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然橡胶事业”回忆录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13:23

　　编者按：刘铁山高级实验师经历了华南亚热带林业科学研究所筹备处研究所筹建期，在研究所下迁时曾负责在海口接待最后一批下迁家属的工作任务，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参与了烟片生产、褐皱片生产试验，烟片外观分级标准及包装规定起草，以及参与了1960年海南胶乳变质事故的调查处理等重大研究活动。他将自已亲身经历的上述事件情况写成了7篇回忆录，均是很好的史料和教材。已刊登过一篇，现再将其余6篇汇编刊登。（杨振堂）
　　
　　　　　　　　　　　　　　　刘铁山回忆录之二

　　编者按：虽然已有几个当年经历迁所的老同志写了一些关于科技干部先期下迁路上的片断回忆，但对于当时面临海南儋州研究所新址暂时没有居所的困难，家属怎样安排下迁，在路途中遭遇过什么困难或意外，又如何解决等，却鲜见忆述。刘铁山高级实验师当年负责最后一批家属下迁到海口时的接待事务，在一个侧面亲历了上述问题。他撰写的《迁所回忆——家属队伍在海口“搁浅”实录》具体生动描述了下迁家属被安排在海口暂住并遭遇台风袭击，以及领导妥善安排和先期下迁的同志在途中接应排难，终于使家属安全到达目的地的情景。（杨振堂）

　　　　　　　　　　　　　　　　迁所的回忆
　　　　　　　　　　　　　　　　　　——家属队伍在海口“搁浅”实录
　　　　　　　　　　　　　　　　　　刘铁山

　　1958年秋，广东省委把研究所在石牌南秀村的房屋，全部拨给即将开办的华南化工学院。为使他们能如期开学，要求我所在开学前必须把房子腾空，人员撤走。当时我所在海南的落脚点，只有联昌试验站那点房子。从1958年3月底开始，已从广州迁来了几批人员，还有在此之前，就从广州来站里下放劳动的人员，全都挤在这里，拥挤不堪。当时，新所址刚刚确定，那里是一片原始森林，正在伐树开路、测量、设计。从广州运来的仪器、家具、图书等，由于缺少房子，大部分还搁在露天。虽然草房易建，但也需要一些时间，若在这时，就把广州的这批家属迁来，确实难办。
　　幸有海南区党委的大力支持，为缓解联昌的压力，海南区党委把海口第一招待所的全部房间、第三招待所部分房间，以及海军司令部一些房子让给我所作临时办公和接待用使用。
　　8月间，最后离开广州的这批人员，除了几位是作收尾工作的人员外，其余全是扶老携幼的家属。华南农学院派来支援我所开办分院的李锦厚教授、董建华老师，也与这批人员同船到达海口。
　　所里派我和郝永禄、陈世勤3人，到海口接待，负责料理这批人员的生活，联系赴联昌的车辆和护送工作。几位老教授及其家属，安置在一所；华农来的两位贵宾，安置在三所；其余绝大部分家属，都安置在海军司令部那里，由我照顾。
　　我们全在军官食堂就餐，住在日军留下的高跷木屋里，屋里干爽凉快，生活上大家都很满意。不料，住没多久，突然一场台风袭来，天气骤变。由于她们随身带的行李不多，大部分家当早已运到联昌。有的孩子病了，哭哭啼啼。虽然家属队中也有两位医护人员――陈桂婵、李碧玉，但她们手头无药，无能为力。好在司令部有个医务室，隔壁又有189（或是187，记不准了）医院。免费为这些患儿看病、打针，缓解了孩子家长的忧虑。然而，一阵接一阵的狂风暴雨，使司令部跟前的那条入海小河水涨得几乎满堤。她们都开始担心运到联昌的行李，会不会被雨打湿或泡在水里，议论纷纷，要求尽快回去。
　　领导答应了她们的要求，于是，包了几部客车，那天上午，台风一过未等路干就启程上路了。由于道路泥泞，尤其一下国防公路，进入我们新开的那段，行车极其困难。好在所里派来了大批人员在路上接应，带着锄头、砍刀，有的帮助推车，有的砍树枝垫坑……客车直到夜里10点多种，才到联昌。

　　　　　　　　　　　　　　　　刘铁山回忆录之三

　　编者按：刘铁山高级实验师撰写的《支农》一文，既是研究所下迁到儋州初始期何康所长等领导同志带领科技干部深入儋州农村，以积肥的实际行动，支援农业生产的生动有趣的描述，也是对于20世纪50年代儋州农村农业生产及其落后状况的真实记载，并且也是对当时农民热情纯朴和农村某些不文明不卫生生活的形象写照。积肥支农，在今天看来，是不必要了，但在当时却是必要的；虽然这和橡胶热作研究没有直接联系，但却是与儋州当地农民建立情谊一个具体行动，研究所只有和儋州农民建立了情谊，才能在儋州做好橡胶热作科研工作。此文值得一读。（杨振堂）

　　　　　　　　　　　　　　　　支农
　　　　　　　　　　　　　　　　刘铁山

　　时间：1958年端午节前。
　　为了帮助当地发展农业，与农民搞好关系，何康、吴修一、龚硕蕙等领导，曾带领我们几个同志——曾江、郑坚端、邓平阳、方畅承、朱少霞、刘静波和我，到洛基农村支援农业生产。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干了半个多月。主要是积肥。当时的口号是：争取粮食产量翻两番。
　　“争取粮食产量翻两番”的口号，也是儋县文艺宣传队下村表演时唱的一句歌词。看他们有关节目表演时，我们只见有个演员，头戴蒲编小帽，手拿一条树条，屁股后边吊着一块布垫，在台上边扭边唱。他用的是儋州方言，我们一句也没听懂，尤其对他屁股上吊着布垫，更是莫名奇妙。而当地农民却看得津津有味，非常入神。后经曾江翻译，我们才知道节目的意思——演员手拿树条，表示正在骑牛；屁股吊块布垫，是怕水牛背上的泥水沾湿骑牛人的衣裤。他说，当地农民骑牛下田时，一般都会在屁股头绑块垫子。由于这个节目，比较新奇，所以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很深。从此以后，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我和郑坚端相遇，都会把手伸向对方，翻来翻去，以示致意。翻动手掌，是我们之间的哑语，表示“翻两番”的意思。每当如此，总会勾起我们对当年的那段回忆。
　　由于那时当地的粮食产量基数很低，亩产只有一百来斤，翻上两番，也不过400斤左右。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亩产400斤只是个低产指标；可在当年，这却是个高不可攀的梦幻。因为：那时这里的稻田从不施肥。每年只育一次种，插一次秧。水稻熟时，拦腰收割，留着高高的稻茬，等其再生。再生稻的产量更低。反正没用多少劳力，收多收少，等于白捡，他们不太在意。
　　说起积肥，其实，我们是真正的刮地皮。那时村里家家户户都没有厕所，出门不是草丛，就是树林，这里的人都在野外拉大便。唐代明说，他在这里下放，最初很不习惯。尤其是，每天早上都要跑到外面大便；可是人在前面走，猪在后面跟，人跑到那里，猪就跟到那里，好像它就知道人要大便似的，撵都撵不走；实在没办法，只好爬到树上去拉了。唐代明还说：“这里找不到人的粪便，一拉出来，马上就被猪给消灭了。”虽然此地见不到人的粪便，而猪屎牛粪却到处可见。在村子附近的路上，离农户越近，地上的家畜粪便就越多。所以，村干部带一帮青年和我们一起，每人扛一把锄头，先从村内的路面开始，连粪带土，又刮又挖。与此同时，又让另一部分青年，到村外去割飞机草——这种草，枝嫩叶多，不但好割，也容易沤腐。飞机草要截成小段。本地没有铡草的习惯，没有铡刀；只得用砍柴用的砍刀，把飞机草放在木头上，一段一段地剁成小段。
至于制作肥堆，有的肥堆，置于村头路边；有的堆在近村的田头。每堆都是先在地上铺一层剁好的短草，然后蓋上一层粪土，一层一层地往上堆积，直到一人多高；然后把堆顶弄成凹坑，把水浇到坑内；最后再用稀泥涂在堆的外面，这个肥堆才算完工。
　　村民们对我们非常热情，劳动积极性也很高；尤其是那帮青年（我们所来劳动的，除曾江是老年人之外，我们也都是20多岁的青年人），积极性特别高，还要我们和他们一起挑灯夜战。白天割草的青年，这时也加入到我们挖地的行列。这样一来，比白天劳动还要热闹。因为平时这里的农村，夜里都是黑灯瞎火的，所以他们才把掌灯劳动，当作唯一的娱乐，有说有笑，非常开心。
　　这次支农，是个开端。从此以后，特别是我们生活最困难的那几年，每到插秧、收割的农忙季节，我们所都会派大批人员去附近农村支援……

　　　　　　　　　　　　　　　　刘铁山回忆录之四

　　编者按：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是生产企业部门的研究所，必需为生产服务，这是该所的建所宗旨。生产中存在什么问题，研究所就研究解决什么问题，急生产之所急，为生产之所需，这就是该所的研究工作方向。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刘铁山高级实验师的《1960年海南浓缩胶乳变质事故的回忆》，通过记述1960年研究所加工系领导和科技人员获悉一些橡胶农场浓缩胶乳发生变质事故后，立即前往调查研究，从而找到其根本原因并及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的事例，生动体现了这一主题思想。（杨振堂）

　　　　　　　　　　　　　　　1960年海南浓缩胶乳变质事故的回忆
　　　　　　　　　　　　　　　　　　刘铁山
　　1960年2 月2日上午，刚刚上班，研究所就接西联农场来电，说有20吨浓缩胶乳变质成糊，请研究所前往挽救。吴修一主任当即要车，把加工所全部人员拉至西联。他亲自在现场坐镇指挥，要大家各显神通，设法挽救。当时，聚集罐里还有半罐变成糊状的胶乳，已排不出来；而已排入包装桶的胶乳，未等装车就已凝在桶里，只得破桶取胶。不知谁出的主意，说农垦局有新进口的皱片机，用皱片机来处理这样大的凝块，比较合适。于是，系领导立即派我和赵镇培两人奔赴海口，请海南农垦局调拨皱片机，我们到海口经了解，才知道进口皱片机是个庞然大物，在农垦局仓库分装在24个大箱里尚未组装。听说有10多吨重，要几部卡车才能拉完。知此情况后，我们正打算回去，却又碰见所里来人，要我们马上去南田农场了解情况，说那里也出现了胶乳变质。我俩立即去车站排队，买到当天晚上开往三亚的夜班车票，次日车到藤桥时，天还没亮，我俩下车在路边等到天亮；在那里，能远远望见浓縮胶乳厂独特的厂房。因为当时浓缩胶乳工厂都是利用山坡来盖的，为的是便于膏化法浓缩胶乳排清，不用泵抽，节省劳力。我们朝工厂方向走去，工厂就在路边拐弯处不远，里程碑刻的是281公里。到了工厂，孙厂长和李书记领我们到车间看了胶乳情况，症状和西联的变质特征一样，变质胶乳数量比西联还多。在南田时，又接到所里通知，要我们再去南平了解一下那里的情况。我们到了陵水，得知当天去南平的班车已经开走，要等后日才有南平的班车，只得在陵水住下。在陵水时，曾看到一队女青年，穿着短裤灰军装，头戴有红五角星帽徽的八角灰军帽，在陵水街上列队跑步操练。我感到奇怪，不知他们是干什么的，大冷天气，我们都穿着棉衣，她们却敢穿单衣短裤。后来，才知道她们是来陵水拍《红色娘子军》的电影演员。
　　我俩到达南平，又遇到我们培训班的学员，他是南平胶乳加工厂的厂长（名字我已忘记）领我们察看，好在这里产量不多，但也变质8吨。南平农场场长朱黎招待我们吃饭，才知道当天是春节除夕；可是一路都没发现春节气息。中国正处于灾荒年月啊！怪不得。
　　3月16—18日，海南农垦局在南田农场召开制胶会议。吴修一带领袁子成、刘静波、黄惠民和我，乘杨全开的小吉普前往参加。我们4个随员，挤在两座位的后排，边上两位只好把腿伸出车外，那时车少，交通管理不严，超载是普遍现象，没人过问。可是短途尚可，这次是要走430公里的土路，才到开会现场。好在我们坐的是“老牛破车”，路上经常熄火，我们可以乘修车之机，下来活动活动身子。
　　那次会议商定，请研究所派人来南田工厂蹲点，探讨胶乳变质原因和改进方案。回所后，系里派袁子成、方畅承、刘静波和我来南田蹲点。我们把椰油肥皂溶成肥皂水，加进变质浓缩胶乳中，边加肥皂水边慢慢搅拌，直至糊状转稀为止。这是根据用月桂酸提高胶乳机稳的设想而采取的方法。因为椰子油的成分主要是月桂酸。当时南田椰子肥皂不多，又派人到三亚调拨了一些。
　　那年五一节，袁子成同志还用改进后的胶乳制成气球，悬在会场上空向大会献礼。
　　用加椰子肥皂水的办法，只是临时应急措施。要想杜绝这种事件再次发生，还得从根本上找原因。
　　真巧，就在1960年春天，海南许多农场的开割胶树上迅速蔓延条溃疡病，研究所也不例外。好多胶树割口附近的树皮，有的正在腐烂，有的已经不见。这种情况，已引起生产部门和研究所的高度重视。原因是，由于历年来强度的割胶，1959年冬，又遇阴雨连绵，湿树未干就去割胶。树皮感染病菌，又感染了胶乳。所以，不但胶树受到损害，胶水也难以幸免。在浓缩胶乳加工方面，那时全都用膏化法生产，主要配料藻酸铵本来就是细菌很好的培养基。所以，带菌胶乳中有这一良好培养基，病菌便迅速繁殖，致使胶乳变质也就不足为奇了。
　　自出现这些事件后，科研、生产都作了许多改进。在胶乳加工方面，增添了挥发性脂肪酸的测定，以监控胶乳质量；在生产上，用离心法生产浓缩胶乳，逐步取消膏化法生产。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14:17

　　编者按：从刘铁山高级实验师在《我国烟片外观分级标准的起草简况及之后烟片生产中出现的问题》一文中反映的我国烟片外观分级标准与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有所不同的情况，提出了一个问题——我国烟片外观分级标准制定依据是什么？当然应该是我国烟片生产的情况。离开了我国烟片生产实际，就不可能制定出适用于我国的烟片外观分级标准。别国的乃至国际的标准都不能照搬着套，只宜参考；否则无异于“削足适履”。实际情况是，我国烟片生产质量高，绝大多数为1级，少数2、3级，根本不存在4、5级。据此，刘铁山同志参与的我国烟片外观分级标准与包装规定起草小组，参照国际标准的做法，未草拟4、5级标准。东南亚国家如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存在大小胶园烟片生产质量差异悬殊的情况，因而这些国家制定了4、5级烟片标准。我认为，无论我国还是东南亚国家的做法都是正确的。但是，1965年湛江帮产公司办的烟片外观分级培训班规定的各级烟片实物样本制备内容却包括了东南亚的4、5级，这就似乎有点脱离我国实际之虞了。此外，我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刘铁山高级实验师在此文中反映的20世纪60年代围绕烟片存在针孔气泡究竟会不会影响烟片质量这一问题而展开的争论，可通过试验来判明和澄清。因此，刘铁山高级实验师在此文中提出“人家有人家的看法，我有我的观点；孰是孰非，还得靠实践来检验”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这是一篇涉及科研工作思想路线的回忆录，其含义深刻。（杨振堂）

