再统一组织了，弹指间又过了五六个春秋了，但大家那深厚的农垦情怀始终不会随时光消逝而消失，大家心中仍然保持着不解的农垦情结！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20:22

　　编者按：胡奇，现年84岁。中共党员。1949年9月参加湖北人民大学干部训练班学习，1949年11月调入湖北农学院（1952年改华中农学院）学习。1951—1952年，任湖北农学院职工业余学校校长。1952年9月—1956年在海南垦殖分局生产技术处育种科任技术员。1955年2月—1956年受单位派遣跟随苏联遗传育种专家叶尔马可夫学习，参加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遗传育种室（第5室）课题研究工作并跟班学习。1957年调入华南亚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工作。曾任院校长办公室秘书。1987年5月离休。
　　20世纪50年代学术界关于海南第一次引种橡胶进行生产性种植的种源及其时间和引种人的问题，众说纷纭、观点各异，又缺乏可靠资料作证据进行鉴别，因而无法定论。胡奇根据研究所橡胶树产胶遗传规律课题组的决定，在承担多种工作任务而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对此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历时1年多，行程1000余公里，调查访问的单位和个人家庭20多个，查阅摘抄原始资料30多本（篇）；在详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经科学分析论证，终于取得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从而为课题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参考依据。此外，20世纪60年代，鉴于“大跃进”期间，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垦荒植胶破坏生态的严重教训，为建立我国天然橡胶林生态系统，热作研究所橡胶系在试验场三队进行了胶园林网化、覆盖化、良种化的试验。胡奇参与了其中的胶园覆盖化试验。经过10年多一点时间的艰苦努力，所有试验均取得了圆满成功。并建成了合乎标准的胶林生态平衡的示范样板——这是当时植胶垦区的一大亮点。全国众多专家学者以及高级领导人都慕名前来参观考察，无不为之点头称道，从而为平息20世纪80年代初期全国一度掀起的反对华南农垦毁林植胶、破坏生态的风波，起到重要作用。胡奇撰写的《忆往昔从事橡胶工作的片段》《忆胶园覆盖化研究》分别具体记述了这两个事件中的一些重要的片断。（杨振堂）

　　　　　　　　　　　　　　　　　　　　忆往昔从事橡胶工作的片段
　　　　　　　　　　　　　　　——我是怎样研究海南最早生产性种植橡胶的种源问题的
　　　　　　　　　　　　　　　　　　　　　　　　　　　胡奇

　　一、跟随徐广泽学习橡胶选育种工作
　　1952年10月，我被分配的华南垦殖局海南垦殖分局生产技术处育种科任技术员。
　　在海南垦殖分局2年半的工作中，尤其是1954—1955年,在徐广泽工程师（出生于马来西亚，幼年回国学习，1937年中大农学院毕业后又到马来西亚从事橡胶栽培与育种研究近10年，1946年再回国于中大农学院任教，1954年主动要求调到海南垦殖分局工作）的亲自领导与指导下，我参加过橡胶育种苗圃、橡胶育种站的筹建、橡胶育苗、芽接，以及优良母树的普查与精密鉴定等部分工作。所谓普查与精密鉴定，即首先发动广大胶工自报各自割胶树位的高产单株，初入选者再挂牌记录每割次的乳胶产量，每月上中下旬测定干胶含量3次，再折算每月的干胶产量，年终总评。几年后入选者再用其芽条芽接，建立无性系比区；或用其做母本，进行有性杂交，取得杂交种子建立有性系比区（这一部分我尚未参与就赴研究所学习了）。经过这一系列工作，我对橡胶选育种有了一点点肤浅的感性知识，尽管这只是随工作需要而进行的零星实践而已，尚未系统化，但对于一个对橡胶选育种工作完全陌生与无知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开端和启迪。

　　二、到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学习橡胶选育种科学技术
　　1955年3月初，我被本单位派到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前身）跟随苏联专家叶尔马可夫学习橡胶选育种科学技术；也就是离岗带薪进修，人事工资关系仍保留在海南垦殖分局。
　　到达热作所遗传育种室（第5室）后，立即被安排到《橡胶树产胶遗传规律研究》课题组跟班学习。这个课题是苏联专家主持、副所长彭光钦先生为副主持的《第一综合研究题》中的一个分课题（除第5室外，1，2，3室也各有一个分课题）。《第一综合题》是属培育部的，课题主要负责人是黄宗道（2室）与邓励（1室）两位本所专家。我被指定为这两位专家的助理，具体任务是：负责与生产部门（垦殖局与垦殖场）联系借调参试人员，其中，技术员10人、技工30余人，其工资由热林所支付，人事关系保留在原单位；培训参试人员并负责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负责各试点的选点、点上工作人员的工作与生活安排；带领参试人员到试区内为植株编号，等等。因此，担子实在不轻。
　　解放初期，为颂扬爱国华侨对发展祖国橡胶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同时号召与鼓励广大群众投身到橡胶大发展的建设事业中来，有关领导人及学者纷纷发表讲话及文章。但他们提到引种海南的橡胶的种源时，有的说来自马来西亚，有的则说来自爪哇……其说法不一；关于引种的最早时间，其说法差异更大，有的说最早引种是1902年（如广东省府办公室行政处长郑天保1952年1月21日在《南方日报》上发表的《元旦广播词》），而多数学者则说是在1910年（如粤府省主席陈铭枢等著《海南岛志》及其他人的著作），还有说是其他年代的……至于第一个引种人，有的说是何麟书，也有人说是曾金城……

　　三、开展深入调查海南最早生产性种植橡胶种源问题
　　当时热带作物研究所橡胶育种研究工作刚起步，一切得从零开始，因而对搞清楚海南橡胶的种源极为重视。为了科研工作需要，研究室与课题组把这件事提到议事日程。记得有一天，本课题组在研讨如何深入进行课题准备工作时，有人提出，要做好橡胶的选育种工作，尤其有性杂交与产胶遗传规律的研究，必须首先弄清橡胶的种源。当时与会的所部老科研人员杨裕河，立即把他于1953—1954年在本所资料档案室查阅收集到的一份《橡胶树在世界各地（含海南）引种》的文献资料提供了出来。经会议认真讨论分析认为，现有的资料对于种源等我们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仍没有定论。会议作出再做一次深入调查的决定。同时认为所急需的种源资料与本课题开展密切相关。会议决定把这个“深调”任务交给我去完成。这样一来，我既要参与并保证做好《第一综合研究课题》的借调参试人员、培训参试人员及选点等繁重工作，又要按时做好本课题研究的准备工作，还要同步进行“深调”任务。时间紧、任务重，经反复思考决定采取“三管齐下”的办法：（一）在试点上工作时，“挤时”就近做“深调”；（二）有空闲时“抢时”远程做“深调”；（三）回所休整时“争时”（争分夺秒）或做室内资料查阅，或就近在广州做“深调”，或整理“深调”资料，等等。
　　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我到海南地区与本所资料档案馆（室）查阅（摘抄）文献资料约30多本（篇）。特别是跑到有关企业单位和企业家的家里进行访问调研，并获得了一批企业合约（如侨植生厂合约等）、企业股份簿（琼安垦务有限公司股份簿）以及企业家的个人自传（如曾金城自传）等原始资料。此段时间总计行程约1000余公里，访问调查的单位及个人的家庭20余个，摘抄原始资料10余件。
　　主要资料搜集来了，下一步就是整理与分析。前后共约花费一个多月时间，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原则进行整理、比较与研究，最后把儋县（今儋州市）那大片面积最大而著名的侨植与天任等胶园，按母子（种源）关系、以创办年代为序，编成2个系列表，让人一目了然；同时写了一篇题为《关于橡胶树在我国（应是在海南）引种历史上的两个问题》论文，发表在《热带作物研究通讯》1957年2月创刊号上。
　　我在该文中，经过论证，明确肯定：1906年由马来西亚华侨何麟书把三叶橡胶带回祖国，种植在海南乐会县（今琼海市）崇文乡合口湾（今东太农场坡塘区18队），即著名的琼安胶园，开创了大面积种植橡胶成功的先河。从而，首先真正搞清了海南生产性种植橡胶最早引种时间及其来源和引种人，澄清了各种不足为凭的传说——这算是我对橡胶事业做出的较大贡献吧！