　　　　　　　　　　　　　　我国烟片外观分级标准的起草简况及之后烟片生产中出现的问题
　　　　　　　　　　　　　　　　　　　刘铁山

　　我国的烟片外观分级标准与包装规定，是1963年全国制胶会议期间草拟的。起草小组的工作由农垦部热作局罗建民同志主持。小组成员有我和外贸局的陈科长、广东农垦厅的2位工程师（记不起他们的名字）、产品公司的房基泽科长和梁科长。那时，产品公司才刚刚成立。估计在通知开会之前，部里已把参加起草的单位确定了；不然，就不会这么巧合：这次前来开会，我带来了一本《Green Book》（绿皮书），农垦厅和外贸局也同样各带了一本《Green Book》。
　　我们起草小组草拟的方案，基本上是参照《绿皮书》的国际天然橡胶贸易对烟片的分级标准的。该书在纽约出版，1957年2月1日起生效。在胶片包装方面，我们只在胶包重量上有所不同。书中规定的是每个胶包重220～224 lb（磅）（相当于100 Kg左右）；我们草拟的是每包50 Kg，是为了便于搬运。
　　绿皮书中，除了国际标准外，又局部地刊载了RMA和新加坡的等级标准。据该书介绍，由于当时国际标准对4级和5级这两个级别的烟片样本，还没制备出来，所以才把RMA和新加坡标准对这两个级别的样片外观规定，也刊载到这本书里。
　　这3个标准之间，是互相沟通、互相承认的，无论那种标准，他们都是根据东南亚，尤其是印尼、马来亚这两个产胶大国的生产情况制定的。在印尼和马来亚，有先进的大胶园，也有落后的小胶园；而且，在小胶园中，有的生产方式还是非常原始的。由于小胶园的生产力水平悬殊很大，产品质量差异明显，所以他们的产品，都是先由收购商来品级付价，再由设在各地的包装公司归类打包，涂上涂料，标上等级标记，由包装公司向用户批量销售。由于产品外观等级只是个模糊概念，等级之间没有截然界线，所以，是否存在压级收购，抬级出手，从中谋利的现象，只有收购商自已知道。在国外的刊物中，曾提过有的经销商为了弥补胶包重量不足，故意增加包胶表面涂层的厚度，甚至还有过包胶里夹杂石头、铁块的现象。
　　为了增进我国与印尼之间的友谊，支援他们改善贫困胶农的生产条件，我国于1961年曾向印尼政府赠送过100套手摇压片机（每套1台光面，1台花纹）。这批机器是由海南机械厂制造的，我在该厂见过。我国生产的烟片，绝大部分来自国营农场。原来的小胶园，1958年后，有的归公社，有的进农场。国营农场生产管理烟片生产都很重视，技术也不保密，彼此之间经常交流生产经验。因此，生产工艺比较规范，不像国外那么杂乱。所以，按照绿皮书里的标准，国产烟片绝大多数都属1级。除非遇到胶乳严重变质或熏烟过火，甚至烟房失火，才会出现烟片外观反常现象。但这类事故，在总产量中占的比率，只是微乎其微。
　　由于我们起草小组，对国外烟片的真实情况都还没见过，所以对绿皮书中提到的某些缺陷术语，感到陌生，不好理解。正好，RRIM在1962年《Plant′s Bulletin》刊物中，陆续发表了一些有关烟片外观缺点的文章。为向国内传递这一信息，我们将这些文章译成中文，陆续在1963年《国外热带作物科技资料》及1964年《热带作物译从》中转载。后来，广东农垦厅又特意把《气泡》、《锈渍》、《发霉》、《油光面》等4篇译文，印成专集（号称烟片四大外观缺点），向生产单位推荐。真没想到，这几篇文章，特别是《气泡》一文，竟对我国烟片生产造成了那么大的冲击——引起了一场争论。到底该不该理会那些分散在胶片里的针孔气泡的问题，竟成了争论的焦点。
　　本来在绿皮书中，国际天然橡胶贸易对烟片等级标准的规定中，对1级、甚至对特1级烟片外观的要求，已明明写着“不反对分散的针孔气泡”；而且在RRIM的那篇《胶片的缺点——气泡》一文中，作者也说，有无气泡，对烟片使用性能没有影响；而且作者还提醒制胶生产者，不要为消除气泡而采取不当的生产措施，以致降低生胶的使用性能。像这些关键性的提示，竟会被人忽视，在我国的烟片生产中，又重蹈别人的覆辙。为了消灭那些不起眼的针孔气泡，竟不惜代价地一直折腾了那么多年。实在遗憾！要不是1970年代中期，我国逐渐从烟片生产转入标准胶生产，这场围剿气泡的战役，还不知要持续到何年何月才会结束。
　　1963年秋，加工系主任田之宾带领干胶组和设备组的同志，到西庆烟片厂蹲点，与厂里工人“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搞烟片生产样板。这个厂是1960年代中期设计的。生产能力是2.5吨/日。当时，对建厂规模意见不一：我主张建大厂，以便于生产管理和向现代化生产发展；海南农垦局主张建0.5吨/日的小厂，可用小型发电机发电，以便于生产队里照明；广东农垦局则采取折中。最后，就按各自的主张分头进行。于是，研究所负责设计2.5吨/日，在西庆建厂；农垦厅负责设计1吨/日，建在西达；海南局负责设计0.5吨/日，建厂地点，由局里安排。但是，谁都始料不及，那几年，我国农场随着胶树开割率的不断提高，树围越来越粗，胶水产量也随之大幅度增加，2.5吨/日工厂才刚刚投产2年，就得扩建。所以，我们在西庆的任务比较明确，就是同农场一起商讨扩建方案，以便利用当年胶树停割期间进行扩建。
　　扩建工程，于1964年春季完工。已将凝固车间和包装车间的厂房，都加长了将近1倍。工厂当年又增添了一些活动凝固池。除原来用的2台人工打包机外，农垦局又调拨来1台电动油压打包机，还有几十个能在轨道上移动的打包箱。于是，这个厂的生产能力，从2.5吨/日一下就变到4吨/日。
　　1965年春节刚过，加工系派我到湛江帮产品公司办烟片外观分级培训班，编写讲义并讲课。在我编写的书稿中，我把前面所论述的有关国际标准不要求排除针孔气泡的内容也写了进去。不料，审稿人把我书稿中这部分内容删除了。事后，负责审稿的人向我解释说，这部分内容，怕对外观分级的贯彻不利，所以就删除了。旁边一位年青人也帮助解释说：“针孔气泡很小，炼胶时不易破灭，这会影响混炼胶的配料混匀效果。”反正人家有人家的看法，我有我的观点；孰是孰非，还要靠实践来检验。上课时，我仍然按照我原先准备要讲的内容，向学员讲述。
　　烟片分级培训班，在湛江湖光农垦干校开办。同期在那里开办的还有另外2个培训班，一个是财务会计班，一个是汽车驾驶员班。因为教室只有1个，所以3个班得轮流上课。
　　我们这个培训班，由产品公司的简丹同志主持，工作组成员有谭志超、方凤、谢自杰及公司里的几位女工。讲课教师有我和西流农场技术员胡力生，还有加来农校的一位教师，共3人。学员大都是来自海南、湛江地区制胶厂的骨干；还有来自广西北海的邱谨（也是我院加工系1964年毕业生）和她所在胶厂的厂长，也是这个培训班的学员。
　　烟片分级培训班的学习科目，除课堂讲课之外，还有烟片包装技术交流与表演，各级烟片实物样本的制备等内容。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公司拿来一套新加坡标准的烟片实物样本，共5册；每册代表1个等级。每个等级都有外观情况相近的好几个样品。我那时还是第一次看到国外的烟片。1级、2级比较顺眼，它和我国烟片的外观情况非常相近，只是有的厚度较厚，花纹有深有浅而已。3级稍差一些。3级往下，就让人感到越来越不对劲；最突出的缺陷就是外来杂质——带进胶片里的树皮屑粒，恐怕有的连20孔粗筛都通不过去。由此可见，制造这种胶片的胶乳，肯定没经过过滤；除此之外，还有不同颜色的斑块以及其他污迹。面对这些想象不到的陌生样本，我都替培训班参加复制样本的同志发愁——在国产烟片中，去哪里找能够和新加坡标准4、5级样本对号入座的烟片呢？怪不得国际天然橡胶贸易在烟片等级标准中，只订出1至3级的烟片条文，暂把4、5级条文空在那里，而拿RAM及新加坡标准的条文来陪衬。我想，国际贸易标准都可以如此，何况我们呢？我们也不可委曲求全。没有4、5级烟片，是理所当然；如果我们连2级3级都没有，只有1级产品，岂不更好？
　　烟片分级培训班结束后，我又回到西庆胶厂。这年夏天，工厂打包车间，突然增加了好几十人，有农场家属，还有下放干部，说是来厂参加烟片分级的。她们排坐在窗口附近的地板上，人人手拿胶片，一张一张地对着光线仔细察看，见有针孔气泡，就像绣花一样，用针尖或锥尖将气泡戳穿。见此情景，我真不知是什么滋味，既失落又沮丧。本来，对这种烟片里的针孔气泡，大家早已司空见惯。每年高温季节，由于气体在胶水中的溶解度低，必须向外释放；而胶乳加酸后，在热天凝固加快，未等气体逸出，就已将它固定在凝块里边了，这本是一种不难理解的自然现象。如今却硬要把它当作不共戴天之敌，确实让人费解。如果带有针孔气泡的胶片，质量真有问题，即使把它的气泡弄破而其胶的质量还是原样，却硬要说质量提高了，这岂不是自欺欺人吗？然而，场里认为这样做，不但可以免遭由于气泡问题而受到胶片降级的经济损失，而且可以解决部分困难职工家庭的经济收入。因为那时农场职工中，有些家属还没安置工作。
　　1965年秋，何康任万宁四清工作团团长，指挥部设在东兴农场场部。为了配合那里的工作，所里派我任东兴橡胶加工样板组组长。和我同赴东兴的还有韦玉山、周宏庆。到东兴后不久，四清工作队又把加工系派去的队员方畅澄、仇素芬（文革时改名为郭军）调到我组里。后来，由于加工系迁湛建所，样板组工作临时中断。次年，我和韦玉山再赴东兴继续样板工作；可是刚到不久，“文革”开始，原来的工作部署被打乱……样板工作不了了之。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14:33

　　　　　　　　　　　　　　　　　　　　刘铁山回忆录之六

　　编者按：我国解放前烟片制造生产状况怎样？解放后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化工部烟片制造课题组的科研人员如何开展烟片生产工艺研究？进展过程发生过什么事件？有什么影响？刘铁山高级实验师的《我国烟片的生产及其制胶工艺的研究》一文对上述问题作了翔实具体生动的记述。想了解上述问题的读者不可不阅读此文。

　　　　　　　　　　　　　　　　　我国烟片的生产及其制胶工艺的研究
　　　　　　　　　　　　　　　　　　　　　　刘铁山

　　烟片在天然橡胶的制胶史上，是历史最久、产量最多、销量最大的一个生胶品种。
　　我国解放前的胶园，都是资本家开办的。雇用的制胶师傅，大多是在南洋有过制胶经验的归国华侨。所以，无论制胶方法还是制胶设备，都和印尼、马来亚等地的小胶园作坊式的情况，没有什么差异。
　　“烟片制造”这个课题，是研究所在沙面时期就开始设立的。最初由朱葆琳教授亲自指导。朱教授调走后，由邓平阳任烟片课题组组长。组员有陈友兴、常鎏忠等。
　　我是1954年从土壤分析室调到工艺室烟片小组的。当时，化工部正准备往石牌南秀村搬迁。家属宿舍已经完工，已把有家属的同志先搬过去，每天早出晚归，由所里派汽车接送。化工部各室的试验工作，暂时停止。大家都忙着拆卸仪器、机器，装箱待运。在百忙之中，组里同志都很耐心热情地向我介绍他们各自设计和建造的制胶设备。邓平阳在西楼屋顶天台上，建造了一个可容4部挂胶车的隧道式烟房。烟房和胶车，是参照RRIM（马来亚橡胶研究所）最近在其杂志上发表的图样及A型隧道烟房尺寸设计的。为了尽量减轻对屋顶的压力，他把砖墙和钢筋混凝土屋顶，改为杉木方格屋架，内钉厚1cm、面积 80cm×80cm的水泥石棉板，外钉1cm厚锌铁皮。这种改法，曾得到朱教授的赞扬。常鎏忠当时负责冷冻房的设计和建造。我去参观时，冷冻房还在运转。除此之外，他还负责电动压片机的设计，图纸已交广和安机器厂，并订了合同，由该厂制造和安装。陈友兴负责凝固池的设计和建造，以及铺砌凝固池两侧的瓷砖（砖面每隔3.5cm有一条沟槽,用于保持凝固池中隔板的距离,并便于隔板的抽插）。
虽然当时除压片机还在制造外，凝固、干燥设备都已完成，但缺胶乳，因而无法进行真正的制胶试验，只能用泥浆代替胶乳，用麻袋代替胶片，作模拟试验。
　　1954年6月，为了在联昌试验站选址建厂，烟片组全组人员从广州来到了海南，住海口第三招待所，见到几位垦殖总局来的工程师，说是正给研究所设计房子，所址已确定在府城，地界都已钉好（关于研究所搬迁的事，将在另文交待）。我们在海口住了一晚，买到去那大的车票，到那大后，由于去联昌的路我们都不熟悉，又是荒山野岭，不好问路。所以，只好雇了民工，帮我们挑着行李带路（那时，到基地出差，都是自带被褥，公家只借给蚊帐、阳伞、油布和公文包等）。我们沿着公路走没多远，就进入小路，两旁尽是我从未见过的杂木丛林、奇花异草，以及动物、昆虫——它们在树上和草丛中窜来窜去……。我只顾观赏这些丛林美景，不觉已走了近3个小时。下坡，过河，上至山顶，终于来到了联昌。由于坡陡路窄，只顾低头爬坡，汗流浃背，竟没有留意坡旁就是我国著名的橡胶母树林段。
　　联昌试验站的站长，是刚从研究所器材科调来的黄香同志，据说，转业前他是叶帅的警卫，客家人，性格开朗，非常健谈。见到所里来人，如遇故知，忙让办事员李玉有同志给我们安排住处。当时，站里只有一座瓦房，原是资本家的炮楼，后来改作烟房，其余全是就地取材搭建的茅草棚子。听老李的口音，不用问就知他是河南老乡，因而一下拉近了距离，感到特别亲近。他把我们领到田之宾科长住的茅房里，田之宾同志时任研究所器材科科长，是来这里规划建站的。住的问题非常简单，只要把所里早就运来的帆布行军床打开，撑上自已带来的蚊帐就行。
　　晚饭时，田科长从外边回来见到我们，真是亲如一家，问长问短，问起广州所里的情况，当他知道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时，他更加兴奋，主动向我们介绍了这里的情况和将来的设想。
　　次日一早，吃过早餐，站里给我们派来一位向导，先到几个林段参观胶工割胶。有个叫“马佬山”的林段，给我印象最深。该林段位置较低，是在山下，一边紧靠着试验站，其他三面全有原始森林包围。林段边沿是条小溪，而过了小溪，就是长满杂木的悬岩陡壁。听说，这里经常有猴子，野猪等野兽出没。看着胶工手快脚快、紧张有序的割胶动作，真让人佩服。
　　上午10点，我们先到胶厂等待观看整个制胶过程。11点左右，割胶工人陆续回来，依次排队，有制胶师傅凌云掌握，先把胶乳过筛滤入已知重量的桶中，然后连桶称重，扣除桶重，在胶工的名下登记他收割的胶乳重量，再用约容100 ml提子，提取样品，放入带有编号的小盘（等加酸凝固，制成干胶过秤后，再来计算该胶工当日收割的干胶总重）。把称过的胶乳倒入混合池中，等全部胶工的胶乳都称完倒入后，按照当日所收胶乳总量，算出稀释这批胶乳需水量。将水加到混合池中与胶乳混合。然后把稀释后的胶乳，倒在木制的凝固池中至一定深度，或把稀释的胶乳用一定容量的勺子，勺入凝固盘中，加稀酸混合均匀，撤去液面泡沫，静置待凝。
　　下午4点，到压片时间，专管烟胶的师傅钟佳也上阵，加上2个年轻小工和凌云，工厂共有4人，全部出动。2位师傅先用双手把凝块从凝固池中轻轻托起，放在案上，双手握住一条圆棍的两端，上下用力，一下一下地挨着，从凝块一端压到另一端，然后再把凝块掉转90度角，用同样方法，从这头压倒那头。等所有凝块经过木棍按压后，由师傅喂料，小工摇机，先把凝块在光面辊机上压成薄片。为此，胶片在光面机上每通过一次，就需调小一下辊距，才能越压越薄，也越压越吃力。最后再把胶片通过一次花纹辊机，压片结束。为使胶片保持平整，每次压过都需把胶片叠摞。最后，把叠摞好的花纹胶片，浸泡在清水中过夜，等待次日才挂片熏烟。
胶片熏烟干燥，由钟佳师父负责。2个小工协助挂片、搬运和锯柴。早上把第一天压的胶片从水池中捞出，把胶片一片一片地从胶片堆上揭下，挂在竹杆上先晾一段时间，等胶片不再滴水时，才把挂满胶片的竹杆移入烟房。竹杆的长度是按烟房内部的尺寸而定的，所以，每条竹杆要挂几张胶片，应由竹杆长度来定。
　　烟胶师傅每天早上起来，先把炉膛的柴火抽出，用灰掩息，打开房门，放烟降温。他们利用烟房降温的时间去挂湿片，又利用湿片在外滴水的这段时间，回到烟房，把头天进来的胶片，从挂胶竹杆上取下，再翻过来悬挂。这是为了防止粘连，便于快干。把已翻挂的胶片移入另个位置，继续熏烟，把原来的位置腾出，让给新滴过水的胶片。等新胶片在室外不再滴水后，即移入胶房，关门，生火。每天都是如此操作。
　　这趟出差，使我受益匪浅：不仅了解了我国当时的制胶生产情况，而且对我以后查阅理解国外有关资料，立足国内，放眼世界，赶超国外先进水平，起了很大作用。
　　1955年3月上旬，烟片组全体成员包括邓平阳、吴仕谅、常鎏忠、王寿长、刘铁山，加上所里新派给的2名工人符理楷、林华畅等，一行7人搭乘所里派给的4吨卡车（张有蓬布），从广州出发，一路风尘仆仆，走了7天，才到联昌。由于当时的公路全是土路，汽车走过，尘沙飞扬，带蓬的汽车又不密封，因而气流会把尘沙从车尾卷入车厢，把乘车人弄得满身泥土，像土人一样。之所以会走7天，是因为广东河流较多，河上没桥，汽车全由渡船来渡，一天跑不了多远。
　　这次来站，令人惊喜。联昌已蓋了许多新房。广州来的施工队仍在施工。他们已蓋了许多幢砖瓦结构的职工宿舍。招待所、饭堂、图书室、试验室等也即将完工。他们已把施工重点转到2个试验工厂即浓缩胶乳厂和烟片厂。
　　站里专门为我们安排了一幢离厂最近的宿舍。不久，烟片厂的设备已从海口运到联昌。除压片机由广和安厂派来的师徒2人负责安装调试外，其他如烟房组装、挂胶车组装、烟房轻便铁轨的铺设，以及发电机地基下基、电机调试等，全由我们自已来干。全组同志齐心协力，分工合作，仅用2个月就安装完工了。6月初，烟片试验工厂开始生产试验。吴仕谅、王寿常负责胶乳保存和胶乳凝固；常鎏忠负责压片调试与压片；邓平阳、刘铁山负责烟片熏烟及自动控制、热电偶测温等。
　　试验刚开始不久，突然接到所里通知，要我和2位广州来的工人留下维持生产；其他广州来的同志，包括后来支援试验的冯孜攸同志，全部召回广州参加反胡风运动。因而，试验至此被中断。
　　1956年4月，烟片组的同志再次来到联昌。按照原来的分工，有条不紊地展开了各项试验。为了解所有制胶工艺条件对烟片理化性质的影响，制出了数十个烟片样品，及时寄往广州进行理化分析。
　　当年，我在烟胶试验中，也作了一点改进。即把原来所有（有十多条）热电偶的固定端，都放在同一个容器装着的0℃的溶冰中，另一端放在待测处的测温方式，改为把固定端放在已知温度的常温水中。把测温端测出的温度结果减去固定端的温度，即为测温端的实际温度。记得当时我是用解析几何中求直线的算式，在坐标纸上标出温度变化直线的。
　　回想起来，1956年，是我们非常宝贵难得的一年，能全神贯注地搞了一年烟片生产工艺的系统试验。研究所1980年出版的《热带作物研究》创刊号中发表的《烟片制造研究》一文，就是根据这一年的试验结果整理的。我国于1963年在湛江召开的全国制胶会议中，草拟的烟片生产工艺规程，主要也是依据我们1956年的试验结果，并参考国外推广的情况制定的。
　　1956年试验结束，全组同志回到广州，将当年试验情况向课题主持人彭光钦教授汇报。他听完汇报后，要求我们将汇报写成研究报告，并向我们讲述了编写格式。他说，不久所里将召开学术讨论会，可将论文拿到会上请与会专家给予指点评论。
　　往年出差回来，全组人都到主持人家里汇报工作，汇报完后，接下来就是制定下一年的工作计划，并就有关问题向主持人请示指点。如今要写论文，大家觉得新鲜，都想试试。结果把一个完整的“烟片制造”课题，分成几部分，弄得“粉身碎骨”，各写各的，共写了7篇：吴仕谅写的是《胶孔保存》；王寿长写的是《胶乳凝固》；常鎏忠写的是《压片机的设计》；邓平阳写了2篇，一篇是《烟房设计》，一篇是《烟房自动控制》；我也不甘示弱，也写了2篇，一篇《胶片熏烟》，一篇《烟房温度分布及温度测定》。
　　化工部（加工系前身）的文章，都是在石牌法学院的讲台上宣读的。与会者除化工部的职工外，也请了几位外单位的代表。
　　研究所的学术会议，是在广州南方大厦9楼召开的。研究所还为这次会议出版了一集论文集。想不到论文集里还刊载了我们的文章摘要。
　　1957年，由于参加研究所的学术会议，烟片组赴联昌的时间比往年晚了一些。那年本想再作一次重复试验，不料试验开始不久，就接所里通知，要我们立即回所参加“反右”运动。试验从此中断。
　　1957年“反右”运动，1958年干部下放劳动，以及研究所往海南搬迁。在此期间，我没接触烟片生产。
　　1959年春，我国各地垦区农场，已建了许多烟片工厂和浓缩胶乳工厂。为培训制胶骨干，研究所在联昌开办了一个“制胶学习班”。办了28天因粮食紧张而中断。学习班的情况，由袁子成教授负责介绍，这里我就不再重复了。
　　学员走没多久，海南农垦局邀请我所派人，参加西达农场烟片厂五一节开工典礼。于是所里派邓平阳、曾江和我前往。当时，海南已进入粮荒时期，加上交通不便，住宿紧张，第一天住在那大，次日乘车到达金江（澄迈县城），腹里空空，为喝一杯稀稀的糖水，就得围着桌子排队，一杯糖水得排个把小时才到嘴。吃饭凭旅店住宿证在旅店开饭。每人每天总共半斤粮食。第三天，从金江乘车到达中兴小镇，那里更紧，如果去旅店晚了，连饭都没有。我们都很羡慕因公出差的公安干警，店里给他们的定量，是按上级规定的每人每餐半斤粮食。我们在中兴又住了一晚。由于中兴至西达没有公共汽车，只能步行前往。真没想到，从宝岛新村到西达农场，路上竟走了4天；更没想到，西达农场竟把我们当上宾接待。单独住宿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连吃饭也是单独的！我们3个每人每餐12市两（3/4市斤）大米，每人每天竟超过2斤，没有蔬菜，他们竟用罐头代替，量虽不多，但在当时罐头是很难见到的珍贵食品。连我们自已都没料到，那时我们的饭量会那样惊人：一日三餐，餐餐都吃得干干净净，一粒不剩！后来才知局里请我们去的用意。当年局里进口了2台6〞辊径的五合一压片机，但对西达说，只有1台，要他们和西庆农场比赛，看谁最先投产就把机器给谁。不然，就把已经在这里安装的机器调走。
　　五一节那天上午，我们参加完开工典礼，下午就走了。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14:55