　　20世纪50年代初，海南的老胶园还处在四周原始森林包围之中。湿度很大，蚊虫很多，山蚂蝗也多。胶工们每天凌晨进胶园割胶时，头部必须包上毛巾（只留出双眼）以防蚊子叮，脚上必须穿上外涂肥皂的长筒水鞋以防山蚂蝗咬。若被疟蚊叮了，则极有可能发生恶性疟疾，这就有生命危险；如被山蚂蟥咬住了，则吸饱了血才会落下，且伤口几天流血不止。为了完成科研工作任务，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共产党员、又是一个小头目的我，不管当时环境多么险恶，也无所畏惧，经常甚至每天都深入到胶园工作。我就这样坚持了近3年的野外作业，基本完成了组织上交给我的全部任务，直到1958年秋被政治风浪冲击下海。但多年来并未被惊涛骇浪所淹没，而最终又爬了上来。这也是一大幸事了！

　　　　　　　　　　　　　　　　　　　　　　　　　　　　　　　　　　　　　　　2006年5月5日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21:41

　　20世纪60年代初，中央针对国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根据“八字方针”，结合天然橡胶栽培生产实际，农垦部要求实现胶园“四化”，即良种化、林网化、梯田化和覆盖化。当时我院校橡胶所在试验场三队，先后以苗圃地与第二代更新胶园（三队七线八线的几个林段）建立示范基地。示范基地以全新的设计方案进行，要求块块胶园林网化（园地四周种植优良速生的防护林）、全部胶园覆盖化（园地地面种植优良覆盖作物与胶行盖草）、株株胶树良种化（全部种植国外优良无性系——PR107）；由于试验地为平地，故没有梯田化的要求。这里只着重忆述我亲自参与过的胶园覆盖化的试验情况。
　　试验的目的是：防止胶园土壤冲刷，保持胶园土壤水分，培肥胶园土壤（增进胶园土壤中的地表植物枯枝落叶中的腐殖质肥与植物地下根瘤菌的固氮肥），促进胶树速生快长，尽早实现胶林新的生态平衡；同时，还可大大减免胶园除草控萌等繁重劳动。试验内容包括活覆盖试验和死覆盖试验。活覆盖试验（即覆盖作物种植与效应试验）分两步走：第一步，以从国内外引进的豆科与禾本科覆盖植物，如毛蔓豆、蝴蝶豆、爪哇葛藤和象草等20多种作物（作物名称附后）为材料，进行小区试验；第二步，将初选的优良覆盖作物再种植在新垦胶园的胶树行间，做中间试验，以筛选出最优良的覆盖作物品种应用到生产上，进行大面积推广。死覆盖试验的方法是：将割下的覆盖作物及其他胶林内外杂草、杂木的枝叶覆盖到胶行上，以减少土壤水分蒸发，培肥土壤；覆盖厚度一般为20厘米左右，覆盖宽度一般为1～1.5米；常年保持这一覆盖水平。
　　试验观察、观测的项目有：（一）各种覆盖作物的生物学习性、生长速度、生长厚度（或高度）、荫蔽度与年终的鲜、干重等；（二）各种覆盖作物或死覆盖下不同层次土壤的含水量、土壤温度、土壤营养以及橡胶树不同种植形式、密度（郁闭度）下地被物的自然演变等。
　　本试验的观察、观测作业，绝大部分在野外进行，这就要求我们无论白天黑夜、酷暑严冬，还是狂风暴雨，都得按作业计划规定的时间、地点去完成。炎热的夏天，我们参加试验的科技人员和技工，经常在地表温度高达40～50 ℃时到试验地蹲下来或弯着腰，观察地温、测量覆盖作物生长量等；有时还要用土钻，在坚硬的地上分层钻取土壤样本。这会令人汗流浃背、衣襟湿透，甚至闷热心慌、呼吸困难；个别也有中暑现象发生……就这样，在橡胶所党政领导的关怀与高级专家的亲自指导下，经过10年多一些时间的艰苦努力，我们新一代胶园的覆盖化连同其他几个“化”的试验都完全成功了——建成了全新的、具有极大说服力的胶林生态平衡的样板；好一派林荫如画、高标准、高质量的“四化”胶园景象呈现在世人面前！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全国范围掀起一股反对华南农垦毁林植胶，严重破坏生态平衡的巨大浪潮。我们新一代“四化”胶园的建立正好为平息这股浪潮起了重要作用。——那时，经常有从各地组团来考察、参观访问的专家、学者，乃至高级领导，当他们察看了胶林“四化”现场，同时倾听了我们现场解说后，都无不点头称道。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他们对于植胶会破坏生态平衡问题的莫大疑虑。这也算是我们为把天然橡胶事业推向前进贡献了绵薄之力吧！
　　在辛勤地进行试验观察过程中，也意外地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生命现象，如发现有些攀援植物，在生长旺盛时期，其头部或顶部会时时四面八方不停地摆动，以寻找赖以攀缘向上的依托物。这真是天性啊！至今忆起，也总是回味无穷！
　　附试验覆盖作物名称：毛蔓豆、蝴蝶豆、四棱豆、狗爪豆、矮刀豆、无剌含羞草、柱花草、巴西苜蓿、爪哇葛藤、猪屎豆、木豆、白花灰叶豆、黄花灰叶豆、坚尼草、危地马拉草、象草等20多种。

　　　　　　　　　　　　　　　　　　　　　　　　　　　　　　　　　　2006年8月1日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22:02

　　编者按：黄圣明，教授，现年67岁。1964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土化系农药专业，分配到华南热带作物学院任教。2002年9月退休。曾任环境学系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长期从事热带作物化学保护、农药应用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讲授《植物化学保护》《杀虫剂毒理》《杀菌剂作用原理》《环境毒理》等课程。指导研究生、本科生撰写学位论文和毕业论文。参加编写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材《热带作物病虫害防治学》，自编《环境毒理》等教材。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热带果实病原真菌对采后处理杀菌剂抗药性的研究》，参加农业部和本院校下达的《热带作物病虫害防治和植物生长调节剂的应用》等课题研究。在国内试制乙烯利首先获得成功，为进行橡胶树刺激增产，做了开创性工作。参与《橡胶树化学刺激，产胶动态分析，割胶新制度》的研究，成果获国家科委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参加《胡椒瘟病防治》研究，成果获1980年农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参加《芒果综合保鲜》研究，成果获1992年海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乙烯利刺激割胶新制度研究》是一个产生巨大经济效益，影响深远，包括乙烯利试制、乙烯利刺激产胶动态分析、割胶新制度研制三个组成部分的课题，我们重视征集记述这一课题研究的回忆录。在前面已刊登过肖敬平的《宝岛往事》一文的第2部分“乙烯利刺激采胶的故事”，现在又刊登黄圣明的《乙烯利试制研究回顾》一文。这两篇内容并不重复，前者记述化学刺激产胶和割胶新制度试验，而后者报道乙烯利试制研究。从课题研究过程看，乙烯利试制在前，而乙烯利刺激产胶动态分析和割胶新制度试验则在其后。因此，把这两篇结合起来阅读，就可以比较全面完整地了解乙烯利刺激割胶新制度研究全过程，以及参与研究的有关科技人员尤其是主要成员所做的贡献。（杨振堂）

　　　　　　　　　　　　　　　　　　　　　　　　　乙烯利试制研究的回顾
　　　　　　　　　　　　　　　　　　　　　　　　　　　　　黄圣明

　　“文化大革命”期间，1970年农垦部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取消了，广大的科技工作者被下放到农场接受“再教育”，一切科研工作都停止了。
1971年，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开始筹建兵团热带作物研究所工作，从农场抽调首批在下面锻炼表现突出的同志回到宝岛新村。对于在新的形势下，科学研究应当如何开展，大家都心中无数。记得当时在回来的人员中，组织学习，黄圣明任学习组组长，邢贻藏为副组长。还开展了对所谓“下放空虚论”观点的大讨论，以求统一思想，调动积极性，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1971年3月，由当时的黄星五政委从香港获得2瓶乙烯利开始，进行乙烯利刺激橡胶增产的科学试验。其中，一瓶放在试验场，进行田间药效试验；另一瓶放在研究所室内进行乙烯利试制研究。抽调了黎仕钊（原学院老师）、罗科、杜树荣等一批化学、有机化学、天然有机化学基础较好的同志组成研究小组，开始了室内乙烯利的试制研究。由于当时是“文革”期间，各方面条件都很差，工作起来困难不少，……在室内进行试制工作的好些同志陆续离开研究小组，最后仅剩黎仕钊一人。在他的建议下，黄圣明参加了此项研究工作。黄圣明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农药专业，在元素化学的磷有机化学方面有较好的基础，并在中国农科院农药室进行过有机磷农药的合成研究，撰写了有关研究的毕业论文，有一定的农药合成基础。在和张开时出差兴隆农场调查橡胶病害回所后，和黎仕钊共同努力，查找资料，特别是从湛江加工所获得了关键性的资料，进行原料提纯等经多次试验，反复修改试验方案进行研究，终于在室内成功地试制出乙烯利。这在当时国内乙烯利试制研究领域尚属首创。
　　经赵勤修进行层析分析，结果表明我们研制的乙烯利与国外的乙烯利的主要成分完全相同。后来由刘崇禧、叶欣权（原学院老师）等组织生产乙烯利，专门派人到广州采购原料，一些化学危险品，都是科研人员肩挑上船的；董建华老师（原学院老师）也参加合成乙烯利的原料提纯工作。于是，开始了乙烯利的加班生产。当时，由于研究工作紧张繁忙，无暇他顾，黄圣明等人佩戴的不锈钢表带都生锈了。
　　经黎仕钊、黄圣明的努力，对乙烯利进行了定量分析（包括方法的摸索）、配制，而后分别送到试验农场的一队、二队、三队、五队进行刺激产胶的科学试验，参加的主要人员有杨剑雄、杨少琼、许闻献、吴源耀、何向东、朱贤锦（原学院老师）等人，取得了很好的丰产效果，高产的可达4倍以上。但也发现它有长流胶的副作用，这将对橡胶生产造成不良影响。
　　1971年10月后，上海澎浦化工厂、北京农药一厂相继实现乙烯利的工厂化生产。上海澎浦化工厂化生产是由我们兵团热作所派杨少琼同志去联系的，由该场负责工业化生产，大批量供应乙烯利刺激剂。这样，我们的室内制备乙烯利工作也就停止了。而田间的乙烯利刺激橡胶树增产、稳产的试验，没有停留在我们两院的试验农场，而扩大到了广东西培、叉河、南华农场和广西东方农场，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肖敬平同志调回到我们的兵团热作研究所任副所长，对乙烯利刺激产胶，组织大家进行充分讨论，取得了较一致的看法。在前面研究取得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了橡胶树化学刺激、产胶动态分析、割胶新制度研究，取得新的突破。该项研究从1971年开始，至1976年完成。《橡胶树化学刺激试验，产胶动态分析，割胶新制度》获国家科委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其中，“室内乙烯利合成”、“田间应用试验”拍成了录像，是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仅有的3个录像片之一。

　　　　　　　　　　　　　　　　　　　　　　　　　　　　　　　　　2006-07-30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22:16

　　编者按：试验农场历来就承担研究课题大田试验和教学实习的任务。早在建场之初，就建立了教学一、二队，由教学系派出人员直接管理，供教学实习之用；同时按照承担的科研任务，划分为各专业试验队，由研究系派科研人员兼任试验队队长或副队长。历年都提供100公顷以上的土地布置了数十个研究课题的田间试验，并为此建立了一支从事科学试验的技术工人队伍。蔡传楼就是这支队伍最早的骨干之一。现年已87岁高龄。文化程度初中。侨眷，1952—1955年在那大侨植农场13分场任队长。1956年参加工作，1981年2月退休。曾任两院试验农场二队队长。试验场二队原为所院副食品生产队，后改为以橡胶种植试验为主，而副食品生产为辅的生理生化队。蔡传楼为开创所院副食品生产和建立橡胶种植试验基地做出了贡献。《建立150亩橡胶育种试验基地的纪实》一文是由蔡传楼写材料，张海雁整理的回忆录。此文记述了20世纪60年代初两院试验场二队工人们开垦原始密林深山建立橡胶育种试验基地的史实和业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迁所建院初期科研教学与试验场生产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试验场广大工人艰苦辛勤劳动为院校科教事业开创和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蔡传楼已是耄耋老人了，还热情为我们写回忆录材料；张海雁同志主动帮助整理材料并送交给我们。值此,我对他们表示衷心谢意!（杨振堂）

　　　　　　　　　　　　　　　　　　　　建立150亩橡胶育种试验基地的纪实
　　　　　　　　　　　　　　　　　　　　　　　　　　　　蔡传楼

　　1961年1月3日，试验场场长梁子训通知，请我到他办公室接受一项新任务。见面后，梁场长开门见山地说：“领导决定，二队由原来单纯的副食品生产基地转为以种植橡胶为主，而副食品生产为辅。现正式通知你，把二队改为生理生化队，你任队长，张耀宗先生任技术队长，实行双重领导。”并指示要立即开垦150亩荒地，建立我国天然橡胶育种基地，对引进的国外优良品系作适应性种植试验及橡胶栽培品种比较试验，要求新建胶园实现“四化”，即良种化、梯田化、覆盖化、林网化。场领导及张耀宗先生多次强调，生理生化队地处试验场各生产队的必经之路，面临交通要道，影响大。一定要把这150亩胶园建设好，树立一个样板，起到示范作用。
　　一、向原始深山密林开战，唤醒千年沉睡的土地
　　按照场领导的指示精神，我带领全队职工，以原有50亩木薯地为基础，向大石山脚下东西两个方向进军。植胶林地人工开垦面临的砍岜任务十分艰巨，而工具落后、生活又十分艰苦——大石山脚下都是原始森林，大树参天，藤蔓密布，大树至少要两人手拉着手才能围抱过来；当时的伐木工具最好的就是锯子、斧头、砍刀；加上那时粮食很紧张，许多工人们吃的是蕃薯、木薯等粗粮，很长时间都吃不上一块肉，肚子特别快饿。但是，为了祖国的橡胶事业，广大职工忘我劳动和顽强拼搏，战胜了重重困难，150亩沉睡的荒山终于被唤醒了。经过2个月砍岜清山烧岜，一片片褐色土壤表层裸露于眼前，但也突现出许多未燃烧尽的大树头，以及从地里伸出地面的灰白色大石头。橡胶所及试验场派了一部东方红拖拉机，清理树头，地面上的树茎干比较好处理，而地下的树根挖掘清理就十分艰难了。因为地下树根分布于深层而纵横交错，拖拉机根本无法耕犁。当时橡胶树种植用地要求非常严格，一定要把地下的残余树根彻底清理干净，以防止日后橡胶树根病发生和传染。
　　二、工地变战场，炮声隆隆响
　　经工作小组商议，决定采用炸药爆破法将地下大树根清理掉。农场调拨了大批的炸药进行爆破作业，一时间山里炮声隆隆，树根夹带着泥土满天飞，有的飞上几十米的高空，再散落在远处森林中，发出“哗啦啦！”的巨大响声。从远处望去，就像是进行一场攻坚战，震撼山岳，场面极为壮观。众多的大树根就在声声巨响中一个个地爆破，清除。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150亩橡胶试验基地是靠炸药给炸出来的！”
　　三、规划，定标，挖穴、修环山行大会战
　　树头清理完毕后，开始对土地进行耕犁、平整，并规划、定标。这时候，又出现一段小插曲——当时宝岛公社的社办农场即现在的红星队硬抢占了其中40多亩土地。……场里考虑到如果再开荒土地已来不及了，只好就在剩下的100亩左右的土地上进行规划，分成4个林段，分别编为01，02，03，04林段， 01林段种植纯RRIM600，02林段种植纯PR107，03林段种植纯PB86,04林段种植国内品种,以作对照。规划后在林段内定标，即具体定出植胶穴位置。之后,便组织全体职工进行挖穴、修环山行大会战。定植橡胶苗穴的标准为长、宽、深都80公分。许多工人从未挖过这样标准的穴；为了保证质量，就用了一个土办法，即用木板条做了一个长、宽、高（深）均为80公分的木框架，植穴应以整个木框架都能放入穴里为合格。
　　四、种下一棵棵胶苗，寄托着无限的希望
　　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挖橡胶穴、修环山行的任务终于都完成了。这时候已是3月下旬了，正是定植橡胶的好时机。也许我们的举动感动了苍天，老天每天下午都下起大雨来。橡胶系的技术员亲自同工人一起拉线并指导定植。种下每一株橡胶苗都是笔直挺立着，近处横着竖着看，就像列队的战士一样昂扬整齐；而站在远处眺望，则像大海的波涛滚滚而来。这些挺直的胶苗，凝聚着我们多少心血，寄托着我们这代人的无限希望……
　　为了保护好胶苗生长，面临的最大的威胁是野兽——黄猄肆虐。黄猄的活动会直接将橡胶苗刚刚长出的幼芽给毁坏。只好每晚都派工人守护着，直到橡胶苗生长到1米左右的高度为止。此外，再经过种植和抚育管理覆盖作物、防护林带，实现了新开垦建立的育种基地良种化、梯田化、覆盖化、林网化的高标准。
　　五、实现“幼苗年长茎干直径3公分，单株年产干胶2公斤”的目标
　　1963年，何康院长在一次会上提出“幼龄胶苗年长茎干直径3公分，实生树单株年产干胶2公斤”的口号；在当时的条件下，实现这个目标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当时的化肥是非常紧张和缺乏，基本上没有化肥。队里为了实现这项目标，将林段分包到各班组、各户来管理；任务落实到每一位职工。职工们干劲十足，每天天未亮，就自觉挑着粪桶，步行约2公里的路程来到院校本部，将那里粪池的粪便挑到胶园给胶树施肥，然后又利用业余时间烧火烧土，积土杂肥，培盖在胶苗的周围，使胶苗周围不长杂草。由于职工们的努力，首先实现幼苗年茎干直径增长3公分的目标。经过5年生长，橡胶树终于可以产胶了，实现每年单株干胶产量2公斤。