　　　　　　　　　　　　　　　　　　　　　　刘铁山回忆录之七

　　编者按：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面临胶头、胶线等杂胶日益增多而不能充分利用造成浪费日益严重的压力；因而学习国外经验，以胶头、胶线为原料，生产褐皱片，增进经济效益，已成为农垦的当务之急。研究所惟独刘铁山高级实验师有幸受命进行我国褐皱片的研究。刘铁山的《我国褐皱片的研究与生产》一文具体记述了他在进行褐皱片生产试验过程中不怕艰苦，牺牲一些个人利益，克服重重困难和障碍，终于实现我国能及时将杂胶加工成褐皱片初步成功的感人事迹。阅读该文，能受到很好的人生观教育和启发。（杨振堂）

　　　　　　　　　　　　　　　　　　　我国褐皱片的研究与生产
　　　　　　　　　　　　　　　　　　　　　　　刘铁山

　　1955 年以前，我国天然橡胶主产区海南岛的制胶生产，全为烟片。像胶头、胶线这类杂胶，都是放在烟房地面上或架子上熏烤一段时间后，单独打包出售的。1955年以后，曾有一段时间，海南省曾将制胶生产重点，从烟片转移到浓缩胶乳生产。那些没有烟胶设备的单位，就把这些杂胶随便堆积，日积月累，越积越多，任其发霉生蛆，**发臭，却无能为力。而解放后，我国大规模开垦种植胶树，从1958年开始，这些建国初期种的胶树，已陆续开割，而且开割率逐年提高。记得20世纪50年代某期JRRIM（马来亚橡胶研究所期刊）中，曾这样报道：“胶头、胶线在天然橡胶总产量中占的比率是：实生树为5％～8%, 无性系为25％～30％。”我想，这可能是无性系产量髙，排胶时间长，杯凝胶多的缘故。面对我国胶头、胶线产量日益增多的压力，如何使之物尽其用，尽量提高其使用价值，已成为当务之急的问题。
　　国外比较成熟的经验是，按照胶料当时的质量情况，将胶头胶线分别在皱片机上压制成不同等级的皱片——褐皱片（brown crepe）。
　　应海南农垦局邀请，1961年3月2日研究所派我前往南林农场，协助筹建褐皱片工厂。出发前，我手上只有一份进口皱片机的说明书。说明书里只有皱片机的外貌照片，没有装配图，也没有技术参数、安装要求、需用动力、机器性能等必需的说明，只是一份广告而已。而且我既没有见过皱片，也没有见过皱片机。如何完成这个任务，心里无底。好在所里领导给我这样指示：“边建厂、边安装机器、边试验、边生产、边总结。”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坚定了我的信心。
　　与南林农场协商结果，褐皱片工厂就设在六甲浓缩胶乳厂内，利用那里的化肥仓库作厂房。这样既可节约一笔建厂经费和建厂时间，同时，生产人员的配备，也可由浓缩胶乳厂内部调配来解决。
　　厂房解决后，我立即去海口与海南水电安装公司办理承包安装皱片机的手续（皱片机安装费6 000元）从挖地基到机器试车，共用了1个多月时间。厂房面积约200平方米，一分为二，一头安装皱片机和人员生产操作，一头堆放胶料及胶料浸泡。在为机器挖地基的同时，厂房另一端也开始砌胶料的浸泡池。所以，当机器装好试车时，另一端的浸泡池也开始投入使用。
　　这套皱片机，是从英商进口的。由皮带轮带动转动杆，4台后辊连动的组合方式，辊径12英寸，1至3台的辊筒表面有菱形花纹，纹沟由深依次变浅，第4台为光面。各对辊筒前后的传动速比也不一样，按齿数推算，分别是1∶1.1, 1∶1.2, 1∶1.3, 1∶1.5。前后辊的转速相差越大，揉搓力越强。
　　机器装好后，胶料开始进厂。未等接近，老远就闻到一股腐尸般的恶臭，扑鼻而来。这些胶料，由于长期积压，已牢牢的粘结一起。菜耙扒，钢钎撬……弄了半天，好不容易才把一车胶料卸进厂房。
　　为了便于加工，还得把这些大块胶团，用手撕开。胶头含水较多，虽然很臭，分离倒还容易；而那些已溶得粘手的胶料，就非常难分，只好将它们分池浸泡。最初触摸这些胶料，很不习惯。下班后，用水反复洗搓手，手上仍有臭味。时间长了，也就习以为常了。这就是所谓“久闻其臭，而不觉其臭矣!”
　　这里最大的难题，是皱片机没有配备专用动力。试车时，是用胶轮拖拉机带动的。那是南林农场当时唯一的一台胶轮拖拉机，35匹马力，刚刚进口的。当时正值我国人民生活最艰难的时期。场里主要靠那台胶轮拖拉机从事田间作业。整天忙得不可开交，只能在农闲间隙里挤出短暂时间，让我们进行压皱试验。所以，只要一听到拖拉机进厂的声音，厂长卢廷信、副厂长黄炳佳、化验员林之本、苏一婵、许子汉（3位都是我们1959年短训班的学员），还有海南农垦局来的刘湘辉同志等，我们大家就会不约而同地会齐在皱片车间，同工人们一起进行压皱试验。没用多久，我们很快就掌握了各台机器辊距的调试要求和压皱操作方法。因受动力限制，4对辊筒不能同时负载，必须让部分辊筒空转。
　　生产试验开始不久，突然接到所里来电，转告我父亲逝世的消息。这如晴天霹雳，使我十分悲伤，不禁泪如泉涌。同时，我的思想斗争非常激烈。若回老家奔丧，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试验机会，我是褐皱片制造课题的负责人，是代表两院来的，我一离开，试验势必中断，眼看海南各场送来的杂胶越来越多，不抓紧处理，包袱将越来越大，杂胶质量日益降低；若不回去，于心有愧，我是老人的独生子，老人生前我未能尽孝，死后又未送终，于心不忍。在此忠孝难以两全之际，我决定坚持工作岗位，往家里给我爱人寄去200元，让她替我办理丧事。
　　我们的生产试验，只能按胶轮拖拉机的时间安排，时断时续地进行。有动力时，我们就压制皱片；无动力时，我们就挑选胶料。先把变质程度较轻的胶料挑出，单独浸泡，免受质量差的胶料拖累。因为质量较好的胶料，可以在光面机上压成薄皱，干燥较快，有利于干燥场所的周转；而质量差的胶料，只能压成短的毯皱（Blanket）,不仅挂一两个月都难干透，而且还经常断片，占用大量场地。
　　我们也曾做过褐皱片的防霉试验。虽然对硝基酚、无氯酚钠等药效较好，但后来得知，它们都属于致癌物质，因而不再使用。
不久，又接所里来电，说我大娘病逝。不到半年，家里就失去两位亲人。　　这种接踵而来的打击，实在难以忍受。我对大娘的感情最深。虽非她生，但她却对我倍加爱护。1948年底，我在郑工学校被选为学生代表，参加由田丰任团长、董一欧任副团长的中原人民慰问团，赴淮海战役前线，到商丘、宿县、徐州、利国驿、贾旺等二野、三野解放军驻地慰问，来去一个多月。大娘见我寒假未回，怕出事，昼夜难寐，哭得两眼都红肿了，每天依门张望，直到我回家，她才放心。
　　后来，从我爱人来信得知，两位老人在弥留之际，还不停地呼唤着我的名字，想和我见上一面。每想起这些，我就会难过得眼泪直流，这是我最感愧疚的心事。
　　由于精神刺激过度，加上那时物质生活紧张，蔬菜难买，所以，无论是吃稀饭或吃番薯、木薯，我都爱用山辣椒当菜，有时一餐就吃二三十个。时间久了，就出现了胃痛。也真是祸不单行——屁股上也生了疖疮，越长越大，红肿庝痛得移步都要强忍。眼看春节已到，而病痛却把我困在南林，干着急，回不去。而厂里的医务室，只有一个退伍兵男护士，药品不多，每天只能给我些璜胺片、胃痛片之类的药品。场部虽有医院，但离六甲4公里，我移步困难，走不过去；再者，大家都忙着过年了，我不愿再给人家添麻烦，宁可硬撑下去……
　　后来，胃痛和疖疮肿痛稍轻一些，我立即搭车回到海口。由于我只能靠一侧屁股坐车，一路颠簸，因而疖疮又肿了起来。正好在两院海口招待所，我遇到了农垦局刚从汕头招聘来的医护人员罗良海、纪双凤等，他们见我庝痛的样子，立即陪我乘车到海口人民医院，做了开刀手术。至今我还留着那次手术的疤痕。至于胃病，最初几年时好时犯，后来住了两次医院，至今很少再犯。不过，我从得此病以来，就再没胖过。
　　到所不久，何所长就让他的秘书王永昌同志，把肖克副部长给他的信转给我看。肖克副部长在信里问，国际市场上有叫“宫宝”、“康宝”的皱片，名堂繁多，是怎么回事。没隔多久，所里又收到一箱锡兰皱片样本，也立即转交给我。
　　何所长之所以会把信件和样本，让秘书直接转交给我，是因为他知道我在搞皱片。1961年10月，我同南林几位同志，一道去西庆参加海南农垦局召开的全岛制胶会议。会后，我到所汇报工作，顺便准备些冷天衣服，在所里逗留了几天。要返回六甲时，正巧，何所长和高大钧副所长要去三亚看望王震部长，就让我搭他们的小车顺路到六甲。小车直开到工厂，于是我顺便领他们视察了那里的皱片生产现场。所以，这给何所长留下了印象。
　　当初，我去南林时，为了抓紧时间建厂，没有来得及去图书馆查阅资料；再说，那时图书馆在4楼，只有一些图书上架，大部分期刊还钉在箱里。
　　这次回来，我终于有了查阅资料的机会。一连数月，我几乎天天都泡在图书馆里。对有索引的期刊（Index），我就由近至远地查找有关文献，比较快捷方便；对没做索引的刊物，我就由远而近一期一期地查阅。这虽比较费事，但也有好处：除能查到一些有关褐皱片的文献外，还可对南洋地区天然橡胶制胶的发展历史和生产状况，有了系统的了解；此外，我从某些文献中产生的疑问，又可从别的相关文献中找到答案。例如：
　　1. 板胶（Slab）的由来
　　板胶是最早出现的制胶方式。20世纪初，原来在南洋经营茶叶的商人，见天然橡胶供不应求，就改行经营橡胶，利用烘茶的烘盘作凝固盘，把凝固好的凝块，用木棒挤掉一些水分，蓋上一些印记，在原来的烘房中烘干一下，就拿出去出售。但是，他们生产板胶的时间不久，很快就转入生产烟片了。
　　在褐皱片生产中所指的板胶，是民间小胶园所产的板胶。在印尼和马来亚，都有相当多的民间小胶园，分散在各地。生产规模略大一些的胶农，就生产烟片。而许多胶农，只有二三亩地、几十株胶树。他们没有资金和设备，只好把收割的胶乳倒在地上挖好的小坑里，让其自然凝固。等收胶商的船来时，与之换取生活用品。由于收胶商来期不定，有时数月一次，有时会隔几年。所以，这种板胶厚薄不一，存放时间有长有短，大多都是表皮发黑，内部发白，有的还能挤出恶臭的水滴。这种板胶是再炼胶厂的主要原料。虽然胶厂也收有胶头、胶线、泥胶以及带有树皮的“皮屑胶”，但与板胶相比，这些杂胶的数量很少。
　　一本有关印尼、马来亚、新加坡3国1953—1959年橡胶产量的统计资料表明，在再炼褐皱片的产品中，有96％以上都是3级和3级以下的产品。难怪在橡胶市场各期的报价单中，再炼褐皱片只有C级毯皱的报价，而烟片的5个级别报价都很齐全。
　　2.“胶园褐皱片”这个名称，当初RMA（橡胶制造者协会）特别声明，只许欧洲人经营的胶园使用。这句话曾引起我的注意，印象很深。
　　胶园褐皱片都是用新鲜的胶头、胶线搀混起来及时加工而成的薄皱片。根据产品颜色的深浅，共分3级。并在每个级别数字后边加有“X”符号，即1X 、2X 、3X 。其意思是：特1级，特2级，特3级。
　　普通薄褐皱片，虽然也是用胶头、胶线混合加工成的薄皱片，由于胶料曾贮放过一段时间，难免有轻度变质的现象，所以在其各个级别数字的后边，没有“X”符号，以示与胶园褐皱片的区别。
　　刘型副部长信中所问的“宫宝”“康宝”，是“Compo”的读音。“Compo”是Compound的缩写，是马来亚地区早先对胶园褐皱片的称呼。
　　3. 胶园薄褐皱片1X级在3个级别中的比率，不同国家有所不同，如：据印尼1957—1959年的出口数量统计，该国1X级占40％；而据锡兰20世纪50年代历年RRIC年报所载，该国1X级则占70％。
　　在锡兰，胶园褐皱片1X之所以会有如此高的比率，是和当地的制胶方式有密切关系的。锡兰是世界著名的白皱片生产国，尤其是鞋底皱片（Sole Crepe）,制造工艺特别讲究精细。由于锡兰的皱片工厂比较普遍, 对胶头胶线的处理比较方便及时, 因而这里不存在再炼褐皱片的质量问题。
　　通过数月来的文献搜集与阅读，我对国外褐皱片生产的来龙去脉，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同时，结合自己前一段的实践体验，对我国的杂胶生产今后应走的方向，也有了明确的认识。国外的再炼胶厂机械化程度虽高，由于所用胶料本身的问题，难以制出质量好的产品。由此可见，杂交皱片质量的关键，在于胶料是否新鲜、胶料处理得是否及时。所以，我以为，我国的胶头、胶线，不应该再走集中处理的方式。
　　通过文献搜集，提高了自已对英文资料的阅读能力。1962年我通过了晋升职称的外语考试，1963年开始享受高知待遇。
　　1963年，研究所根据农垦部申报进口设备的通知，要我填写了皱片机、杂胶洗涤机的订单。订单到部后，部里又把订单上的定货数量加了一倍。1964年，订货到后，一套拨给海南，一套拨给湛江。海南局打算把工厂建在海口秀英坡那里。我向潘照副局长、工业科张庚顺科长解释，陈述了胶料集中处理不利于产品质量提高的道理——那时还没有环境污染的意识。他们接纳了我的意见，后来就把工厂建在西流。1964年，湛江农垦局来电，邀请研究所派人前往湛江研究皱片工厂厂地问题。当时，我因胃病正在宝岛新村医院留医。系里建议并经郑克临副所长批示，同意我坐飞机赴湛。髙子成副局长领我到湛江农垦转运站去看。他们原本打算把那里用鸟粪生产磷肥的厂房腾出来，用做皱片车间。经我解释后，同意把皱片厂址改在湖光农场。
　　至此，实现我国杂胶能及时加工的第一道关，算是顺利通过了。
　　在舆论宣传方面，无论是全国制胶会议，还是地区农垦局的制胶会议，只要我去参加，我都会主动向领导和与会代表宣传及时加工胶头胶线的意义，且不说像RRIM的统计那样，胶头胶线在高产无性系干胶总产量中占25％～30％，在我国，即使只占10％，其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若能把这10％的橡胶及时地加工成质量好的褐皱片，保住它的使用价值，其不也是一大贡献？这个论点，后来也纳入到制胶培训班及工农兵大学生制胶工艺的讲义中去了。1973年，兵团制胶会议在二师师部兴隆召开。两院派袁子成、顾之翰和我参加。陈茂盛、黎志平当时是十师的代表，也参加了那次会议。我在小组讨论会上曾说过，胶头的质量（指的是它们加工后的使用价值）比胶线好。没想到时任二师师长的潘照会如此反感，竟在大会发言中说：“我们胶工辛辛苦苦地把胶线从树皮上全剥下，挂在家里风干得像面条一样好看，难道还不如胶头？”我知道，这话是冲我来的。顾之翰、袁子成随即相继站起来为我辩护说：“由于胶线与树皮接触时间较长，吸收树皮中的丹宁、锰、铁等不利于提高橡胶质量的物资较多，所以它比胶头容易受到氧化。”这时，王昌虎忙说：“相信科学，实事求是。” 这也成了那次会议中的花絮。
　　今天，终于又找到了我在那次争论中的依据——《未经处理过的胶线的无机元素含量》一文（《热带作物学报》1956年，No.5.P47）。那次会议，除对胶线问题发表意见之外，我还就针孔小气泡与烟片质量的关系谈了看法，说：“针孔小气泡对烟胶片质量没有影响。”这也曾引起鞠卓处长对我不满。这个问题将在我写的《烟片生产》一文中进行交待。
对于国外发表的有关资料，我也以译文形式刊登在两院出版的刊物《热带作物译丛》中，向生产单位作介绍。
　　除宣传之外，我还积极设法创造条件，以尽早实现我国的胶头胶线及时处理。时任加工所所长的田之宾同志同意我的观点，并支持我的建议。1965年末至1966年初，让加工所设计组进行小型皱片的设计。一组三台，辊径250 mm，辊长约600 mm（具体尺寸，我记不清了），前两台辊面为菱形花纹，第一台沟纹较深，第二台沟纹较浅，第三台为光面。前后辊的速比，全为1:1.7。各台独立，由马达带动。紧急刹车，则参照新进口的皱片机的装置。机器由湛江通用机械厂试制，试制经费由加工所出资。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缘故，不知道这台机器何时完工。1973年，我从两院去高州团结农场开制胶会时，见到这套皱片机已装在那里，正在压制浓缩胶乳厂的乳清。
　　当初，我曾设想借产品价格来促进杂胶及时处理的推广。因为我国皱片的价格，从“文化大革命”前，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20多年都没动过。1级烟片6 080元 / 吨，2级烟片5 700元 / 吨, 3级烟片5300元 / 吨。我想, 胶头胶线, 特别是胶头, 若能及时制成皱片, 其质量不一定亚于3级烟片。按3级烟片的价格来定价，对生产肯定会有很大的吸引力。然而，后来听说，胶清胶片已定为4 000元或4 200元 / 吨（准确数目我已忘记），而褐皱片的定价为2 000元 / 吨。我认为，2 000元 / 吨，只能是泥胶皱片的定价，如果皱片胶不分好坏，全部都2 000元 / 吨，那可就惨了。这等于给胶头胶线判了死刑，看来这杂胶的臭名，要永世不得翻身了！由于当时湛江两派正在武斗，产品公司那里也是个武斗据点，无法打听这种价格是否真实。
　　1967年春节，我和古远（原名古裕亮）在上海到一些橡胶制品工厂了解国产烟片使用情况。曾去过上海胶带厂。据张工程师介绍，该厂正在做胶清胶与合成胶相混试验，试制橡胶地板。由于胶清胶的蛋白质含量特高，硫化速度极快，不易掌握，容易烧焦，因而许多工厂不敢使用。所以，上级单位上海橡胶公司就把胶清胶的试验任务压到那里，让他们先做些低级橡胶制品试试。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15:20

　　编者按：邓平阳研究员现年81岁。是我国知名的天然橡胶加工专家，我国天然橡胶事业的开创者之一。曾任天然橡胶标准化分技术委员会秘书长、广东省橡胶学会副理事长、农业部热带作物及制品标准化顾问等职。1953年3月由于国家亟需开创天然橡胶加工事业人才而从华南工学院化工系提前毕业，被分配到华南特种林业研究所建所筹备处工艺部第九室（工艺室）至1994年退休，长期来一直从事天然橡胶加工工艺、设备和工厂设计，生胶理化特性，生胶应用，专用天然胶，改性天然胶，以及天然橡胶和热带作物产品标准化等方面研究，取得多项重要成果。1958年主持完成了《烟胶片制造》。1958—1959年主持设计和建成我国第一座生产型烟胶片厂并投产成功，使我国制胶业从此告别手工作坊式生产的落后状态而实现机械化。1961年主持完成《风干胶片研究》，解决了垦区熏烟片大量消耗木柴带来的能源短缺和生态严重破坏的问题。1963年主持完成《用国产胶试制汽车载重轮胎试验》，为国产胶在汽车工业上的应用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开创了我国天然橡胶事业发展的新局面新前景。1970—1977年主持完成国家新产品开发课题《天然橡胶新产品——国产标准胶研制》，该成果在我国植胶区全面推广应用，取得巨大经济效益，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80—1987年主持完成制订《天然生胶标准胶综合标准》，该成果1989年获国家技术监督局标准化进步二等奖，1992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邓平阳研究员为什么能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我以为其中最根本的是，在党的教育下，邓平阳研究员自大学毕业之后，就立下了“绝对服从组织的安排，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不怕艰难困苦，愿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已的一切！”的誓言。从此，他始终牢记和践行了这一誓言，因而能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为开创我国天然橡胶加工事业，在主持研制机械化生产烟胶片、风干胶片、国产标准胶，以及应用国产胶制造汽车轮胎、制订天然生胶标准橡胶综合标准等一系列重大课题过程中，团结和带领课题组同仁，历尽艰难困苦，勇于开拓创新，顽强拼搏进取，不断攻克科技难关，取得丰硕成果，不断把我国天然橡胶加工事业推向前进并与国际接轨。他撰写的《艰苦奋斗，开创新中国天然橡胶加工事业——新中国天然橡胶加工业发展轶事回忆》一文，25 000余字，翔实具体记述了他的这一感人事迹，朴实地描述了他艰苦创业中鲜为人知的轶事。读后深受教育和启迪。（杨振堂）

　　　　　　　　　　　　　　　　　　艰苦奋斗，开创新中国天然橡胶加工事业
　　　　　　　　　　　　　　　　　　——新中国天然橡胶加工业发展轶事回忆
　　　　　　　　　　　　　　　　　　　　　　　　　　　邓平阳

　　一、走出校门，踏上开创新中国天然橡胶加工事业的征途
　　1953年2月，我们华南工学院(华南理工大学的前身)化工系三班的同学，刚从广东省东莞糖厂和顺德糖厂实习完毕返回学校，就得知教育部已下达命令，因我国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需要，1949级学生提前毕业，参加新中国各行各业的建设。我们华南工学院首届毕业生办完毕业手续后，就到广州市黄华路华南分局党校集中学习了一个星期，主要学习当前国际和国内形势以及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任务内容。学习将要结束时，指导员和我单独谈了约半个小时话。谈话中，他再次讲述了目前极其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经济实行封锁政策，致使我国的石油、钢铁、橡胶等重要国防、军用物资的原材料极其缺乏，因此国家亟需有关方面的优秀人才尽快开展这方面的研发工作。之后，指导员说：“据档案记载，你是学化工的，而且成绩很好，对有机合成很有兴趣。因此，组织准备分配你去从事天然橡胶的科研工作，但是工作条件相当艰苦。希望你立下意志，克服困难，积极投身于这方面的工作中……”当他征求我有何意见时，我立即表态说：“绝对服从组织的安排，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不怕艰难困苦，愿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一切！”——这就是我刚走出校门，立志献身祖国天然橡胶事业，而即将要踏上开创新中国天然橡胶加工事业征途时立下的庄严誓言。
　　那天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结束后，分配到华南垦殖局工作的13名大学毕业生(中山大学化学专业5名同学，华南工学院化工专业6名同学、建筑专业和会计专业各1名同学)，由黄龙芳同志领队，于次日上午各自携带行李在广州天字码头乘“民俗”号轮船前往湛江，到码头送行的同学和亲友都依依不舍，挥泪惜别，祝福航程平安。
　　当时正值是乍暖还寒的早春季节，轮船驶入大海后，风浪很大，轮船颠簸剧烈，许多乘客都晕船呕吐，宛若大病一场。轮船在海上航行两天一夜后，到达湛江市霞山码头；此时，华南垦殖局已派汽车在码头等待我们。我们上岸清点人数后，便被送往赤坎区麻章村一间破旧的由陈家祠堂改建成的招待所里安顿下来。在招待所等待5天后，才公布垦殖局的人员分配名单：中山大学化学专业4位同学和华南工学院化工专业6位同学被分配到华南特种林业研究所建所筹备处(该所1954年3月正式成立时，定名为华南热带林业科学研究所，同年后期改名为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所址在广州市沙面珠江路44号原英国领事馆内。宣布分配名单的当日下午，农垦总局招待我们吃了一顿全是用湛江特产鱼、虾、蟹制作的晚餐。大家都非常高兴。但餐后总局要求大家签名报销4角钱的招待费，我当时感到十分诧异；但又深深感到总局工作人员执行财务制度的公正严格。这件小事对我的教育是非常深刻的。
　　次日早上，我们带上各自的行李，乘上一辆没有蓬布也没有椅子座位的大货车前往广州。车子经过一天的行驶，在天将黑时到达阳江镇，我们入镇里旅馆投宿一夜；第二天天亮又爬上这辆货车，坐在自己的行李包上，继续往广州进发；到达广州沙面建所筹备处时已是下午3点多钟了。此时，管理科的孟繁文同志早已等候多时，他迎接我们入住一间大客厅。我们稍整顿床位后，就被带去饭堂开“大灶”餐。饭堂里分“小灶”、“中灶”和“大灶”，分别供高、中、初级人员膳食，有点像解放前的供给制模式。其实“大灶”的伙食也是不错的。
　　休息2天后，时任华南特种林业研究所建所筹备委员副主任委员的彭光钦博士接见我们新来的10位同志，并向我们简单介绍了将要建立的研究所的构想情况，其大意是：这个研究所名称现在之所以拟叫“华南特种林业研究所”，是为了淡化外界对它的注意；研究所现正在筹建中，筹备处设有橡胶栽培和橡胶化工2个主要业务部门。从1952年就己陆续从国内各大学中抽调有名望的专家、教授，以及石油化工、桐油加工、林产化工和纺织机械等专业人才来参加筹建工作。你们都是学化工和化学的，正好安排到化工科研方面。你们的主要任务是尽快研究并建立起具有一套完整的橡胶加工工艺、设备和性能检验方法的制胶试验工厂，进而建立制胶生产工厂以满足将于1957年大面积橡胶树开割时的胶乳加工需要。运用我们研究出的橡胶加工新工艺、新设备将橡胶树开割获取的新鲜天然胶乳加工成为优质的天然橡胶产品，以解决我国橡胶资源奇缺的问题……之后，彭副主任委员还宣读了分配到各科室的人员名单。我和周宏庆、常鎏忠、赵镇培等5人分配到第九室(工艺室)，其他人员则分别分配到胶乳室、化学室和物理机械室。
　　工艺室主任是留学美国的石油化学专家、浙江大学教授朱葆琳先生。朱主任以其渊博的知识，尽心尽职地收集国外有关天然橡胶加工方面的文献资料，并编写成讲义《烟胶片制造》，向我们讲述天然橡胶加工方面的课程。同时，建立起一套胶乳加工设备，如混合沉淀池、凝固池、压片机、浸片池和洞道式熏烟干燥房，等等，为开展中间试验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工艺室3次派人到雷州半岛和海南岛收集用0.7％浓度氨保存的胶乳运回到广州沙面的研究所筹备处进行试制胶片试验。在试验中首先遇到的大问题，就是高氨保存的胶乳，在加酸凝固时会立即凝结成棉絮状，而不是形成豆腐块状平滑的凝块，与鲜胶乳加酸后形成平整光滑的凝块完全不同，因而压片和胶片干燥这2段工序都无法进行。因此，为了更接近实际，1954年底，研究室决定，把整套胶片加工设备搬到海南岛联昌胶园进行中间试验，以获得可用于实际生产的科学数据。为此，朱主任派我和常鎏忠同志前往联昌勘察厂址，进行我国第一座机械化生产烟胶片试验工厂和膏化法浓缩胶乳试验厂的设计，并制订好设计说明书以及财务预算，之后上报华南垦殖局审批。
　　1954年12月，我和常鎏忠同志按要求完成了上述试验工厂勘察、设计及其他相关任务，而后带着全部设计资料去湛江华南垦殖局基建处报批，经审查后由基建处周嘉达处长批准签名。在审批后周处长对我们说：“试验工厂建在海南联昌胶园。你们回广州后，要寄2份设计说明书和图纸给海南分局基建科，让他们也了解情况。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请海南分局帮助。”我们说：“一定按处长的指示办理。”

　　二、在海南岛联昌的深山荒野中，建立我国第一座机械化橡胶加工试验工厂
　　1956年初，研究所决定组成联昌中试工厂建厂小组，组长为邓平阳，组员有常鎏忠、王寿长、刘铁山三名技术人员和符理阶、林华畅、黄惠民3名工人。建厂小组成立后，立即开始拆卸在研究所内的制胶设备如压片机、洞道式烟房，定制所需设备如膏化法浓缩胶乳的膏化罐和积聚罐，等等；购买大批水电器材和轻便铁轨等材料，并包装发运到海口市。在广州雇请建筑工人到联昌进行基建施工。我们建厂小组7人于3月初各自携带随身行李、行军床和一块桐油雨布就出发到联昌执行艰巨的建厂任务。我们到达联昌试验站后即向当时的侯国富站长和黄香副站长汇报了建厂任务；站方给予我们大力支持，我们也迅速地投入到建厂的各项工作中。
　　联昌胶园坐落于原海南岛儋县那大镇西北20多公里的一个偏僻荒野之中，没有公路，只有一些小路，甚至有些地段连牛车小道也没有。交通极不方便。从那大出发，必须绕道天任胶园(西联农场)，经过侨植胶园，涉水过联昌河，再爬上陡坡才能到达目的地，行程要花费一天的时间。如遇大雨，山洪暴发，水位高涨，河浪滔滔时，交通断绝，别说运输货物，就是一个强壮的男子汉也只能攀着跨河纲丝绳从此岸渡河到彼岸。在这种情况下，要将大批建厂物资运到联昌站，可想而知是极其困难的。但联昌站的领导全力以赴，雇请民工修桥筑路，从牙拉河国防公路大桥西端桥头开始，修筑一条能行驶汽车的便道，并利用侵华日军留下来的废旧铁轨架起2座铁木小桥。从此，汽车就可以从那大开往联昌了。
　　不久，百多吨工厂设备、科学仪器和建筑材料从广州陆续运抵联昌站，并争取在大雨季节到来前把全部物资运抵工地。当汽车载着直径3米多、高度4米的表面涂着红丹防锈漆、体积庞大的胶乳贮存罐抵达联昌站时，许多工人都来围观，感觉好惊奇。这些大罐必须立即在工地卸下并安装在已经建好的基座上，否则，如此庞大的罐体在厂房建好后再来安装那就非常困难了。
　　建厂初期令我们最苦恼的事就是发电和抽水问题。因为，我们7人中只有我和常鎏忠同志是在大学里学化学工程的，虽曾学过电工学和机械工程课程，但并不精通，更没有实习过，因此对开动柴油发电机是一窍不通的；其他几位同志则更是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由我和常鎏忠合作，硬着头皮担负起安装发电机、配电盘和拉接电线等工作任务。当我们拆开发电机的包装木箱时，发现这台25千瓦的发电机的说明书是匈牙利文的，完全看不懂；所幸的是还能看懂线路图，知道发电机与配电盘的联结方法。于是，我们便看着线路图试着安装。我们在整个安装过程中，干中学，学中干。安装好发电机、接好配电盘后，我们商量决定接着试机。我信心十足地拿起柴油机的发动摇杆，亲手摇动柴油机，发电机终于发出“轰隆！轰隆！……”的轰鸣声，被发动起来了！然后，我调节好油门。待发电机空转正常后，由常鎏忠调整配电盘达到正常的电压，终于可以对外供电了！此时此刻，大家都非常高兴啊！
　　常鎏忠同志负责电线的架设工程，常常在烈日下与工人同志们一起挖坑竖电线杆、架设电线，将电线从发电房一直架设到水井旁、试验工厂、试验站办公室……整个架线过程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发电房建好后，2座试验工厂、联昌站办公室和栽培部门试验室终于可以用上电了，往昔荒凉落后的联昌从此开始步入现代化的年代。在安装发电设备的同时，计划把联昌河水引上联昌山顶的60米扬程两级抽水站的建设工程也开始实施了。
　　1956年7月，厂房盖好了；建筑施工队将要起程返回广州时，我和施工人员作了最后的检查，也算是验收。检查时，我觉得：这厂房到处都是门，却没有任何标示，哪是前门、正门、侧门都弄不清楚；还有，这厂房尚没有确定厂名，当然也没有也不可能挂牌。所以，我建议：应该在正门上方，制作一个大约一米见方的红色五角星。这样，既可以表示我们的心意，又可以标示确定的厂房大门。施工人员立即回应说：这个主意好！我可以在门上方划好线条，然后请工人来施工……次日，正门上方就赫然出现了一个巨大耀眼的红五星——这是我们对党和国家建设事业兴旺发达充满信心所表示的心意啊！
　　9月底，厂内外的设备安装基本完成。我们在国庆节前夕，就开始用这座自己设计、自己建设的我国第一间天然橡胶加工试验厂进行生产试验了。我们以自己的科研成果向新中国的生日献上一份厚礼！……试验工厂的首次生产试验一直持续到12月中旬橡胶树停割时，才暂告一段落。
　　我们烟胶片建厂小组全体成员，在1956年整整一年内，没休过一天假，没看过一场电影；只有在台风到来无法正常工作时，才能偷闲躺在床上睡个懒觉。大家都凭着年青人的朝气、旺盛的工作热情和勇敢大胆的设想，圆满地完成了各项建厂任务。然而，也就在这一年艰苦创业的日子里，由于我们不习惯当时每日三餐都食用糯米粥、饭，加上工作又特别的劳累，每个人都变得又黑又瘦了！刘铁山同志还染上了恶性疟疾和严重的胃病啊！但大家都无怨无悔，克服困难，坚持工作，直到12月底试验工作完成了，才收拾简单的行李，踏上返回广州与家人团聚的归途……当年同志们那种不畏艰难、顽强拚搏的创业精神，如今回想起来，仍然感觉非常可嘉！非常怀念!
　　1957年2月底，广州正处春回大地、春意盎然的季节，而海南岛已是艳阳高照、烈日炎炎的初夏时节，即将进入橡胶树开割时期。3月15日是联昌胶园定时胶树开割的日子。我们工艺室制胶组全体人员必须提前到达联昌试验工厂，于是，大家又得准备好一整年需用的物品，背上行装重又踏上了前往联昌的路途。
　　新一年的制胶试验开始后，我们很快就发现：年初开割的胶乳与去年底收割的胶乳在质量上差异很大；年初的胶乳其干胶含量比年底的胶乳高出四分之一，而且容易发生早凝现象。这些新发现意味着：我们必须立即改变工艺条件分别进行处理；同时，也要求我们在农产品加工研究方面，必须进行周年性物候期的试验。
　　上半年试验工作非常顺利，但到了8月底，研究所从广州发来电报，要求制胶组4名科研人员全部返回广州参加党的整风“反右”运动，开展“大鸣大放”。在这次“反右”运动中，常鎏忠和王寿长两同志不幸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被调离制胶组下放劳动。这就极严重地削弱了我们生产试验研究的技术力量，对我们制胶组的试验工作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使试验工作处于极其被动的局面。由于联昌中试工厂取得的周年试验数据是明、后年为国营农场设计大型烟胶片厂不可缺少的重要科学依据，所以我请求组织考虑运动结束后立即安排我们返回联昌继续进行相关试验，并补充已缺少的两名科技人员。还好，组织很快就采纳了我的请求，并抽调一名新手吴仕谅同志填补空缺名额。于是，10月间我们制胶组人员很快就一起返回联昌试验站抓紧继续已中断了一个多月的试验，直到年底烟胶片中间试验全部结束。
　　烟胶片生产中间试验结果表明：鲜胶乳使用胶乳保存剂，可有效延长胶乳的保鲜期——这非常适合以后大胶园的胶乳集中加工；使用“六合一”压片机，比人工压片提高工效100倍以上；使用洞道式烟房烟熏干燥胶片，比楼层式烟房节省燃料一大半；总用工效率比土法提高4倍以上，产品为一级烟胶片。
　　当时广东省农垦总局《热带作物杂志》编辑部为作科普宣传，约我写了一篇8000多字的文章——《烟胶片的制造》，并发表于《热带作物杂志》(1957年，第18～22页)作广泛宣传。此外，对1954—1957年历时3年多时间进行的中间试验，我进行了总结，并撰写出的学术报告《烟胶片制造研究》，发表于1960年华南亚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创办的期刊《热带作物科学研究》的创刊号。