　　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郑克临副院长，他经常戴着潮州草帽，扛着锄头，和工人们一起到林段里劳动，和工人们谈心，了解橡胶生长情况，了解工人们的生活特别是伙食状况，并指导工作。郑副院长和工人们打成一片平易近人的作风和对工人们的关心，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材料整理：张海雁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22:33

　　编者按：广州老校友廖观荣老师，1960年8月至1976年10月在两院工作。在两院度过了16个寒暑。通过刻苦学习掌握了多门学科知识技能，并始终践行了当时响亮的口号“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服从组织安排，先后承担了土壤农化分析、土壤学、肥料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无机及分析化学、测量学等多门课程的实验课和辅导工作。在两院温暖集体中，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较好完成任务，把青春贡献给了两院热作教育事业。廖观荣老师在关其能老师的推荐下，下载了《红椰新闻网》上已刊登的50篇回忆录，花3天时间看了一遍。由于其中好些文章所记述的事件他也曾经历过，因而倍感亲切；同时勾起他对于两院的回忆。于是，他满怀激情地写下了《难以忘却的两院情怀》一文。此文不但记述了作者在两院的工作情况，而且着重记述了作者在两院时得到领导教诲和同志们帮助，特别是何康院长关心的一些难忘往事，表达了作者对两院深厚的情怀。文章内容生动感人。（杨振堂）

　　　　　　　　　　　　　　　　　　　　　　　难以忘却的两院情怀
　　　　　　　　　　　　　　　　　　　　　　　　　　廖观荣

　　我于1960年8月从华南农学院土壤农化专业毕业分配到两院工作，至1976年10月调离，而今已过去了30个春秋，但在两院度过的那16个寒暑，却依然难以忘怀。最近，关其能老师打电话给我，叫我看看两院《红椰新闻网》上的“天然橡胶亊业”回忆录。我下载了网上至今发表的50篇回忆录，花了3天时间看了一遍。由于其中好些文章所记述的亊件自己也曾经历过，因而倍感亲切；同时，许多难忘的往事，也在我的脑海中一幕幕重现，历历在目，令我不能不写下此文。
　　一、艰苦岁月
　　我于1960年8月底分配到两院，虽然比不上先到的同志经受了那么多的艰苦，但是由于整个国家处于国民经济困难时期，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还是相当艰苦的。其中生活上最大的困难是吃不饱，每月只有19斤粮食，而且其中还要搭配一部分番薯和木薯。许多困难老师们都说了，我不再重复。我只说印象最深的两件亊。一件是院领导为了改善教职员工的生活，组织大家劳动，种植木薯和番薯，每周六为劳动时间，每次劳动完后，分给大家一些木薯或番薯。有一次劳动完后，每人分了2斤木薯，同我一起分到两院的同班同学陈焕新和我，以及同在土壤农化组工作的颜书连、叶开基老师，一同把木薯放到实验室，再到饭堂吃饭。吃完晚饭还不到6点，当时的宝岛新村也没有什么地方好去，我们一起回到实验室聊天，主要是听比我们先到1年的两位老大哥介绍两院情况。将近晚上8点，大家都觉得饿了，就七手八脚地把木薯皮剥了，煮熟了饱食一顿。然后，把木薯皮扫到门角，又继续聊天。当时主要是因为肚里没有油水，消化特快，时钟刚过10点，肚子又再次“报警”。还是老同学的经验丰富，说木薯皮也可以吃。于是，大家再把木薯皮从门角里扫出来，并小心翼翼地把木薯皮的表皮轻轻刮去，切成丝，放在锅里煮沸2次，去水（除去木薯皮中的氰化物），再加少量水和盐，4人再美美地吃了一顿，然后心满意足地各自回茅棚睡觉了。还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亊，那是在1963年夏天傍晚，几位老师散步时，听叶开基老师说过一句话，他说：“从1959年来到两院后，吃过几顿饱饭还可以数得出来。”从这两件小亊中，可以看出当年生活的艰苦。但是，同志们并未向困难低头，大家的情绪是饱满的，都想为国家的热带作物亊业贡献力量。
　　二、服从组织需要，刻苦努力，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我在1960年8月底每天一句话，记录橡胶生活！后，安排在学院土壤农化教研组工作，组长是廖先苓老师。当时国家急需大批橡胶种子，因此，新分配来的大学生，在未正式工作之前，先到联昌采拾橡胶种子。采种回来，负责学院教务工作的项斯桂老师和廖先苓老师找我谈话，说下学期要给58级（学院第一届）土壤农化专门化的学生开土壤农化分析课，由陈宝山老师主讲，我负责实验课和辅导。两位老前辈鼓励我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完成好教学任务，我在老前辈的鼓励和具体指导下，和陈宝山老师一起较好地完成了这一任务。由于学院处于起步阶段，师资力量不足，为了教学工作需要，老师们往往要从事本专业以外的教学工作。当时有一句口号叫“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我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每一次接受新的教学任务，我都毫无怨言地接受领导的安排。我在学院工作期间，先后承担过土壤农化分析、土壤学、肥料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无机及分析化学、测量学等课程的实验课和辅导工作。而且我都牢记项斯桂老师和廖先苓老师两位老前辈的教导：“刻苦学习，努力工作，完成好教学任务。”我记得，刚去那几年，两院自己发电，每晚发电到12点关机，我和教研组的其他同志一样，每晚都在教研组备课到12点关灯后，才踏着月色回宿舍休息。真是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了！在上肥料学课时，为了给学生对植物营养的缺素症状有直观的认识，想通过砂培试验重现植物的缺素症状，但在两院附近找不到合适的砂子。于是，那一天，我和叶奎先同志一起头顶烈日，踩单车去白马井，来回100多公里路把那里的砂子拉回来。傍晚回到两院，累得脚都抬不起来而上不了楼（土壤农化教研组在二楼），饭也吃不下；但心里却很高兴，因为我们终于把可用于砂培试验的砂子采到了！回首往事，虽然我对学院的教学工作没有太多的贡献，更没有什么成就，但对于在学院时的教学工作，我觉得我曾经努力了，我完成了任务而无怨无悔。
　　三、深厚的两院情怀
　　我21岁大学毕业分配到两院，到37岁调离，在两院工作16年。可以说，最好的青春年华是在两院度过的。我认为在何康院长领导下，两院是和睦融洽，充满关爱和温暖的大集体。初到两院，由于远离城市、远离亲人和条件艰苦，思想上也曾经彷徨，但很快就被融洽温暖的集体所融化。迁所建院初期，何康院长的工作千头万绪，但每年新分配来的大学生，他都要亲自接见。记得1960年从全国各地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有64人，何院长在迎新会上一一询问了各人毕业的学校、所学专业和籍贯，然后介绍了橡胶亊业的重要性，党和国家对橡胶亊业的重视，以及两院的情况和发展的大好形势，勉励大家为橡胶亊业而努力奋斗。据说，从此何院长就记住了各人毕业的学校、所学专业和籍贯（后来，我有一些亊例证明这个说法是对的）。为了争取中央和省、市有关部门的支持，他有很多时间在外面活动，但他每次回到两院，都到各个部门看望大家，并抽时间为两院师生员工作形势报告，从国际形势讲到国内形势，从热作亊业的发展讲到两院的发展。他的报告极富哲理，极为精彩，鼓舞人心。何院长的报告是我这辈子所听过的最精彩的报告，每次听完他的报告，都感到精神振奋，深受鼓舞。由于何院长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良好作风，营造了两院上下团结、和睦相处、互相关爱的和谐氛围，使我在艰苦的环境中，也能感受到集体的温暖。在土壤农化教研组，我常常得到廖先苓、叶开基、颜书连、马淑芳、陈宗源、叶奎先等同志的鼓励和帮助；在化学教研组，更是得到伍颜贞、王锦城、钟春桂、陈增炎等同志的鼓励和帮助。不在一个教研组工作的许多同志，如关其能、范思伟、杨少琼、陈文和、文善静、王秉忠、董建华、郑坚端、何瑞源、陆行政、罗大敏、梁子训等同志都给我许多帮助。这些鼓励和帮助，使我感受到两院大家庭的温暖，不仅使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中去，也使我能够较好地完成当时的教学任务。
　　四、何康院长对我的关心令我终生难忘
　　最后，我不能不再次提到何康老院长。我和老院长始终未能直接对话，但我却真切地感受到老院长对我的关心和帮助。——随着年龄的增长，父母亲体弱多病，身边没有亲人照顾；尤其是我的儿子和女儿出生后，家庭实际困难就更加突出了。于是，我向院领导递交了调离的申请报告，经两院党委讨论，同意了我的申请，在广州的老同学也为我找到了接收单位。但档案去了接收单位一年多仍杳无音讯。时间到了1976年初的寒假，梁子训同志打听到我接收单位的党委书记是何院长的老部下，建议我利用寒假回广州的机会，带着何院长的亲笔信去见该党委书记。这当然是最好的主意，但我马上感到我和何院长从未讲过话，他一定不认识我，而且此时他已调任广东省农垦总局副局长，怎能要求他写亲笔信呢？！我不敢去打扰老院长。梁子训同志一再给我打气，并说何院长一定认识我，也会给我写亲笔信的。就这样我带着梁子训同志的介绍信，更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海口市找到了何院长的家。我怀着不安的心情轻轻地敲了敲门，何院长夫人缪希霞同志把门打开，立即认出我是两院的人，热情地将我迎到客厅。大概是她看出了我的不安，她让我坐下后，倒了杯茶放在我面前，然后她坐在对面笑着问我：“有什么亊？”她仔细听我说明来意后说：“何康同志上班去了，要晚上才能回来。这样吧，你把梁子训的信留下，明天早晨8点你再来一次，好吗？”第二天早晨我准时到达，缪希霞同志已在门口等着。见我到来，她一边示意让我进屋，一边说：“真不凑巧，何康同志今天外出开会，一早就走了”。她让我坐下后又说：“何康同志交带我两件亊：一件是你的名字，梁子训同志写的是廖观容，他记得是廖观荣，他让我向你本人核对一下；第二件是他给你写了一封推荐信，让你亲自交给×××同志，他说让你先看一看，看看这样写行不行。”我心里暗自惊叹老院长记得我的名字，迫不及待地看推荐信。老院长在信中详细介绍了我的学历和专业，在学院担任过那些课程的教学工作，以及各方面的表现，因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家庭困难不能解决，两院党委已同意调出，恳请×××同志协助解决工作调动问题。我想，我只不过是两院的一名普通教师，而能够得到老院长的关心，并亲自向接收单位推荐，令我激动不已，眼泪夺眶而出。缪希霞同志勉励我，到了新的工作单位后也要同在两院一样努力工作……
　　尽管这次申请调动因接收单位3次上报省委组织部未获准而未调成，但老院长对我的关心和热情帮助，却使我终生难忘。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22:47

　　编者按：关其能老师是个社会责任感强、工作激情高的老一辈校友；不但善写作，而且会摄影。他接受我互相交流习作的意见，给我寄来过几张他的摄影艺术作品，从取材、构图、用光、设色等方面看，他的摄影技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专业水平，使我吃惊不小而大饱眼福。我觉得他真不简单!我对他在两院时的情况有些了解，而对他调离两院后的情况却一无所知。为了对他有个基本了解，便问他的简历。他告诉我：1977年底离开两院后调到广东农垦物资总公司工作，1997年退休。其间，曾任公司副总经理（副处级），技术职务为高级农业经济师，曾当选为广州市荔湾区人大代表，并在1986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退休后，重拾旧好，玩艺术摄影并在服务摄影社团工作。现任广东省老干部摄影研究会会长、广州园林摄影研究会顾问、广州市老干部摄影协会顾问、广东省老摄影家协会会员。知道了他的这段我原来并不晓得的简历，我便理解了他何以能为帮助我工作而出大力了，同时也更觉得他可敬可亲了。
　　本专栏已刊登过关老师的4篇文章，其中2篇配发了他拍的2张图片。7月25日我又收到他的《校友难忘两院情怀——记二次盛大的广州校友的聚会》一文及相关的6张照片，都是很珍贵的史料。审读后，我被关老师的文章和照片报道的众多校友深厚的两院情怀所感动。于是优先整理加工，予以刊登。（杨振堂）

　　　　　　　　　　　　　　　　　　　　　　　　　校友难忘两院情怀
　　　　　　　　　　　　　　　　　　　　——记二次盛大的广州校友聚会
　　　　　　　　　　　　　　　　　　　　　　　　　　　关其能

　　两院办事处曾多次组织在广州的两院校友聚会，其中印象较深的有2次。一次是1985年1月在广州东山湖公园举行的聚会，这次是两院在广州组织的第一次活动，参加者十分踊跃，到会者足有二三百人之多。是一次规模盛大的聚会，两院不少的开创元老都到会了，如研究所建所时任副所长，后任广州市副市长的林西同志和曾任两院副院长，后调任广东省农科院院长的钟俊麟教授，以及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时期院的领导萧功九同志都到会了。此外，到会的两院老一辈领导、专家、教授有吴修一、陆大京、王继熙、杨志、马田德、滕世安、苏永义、王勖、龚硕蕙、萧敬平、朱贤锦、贺鹰抟等。研究所建所时任副所长的彭光钦教授，尽管行走不便，也在夫人吴湘陪同下前来参加聚会。钟双华同志则是作为当时两院领导代表，专程赶来参加聚会，并同大家见面的。两院老摄影师杨镁同志也来了，还指挥了众多校友大合影留念。聚会由办事处张中诚主任主持并致词，随后宣布成立华南热带作物学院广州校友会，并宣读校友会章程和第一届理事名单。其中有名誉会长、顾问和会长、秘书长等。记得是吴修一任会长，李良基、吴妙明任副会长，张中诚任秘书长，当时笔者还是指定的财贸组召集人。这份名单至今还能在百度网上查到。
　　另一次，是1999年2月24日在广州草暖公园举行的校友迎春会。会前，张中诚告诉我，何康老院长路过广州，想和一些老两院的同志见面，要我准备好相机照相。我原以为到会的人不会太多，没想到一下子来了300多人——比1985年那次还要多。尽管我们全包了公园，但整个公园还是几乎要给两院人挤爆了！草坪上的露天会场上，悬挂着“不忘热作事业，怀念宝岛新村”的巨幅横额。室内会场，正中是“热作院校广州校友迎春会”的横额，两侧分别悬挂着“桃李满天下”和“难忘宝岛家”两条条幅。此次聚会，盛况空前，到会的新老领导有何康、吕飞杰、黄宗道、于光、吴修一、项斯桂、马田德，院校新领导有余让水、陈河楷、马道文、杨四海。当两院的新老领导出现在会场时，大家报以热烈掌声，对他们表示问候和祝愿！这次校友迎春会又适逢何康老院长76岁诞辰，全体两院人，还给何康老院长送上了生日蛋糕，热烈祝贺他生日快乐。老院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和夫人满怀喜悦的心情接受了大家的良好祝福。聚会的机会难得，其间大家都争着要和领导合影留念，此时此刻，我这个摄影师忙个不亦乐乎，还真的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呢！