　　三、我国首座生产型烟胶片工厂的设计、建造和投产
　　1958年，农垦部下达任务，在海南岛儋县西庆农场建立一座日产2.5吨的烟胶片工厂，由广东省农垦总局与热作研究所共同合作，研究所负责工艺、设备设计，农垦总局和海南分局负责基建项目设计。随后总局派出梁鸿辕、朱维善，分局派出梁天佑，我代表研究所一起到西庆农场共同勘察、选择厂址，详细收集水文资料，与农场场长最后确定将该农场巴黎小河西岸边一块早已预留出的一片空地作为厂址；这块空地面积将可满足数年后工厂规模扩大到日产20吨烟胶片厂的需要。
　　整个工厂设计工作于1958年上半年完成。由农垦部组织并主持会审，邀请了化工部橡胶司和北京橡胶研究院的专家参加会审。会审前我们已将设计资料发送到有关单位。在开会的前两天，农垦部热作处的骆建民同志通知我：“明天刘型副部长在他的办公室接见你，想详细了解该项目的设计情况，请作好准备。刘副部长是留学日本的化学专家，可能会提出一些比较专业的问题，你要详细向他解释；我明天按时和你一起去见刘副部长。”次日，我们按时到达部长办公室。刘副部长非常客气地接见了我们；他先请我们抽烟、喝茶，然后对我说：“你们研究单位和农场合作得很好，建厂说明书我看过了，写得不错——你在学校里学什么专业?”我说：“在大学时是学化工专业的。”他就说：“学化工专业，搞农产品加工是很合适的。过2天召开的审查会，邀请了化工部橡胶司的林文彪总工程师等几位专家参加，他们可能会提出一些橡胶特性和加工条件方面的问题；你要认真答辩，懂的就讲，不懂的就请教这些老专家、老总们，要虚心学习。回去再准备一下，过2天就开会了。”我回答：“请部长放心，我们将按部长的指示去办。”开会时，林总和几位副总都来了，见面时大家热情地打招呼，互相问好。其实，我们在联昌进行中试时制出的胶片样品都是寄往北京橡胶研究院进行理化性能测试；我们之间早有交情，大家都很熟悉，平时有问题都会亲自向林总请教，并得到很好的解决。审查会开始，刘型副部长首先致辞，然后我们作了简短的说明后，林总就接着发言：“农垦天然胶事业发展很快，现在开始筹建生产型工厂，值得庆贺！我们橡胶工业部就盼望这一天的到来。1958年我们就参观过海南联昌胶片试验工厂。我们北京橡胶研究院和热作研究所一向来合作得很好——周国楹总工程师1952年就到热作所协助工作了；热作所的袁子成、孟庆岩、周宏庆几位工程师一直在北京橡胶研究院参加浓缩胶乳试制探空气球、输血胶管等研究工作。至于烟胶片的研究与我们北京橡胶研究院的合作则更加密切，联昌试验工厂试制的样品送到北京橡胶研究院进行检验和测试，理化性能都不错。今天西庆农场烟胶片厂的工艺和设备的设计，其实是联昌试验工厂积木式的扩大版本。我们没有什么意见，只希望快点投产，增加优质国产胶的产量，尽量满足橡胶工业的需要。”
　　胶厂的设计审查工作完成后，建厂工作立即开始。1959年胶树开割时建成的烟胶片厂就投入试生产了。
　　从西庆烟胶片厂投产之日起，我们研究所烟胶片组全体人员都亲临现场，特别注意开割时胶乳的特异性能，注意胶乳的早期保存工作，保证用胶乳运输罐车运回胶厂的胶乳不发生变质，使工厂的运行很快就顺利转入正常生产。
　　西庆农场新建的制胶厂顺利投产后，为提高产品质量，热作研究所加工系于1959年3月，在联昌试验站开办了为期一个月的制胶技术训练班，培训农场胶厂的厂长和技术员共20多人。开课后，学员积极学习，亲自动手开动烟胶片厂和浓缩胶厂的设备，并结合生产实际提出许多问题，我们都认真给予明确的解答。不料，开课到24天时，海南“大饥荒”爆发了，买不到粮食吃；联昌站的人员和学习班20多个学员，都以一天三顿吃一点点稀饭度日。应验了“一朝无粮兵马散”这句话，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学习班只办了28天，就不得不宣告停办了！于是，学员们都以极其复杂的心情与我们告别……各自回到原单位。
　　西庆烟胶片厂投产成功，引起各方面的重视。此后，来这里参观学习的人很多。对于新成立的热带作物学院加工系的学生来说，西庆烟胶片厂无疑是一个最好的实习场所；当然，它也是培训其他即将建立胶片厂的农场管理人员的好课堂。国家领导人也常来这里视察，甚至外国元首也来这里参观——记得1959年8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我和周宏庆同志正在胶片厂包装车间指导工人们如何进行胶片外观分级和如何配制涂包溶液时，突然见到几辆小轿车停在工厂门口，何康所长和西庆农场场长陪同一批人员来车间参观。何所长在讲解胶乳处理工艺流程时，我立即迎上去……何所长向我简单地介绍说：“今天胡志明主席等贵宾和海南区党委书记来视察和指导，你向客人作详细介绍吧!”我立即向胡主席问好，之后，就开始介绍胶乳凝固、凝块压片、洞道式烟房干燥的工艺过程。介绍到洞道式烟房时，胡主席特别感兴趣，多次提出问题，我都一一解释；但翻译未能充分讲明原意。何所长即对我说：“你就直接用英语讲解好了！”于是，我就用英语向客人讲解，客人感觉非常满意。参观到包装车间时，客人们兴趣很浓，提出许多问题，我又一一加以解释；对涂包溶液使用滑石粉配方，外宾们还要我用英文写出来给大家看。参观完毕，胡主席与我们握手致谢，并祝我们成功。客人离开后，周宏庆就问我：“为什么他们对洞道式烟房和包装车间这么感兴趣?”我说：“可能越南的胶园还没有这洞道式烟房，胶片打包机不如我们的先进，所以问得特别详细。”
　　我国化学工业部对天然橡胶事业快速发展十分关心，对宝岛新村新建的热带作物研究所、热带作物学院的成就以及西庆农场制胶厂顺利投产都感到高兴。1959年化工部在广州召开化工物资会议，决定组织20多位有关橡胶专家，由部长助理李苏领队到海南参观考察。农垦部指示由海南农垦分局和热作所负责接待。热作所派我去海口市做接待工作。吴修一主任吩咐我和何兆仙同志在海口买些饼干和葱、姜等调味品；但当时我国正处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大饥荒”已经在海南岛蔓延开来了，海口市内没有鱼肉、青菜供应；何兆仙便立即赶往文昌，结果也没有买到一点能吃的食品。5月初的一天，李苏部长助理率团从广州乘飞机抵达海口机场，海南农垦分局早已派2辆车在机场迎接。考察团步出机场即乘车向西路进发，前往联昌试验站。途中到达福山红光农场时，已经是中午时分，考察团在红光农场停留休息，农场招待他们一顿相当丰盛的午餐。之后，又乘车继续往热作所方向前进。汽车行驶到那大牙拉河桥头就转入联昌胶园的一条小路——这条小路是在建设联昌胶片中试工厂时修建的。车子就在这条崎岖的路上缓慢地行驶……直到下午4点多才抵达联昌站。客人入住在以前曾招待苏联专家的宿舍，稍许休息后，就到饭堂用餐。这个晚餐有鱼有肉，还有几瓶葡萄酒；虽不算丰盛，也算是过得去的。晚饭后有位工程师问我：厨房内堆着许多野草是什麽野菜？大锅内煮的是什么东西? 我说，这野草叫“革命菜”；锅内煮的是木薯片和番薯片，是职工的晚餐。于是，用野菜、木薯作粮食的情况，不久就在客人中传开了。他们都知道，现时海南岛职工粮食每月只有19斤，还是杂粮代替大米，没有食油，更没有鱼肉，全岛正处于“大饥荒”时期。对此，他们感到非常难过和不安。次日早晨，李苏部长助理就与我们商量说：“你们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还这样热情招待我们，实在万分感谢！但也觉得难过。为了不继续打扰你们，我们准备改变这次参观路程——今天早上到宝岛新村参观热作所和热带作物学院，中午就返回海口市，不去西庆农场参观了。”我和海南农垦局的同志都说：“等会儿到所院时，和所院领导商量后再决定好吗?”在联昌站用完早餐后，考察团就去联昌中试工厂参观烟胶片和浓缩胶乳的生产工艺流程。在参观过程中，我作了详细的介绍。然后，林文彪总工程师就对着大家说：“这间工厂虽然很小，但它是我国天然橡胶机械化加工试验基地。去年我们在北京参加农垦西庆农场日产2.5吨的胶片厂设计审查会，审查的图纸就是这间试验工厂的扩大和翻版。广大农垦职工，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科学试验，其刻苦认真的创业精神是值得我们化工部的同志学习的！”李苏部长助理还盛赞了一番我们的成绩。参观完后，紧接着乘车到宝岛新村。所院党委书记林令秋和加工系主任吴修一等领导同志热情接待，并在会议室介绍研究所和新成立的热作学院的一些基本情况。之后，参观了这所“草房大学”、橡胶园和植物园。客人们对2天来的所见所闻非常感兴趣，在返回会议室后大家都谈了各自的感受，人人都被这里的艰苦创业精神所感动。这天的午餐是在研究所的饭堂里用餐。这午餐虽不算丰盛，但这可是所院领导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准备好的，是用尽东道主之情来筹办的。午餐后，客人们再没有去西庆农场参观新建的日产2.5吨烟胶片工厂，直接乘车返回海口市了。客人走后，就因为招待这批客人每餐都好饭好菜，还有鱼有肉的问题，引起了不少的议论：有人主张应该实事求是,以“革命菜”、木薯片和番薯片来招待客人，让他们亲自尝尝在海南岛创业是何等艰苦，不要“打肿脸充当胖子”，对他们是会有深刻教育意义的；也有人认为，这批客人并非不速之客，不是一般游客，更不是饥肠辘辘上门求食的人，而是应农垦高层领导之邀而来的贵宾，是关心我们橡胶事业发展的贵宾，我们应该尽东道主之情好好招待并不为过，这是人之常情……当然，这些议论都是后话。我也不知道这次争论最后有何结论；但我深深体会到，这次热情的接待，为以后我国天然橡胶初产品和制品两个部门紧密合作，共同发展橡胶事业，打下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并带来深远的影响。
　　随着海南西庆农场烟胶片生产正常运转，全国各植胶垦区也相继建起了同类型的烟胶片工厂60多座。有些胶片厂与农垦机械厂合作，改进了多种设备，如离心除砂器代替过滤筛，长凝块代替短凝块，以“五合一”、“四合一”压片机代替原来的“六合一”压片机等，大幅度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四、立题研究亟待解决的烟胶片生产两大疑难问题
　　西庆烟胶片厂建成后顺利投产，并相继在各农场推广，这项研究成果本应值得庆贺；但我们胶片组的同志并没有为此而沾沾自喜，反而心中时刻想着这样一个问题，即每生产1吨烟胶片就要消耗400～500公斤木柴，需要不断砍伐野生林木，这样下去必然会大肆破坏生态环境，并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我们必须寻找某些替代能源，如煤炭、油页岩或重油作为热源干燥胶片，即把烟胶片生产改变为风干(烘干)胶片生产。此外，另一个重大疑难问题，就是国内橡胶用户中，广泛流传着“国产胶不如进口胶，国产胶不能制造轮胎”的说法。国产胶究竟是不是不如进口胶？为什么国产胶就不能做轮胎或高档橡胶制品？这个问题是关系到国产胶是否有发展前途的问题，我们必须通过立题试验研究有明确的结论向上级汇报，以便上级领导确定我们今后的研究方向。
　　首先，考虑用替代能源作热源干燥胶片的问题。1961年，烟胶片组制订了研制风干胶片的计划，即以煤炭、油页岩或重油代替木柴作为干燥热源生产风干胶片。在设计烘干房时，邀请了北京橡胶研究院龙文远热工工程师来宝岛新村进行指导。该烘干房利用热工学原理将干燥房两端温度梯度增大，使各干燥段的上、中、下三层温度均匀。这座干燥房就建在宝岛新村制胶厂旁边。在设计和基建过程中，加工系主任田之宾同志都直接参与，并亲自指导安装20多米高的铁烟囱。这是党政领导干部直接参与技术工作的罕见例子，因而受到同志们的称赞。烘干房1961年6月建成后，就进行空载试运转，运转正常后很快就投入正式试验。这种风干干燥房的干燥时间比普通洞道式烟房干燥缩短了1/4～1/3的时间，生产出的风干胶片质量与烟胶片相比无明显差异。研究所试验农场从此便转入生产风干胶片。
　　接下来的研究工作，便是解决农垦部十分关心的国产胶与进口胶二者的质量比较问题了。为此，我们利用国产烟胶片和风干胶片试制汽车轮胎，并与进口胶进行比较试验。加工系派我去上海与大中华、正泰等大型轮胎厂联系洽商试制轮胎之事。大中华轮胎厂对此事不感兴趣，我就去正泰轮胎厂找周维莹总工程师和黄丽娟副总工程师商谈此事。与周总见面，大家互相问好后，我就感觉正泰厂非常热情，周总首先问及海南现时的生活情况，并感谢在1959年到海南参观时给予的热情招待。还回忆说：“当时化工部的同志对于你们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忘我奋斗的创业精神都十分敬佩。我们都是为祖国橡胶事业而工作的，以后要好好合作。”周总接着说：“至于用国产胶试制轮胎之事，不要着急，我们厂先做个方案，再详细讨论。您来上海不要住旅馆，先搬到我们厂的招待所，只收点租用棉被费，很便宜的。现在上海生活供应不好，用餐就在工厂饭堂的客餐室，招待所就在对面街，很方便的。等一会儿我就带您去招待所。”其实，周总说的都是情深意切、实实在在的话。
　　对我来说，制作轮胎之事，可是一窍不通；轮胎有多少种规格，制造一套轮胎需用多少橡胶等问题，我也不知道，更不知道进行里程比试等问题。于是，我说：“一切由厂里安排。”过了2天，周总对我说，方案基本做好了，大家可以讨论、补充。次日开讨论会时，我首先介绍国产天然胶的发展概况，并提出希望通过试制轮胎及测试实际使用性能，改进我们的制胶方法和产品的种类，以适应市场的需要……。接着，周总发表意见，说：“我们正泰轮胎厂一直都掺用部分国产胶生产汽车轮胎，但这种胶只用于制作轮胎的胎侧和胎面部位，未敢用于胎体的主要部位。这次热作所提出全部使用国产胶制作轮胎，是一个大胆的设想。我们厂的同志也曾想过，但是，找不到适当的合作者而未能实现。现在天然胶的产、用双方都有这个愿望，我们就应该积极建立起长期紧密的合作关系。这次合作研究比较简单，由你们提供2种有代表性的国产天然胶与进口马来西亚一级烟胶片作比对。每种胶试制9.00-20载重子午线轮胎150套，抽样进行解剖测试，机床里程试验，其余的每种轮胎安排到温州、海南、湛江503车队、重庆和内蒙古等5个轮胎试验点作实际里程检验。试验用胶量每种约6吨。国产胶由热作所制备。当胶样运到上海正泰厂后，厂方按一级烟胶片每吨0.608万元的价格付货款。进口胶则由厂方到上海橡胶公司提货，估计胶样费10万元，制作轮胎的其它原材料费10万元，均由正泰厂负担。此外，希望研究所派2～3名科技人员来正泰厂共同进行试验，并全面掌握制造轮胎的全过程以及有关的检测项目，以便今后能根据轮胎不同部位的性能要求，如胎面胶要求耐磨，胎体胶要求能与帘线相粘合等特性，研究生产不同用途的国产胶提供给轮胎生产厂家。”周总谈完后，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厂方的安排很好，我没有别的意见。我想快点回海南向研究所领导汇报，并组织力量开展这项工作。”
　　我从上海回到研究所，立即向加工系领导详细汇报在上海与正泰轮胎厂商谈的结果。加工系田主任完全同意这个方案。但是这个方案涉及与外国胶进行比试的问题，其比试后果及影响将是非常重大的。若国产胶的质量和性能比不上进口胶，将会给我国新兴的天然胶事业带来沉重打击。当然，国产胶比进口胶好或差不多，则皆大欢喜。于是，我们立即请示农垦部热作处，征求上级的意见。农垦部上级很支持和重视这项工作，指示研究所和广东农垦总局合作，组成3人工作组，由邓平阳同志负责，制备风干胶片7吨，运抵湛江农垦供销站。谭志超同志(曾在海南农垦局工业科工作，后调入湛江橡胶检验站)从供销站抽取西庆产烟胶片7吨，从湛江发往上海正泰轮胎厂，并参加试制轮胎小组。研究所增派古裕亮(又名古远)去上海参加试制轮胎。
　　国产胶一运抵上海，试制工作便立即展开了。经过2个月的奋战，至1963年底，试制9.00-20载重轮胎450套的工作全部完成，然后将432套轮胎分配到5个轮胎里程试验点，试验室的轮胎解剖分析和车床里程测试也已完成。
　　试验室及制胎车间的试制总结结果是：国产烟胶片在炼胶过程中比风干胶片和马来西亚一级胶容易塑炼；在轮胎解剖分析和机床里程试验方面，3种原料胶制备的轮胎均未发现有明显的差异。至于实际里程试验，开始时在四川崎岖山路行驶的用西庆烟胶制作的轮胎，耐磨性能稍好些；但行驶里程达9000多公里时，3种轮胎的胎面胶都已磨光。当磨损厚度超过缓冲层而到达胎体时，3种原料胶制作的轮胎表现基本一致，里程数无明显差异。
　　从这次试制及试验结果分析，可总结归纳出下列几点结论：
　　l.国产胶与进口胶的性能基本相同，破除了“国产胶不如进口胶”的误传误导。
　　2.烟胶片和风干胶片应用于制造轮胎，二者使用性能没有差异，风干胶片完全可以取代烟胶片，从而解决了生产烟胶片因木柴缺乏而带来的危机，确定了可以用煤或石油作热源生产各种橡胶初产品。
　　3.不应过分强调胶片外观分级中的“缺点”——小气泡、破碎胶等等，因为风干胶生产时就有不少这些外观分级的“缺点”，但其使用性能并不差于外观分级为一级的烟胶片。
　　4.应加强研究部门与生产部门紧密合作，只有天然胶产、用双方相互沟通，才能加速事业向有利方向前进。