　　　　　　　　　　　　　　　　　　　　　　　　　　　　　　　　　　　2007年7月25日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23:06

　　编者按：郑一心，现年71岁。华南农学院函授农学3年。农艺师。1958年8月海口农校毕业分配到华南农学院海南分院工作，1996年12月退休。历任技术员，兴隆试验站办公室主任、政治辅导员、党委副书记，院校党委统战部副部长，院校侨联会副主席等职。1993年被评为海南省侨联侨务办公室先进工作者。郑一心同志是参与创建华南热带作物学院最早的老同志之一。他撰写的《草房上马办大学培养祖国橡胶人才——华南热带农业大学创办初期的二三事》一文，比较具体记述和描写了老一辈创建学院艰苦奋斗的一些主要事迹。值得一读。（杨振堂）

　　　　　　　　　　　　　　　　　　草房上马办大学培养祖国橡胶人才
　　　　　　　　　　　　　　　　　　　——华南热带农业大学创办初期的二三事
　　　　　　　　　　　　　　　　　　　　　　　　郑一心

　　一、一切从零开始，草房上马
　　1958年7月，我从学校毕业分配到距离那大镇10多公里刚刚成立的华南农学院海南分院（华南热带农业大学前身）工作。在远离城市的荒野上创办一所天然橡胶和热带经济作物高等学府，既无城市作依托，又无高楼大厦作校舍，同时缺少师资与教材，一切都得从零开始，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初来乍到，只看到刚刚盖好的16幢茅房散落在山坡上，却没有一幢瓦房。我每天一句话，记录橡胶生活！后被安排在草房中住。至于学生的住、吃和上课学习均在草房里。所以，人们把她称为“草房大学”。

　　二、迎战23号12级强台风
　　在草房住下不久，1958年的23号强台风于9月11日袭击儋县。当天夜晚，风越刮越大，阵风风力已超过12级，肆虐的风雨阵阵刮来，屋顶的茅草片不断地掀开、卷走、糊墙的红泥被不断地冲掉、流走，参天大树也被吹倒、刮倒。有的草房已被强台风刮斜。我住的草房虽没有倒塌，但是，在室内漏雨透风，在室外风雨交加，漆黑一团，所以走也不能走，睡也不能睡，只好戴着帽子坐在床上。第二天一早，风雨逐渐小了，我就和大家一起投入到恢复家园的行列中去。院领导包括钟俊麟副院长、李锦厚教务长等这些过去未经历台风的老教授也同我们一起参加救灾。全院教职员工和第一批200多名大学新生，虽然遭受这次强台风的袭击，但没有一个人被吓倒退却。

　　三、自编热带作物专业教材
　　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到1959年夏以后，砖木结构的职工宿舍和水泥钢筋结构的学生宿舍楼、研究大楼等先后建成。院长何康等院领导也住在砖木结构的平房里。我当时是单身汉，被安排在二房一厅居宅的仅能放下一张单人床的小伙房里住。王衡、梁本恒等老师则和我作邻居，住在二房一厅的房间。住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谁都没有怨言，为了培养祖国的橡胶与热带作物人才，大家都默默地耕耘着。
　　住的问题虽然得到了初步解决，但教师、教材和其它教学设备的不足，也严重地困扰着初办的学院。当时，华南农学院仅派李锦厚教授和青年教师董建华、温永祥等少数几位教师，大量的教师则要自己解决。初成立的学院已和从广州石牌下迁的华南亚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前身）合并，专业课老师可以从研究所内部调剂，充分利用研究所的科技力量；但基础课老师基本上要从外部寻找支援。至于教材问题更没有现成的，因为当时地球上虽然已种植橡胶近百年，但外国人从未建立过一所正规的关于天然橡胶的高等学府，我国也没有这类高校，因此不可能有现成的教科书供参考，上课时教材全得靠老师自己从国外文献与实践经验中寻找。许多老师为了上好每一节课，到图书馆找资料，坐办公室写讲义，夜以继日地备课，连星期天也不休息，或只过“大礼拜”（即两个星期才过一个星期日）。1960年，我从事热带经济作物——可可的研究时间不长，专业理论与实践经验都很欠缺。但是，当时研究所专职从事可可研究的只有我一人。因此，学院也只好从矮中挑高，要我参加编写《热带作物栽培学》（高等农林院校试用教材）的可可部分。以后，援外教材《热带作物栽培》的可可部分也由我负责编写。

　　四、生产自救度过饥荒
　　当我们年轻的热带作物学院还没有牢固地站稳脚跟，还没有从草房上马、在荒野上办高等学府的艰苦环境中解脱出来的时候，一场全国性的经济困难又迎面而来。当时国家与社会所能供应的物资十分紧缺，教职员工每人每月的口粮定量只有19斤，大学生也只有22斤。这些口粮中还配搭番薯干，有些番薯干还发了霉。至于食油和其它副食品也少得出奇，每人每月都很难得吃上半斤猪肉与食油。当年我们大都是20多岁的青年，血气方刚，活动量大，能吃能喝，这些口粮和副食品肯定不够用。因此，有些人的体质与免疫力越来越差，甚至患上了水肿病。记得当时缺少食油，有人就用处理后的橡胶籽油炒菜；没有香烟抽，吸烟成瘾的同志就用木瓜叶、番薯叶晒干揉碎当烟抽；没有肉食，有的同志就拾非洲大蜗牛用草木灰除去粘液后煮吃，还有的同志培养一种食用菌当“人造肉”……。总之，只要是能吃的东西都找来填肚子，并且冠之好听的名称，如把野菜、空心菜、番薯叶分别称为革命菜、无缝钢管、满年青，等等。我当时在第一食堂用餐。由于食堂经常用番薯干当饭供应大家，致使我满嘴洁白的牙齿都变成紫黑色。另外，由于番薯干吃多了也常使胃发胀与反胃。有时肚子饿得发慌，我还偷偷地在工作时间内去购买农民拿来出售的木薯糕吃。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院党委发出生产自救的号召，并组织大家开荒种番薯、木薯与蔬菜，这样才逐渐改善了大家的膳食。虽然当时的条件相当艰苦，但全体教职员工和大学生个个都怀着饱满的政治热情，投身到科教事业和学习中，就是党外教授、专家和在城市生活惯了的大学生也没有人当逃兵。

　　五、把两院建成了我国唯一的热带农业科教中心
　　华南热带农业大学创办过程确实遇到不少困难，但在上级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全体教职员工的艰苦奋斗，这些前进中的困难都逐步克服了。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艰苦创业和发展，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华南热带农业大学已今非昔比，她已成为我国独特的、唯一的热带农业科研教学中心。在橡胶与热带经济作物的育种、栽培和加工领域中均取得一大批令世人瞩目的科研成果；在培养造就橡胶、热带经济作物的科技人才方面也做出了卓著的贡献，使“凡是热作处，皆有宝岛人”成为现实。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24:25

　　编者按：刘松泉（1921.10—1992.5）,中共党员，研究员，著名橡胶育种专家。1945年毕业于江西国立中正大学农艺专业。1945年7月至1953年在南京农学院任教。1953年4月调华南热带林业科学研究所工作。曾任联昌育种站站长、橡胶栽培研究所所长兼党总支书记，中国热作学会常务理事，海南遗传学会副理事长。
　　长期从事橡胶树的选育种工作。主持国家攻关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等多项研究共获18项科研成果，有的居国际领先水平，获国家、省部级奖励。20世纪50年代初，开展了橡胶无性系的繁殖育种工作，经过试验，发现无性系产量的高低与割胶部位产量没有关系而取决于芽条树冠部位的产量；并证明了树冠部位属于老态发育阶段，树干低部位属于幼态发育阶段。这一重要研究成果，为后来育种工作开辟了一个新途径。主持橡胶树品种选育“七五”国家攻关课题《应用综合技术培育高产抗性新品种》，对我国从国外引进的一批橡胶品系进行大量深入研究，选育出热研88－13、PR107等一批高产品系，并在生产上大规模推广，使我国橡胶产量提高1—2倍。该成果获广东省1979年省科学大会奖。参与《橡胶树在北纬18—24度大面积种植技术》研究，成果获国家科委1982年国家发明一等奖。主持国家课题《巴西橡胶阶段发育的研究和幼态无性系的利用》研究成果，获农业部1991年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国家科委1992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主持《绿色侧枝芽片芽利用技术及其产胶遗传性研究》成果获国家科委、农委1982年国家成果推广、开发奖。
　　刘松泉的女儿刘康宁撰写的《回忆我的爸爸刘松泉》，记述了刘松泉的主要业绩，同时着重记叙了刘松泉忘我工作、廉洁奉公，勤俭持家、助人为乐，以及关心子女健康成长，对子女严格要求、无微不至关怀、处处言传身教等方面的先进事迹和高风亮节。较好地展现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科学家的崇高形象。读后使人深受教育和启迪。（杨振堂）
　
　　　　　　　　　　　　　　　　　　　　　　　回忆我的爸爸刘松泉
　　　　　　　　　　　　　　　　　　　　　　　　　　　刘康宁