　　五、加强科技力量，成立华南热带作物产品加工设计研究所，学习先进经验，向科技高峰进军
　　自从1959年热作所设计的西庆烟胶片厂投产后，1963年又设计了西华农场风干胶片厂。这间胶厂基本上能满足我们试制轮胎的需要。从试制轮胎的结果评估来看，该厂产品质量也是好的，但是工艺设计形式与西庆胶厂比较并没有多大的改变。我们希望今后建设的天然橡胶加工厂应该朝着连续化、自动化方向发展。所领导以及农垦部都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所里为了加强这一方面的研究力量，1960—1961年，先后从华南工学院调来了杨林湛、黄家瀚、韦玉山等同志，1963年接收了热作学院刚毕业的学生邓慧光、黎柏然等同志参加橡胶工艺和设备研究。
　　邓慧光刚踏上工作岗位，就开始做胶片干燥试验。他应用干燥原理，首先试验将片状胶剪切成颗粒，测定其干燥速率；结果表明：在常用温度下，颗粒胶只需20小时就完全干燥了，比片状胶干燥提速4倍以上，大大提高了工效和降低了热源消耗。这是一个很好的科研成果。然而，囿于片状胶外观分级的标准限制，此成果未能应用于生产。
　　我和邓伟生、黄源等同志研究了胶乳热敏连续凝固方法。这种制胶法将鲜胶乳加入配料后，流入一条长约10米的槽式转动输送带上，进入蒸汽箱中加热，胶乳受热即凝成凝块，凝块输出经压片、浸洗池，进入干燥房烘干，卷成捆，即得成品。当时命名这种制胶法为“热研1号”。
　　1962年6月19日，农垦部刘型副部长来到宝岛新村所院视察、检查工作，要亲自察看这项试验。我们试验小组作好充分准备以迎接部长的视察。然而，这天下午上班时，却发生了非常偶然的事故——电厂的电机坏了，无法供电；当然试验也就无法进行了。我为此感到极其难过……只得把以前试制的胶片拿给部长看。当时，刘型副部长并没有表现出不高兴的态度，只是对我说：“今晚请你来招待所谈谈情况好了。”我当时心里有点害怕，估计今晚将会受到批评。但是，当晚刘副部长在招待所接见我们时，就好像在农垦部办公室亲切接待我们那样和蔼可亲。他招呼我抽烟、喝茶，而后就询问我们有关“热研1号”试验的情况……我详细汇报后，刘副部长说：“宝岛新村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大家都很积极工作，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学习外国经验，各项研究都取得进展，并应用到生产上。这就非常值得表扬和称赞！现在橡胶加工科研项目很多，也急于应用。但是这里工作条件很差，不但影响到工艺试验，也影响到产品质量的检测工作，做出的测试数据可能不完整或不可靠。你们要想办法解决这些困难。只有解决了问题，各项研究才能顺利进行……”刘副部长与我们谈了约一个小时。在我们告辞后离开招待所时，农垦部的2位年青同志出来送别，并对我们说：“部长对你们寄予厚望。加工系的同志负担如此繁重的任务，但这里生活和工作条件都不好，开展工作很困难；不如选个好地方——搬到湛江去；那里交通方便，水电供应正常，要取用新鲜胶乳也非常方便——你们看怎么样?”我听了后面的几句话，怕惹是非，没敢回答这些问题；于是岔开话题，只说：“明天一早你们就要返回海口；今晚你们累了，快回去休息吧！”然后就和他们告辞了。
　　次日上午，我向加工系领导汇报，并详细复述了刘型副部长的指示以及部长随行同志讲的话。大家感到有些话不好理解，也有点愕然。1964年，田主任上京办事，得知：农垦部决定，把华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加工系、华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植保系微生物组、广东省农垦厅热带作物产品加工设计室3个单位合并，成立华南热带作物产品加工设计研究所，编制160多人——人数比原加工系增加1倍，直属农垦部；由广东省农垦厅副厅长韩荫庭兼任所长，田之宾为副所长；建所地点设在湛江市霞山。由农垦部拨款99万元建设试验大楼和职工宿舍。随后，田副所长和我起草了一份建立风干胶片试验车间计划上报并获得农垦部批准，基建和设备费30万元很快就划拨下来。田副所长带领邱志清、唐代明等同志赴湛江筹备建所工作。他们在霞山郊区选了一块面积为28亩的甘蔗地为所址，以2.8万元和接收4名地皮工转为研究所职工的代价征用了这块土地。接着，平整土地，由广东省第四建筑公司承包基建工程。
　　1965年5月基建竣工，全部加工所职工和家属从宝岛新村集体搬迁到湛江市霞山区的新所址。职工们经过短暂的安顿之后，很快便投入到试验室的仪器布置、安装等工作中。试验车间也很快就开始试车了，每天从廉江县黎明农场运载新鲜胶乳回来进行试制风干胶片试验。这期间，所里还派出科技人员协助海南岛、湛江、广西陆川等地各农场建设风干胶片厂，培训农场制胶工人，使各个胶厂都能顺利投产并生产出优质的胶片，充分体现出科研工作为服务生产、发展生产所起到的强大的推动作用。
　　为了加速我国天然橡胶事业的发展，更直接地学习和引进外国的先进科技与经验，1963年11月，国家科委主任范长江同志亲自安排有关天然橡胶方面的管理和科技人员，组成科学考察团走出国门，前往当时与我国有友好邦交关系的柬埔寨、锡兰和印度尼西亚等3个国家，访问和考察天然橡胶、热带作物的生产和科研情况。考察团由何康所院长任团长，团员有国家科委朱永行处长，广东省农垦厅生产处胡福群处长，广东省机械厅曹佳师傅，华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黄宗道、袁子成、邓平阳和赵灿文（英语翻译）等同志。
　　出国前2个月，热带作物研究所的有关人员就尽量收集有关国家有关方面的信息资料，然后到北京集中学习。我们到北京后就入住位于前门的劳动部招待所。范长江主任知道后，立即派人派车来接我们入住北京当时最高级的涉外饭店——北京饭店，让我们更方便做一些出国前的准备工作，更好地学习和了解有关国家的政治现状、宗教和国际外交礼节，着装和使用餐具的常识。这使我们感到上级领导对我们确实非常关心和照顾，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工作，决不辜负党和国家对我们的厚望。出发前，农垦部刘型副部长接见了我们全体人员并作指示，说：“你们到国外去，应注意礼节，不要有大国沙文主义，要不亢不卑……考察时要注意作物新品种，新产品及其分类分级方法。考察回来要写总结、提建议。今后要特别注意人才培养，把我国热带作物事业搞上去……”
　　1963年11月，考察团从云南昆明出境飞往缅甸首都仰光，在入住酒店，等待飞往柬埔寨时，我国驻缅甸大使馆转来外交部急电：“因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考察行程先往锡兰和印度尼西亚，最后访问柬埔寨。”于是，考察团便按外交部指示改变行程先飞往锡兰。在锡兰，我们首先参观了锡兰橡胶研究所，东道主热情接待了我们，并介绍该国天然橡胶生产和科研情况。得知该国种植天然橡胶约70万亩，大胶园(占地600亩以上)和小胶园各占一半，年产干胶约10万吨。然后，参观该所试验室、苗圃和制胶车间。2天之后，我们就出发到锡兰各地参观考察橡胶、茶叶和椰子的栽培和加工等生产情况。从橡胶产品加工来说，生产烟胶片的加工形式与我们联昌烟胶片中试工厂差不多；但他们没有洞道式烟房，胶片干燥还停留在楼房式烟房的水平，而杂胶加工成各种皱胶片的工厂却很庞大，日产量都在20吨以上。这是我国没有的。此外，小胶园的烟胶片都集中在首都科伦坡橡胶包装公司进行清理、分级和包装，每包胶重250磅，然后集中销往国际市场。因此，锡兰的烟胶片和皱胶片的质量均一性较高，在国际市场上享有较高的信誉。
　　我们考察的第二站是印度尼西亚。首先访问距离首都雅加达不远的茂物公园附近的印度尼西亚橡胶研究所。该所热情接待了我们，并详细介绍了印度尼西亚橡胶生产和科研现状。印度尼西亚植胶总面积约440万亩，大胶园约占120万亩，其余都是小胶园，年产干胶为65～70万吨，主要分布在爪哇和苏门答腊两大岛屿。随后，我们走遍了西爪哇和苏门答腊的大小胶园。印度尼西亚当地居民非常热情好客，请我们品尝有印度尼西亚特色的用手抓卷的香辛味饭菜。印度尼西亚华侨更是热情陪同我们到胶园和加工厂参观，并极其详尽地介绍他们所了解的情况，如每吨胶需用水、电量和人工费，以及设备的折旧费，等等。印度尼西亚烟胶片厂的生产形式和锡兰一样，还保留老一套手工作坊形式。但是将杂胶加工成各种皱胶片的工厂规模更大，特别是苏岛棉兰和巨港两地，皱胶片加工厂日产量达到50吨以上。在距离工厂10多公里之外的地方就可嗅到各种杂胶发出的臭气，工厂排出的废水未经任何处理而横流野外。
　　1964年1月，考察团抵达柬埔寨王国。该国橡胶园主要分布在中部和东北部的磅堪、磅同、桔井和蒙塔纳基里等省份。全国植胶总面积约8.3万亩，法国四大植胶公司占8万亩，年产干胶约4万吨。
　　我们首先访问的是最大的胶园——许普(Chup)胶园。该胶园内设有橡胶研究所，主要进行橡胶栽培和加工的研究工作。胶园管理相当现代化，制胶厂的工艺和设备十分先进。浓缩胶乳车间装有40台浓缩胶乳离心机，按市场的需要生产浓缩胶乳。在干胶生产车间里看不到传统用的凝固池、压片机和烟胶房等设备；他们采用独创的一套生产原胶乳浓度橡胶(ICR)的加工工艺和设备。ICR．的生产流程是：首先将从胶园运回的鲜胶乳集中于混合池混匀，不加水稀释。然后计算凝固用酸量，以甲酸作为凝固剂，事先在酸池中配成定量酸溶液。最后采用并流加酸方法，将酸溶液与胶乳同时并流混合槽而注入凝固桶，静置至次日早上胶乳凝固。这种凝固方法有轻微发酵现象，凝块表面突起，乳清有点混白。胶乳凝固后用吊机把凝固桶吊到水池，翻转倒出圆柱状的凝块，推到锯片机下用锯子把凝块切锯成薄片，经压水机挤压脱水，再用剪切机切成短片，将短胶片挂入烘干房风干即制得产品。这种胶片色泽浅黄，表面布满因胶乳发酵而产生的大小气泡。产品经抽样进行理化性能检验后，即可包装运往法国。ICR产品专供世界著名的法国米支林轮胎厂用于制造子午线或钢丝帘线轮胎胎体。ICR的特点是发热量低，与帘线粘合性能好，可使轮胎在行驶时不至于过热而爆胎或胎体帘线脱层而发生事故。他们的杂胶加工生产，其工艺更注意清除杂胶中的树皮碎屑和沙泥杂质，用杂胶制成的不同等级的皱胶片也是专供米支林轮胎厂用于生产轮胎的胎面或胎侧。
　　接着，我们访问了柬埔寨国内4个法国大胶园，其的制胶方法与许普胶园基本相同，产品也是专供米支林轮胎厂制造轮胎。他们经过科学试验，制订出一套完整的评价胶片质量的理化性能标准，完全摆脱了国际上通常使用的按外观分级方法的束缚，从而生产出高质量低成本的橡胶产品。由于法国的胶园具有巨大的科技潜力，因而不断创造出新的科研成果，并直接应用于生产。这很值得我们学习。但是，由于我们考察时间的限制，未能更深入了解其详情。所以，当考察团回国后，我们就建议国家科委再派专家前往柬埔寨的法国胶园学习。后来，1978年研究所又派出陆行正和周钟毓两同志赴柬埔寨访问、学习。
　　这次对3个国家的考察访问，让我们学到了很多新知识和新技术，受益匪浅，特别是从柬埔寨制胶工业的发展中得到很大启发。大家认为，只有打破老一套橡胶产品质量外观分级标准，确立以理化性能衡量橡胶产品质量的标准，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和性能的一致性，才能创造出原浓度橡胶新产品，满足用户的要求，也才能增强产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若囿于某些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就难于摆脱落后的局面。这也是我个人的体会，也是我此后在科研和生产中努力奋斗的方向和目标。

　　六、“文化大革命”逆境中主持研制天然橡胶新产品——国产标准橡胶
　　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新种植的橡胶树陆续开割，制胶业随之不断扩大。由研究院加工系设计的西庆农场烟胶厂顺利投产后，我们就接着开展风干胶片生产工艺和胶片使用性能的研究。后来我们研究的风干胶片在西华农场顺利投产，从而彻底解决了因熏烟木柴短缺而阻碍制胶生产继续发展的问题。
　　1965年华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改为华南热带作物研究院，加工所同时划归华南热带作物研究院建制。正当我们胶片组准备又开发一种新的国产标准胶产品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1966年夏，加工研究所主要人员从湛江返回海南岛热作两院参加“文化大革命”。院所领导被批斗，有的被体罚、剃光头并淋上红油漆、挂牌敲锣游行示众，残酷斗争的场面惨不忍睹；许多群众互相贴大字报、互相攻击，以发泄私愤、报复私仇，乱成一团，科研和生产受到严重冲击而停顿了。然而，国营农场的橡胶生产是不会停止的。当时，西庆农场日产2.5吨的烟胶片工厂已经超负荷生产，强烈要求研究院派人将工厂扩大为日产lO吨的规模。两院文革小组派我和黄家瀚、韦玉山3人前往西庆农场执行扩建烟胶片厂的任务。经过1个多月的规划，确定了改厂方案后，黄家瀚同志继续留在西庆农场直到扩建工程完成，而我和韦玉山同志则返回两院继续参加“文化大革命”。不久，加工研究所的人员返回湛江。此时，社会上混乱的局面有所发展——派系林立，各派成立战斗小组，均以最革命的名词命名自己的组织，并声称自己才是高举红旗保卫毛主席的，而将对立派系都当成是反对毛泽东的，因而加深了各派的对立。为了拉帮结派，有些组织劝我加入他们的派性小组。我只是说：“既然大家都是拥护毛主席、高举红旗的，那就无须加入这个派那个派了。”所以，我成为单位里没有参加任何派别的两三个“逍遥派”之一。这时候，我们胶片组的人员正忙于设计湛江红山农场的烧煤烘干胶片的干燥房和风干晾片房，到该农场进行安装和试车，以备来年春天橡胶树开割时制胶使用。
　　1967年6月，我们胶片组人员李小慧、梁寿权、杨永慈和我，出差到红山农场进行风干胶片生产试验，并把试验风干胶片试样运往上海进行试制轮胎等各种试验。此时，湛江地区两大派系大决裂，各占地盘，开始零星的武斗；而后愈演愈烈，开始枪战，并有人员伤亡。为了避免伤亡事故，我们从农场撤回湛江市。在局势相当紧张的情况下，李小慧同志也从上海返回湛江。就在别人进行武斗之时，我们胶片组人员仍然留在试验室里忙于整理试验数据，同时收集国外有关标准胶加工发展的信息资料，为下一阶段开展新的课题研究提供参考或依据。
　　1969年夏天，湛江农垦系统实行军管，工宣队进驻加工研究所，所里的主要人员集中到湛江农垦湖光干校学习；但各种残酷的批斗仍在继续，许多领导干部被关进牛棚，并被强制干艰苦的体力劳动。4月，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宣布：“毛主席于1969年3月21日批准成立的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开始接收广东省农垦系统、华侨农场、部队农场、热带作物学院和热带作物研究院及其属下的单位。相应的组织体制随之改变，不再保留各单位的文革领导小组。上述单位人员、物资、土地、山林、房屋、机器等公共财物，统一由兵团接管，番号另行公布。”兵团设司令部、政治部、生产部和后勤部。为了管好科研单位和科研项目，在生产部下设一个共有11人的科研小组，组长由军人苏永义同志担任，组员是从海南农垦局和两院系统中抽调的育种、栽培和加工专业科技人员。老一辈的人员有徐广泽、肖敬平和邓平阳3位同志，其余7位是两院系统的年青科研工作者，并定于1969年9月1日到生产部每天一句话，记录橡胶生活！。两院科教系统除留少数人员看管物业外，其余人员全部下放到各个农场或机械厂劳动锻炼。
　　科研组成立之初，还未有具体任务，我觉得这正是报请开展国产标准橡胶研制项目的最好机会。于是，我日夜不停地整理从加工所带来的有关资料，把1964年考察柬埔寨时所见到的原胶乳浓度橡胶的生产情况，结合马来西亚于1964年开始生产标准橡胶的最新进展，写成一篇图文并茂的国内外天然橡胶加工业技术发展情况总结（综述）和关于开展国产标准胶研制的建议书。先请生产部工业处鞠绰处长审阅；鞠处长看后很高兴，认为很好，便立即安排办公室打字员打印。这篇学术性的文件，大部分是化学名词、机械术语，这可难倒了经常打印公文文件的打字员。这打字员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才打印出蜡纸。我亲自在蜡纸上刻画图表，然后将这篇建议书打印多份，一部分上报兵团专管教学和科研项目的邓逸凡副司令员，另一部分下发到南田农场、藤桥农垦机械厂、两院、加工研究所和湛江农垦机械厂等单位。
　　不久，邓逸凡副司令就约苏永义组长和我到司令部办公室作详细汇报，并初步提出国产标准胶研究项目经费开支及人员安排。邓副司令指示说：“现在兵团还未有大的科研项目，经费划拨没有问题，但要精打细算。至于人员问题，只要有任务安排，下放的科研干部都可以调回来。”于是，我就尽可能详尽地制订了《天然橡胶新产品——国产标准橡胶的研制》课题计划，将制造标准胶的几种方法和兵团内拥有的科技力量结合起来考虑，3个分项分别安排3个试验点：1.决定选择具有生产螺旋榨油机设备和技术力量的藤桥农垦机械厂来负责用螺旋挤压造粒法研制标准胶，若与南田农场合作比较理想；2.剪切法制造标准胶，其设备只需要在辊筒上放置切刀，把凝块先切成条状，再剪切成颗粒，然后放入烘干房干燥，这个分项由两院负责比较合适；3.皱片锤磨法制造标准胶，需要多种设备，难度较大，选择由加工研究所和湛江农垦机械厂合作共同完成最为合适。
这个组合方案制订后，由兵团科研组召开有关单位会议，经会议充分讨论后，大家均同意我所作的把总项目中标准胶3种制作方法研制分工负责的分项安排。因此，会议决定：总项目由兵团科研组邓平阳同志主持；其中，螺旋挤压法分项由南田农场王招凯和藤桥机械厂郭镇鸿2同志共同负责；剪切法分项目由马超鹏和吕飞杰2同志共同负责；皱片锤磨法由加工研究所陈立华、刘健民和湛江农垦机械厂余长祺3同志共同负责。此外，会议上还宣布：由于标准胶研制工作急需科技人员，加工所于1969年下放到各农场或机械厂劳动的橡胶加工工艺、机械设备、橡胶理化性能检验等专业的科技人员，包括黄家瀚、杨林湛、韦玉山、梅同现、刘惠伦、何志东、梁森源、黄惠民等10多位同志，调回加工研究所参加该分项目研究工作。同时，暂停加工研究所正在进行的提取单晶硅项目，拆除在原制胶车间的提取设备，让出来作为标准胶的试验车间。兵团科研小组将很快拨下各项试验经费，请与会的各单位同志回去后立即开始研制标准胶的筹备工作。
　　1971年，3个标准胶研制试验点都顺利地开展了试验工作并获得了初步结果。其中加工研究所试验点的工艺和设备比较复杂，规模比较大，但进展很快，已初步看出其可适合农场的实际生产需要的前景。因此，兵团决定，在湛江五一农场或南华农场筹建使用这套工艺和设备的标准胶加工厂。后来，南华农场争取到建厂任务，加工研究所协助其开展建厂工作……
　　1974年6月，兵团撤销，恢复原来农垦体制。我离开兵团科研组调回加工研究所，直接参加到南华农场标准胶厂的设备安装和试验工作。加工研究所标准胶试验组人员全部抵达南华农场，由黄惠民、刘培铭两同志负责胶乳收集、混合、并流加酸凝固等工序；黄家瀚同志负责凝固设备、凝块锯片机和凝块脱水工序；杨林湛同志负责皱片机、锤磨机造粒工序；韦玉山同志负责干燥车、燃油干燥房工序；我负责标准胶打包及全面管理工作。南华农场派出庄厂长和于必正、李文生2位技术员共同开展试生产工作，1个月后转为正常生产。
　　加工研究所物理机械组的梅同现、何志东、刘惠伦、梁森源，化学分析组的张漳高、周道隆、卢炽、杜正，以及海南农垦橡胶检验站的黄克奋、戴木青等同志，共同负责3个标准橡胶试验点的产品质量检验，监控整个试验过程。加工研究所后勤部门的洪有桃同志组织有关人员，负责试验胶样包装、发运到桦林、上海和广州3个轮胎试制单位。3个试验点共有70多位科技人员参加这项试验工作。
　　按照兵团科研组制定的计划，必须将这3个试验点的胶样送到桦林轮胎厂和上海正泰轮胎厂试制轮胎，并与马来西亚一级烟胶片制造的轮胎进行实际里程、机床里程和解剖分析比较。4种胶样共制备9.00-20轮胎330套。实际试验地点是广东肇庆和罗定2个地区。实际里程结束，4种胶样制备的轮胎的试验结果无明显差异，每套轮胎行驶的里程都达到10万公里以上。其中，南华农场生产的标准橡胶制备的轮胎行驶达109225公里；南田农场标准橡胶为102576公里；马来西亚一级烟胶片为102064公里；热作学院标准橡胶为101017公里。由广州十二橡胶厂采用热作学院生产的标准胶、新加坡二级烟胶片、国产一级烟胶片以及马来西亚五号标准胶进行试制轮胎，用2台车进行实际行驶里程比试。结果，轮胎每磨耗1毫米可行驶里程分别是：热作学院标准胶为5569公里；国产一级烟胶片为5440公里；马来西亚五号标准胶为5019公里；新加坡二级烟胶片为5012公里。以上各项轮胎里程比试的结果表明：3种国产标准胶，国产一级烟胶片，进口二级烟胶片以及进口标准胶均无明显差异，充分证明我国生产的标准橡胶质量是好的，整项试验也是成功的。(详见华南热作加工所编印《国产标准橡胶简介》1976年9月出版)从此，我国标准橡胶加工的水平已与国际同行业并驾齐驱。
　　1976年，热作加工研究所韦玉山、黄家瀚、杨林湛、刘培铭和陆衡湘等同志，在南华农场标准橡胶生产工艺和设备基础上，设计出履带式连续转动干燥设备和自动称量打包机。这些新设备在海南岛南茂农场建厂投产成功。这两项新设备获得了国家专利。
　　我国标准橡胶的研制从1970年开始，至1977年，历时8年，在逆境中摸索前进，在上级部门的关心及广大农垦部门大力协作下，我们顺利完成了标准胶研制任务，并全面推广生产，使我国制胶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而今，我国天然橡胶标准橡胶的生产工艺和设备已出口到东南亚和非洲国家，已打破了马来西亚的垄断局面。在标准橡胶的研究中，有不少重大成果获国家、部级奖励，如我主持的国家新产品开发重点课题《天然橡胶新产品——国产标准胶的研制》获得国家科委颁发的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韦玉山主持的《标准胶连续化生产工艺和设备研究》获农牧渔业部1985年科技进步一等奖，韦玉山主持的《标准胶干燥系统的节能技术改造》获农牧渔业部1986年科技进步三等奖……