　　我的爸爸，著名橡胶育种专家刘松泉，离开我们已经14年了。但爸爸一生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和勤奋工作的敬业精神，至今仍在激励着我和我的姐弟。
　　1948年，爸爸在笼罩着白色恐怖的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早在1953年，爸爸服从国家选调从南京来到广州的特种林业研究所筹备处工作，当时我才刚刚1岁。为了实地考察天然橡胶的生长情况，他又多次告别家庭，从广州来到当时十分荒芜的海南岛，从零开始，开创我国天然橡胶选育种研究。1957年，我们4姐弟最大的10岁，最小的才2岁，爸爸又义无反顾，带领我们全家从繁华的广州迁移到荒凉的海南岛。1960年，爸爸肩负国家使命，以商务参赞的身份到锡兰（现斯里兰卡）大使馆工作2年，专职从事橡胶引种。当时正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妈妈和我们4姐弟的生活没有保障，妈妈因严重的营养不良导致全身浮肿……。但是，为了国家利益，爸爸还是离别了我们。在斯里兰卡工作期间，爸爸不负重托，千方百计克服重重困难，引进了136个橡胶品种，经过筛选后一些高产品种在各地试种均表现高产性状，推广后提高了橡胶产量。
　　1981年，爸爸已到退休年龄，按政策，他完全可以办离休，工资分文不减。我们姐弟劝他退下来好好休息休息，好好颐养天年。但是，他不愿从他所热爱的橡胶育种科研岗位上退下来，而又接受了国家的科研攻关课题，带领所里的同志继续攻关。爸爸在世期间主持的科研项目共有18项成果获奖，有的居国际领先地位，特别是橡胶树在北纬18至24度大面积种植成功的重大突破，推翻了国际上关于北纬15度以北不能种植橡胶树的传统论断，这一伟大创举震动了世界，荣获1982年国家发明一等奖。而他自己，却在长期超负荷的工作中积劳成疾，以致在70岁那年倒在了他的工作岗位上，永远离开了他所热爱的橡胶事业。
　　爸爸的生活十分简朴，从来都以低标准来要求自己和家人。我们家的家具都是最简单的木制家具，用了好多年，用得破破烂烂还舍不得丢，坏了爸爸就亲自做木工活，修好了再让他们“超期服役”。电视机还是在两院很多人家都买了以后，孙辈们闹着要看电视时才在两院商店买的。
爸爸一生廉洁奉公，他最痛恨那些“揩公家油水”的现象，常说那些人是“败家子”。我们4姐弟都在读书时，家里生活并不宽裕。爸爸是国际橡胶育种学会的理事，出国交流的机会较多。他每次出国参加国际会议，都自觉按最低标准食宿，为国家节约开支。当时国内经济困难，物资十分匮乏，我们家还没有什么像样的电器，但爸爸认为出国的钱是国家的，用不完的应该交回国家，因而，从不留给自己。有一次他出国回来节约下来2500元美金，全部上交组织。他先后10多次出国考察和学术交流，自己没有带回一件电器，也没有留下一点钱财。
　　爸爸心地善良，有一副乐于助人的热心肠。我外公是老中医，爸爸聪明好学，他学习了外公的医术，并善于在实践中加以总结，因此，他的医术水平较高。1964年在农村参加“四清”时，曾有一名妇女赤身裸体爬上房顶胡言乱语，大喊大叫，当地人准备把她送到精神病院去。爸爸按照中医的理论，认为是热症，于是对症下药，结果药到病除，使她恢复了健康。1980年我生下女儿7天后持续高烧超过40度，爸爸果断地开了中药给我吃。在爸爸妈妈的精心照料下，我终于转危为安。爸爸的医术渐渐在两院小有名气，很多人都喜欢找他开中药治病。来找爸爸看病的人中有领导，也有普通干部、工人及其家属。对病人，爸爸一律热情接待，认真诊治。由于爸爸没有处方权，开的药不能在两院医院配药。为了方便病人，他在当时有限的工资中，每个月都拿出几十元钱，亲自骑自行车到10公里外的县城那大去买中药，和妈妈一起进行加工分类，在家里设立了小药房。有人来看病时，他就将处方连同中药一起送给病人，不收取任何费用，有时连昂贵的人参也免费奉送。
　　爸爸疼爱子女而不专制。我们处理家事十分民主，爸爸妈妈从来没有“家长作风”，从不强制我们服从他们的意见，家庭气氛十分融洽。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听到爸爸责骂过我们姐弟。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长大，我们姐弟都十分懂事。在升学、就业、婚姻等大事上，爸爸对我们不是横加干涉，而是尊重我们的意见和选择。我们4姐弟都遇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年代，无一例外地下乡当了知青。那时身为两院党委委员、橡胶所所长的爸爸，也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帽子驱逐到农场4队劳动改造，只有星期天才允许回趟家。有时我所在的农场2队要加班，我回不了家，爸爸就将妈妈平时省下来留给他的一丁点萝卜干、炸咸鱼之类的小菜，用玻璃瓶装好，绕道2队送给我再回4队。我们4姐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有的自由恋爱，有的由别人介绍认识，只要我们自己认为看准了，爸爸妈妈就认可我们的意见。我们成家后，不论配偶是工人，还是知识分子，爸爸妈妈都一视同仁，一样当作自己的子女。他们在经济上遇到困难时，爸爸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的手。记得20世纪80 年代初，我爱人在广州的公共汽车上不慎被扒手偷去了刚发的一个月工资，爸爸得知后，马上按丢失的数额给他汇了款，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我1982年调到广州后，爸爸得知我们在广州因生活费高、经济较紧张后，又出资支援我们买了一台洗衣机。
　　爸爸对我们姐弟思想品德的培养注重言传身教，以身作则。他热爱劳动、热心助人、勤奋好学、平等待人等优秀品德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小时候，爸爸鼓励我们喂鸡养兔。我们一放学就去割草、捉蚱蜢喂养鸡、兔，培养了很好的劳动习惯。一到星期天，爸爸就推着自行车，带上一支长长的竹钩子，领着我们几姐弟去橡胶林里钩橡胶树的枯枝做柴火。有时候挖到一些粗大的枯树头，爸爸就自己动手用斧头劈，经常干得汗流浃背。
　　爸爸对身边的人总是平等相待，热心相助，从不论其地位的高低贵贱。他在生产队劳动期间，经常主动帮助工人解决生活困难，和工人打成一片，因而工人们也从不把他当“走资派”看待。
　　爸爸十分勤奋好学，他大学的专业是园艺，改行搞橡胶育种后，通过刻苦学习，很快就掌握了育种专业知识，开展了橡胶育种科研工作。爸爸本来已经熟练掌握了英语，在国际会议上能够用英语流利地宣读学术报告；但为了更好地了解国外的科技动态，他在60多岁时还自学了法语。
　　爸爸心灵手巧，学会了做木工活、修理收音机、钟表、钢笔……总之，在有限的业余时间里，闲不住的爸爸总是在修旧利废。在我的印象中，家里有什么东西坏了，只要爸爸动手，没有什么他修不好的。
　　我们4姐弟在爸爸妈妈的影响下，从小懂得热爱劳动，遵纪守法，尊敬长辈，好学上进。不论是当知青，还是当学生、当老师、当领导，我们姐弟4人都踏实工作，吃苦耐劳，老实做人，受到群众的好评。
　　爸爸对我们思想上也是严格要求的。记得1975年我在华南师范大学毕业时，在写给爸爸妈妈的信中流露出设法留在广州工作，把回两院作为“最坏的打算”。爸爸马上给我回信，认为我的想法不对，认为我应该回海南为建设边疆出力。我回两院附中工作后，因为我爱人在广州，我很希望爸爸能找两院领导做做工作，同意我调往广州，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但因附中缺教师，爸爸并没有帮我这个忙。在爸爸的教育下，我也安心在附中工作了。直到在附中工作了6年半后，我才申请调到广州工作，解决了夫妻长期分居的困难。
　　爸爸虽然离开我们14年了，但他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亲爱的爸爸，安息吧！