　　七、在新的岗位，迎接新的挑战，开拓新的技术领域——天然橡胶和热带作物标准化
　　1971年联合国恢复我国席位后，我国加入国际标准化组织，成立了国家标准局。从此，我国的各项生产管理工作直接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接轨。1980年农牧渔业部科教局建立了标准化工作组，接着，华南热带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建立标准化研究室，我任命为研究室主任，梁森源同志为秘书。从此，我就离开从事了长达27年之久的制胶研究岗位，到新的研究岗位去开拓另一项崭新的“标准化”工作了。对于这项新工作，领导没有嘱咐我去管理什么，更没有说如何管理；其实大家当时都不太清楚“标准化”工作究竟具体是搞什么的。
　　为了弄清楚什么叫做“标准化”，我认真查阅了有关文献资料和标准化手册，从中分析归纳出有关“标准化”的大体含义是：标准是衡量事物的准则，而技术标准则是衡量产品质量、品种规格、零部件通用等方面由国家统一规定的准则，是一种国家法规，具有权威性和严肃性。因此，对标准化概念的理解应包含4个方面：1.它是一项多学科综合性基础性工作，是科学组织管理现代化生产的重要手段；2.按照简化、统一、协调、选优的原则，制、修订标准，由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发布，生产部门必须强制贯彻实施，组织专业化生产，提高产品质量，扩大生产批量，以最少的劳动、物料消耗、环境污染而获得最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3.标准化应贯穿在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产前、产中和产后)，其中某个环节若有标准残缺或偏离标准，则后患无穷。4.标准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一种行业或一间工厂的现代化生产管理水平的重要尺度之一。
　　弄清标准化工作的性质、任务内容以及意义之后，我们便开始投入到这一崭新的工作中了。
　　回顾我国天然橡胶发展历程，烟胶片、浓缩胶乳和标准橡胶的投产，都曾经实施标准化的初级管理并取得一定成效。据农垦供销部门统计，1964年农垦部颁布的《NK001烟胶片标准》和《NK002浓缩胶乳标准》实施后，烟胶片产品一级率从原来37％上升到61％，浓缩胶乳产品一级率达99％。1976年石油化学工业部、农林部联合颁布的《国产标准橡胶暂行标准》实施后，国产标准橡胶的一级率达到95％，超过了国外一些产胶国家的橡胶质量水平。显而易见，这是制订和实施相关标准后所取得的效果。但是，前面已经颁布的标准只是烟胶片、浓缩胶乳和标准橡胶生产中的产品质量标准，而生产过程中的原材料、工艺规程、机械设备、以及三废处理和排放等方面的标准还处于空白阶段，这些方面的标准还有待于制订和实施。所以，我国的烟胶片、浓缩胶乳和标准橡胶的生产过程，还远远未达到科学管理水平，亦即未达到标准化水平。因此，要实现热带作物生产和产品加工标准化，的确还要做许多科学研究工作。可见，标准化工作，是一项新的工作、一个新的高峰、一个新的挑战，而且是任重道远!    　　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我们在组建标准化研究室时，首先把加工研究所原有相对独立的化学分析组和橡胶物理机械测试组合并，把天然橡胶国际标准中的各个项目直接分配到个人负责，让人人深刻领会国际标准的内容和测试方法。同时停止使用几十年来一直沿用的美国材料检验协会(ASTM)的炼胶机、检验配方和检验方法，开始使用国际标准(ISO)新的体制、设备和方法。
　　梁森源和何志东同志按ISO实验室开放式炼胶机的规格条件，设计新型炼胶机图纸，由湛江机械厂承制，并安装在加工研究所硫化车间，调试达到设计要求后，成为我国第一台ISO试验室开放式炼胶机。后来湛江机械厂制造这一规格的炼胶机销往全国各地并获得巨大的收益。
　　在按照标准化条件调整和改造试验室的同时，我们积极收集国际、国外有关天然橡胶和热带作物的标准。先在两院图书情报室查阅收集，再到北京国家标准局图书资料库查阅收集，共收集到关于橡胶、椰子、油棕、咖啡、茶叶、剑麻、热带水果、香辛作物，以及动物饲料等方面120多项标准。将有关橡胶标准的英文版本交给有关人员，请他们详细阅读并译成中文。译稿由我审校，我在审稿的同时，自己也参与部分翻译工作。后来，加工研究所成立图书情报室，顾之翰同志从两院调过来任情报室主任。我和顾之翰同志一起集中力量，动员各方面科技和翻译人员继续收集国际、国外标准共250项，翻译和出版国际、国外标准中文本，全部译稿由顾之翰和我负责审校。从1985年起，我们交由农牧渔业部农垦司科技处、热作处负责出版《热带作物产品国际和国外标准汇编》共4集，40多万字。这4集标准汇编，为我国热带作物生产的标准化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随着全国橡胶及橡胶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成立，以及在全国广泛开展标准化活动，农牧渔业部成立了天然橡胶标准化分技术委员会，韦玉山同志任该分委员会主任，邓平阳同志为秘书长，后来改任命具有很强社会工作能力的陈成海同志为秘书长。之后，农牧渔业部多次召开会议，积极推动农垦橡胶加工业方面制订和实施各种级别的标准，因而橡胶加工标准化的各项工作在全国植胶垦区逐步开展和发展起来了。
　　然而，20世纪80年代初期，社会上却产生了对在生产领域中开展标准化和制、修订标准工作极其不利的动向：有一些人由于对制、修订技术标准工作的专业性、技术性、创造性和艰苦性缺乏了解，因而错误地以为，制、修订一两项标准，只不过是将国际、国外有关标准翻译成中文，更改标志、编号，不必花很多时间就可做好的、一种简单而技术含量不高的工作。他们对标准实施后的效果也完全不了解，因此，在科研管理上以为制、修订一两项标准不能算作科研成果，不能作为科研人员晋升技术职务资格的条件。这种关系科技人员切身利益的错误观点一经在群众中流传，致使很多科技人员不愿意参与制、修订标准工作。……我们热作加工研究所标准化室的同志坚决顶住这股逆流，继续坚守在这新的科技领域、新的岗位，集中精力，埋头工作。
　　这期间，我们修订了1976年由石油化学工业部、农林部共同颁布的《国产标准橡胶暂行标准》，使其成为一项综合性的标准并上升为国家标准，具体要求等效于ISO-2000《天然橡胶标准橡胶》。在修订这项标准时，我们从多方面的实际情况考虑，决定废除其中不恰当的、污染环境的有毒化学试剂或不适合我国具体情况的操作、橡胶包装、规格和材料的法规，创造出能等效并优于国际标准的方法。我们确认国际标准中标准橡胶杂质含量测定法项目所使用的橡胶溶剂二甲苯是有毒、恶臭、易挥发和价格昂贵的化学试剂，应该废除并寻找适合的替代试剂。于是，我们用无臭、无毒、价格便宜的国产煤油或溶剂汽油作为替代试剂，经过几百次比较试验，效果非常理想。因此，我们确定使用GB253煤油代替ISO使用的二甲苯作为橡胶溶剂。此外，另外一项国际标准使用的橡胶塑剂二甲苯硫酚也是有毒、恶臭、价格高昂而且经常缺货的试剂，我们改用具有无臭、不挥发，价格便宜，货源充足等诸多优点的硫醇基苯并噻唑(促进剂M)代替二甲苯硫酚，经反复试验比较，效果也很好。我们将这些改革结果向ISO报告，得到了ISO认可和好评，并吸纳为国标标准。这是中国橡胶标准被ISO认可和采纳的先例！从此也证明我国的橡胶标准已进入国际轨道并与国际水平相当。
　　在标准橡胶的标准中，关于标准橡胶的包装、标志、贮存和运输这一项目，国际标准规定：每个胶包净重33.33公斤，每个胶包用塑料薄膜包裹，装入木板条箱，每箱净重1吨。我们在制、修订这项标准时，改为采用每个胶包净重40公斤，每个胶包先用聚乙烯薄膜包裹，再装入聚丙烯塑料编织袋、封口的做法。这种改进后的包装对计量、搬运和贮放都显得十分方便，同时也节省了用于制造木板箱的大量木材，免除了用户拆除包装木箱和清除拆箱木屑的麻烦，非常适合国际通行的集装箱货物运输。因此，这一改革标准受到产、用双方的一致好评，取得了很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这项综合性标准GB808l～8088-87《天然生胶标准橡胶综合标准》的完成，凝聚了大批科技人员的心血；曾参与制、修订的主要人员有加工研究所的邓平阳、梁森源、周道隆、刘惠伦、何志东、王晨、邓东华、罗俊莲、陈成海等同志，以及农牧渔业部的徐岩、董宝风、徐昌年等同志。这项综合性标准于1989年荣获国家技术监督局授予的标准化进步二等奖，1992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随着我们制、修订的我国天然橡胶产品各项标准的实施取得日益明显的经济效益，农牧渔业部也更加重视标准化的工作。1987年，委托天然橡胶标准化分技术委员会和热作加工研究所开办全国农垦标准化学习班(湛江)，学员来自黑龙江、天津、上海、福州、武汉、新疆、云南、广西、广东和海南等省、市、区的10多个垦区。培训课程主要有：对国际、国外标准的认识和理解；如何引用国际、国外标准；制、修订企业、部级和国家标准的条件和程序；充分认识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之间的差异；标准实施后对生产、使用以及国内外市场影响的评估。学员们通过这次标准化学习班的培训，明确了对标准化工作的认识，提高了从事标准化工作的能力，为学员们将来从事标准化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对培训班的授课人员也是一个很好的自我提高过程，教师在备课过程中可以更深刻地学习和理解标准化的涵义，从中进一步提高工作能力。这期学习班之后，我们还办了2期天然橡胶标准化检验人员培训班，主要培训橡胶质检人员。
　　为了提高我国天然橡胶产品标准，使更多的有关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我们向农业部申请派遣科技人员出国学习标准化工作并获得批准。1988年农牧渔业部派黄茂芳、罗铁瑛和杨培生3同志前往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参加标准研讨班学习；张毅和李日彩等同志前往日本学习仪器测试方法。
　　通过多年制修订标准工作，在热带作物管理部门、科教单位、检验机构和农垦重点企业中，形成了一支由科技人员组成的高素质的标准化队伍，直接参与制、修订我国天然橡胶、剑麻、咖啡、胡椒、木薯等热带作物产品的生产全过程标准，其中包括生产前的原材料，生产中的加工工艺、加工设备、产品质量、包装运输，以及生产后的三废治理和排放标准，共制、修订国家标准50多项，部级标准80多项。这些标准在世界热作行业中都具有相当高的水平。
　　农业部在全国广泛开展标准化工作，培养了大批标准化人才，先后在各垦区建立了产品质量监督检测机构，如海口热带作物产品检验所、黑龙江农垦科学院农业测试中心、天津农垦北方食品检测中心、重庆农垦南方食品检测中心等。1991年，农业部根据热作加工研究所在制、修订国家标准工作中的突出贡献，决定继续充分利用和发挥加工所科技和标准化人员的科技力量，在热作加工研究所内建立农业部食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湛江)，该中心于1993年7月通过国家质量验证，并正式开始监测服务工作。同时，农业部还在热作加工研究所内建立华南热带农业环境保护监督站和农业部天然橡胶重点开放实验室。这些机构的建立，迅速拓展了加工所科研、质检、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标准化工作。

　　八、结语
　　我从1953年走出华南工学院校门至1994年退休，一直从事天然橡胶和热带作物加工的科研、教学和生产工作，历时41载。曾经遭遇千辛万苦，也曾经享受成功的喜悦。党和各级领导的信任和培养，以及同志们的支持和帮助，使我一直充满信心。凭着顽强的意志、坚忍不拔的毅力，克服各种困难，不断地开拓新领域并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始终践行了自己大学毕业时立下的庄严誓词——绝对服从组织的安排，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不怕艰难困苦，愿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一切!
　　俗语说：“往事如烟，风吹烟散。”然而，耐人寻味的往事，却犹如一股股不散的烟云，时常萦绕在心头；从前为事业奋斗的许多轶事如同构成了一部历史记录影片，常常会一幕一幕地在眼前浮现……让人久久不能忘怀。适逢全国政协征集“天然橡胶事业”史料的机会，我记下了以上点点滴滴回忆，作为精神财富传给后代。我寄希望于后来者，能以新的激情和信心，并以更高的科技水平，迎接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新挑战。

　　　　　　　　　　　　　　　　　　　　　　　　　　　　　　　　　　　　　　　2006年9月3日完稿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15:33

　　编者按：袁子成教授现年80岁。我国橡胶加工知名教授、专家。新中国天然橡胶加工事业开创者之一，热作两院橡胶科教事业开创者之一。曾任研究室主任、教研室主任等职。1952年毕业于重庆大学化工系。曾在重庆大学、四川化工学院任教。1953年5月调到华南特种林业研究所建所筹备处工艺部至1989年退休，长期一直从事天然胶乳加工及应用性质的研究。主持《提高浓缩胶乳机稳的研究》、《输血胶管专用胶乳的研制》、《胶乳的快速熟成》等多项部重点课题研究，获多项重要成果。《用表面活性剂提高浓缩胶乳的机稳》1978年获广东省科学大会奖，《TT/Zno低氨保存体系在鲜胶乳中的应用》1988年获农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主授本科生或研究生的天然橡胶制胶工艺、天然胶乳的性质与工艺、生胶及胶乳的应用性质、胶乳制品工艺学等课程。主编《天然胶乳的性质与商品胶乳工艺》、《生胶与胶乳的应用性质》、《胶乳制品工艺学》等3种农业高等院校教材，已先后由农业出版社出版。能将制胶与胶乳制品结合起来，形成制胶制品一条龙教学体系。教书育人成绩卓著。撰写的《拓宽专业，创立制胶制品一条龙的教学体系》一文，1989年获海南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我与袁子成教授相识，曾去湛江他家访问过，他平易近人。2006年4月19日我打电话向袁子成教授约稿；他应约，说最近外出，尚未有时间动笔……我以为他的稿子可能会来得慢些。但是，他的稿件实际上却是来得出乎意料的快，约稿后不到1个月——5月13日我就收到了他的第一篇稿，接着，9月4日又收到他的第二篇稿。他撰写的《我喜欢这样的“不务正业”》及《值得纪念的28天橡胶加工培训班》2篇回忆录，以简朴的文字，分别概要记述了新中国天然橡胶加工科教事业发展史上2个重要事件——1954年上半年华南热带林业研究所胶乳室同志发挥跨系统跨行业协作精神，完成避孕用具制造工艺技术研究中试以及1959年工艺部举办橡胶加工培训班的一些基本情况，并作了扼要述评。（杨振堂）

　　　　　　　　　　　　　　　　　　我喜欢这样的“不务正业”
　　　　　　　　袁子成

　　1954年上半年，华南热带林业科学研究所（两院前身）胶乳室的同志顺利完成了膏化法浓缩胶乳的研究制作任务，填补了国内没有这种橡胶原料的空白；但是，有了这种胶乳原料后，如何利用它进一步深加工，加入各种配合剂，配制成某种胶料，进而制造成某种胶乳产品的技术问题，在国内又是一个空白。当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需要各种胶乳制品技术。因此，填补这个空白，就是接下来的研究工作任务。按当时我国科研系统在国家各部门的组织机构及其职能来看，轻工部北京工业试验所的橡胶组（现北京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前身）应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此项研究任务。可是那时该所刚成立不久，要进行此项研究，其橡胶组的研究力量尚不足，于是要求我们华南所支援。我所彭光钦副所长从大局出发，毅然答应了北京所的要求，随即派我与孟庆岩、吕泰广、周宏庆等4人于1954年11月到北京，与该所橡胶组部分同志组成了协作组，共同进行浓缩胶乳制造胶乳制品的试验。恰好就在此时，国家制订了内紧外松的计划生育政策，由政务院（后改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直接抓有关贯彻落实工作。他下令给轻工部，指示要北京工业试验所尽快完成用浓缩胶乳制造避孕用具——男用避孕套、女用子宫帽——技术的研究任务，而且要求在产品工艺研制过程中应边做试验、边给设计部门提供设计数据，边由生产部门准备建厂。可是当时，我们作为协作组成员，都既未学过胶乳制品专业，也未从事过相关工作，而且手头可参考的技术资料也不多；工艺试验的设备还须自己设计、制作；检测仪器也须不断完善、补充。就在这种困难重重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动脑筋、想办法，千方百计地克服各种困难，争分夺秒地艰苦奋战。当时，轻工部负责监管此项目研究、设计的林文彪总工程师对工作抓得很紧，经常打电话到北京所催问试验进度，并不时来现场亲自督战。……在有关领导和部门的大力支持、帮助下，经过8个月的紧张战斗，我们终于在1955年下半年基本完成了避孕用具制造工艺技术研究的中试试验。此时，由于工作需要，我所武树藩副所长将我们调回华南所，分配新的任务。
　　我国首家胶乳制品厂——广州十一橡胶厂，根据我们协作组不断提供的试验数据和技术资料，1956年终于建成并顺利投产了！此后，我国胶乳制品工业逐渐发展壮大，欣欣向荣。现在，我国已由原来不生产胶乳制品的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胶乳制品生产大国了。单避孕套一种产品，现年产量就已达50多亿只；产品除满足国内需求外，还远销欧美、南非、中东、俄罗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应该说，在开创我国胶乳制品工业的征途中，我们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是功不可没的；另一方面，就避孕套对推进实施我国计划生育这个基本国策来说，我们所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然而，有人说：搞胶乳应用研究是轻工部的研究所的责任；我所是农业部的研究所，只负责进行胶乳初加工的研究。你们参加深加工的制品试验是不务正业。对此，我们则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生产，各系统各部门各单位之间有一定的分工，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和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那是应该的；但是，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只要革命和建设需要，打破原定分工界线，灵活地掌握分工合作原则，组织开展不同系统单位之间的协作，那也是无可厚非的。如果这也叫“不务正业”，那我喜欢这样的“不务正业”。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15:48

　　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天然橡胶初加工生产只有一些分散的制胶点，其生产规模很小，一般仅日产几片或几十片烟胶(每片重约0.5市斤)，就是规模最大的海南天任胶园制胶点，日产烟胶也不超过400片；而且完全是手工操作，无论工艺、设备都十分落后，因而生产成本甚高，而劳动工效却极低，产品质量也非常低劣。
　　当初我们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从事橡胶加工研究的人员尽管来所之前都未见过橡胶树，也未学过橡胶加工专业和从事过相关技术工作，既无这方面的实践经验，又难于找到有参考价值的技术资料，但从研究所1952年冬筹建至1954年秋还不到1年半的时间，为了替祖国争气，坚决粉碎美帝国主义对我国急需的橡胶战略物资实行封锁禁运的无耻阴谋，经过边学习、边工作的艰苦奋战，很快就研制成功了膏化法浓缩胶乳并且基本掌握了半机械化烟胶片的制造技术。接着，到1957年，我们工艺研究部，经过3年多时间努力，进而在联昌试验站兴建了膏化浓缩胶乳试验工厂与半机械化烟胶片试验工厂。此后，该两个工厂便承担着联昌站所产鲜胶乳的加工任务。
　　1959年，我国解放后大面积种植的橡胶树都将陆续开割，如果在橡胶初加工方面仍然沿用旧的模式“小打小闹”地处理鲜胶乳，显然不能适应新中国天然橡胶生产快速发展的迫切需要。要改变以往小手工作坊式的生产状况，就必须有一批掌握先进技术的骨干。根据华南农垦总局的指示，我所加工系于本年4月在联昌试验站举办了橡胶加工训练班。由海南农垦分局和粤西农垦分局通知下属行将大面积割胶的农场，要他们派遣准备承担兴建和管理橡胶加工厂的人员参加我们这次举办的橡胶加工训练班学习。
　　此训练班学习内容主要有：橡胶的基本性质和早期保存；胶乳氨含量与干胶含量的测定；胶乳膏化剂藻酸铵的制备方法；胶乳膏化的设备和技术；膏化浓缩胶乳的长期保存和产品检验方法；胶乳凝固的方法和设备；凝块的脱水设备；胶片熏烟干燥的技术和设备等。
　　主要实习场所是联昌试验站两座试验工厂及其试验室。学习原则是理论联系实际。学习方法以实践和实际操作为主，理论学习为辅。
　　本训练班虽学习时间不长，总共只有28天；规模不大，学员不足30人；学习内容不多，只涉及2种制胶产品的有关知识；生活条件也不太好，食宿均不理想，特别是后来遭遇全国经济困难，海南爆发“大饥荒”，而不得不停办。但是，由于学员们学习热情极高，加上教员们认真教学，尽心辅导，他们通过这次短期培训，初步掌握了膏化法生产浓缩胶乳和半机械化生产烟胶片的基本知识和有关基础技术，为我国后来陆续兴建大型橡胶加工厂准备了技术骨干，对我国制胶工业（橡胶初加工业）的开拓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这些学员返回原单位后绝大多数成了橡胶加工生产队伍的中坚分子：有的当了橡胶加工厂厂长或主要技术员，有的成了农场工业科科长，有的被提拔为农场管工业的副场长，有的上调农垦分局机关主管橡胶加工业……因此，就我国天然橡胶制胶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到现在的规模和水平来说，我认为，我们1959年举办那个28天橡胶加工训练班是功不可没的，是值得纪念的。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16:15