2006年8月6日于广州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24:45

　　编者按：徐伟，1927年9月生，1944年8月参加工作，1946年12月入党，1985年3月离休。在部队工作期间，历任文书、文化教员、排长、副指导员、指导员。在战斗中，立过2次三等功。建国后，曾任粤西垦殖分局组织秘书。1954年9月调入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工作，至1969年11月调出。其间，历任人事科副科长、科长、副处长，以及第三届党委委员和监察委员、监委副书记等职。1969年11月调到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5师13团任副团长。1974年6月兵团移交广东省领导接着恢复农垦建制后，任和岭农场场长。徐伟同志曾在两院工作15年，是最早参与所院创建的老一辈校友之一，也是院校建设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之一。在两院期间，长期从事人事工作，为两院科技和行政管理干部队伍建设做出了贡献。
　　徐伟老校友现年已80岁高龄，2006年7月收到约稿函后，即撰写了《华南热作所院的创建和院校初期发展》一文。他说：“由于离开两院时间较长，现凭记忆整理以上资料，供你们参考。错漏之处，敬请指正。”此文经编者订正和补充了部分史实。撰写编者按时，我用电话向在广州的徐伟同志询问了有关他的简历，听到他电话里洪亮的声音，得到他具体的答复。值此，对徐伟同志热情撰稿提供史料表示衷心谢意!（杨振堂）

　　　　　　　　　　　　　　　　　　华南热作所院的创建和院校初期发展
　　　　　　　　　　　　　　　　　　　　　　　　徐伟

　　一、华南特种林业研究所的筹建
　　华南特种林业科学研究所是在1953年初开始筹建的,筹备委员会主任是由华南垦殖局李嘉仁副局长兼任，副主任委员由乐天宇、彭光钦、林西3位同志担任。
　　其行政管理及后勤服务人员等基本上由察哈尔省撤省后的部分干部组成。科研队伍则是由重庆工业试验所、广西桐油研究所的全部研究人员，以及北京中国科学院的部分研究人员组成；后又陆续从全国各地大学抽调了多名高级科教人员,如:四川大学的何敬真教授,山东大学的曾友梅教授,南京农学院的黄宗道讲师,广西大学胡少波副教授(是借调,于1958年返回广西农学院)，原广西大学校长李运华教授,原北京中法大学校长齐雅堂教授，以及江苏省的尤其伟教授,南京农学院刘松泉讲师等。后来，每年中央均从全国有关高等院校分配了大批应届毕业生。仅在1953年春季中山大学化学系就分配了10名提前毕业的大学生。
　　筹建期间,党政机构设有党组,党支部(尚无专职干部)；行政机构设办公室、人事、财务、总务、器材组等；科研机构共设9个研究室及资料室（包括图书、编译、摄影）等.
　　经历一年多的筹建, 于1954年3月在广州沙面珠江路44号(原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地址)正式成立了华南热带林业科学研究所, 所长由李嘉人兼任，副所长为乐天宇、彭光钦和林西。
　　科研部门分为培育部，下设一室（生态造林），二室（土壤农化），三室（植物生理解剖），四室（植物保护），五室（遗传育种），以及化工部，下设六室（物理化学），七室（机械物理），八室（胶乳），九室（工艺）组成。同时，在广西龙州、海南那大联昌、湛江徐闻坑仔（后迁移到湛江湖光岩）等地设有试验站。1957年又增设了海南万宁兴隆试验站。

　　二、迁所建院与院校初期发展
　　在特种林业研究所筹建初期，即存在有关建所地点选择的争论。当时以彭光钦副所长为代表的一批老专家教授认为：研究所应建在交通与生活条件较为方便，科研教育单位较为集中的广州。
　　而各级领导及广大基层生产科研干部与垦区职工则认为：研究机构不能脱离实际，应建在距离生产第一线较近的地区。为此，当时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同志亲临研究所，做说服动员工作，并派林西副所长带队前往海南岛选择建所地址。初步选定了海口市五公祠附近。后由于多种原因，此次选址工作未能完成。紧接着就选定了在广州石牌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旁，后来自己命名的“南秀村”的地方，兴建研究楼、宿舍，并于1955年分两批迁往该址。
　　1958年，全国“大跃进”形势下，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就如何紧跟形势发展展开讨论，迁所建院等问题又重新面临重要选择。为此，当时农垦部部长王震亲自动员，何康所长主持讨论，经充分征求全所广大职工与科研人员意见，最后统一认识，一致认为：科研所应建在离橡胶生产基地较近的地方。最终，确定了迁所建院的地址：海南岛儋县铺仔。该地点临近几个大的橡胶生产农场，得到当时海南区党委和海南区人民政府以及当时那大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从西庆划入2个生产队，征用铺仔附近一处的部分地方华侨农场土地，作为迁所建院基地。后将所院所在地取名为“宝岛新村”。
　　当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准备搬迁时，在当时全国“大跃进”形势的推动下，教育界也掀起了大发展的高潮，华南农学院亦准备在海南岛建立一所分院，于是同时与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共同合作。华南农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杜雷同志亲自参加了最后确认建院地址的工作。并派出了农学院的副教务长李锦厚教授担任分院的教务长。
　　在建院期间，还得到了中山医学院党委与院领导的大力支持，将梁振威、莫尚得2位资深医生借调到两院工作，帮助所院解决广大职工与科研人员的就医难问题。
　　初迁到海南儋州时，由于各项工作均处于筹建中，面临困难重重，住房问题难以解决，大家只能在联昌试验站暂住，同时在新址匆匆建了几十栋茅草房，暂供科研与教学使用和广大师生员工居住。后又建了几栋砖瓦房，经院领导讨论，优先分配给部分高级科研人员的居住。
　　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下迁及华南农学院海南分院的建立后，为适应科研教学工作的需要，对原有的机构进行了合并与调整，将原来按学科设立的研究室改为以作物为对象、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机构，成立了橡胶栽培、热带作物栽培、热带作物产品加工、热带农学和综合技术5个系和图书情报室。
　　1958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所院第一届党委会，下设有党委办公室，该室人员分工负责组织、宣传宣传、保卫、工会、共青团的工作。1961年，党办下设组织科、宣传科、理论科、青年科。1964年，不设党委办公室而改设政治部，同时设工会、团委、武装部、保卫科。1963年4月30日召开第三次党代会。大会选出13名党委委员和7名监察委员会委员。1958年迁所建院后就建立了马列主义教研组。初期只有5名教师，组长由当时的院党委副书记武树藩兼任，副组长由当时的宣传部长吴景田兼任。
　　行政部门设有：教务处，总务处，人事处，财务处，器材处。初期还有基建处及试验农场等。
　　为了方便往来的出差人员食宿，及所院对外联系、物资采购供应运输等，分别在北京、广州、湛江、海口等地设立了办事处或工作站。
　　为了充实两院中层领导干部及各级工作人员，自1959年至1964年6年内，先后多次由农垦部从黑龙江佳木斯农垦局的转业军官中选调了30多人，其中有郭福群、滕世安、杜文义、符能才、王松本、刘凤林、巢炳清、杜发兴、何延丙、谭家琛、杨镁、吴奎、雷涛、杨俊德、周叔余、揭培那、莫雄、李永照、王增锦、余木香、赖岳忠等同志来院工作。

由于离开两院时间较长，现凭记忆整理以上资料，供你们参考。错漏之处，敬请指正。谢谢！

　　　　 2006年 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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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橡胶事业”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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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橡胶事业”回忆录52——忆胶园覆盖化研究

“天然橡胶事业”回忆录53——乙烯利试制研究的回顾

“天然橡胶事业”回忆录54——建立150亩橡胶育种试验基地的纪实

“天然橡胶事业”回忆录55——难以忘却的两院情怀

“天然橡胶事业”回忆录56——校友难忘两院情怀

“天然橡胶事业”回忆录57——草房上马办大学培养祖国橡胶人才

“天然橡胶事业”回忆录58——回忆我的爸爸刘松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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