　　编者按：林德光教授现年71岁。1960年于厦门大学数学系数理统计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华南热带作物学院工作，1999年退休。曾任热作两院计算中心主任、华南热带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院长，全国农业应用数学学会理事长、中国生物数学学会理事、全国自然辩证法学会理事等职。长期从事生物统计和国际通用统计软件开发应用等学科研究，取得多项重要科研成果。
　　1982—1984年被公派赴美国留学期间，完成《格里芬双列杂交育种配合力多变元统计分析法》课题研究，该成果经美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鉴定为解决世界难题的成果，处于国际同类研究的领先水平，1985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此外，1982—1986年，他结合生物统计学和农林学科试验统计的要求，对国际大型通用统计分析软件SAS系统进行多项统计分析方法的SAS程序研究开发，建立了一系列新的SAS计算程序。此成果，是SAS程序的新拓展，是当今生物统计学的SAS系统（包括格里芬双列杂交育种配合力多变元统计分析法这一世界性成果的双列杂交多变元SAS分析），是一种创新的SAS系统；既是对生物统计学的新发展新贡献，也是SAS系统的创新之作。此成果1987年获国家教委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1997年获海南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他开发的生物统计分析方法的SAS计算程序被《热带作物学报》《科学通报》等全国12家刊物编辑出版部门，以及多所院校的众多科研工作者用来处理资料，受到国内外有关专家的高度评价和赞赏，公认我院校在生物统计学与SAS应用领域，是处于全国农林高校及研究单位的先进行列。
　　林德光教授从事教育工作41年。为本科生主讲《高等数学》《生物统计》《试验设计》《BASIC语言》等课程，为研究生主讲《多变元统计分析》《工业试验设计与统计分析》《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FORTRAN77》《农林试验的MINITAB程序设计》《农林试验的SAS程序设计》等课程。编著出版《生物统计的数学原理》《热带作物的试验设计与统计分析》《生物统计田间试验》《工业试验设计》《多元统计教程》等12本教材和专著，计300多万字。其中《生物统计的数学原理》获辽宁省1984年科技图书一等奖。在我校开设的国际通用统计分析软件课程，在全国63间农林院校中处于领先地位。
　　林德光1986年由讲师破格晋升为教授。1988年获国家人事部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5年被评为海南省劳动模范。
　　林德光教授曾是我的生物统计课老师，室友；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图书馆，他在计算中心，都在同一座图书馆大楼办公，上下班时我们俩见面机会多。1996年5月间，我和林德光教授还曾受科研处之托，一起前往兴隆热带香料饮料作物研究所和文昌椰子研究所讲课。……总的说，几十年在我脑海中累积起来的对林德光教授的印象是：工作学习都很勤奋，学问广博，学术造诣精深，科研教学都很有建树很有成就；多才多艺，文艺演出时，表演吹笛子的旋律颇为婉转悠扬而动听，会文会诗；待人热情而诚恳，对我的工作鼓励很多。这回我做“天然橡胶事业”史料工作，他就赞赏说：“你做好这个工作功德无量啊！”2006年4月10日我向林德光教授约稿，他即给我提供了过去写好的3篇回忆录，以及他著的《烛光之歌》一书。不久，他又送来他的1篇新作，并说：“对写回忆录，要慎重！要认真对待！”可见，他是很重视而且大力支持我们做“天然橡胶事业”史料工作的。此前，已刊登过林德光教授的稿件《每天一句话，记录橡胶生活！路上》，现再刊登他的《我是如何解决生物统计世界难题的？》《勇攀当代科技高峰——我院校开展统计学、SAS教学与研究的回顾》《记何康老院长创业二三事》3篇。阅读林德光教授这些珍贵的回忆录就可以部分地印证我上述关于他的介绍；可以受到正确世界观人生观的生动教育，以及如何以科学的态度、科学的精神、科学的知识、科学的方法进行科学研究的启迪。在整理加工他的回忆录稿件过程中，我询问过林德光教授有关史实，得到他的热情帮助。值此，我对林德光教授表示衷心谢意！（杨振堂）

　　　　　　　　　　　　　　　　　　　　我是如何解决生物统计世界难题的
　　　　　　　　　　　　　　　　　　　　　　　　　　　　林德光

　　1960年，我毕业于厦门大学数学专业，同年服从国家统一分配，来到当时刚创办不久、地处偏僻山区的华南热带作物学院从事教育工作。当时，我国正遭遇三年经济困难，我院各方面条件都极为艰苦：住茅房、吃木薯，蛇蝎经常出没……但我们的广大教师一直坚持教学工作，从来没有动摇过。从事教育工作41年来，我开出过20多门大学课程，完成专著12部，发表论文62篇，诗集1本，获奖18项。培养了大批学生，其中很多已成长为专家学者及各级领导干部，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1982年5月，我被高教部公派赴美国留学，专攻生物统计及计算机技术，1984年5月学成后即按时回国。在留学期间，我完成了一项名为《格里芬双列杂交育种配合力多变元统计分析法》的科研课题，研究成果经美国科学院与中国科学院鉴定，属解决世界难题的成果，1985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因而1986年我由讲师被破格晋升为教授。这是党和国家对我工作成就和学术水平的充分肯定。此外，我还得到其他许多荣誉和奖励：1988年，被国务院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1991年，享受国家首批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被评为海南省劳动模范；包括多变元统计分析法SAS程序的国际通用统计分析软件SAS开发成果（研发时间1982—1986年），1987年获国家教委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1997年获海南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这是我省该奖项零的突破；1998年，被推选为海南省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代表；2000年，获首届何康奖……
　　1987年5月22日，我国《光明日报》头版刊登了题为《林德光教授解决世界生物统计难题——研究出“格里芬双列杂交育种配合力多变元统计分析法”》的新闻报道。当时美国、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等12个国家的同行学者，纷纷来函祝贺我的研究成功，并表示要将我研制的方法应用于他们的研究工作中。我的成果，是一种当代新兴育种方法中从单变元向多变元的拓展，能在作物多性状考察中选取子一代(F1)的最优组合，从而不断提高作物的生产力。
　　这个课题，是我的美国导师申请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课题。在我赴美前，他用2万美金雇一位墨西哥教授到美国来做这个课题，但搞了半年多无结果，便将其辞退了。我到美国加里福尼亚大学以后，我的导师就要求我接替研究这个课题。当时我思想上存在顾虑，因为去啃人家留下的酸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此外，也怕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给我们国家丢脸。后来，导师对我说：“你是**公派来美国深造的，你搞得出来最好；搞不出来问题也不大，反正你没有拿我一分钱。”
　　我首先考虑的问题是自己的基础够不够，是否具备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
　　我与当代著名数学家陈景润是校友。厦门大学当年教陈景润的老师，几乎也是教我的老师，而且所用的教材都是一样的。我深信自己的基础是足够的，具有解决这一难题的能力。此外，我从事教育工作20多年来，经历过一番磨练，不管白天黑夜、节日假日，包括星期天，几乎都是从早到晚全身心投入工作学习的，天天如此，持之以恒，自认为基础训练已达到一定水准。经过一番思考后，我认识到，这是一次为国争光的好机会！因此，我毅然接下了这个课题。
　　正式研究之前，我所要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了解世界上这一领域中过去及当代的学者们所做出的结果已达到的水平及目前急需解决哪些问题。为此，我到图书馆用计算机检索查询了大量有关资料，从1920年到1982年所有关于这个课题的专著15部及论文85篇，都找来阅读。我夜以继日、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这些材料，并记下前人研究的主要结果及可供借鉴的方法思路，明确下一步的主攻方向及要达到的目的。这种吸收、消化和继承前人和他人成果的工作，足足花了3个多月的时间。最后，得出3条结论：第一,必须把格里芬1956年归纳的4种育种方法的单变元平方和计算公式的来源彻底搞清楚，然后才能作多变元推广；第二,课题中将用到大量数学期望的计算，这在我以前撰写专著《生物统计的数学原理》一书时，就搞得滚瓜烂熟，不成问题；第三，必须熟练掌握矩阵变换及计算机技术。因为这3方面知识和技术在我出国前都已下过一番功夫钻研而有相当的功底，所以大大地增强了我接受并完成这一艰难任务的勇气与信心。
　　有了以上的准备工作，下一步就是做创造性的劳动了。首先，我可以肯定，查询来的所有国外资料中，还没有那一份说明了格里芬育种方法的平方和计算公式的出处，国内更没有人做过这项工作。我只发现1947年F．Yates的一篇论文里，提到一些模糊的思路；此外，格里芬1956年的论文里提到这种育种法的分析应该可以由单元推广到多元分析的提示。经过深入研究及反复比较，其间用到很多高等数学特别是数理统计的知识，才终于弄清了单变元情况下格里芬平方和计算公式的来龙去脉。但是，这仅是一个研究过程中的“副产品”，并非课题的最终目的。但这项基础性研究工作，此前在国内外也还没有人做过。因此，1984年5月我一回国，就被我国生物统计与数量遗传学权威、南京农业大学的马育华教授邀请到南京为近百名同行专家讲学10天，要求我对双列杂交的单变元及多变元分析法一起作全面推导。由此也可窥探这一学术成果的价值。马先生说：“‘文革’后，我国派出了10名生物统计教师出国深造，但只有你老林才是真正学懂的!”当然这是客气的鼓励话。我的这一副产品，即单变元情况下双列杂交的平方和计算原理及各变异项(自交、反交及杂交)的期望均方估算原理，后来被西南农业大学的高之仁教授收人其专著《数量遗传学》一书里，留下了当时我的工作足迹。
　　解决“双列杂交育种的多元统计分析法”的冲刺阶段，是研究平方和乘积和矩阵的分解问题；这须用到大量的高等代数知识，特别是矩阵变换。研究过程中，当一种方法失败后，又思考用另外的方法来解决……经过多次失败后，最后终于成功地导出了完美的矩阵分解式，也同时确定了Wilks的八统计量构造方法，从而彻底解决了这一课题。记得当时解决问题的时间是在凌晨2点钟。我马上将这一喜讯用电话告诉导师。他听了喜出望外，高兴非常，大加赞赏!回想其间，经历了4个多月的全身心投入创造性研究，加上前面阅读研究前人或他人材料的3个月，总共花了7个多月的时间，终于换来了如此丰硕的成果！记得在那段不屈不挠而奋力拼搏的日子里，我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往往忙了一整夜而打开窗户时，就在晨曦中看到旭日已冉冉东升了；也有好几次精神高度集中紧张地思索问题以致连饭都忘了吃了：总之，真可谓“废寝忘食”也！其中的甜酸苦辣，是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能体会到的。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16:47

　　我第一次踏进宝岛新村这片热土时，华南亚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这个单位刚从广州搬迁下来。
　　当年组织领导执行研究所搬迁任务的主要领导人就是何康同志。他来研究所之前，任中央林业部特林司司长。1957年他奉命来研究所出任所长兼党委书记，研究所下迁海南创建华南热带作物学院后又兼任学院院长及学院党委第一书记等职。所院党委和所院行政领导一套领导班子，两块牌子，实行“一统四包三结合”的工作方针。
　　迁所建院不久，就遭遇三年(1959—1961年)国民经济困难，那时全国物资供应都极其紧张，所院职工每人每月仅有19斤口粮，其中一部分还是用地瓜、木薯折算配给的。据当时管理后勤工作的一位同志回忆，最困难的时候，全所院仓库仅剩3天的口粮。何康同志这个所院大家庭的“家长”实在不易当。食堂就餐时卖的菜通常是没有油的，最常供应的菜叫“地瓜酱”，是用地瓜煮熟后加上盐巴搅拌制成的，每份5分钱；只有在大节日才能吃上一顿数量不多的肉，那算是一件大喜事了。当时职工一般都住茅房，屋顶时有蛇蝎或蜈蚣掉下来，特别在睡觉时，心情尤其紧张。1959年那一次12级台风，几乎刮倒了所有茅房，其情其景，不堪回首！然而，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所院干部职工仍然坚持正常开展科研教学与生产，并取得巨大成就。
　　那么，是什么力量使得广大职工在如此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坚持搞科研、办教育而人心不散，并坚定走“儋州立业，宝岛生根”之路呢？这除了党的坚强领导与伟大号召之外，还与作为党政第一把手的何康同志的高尚品德和人格的感召力密不可分。
　　何所院长虽是国家lO级高干，但他没有官架子，总是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在群众之中，态度和蔼，平易近人，谈笑风生，充满信心。他经常与群众同吃、同劳动；每逢节假日或周末，他常与群众一起跳交谊舞，密切群众关系，倾听群众呼声，以稳定人心。他外出开会回来，经常给职工、学生作大型报告，宣传国内外大好形势，指明从事热带作物事业的光明前景。每次他较长时间外出后，一回到院里，哪怕工作再忙也要抽空登门看望老专家、老教授。他还经常下生产队挨家挨户探望老工人，问寒问暖，尽力为他们排忧解难。他在路上遇见科教人员或干部，总是主动打招呼，并能做到直呼其名，使人倍感亲切，充满温情。……所有这些，至今仍在老同志中传为佳话。
　　何院长关心下属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如1960年底，吕智明老师的未婚妻利梅桂同志从广州来宝岛新村与吕老师完婚。当何院长知道利梅桂同志是工厂的一位普通女工时，马上表态要来参加婚礼。他诙谐地称赞新郎新娘的结合是“农村与城市的结合、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结合、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结合”，情真意切，感人肺腑。
　　1964年院部修建了一批高级住宅。当时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衡量，何院长都可以而且应该首先入住新居。但他却一直坚持让老专家、老教授先进住，自己暂不搬房。从1958年下迁来海南直至“文革”后他调离两院的lO多年中，他一家5口一直住在普通干部居住的平房里。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操，深深地铭记在两院人的心坎里——这是何院长留给宝岛新村的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
　　何康同志一贯关注对年青科教人员的培养。就以笔者的亲身经历来说吧，1977年，为满足科研教学需要，由何康同志出面，出版了我的专著《热带作物的试验设计与统计分析》一书；又如，1980年由著名生物统汁学家赵仁熔教授向时任中央农业部部长的何康同志直接推荐、并得到何康部长的特批，本人可免试出国深造(公费)；再如，1986年由农业部职改办与广东省高校职称评审委员会，根据我的工作成绩及解决了世界生物统计难题——格里芬双列杂交育种中配合力多元统计分析法的研究成果，把我由讲师破格晋升为教授。
　　何康同志是我国著名的农业专家，对热带作物学科的研究造诣尤深。“文革”前，他亲自组织两院专家编写《中国橡胶栽培学》与《热带作物栽培学》，以及全文翻译《马来西亚橡胶栽培手册》，并亲自参与撰写译文。这既总结了我国在热带作物领域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和生产经验，也同时解决了当时学院上专业课没有教材和参考书的问题。在他后来担任中央农业部部长期间，因工作成绩卓著，而获得了世界性农业大奖，为中国人民赢得了荣誉。
　　何院长精通英语，在各种国际会议或会见外国专家时，可直接用英语交流。在他任两院领导期间，为提高两院的外语水平，规定凡是科教人员，每天早上7点半至8点半都必须参加英语培训班学习，并指定了专门授课的英语教师，还制定实施了一整套严格的考核制度。持之以恒，效果良好，成绩显著。学习班一直坚持办到1966年“文革”前夕，大大地提高了两院科教人员的英语水平。今天老一辈科教人员之所以有较强的英语能力，可以说，是得益于何院长当年的远谋筹划。
　　每当回想起宝岛新村人在当年艰苦创业的峥嵘岁月里，朗朗读书声、灯火通明搞科研教学、以苦为乐、见难就上的情景，我就会感受到何所院长凝聚人心的高尚的人格力量。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17:03

　　编者按：陕西的老校友杜文义同志，现年75岁，1964年8月由农垦部水利工程局规划设计处调到两院任政治部组织处处长，1970—1972年任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热带作物学校政工组组长、党支部书记；1972年8月调到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6师13团（前身为琼中县国营岭头茶场）任副政委，1974年恢复农垦建制后，任国营岭头茶场党委书记；1979年4月调到西北轻工业学院（现陕西科技大学）任造纸工程系党总支书记，学院组织部长、党委办公室主任等职。1993年1月离休。杜文义同志在他撰写的《难忘的印象》一文中，热情赞颂了两院人艰苦创业精神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就，记叙了两院主要创建者何康所院长1964年春亲切慰问两院参加农村“四清”工作春节回院度假的工作队员和他热情帮助农民致富，而“文革”中备受摧残、折磨和复出后工作还是当年那股热劲、亲切如故、欢快长谈，以及两院组织领导、同志们对他一家人困难时刻的关心和帮助等若干个小故事。他动情地说：“两院那种不分院长、书记、教授、研究员还是普通教职工或试验场工人，都一视同仁、平等相待、和睦融洽、没有拘束、宽容体贴、热情友爱的一件件往事，常在我脑海中回荡。”他对两院始终怀着深厚的感情，把两院当作自已第二“家乡”；不忘在两院经历的峥嵘岁月，不忘两院的战友情、同志爱，曾几次回两院探望，也不忘两院组织在迁所建院30周年、40周年校庆时给他们寄去了纪念品……这次他给我们投寄《难忘的印象》稿件同时，还写信给王锋和我，说：“编写‘天然橡胶事业’史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祝你们成功！”情真意切，使我们很受鼓舞。（杨振堂）

　　　　　　　　　　　　　　　　　　　　　　　难忘的印象
　　　　　　　　　　　　　　　　　　　　　　　　　杜文义

　　一、两院辉煌成就
　　全国解放后，建国之初，恢复国民经济，百业待兴。为了发展我国工农业生产，特别是满足国防建设需要，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在我国华南地区建立橡胶生产基地，在海南等地区组建了数以百计的国营橡胶垦殖农场。大批转业退伍军人、归国华侨、民工和各地干部、知识分子、城镇知青，相继投身到以种植橡胶为主的国营农场的建设中。
　　20世纪50年代，为了适应以橡胶为主的热带作物生产的快速发展，解决橡胶等热带作物生产中各个方面的科学技术问题和有计划地培养高素质的生产技术干部，中央先后决定组建橡胶热带作物科研机构和热带作物高等学府-一这就是发展到现在的中国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华南热带农业大学(简称两院)。
　　在热带作物生产中心建立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伟大的创举。几十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两院人——广大科教人员和职工，在中央领导和各级各界人士的关怀鼓舞下，牢记周恩来总理“儋州立业宝岛生根”的光辉题词，转化成强大的精神动力，全身心地融入橡胶热作事业。周恩来总理的光辉题词，坚定了科教人员和全体职工克服困难，扎根基地的意志，以及献身热作事业、为国争光的信念。“儋州立业宝岛生根”是一棵精神大树，根植于两院人为之奋斗的宝岛热土，根深叶茂，展现出了开拓者的时代风采。
　　两院人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坚强的革命意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验，开山劈岭，盖房修路，开荒造田，建设试验基地，完善设施，把昔日野兽出没的荒山野岭，变成了今日一片欣欣向荣的宝岛新村——虽然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城市，但两院人建设了成自成体系、社会功能基本齐全的中国唯一的热作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中心——海南岛一颗璀璨的明珠。
　　“宝剑锋从磨砺出，科教成果血泪凝”。两院广大科教职工几十年如一日忘我拼搏、辛勤劳动，谱写了一曲艰苦奋斗的凯歌，为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和教育科技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探索创造了在农村条件下，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机构坚持科研、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新经验。研究解决了一系列橡胶热带作物种植、加工难题，同时，与农垦生产部门一起，创造性地研究、总结出中国特色的橡胶树栽培的技术体系，其中有些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创造了突破北纬17度, 在热带北缘大面积种植橡胶成功的奇迹，使中国成为世界天然橡胶的主产国之一。培养造就了成千上万的新型科教人才，遍及华南、华东和云贵地区各省及东南亚一些国家，成为橡胶热带作物事业的骨干力量。他们中涌现出了一批驰名的专家，还有像陈章良那样具有国际影响的卓越科学家。因此，两院受到了全世界的广泛赞誉。两院人用自己的行动，在祖国的南疆竖起了一座新时代的丰碑，记载了他们为发展新中国橡胶热带作物事业而建立的不朽功勋。他们不愧是新时代的英雄儿女，将永远鼓舞着人们改革创新，艰苦努力，奋发前进。

　　二、两院主要创建者何康二三事
　　两院有今日辉煌，离不开历届领导班子和广大职工的艰苦奋斗。他们呕心沥血，辛勤耕耘，勇于攀登科学高峰，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献给了祖国的橡胶热作事业。何康同志是两院的主要创建者。人们提起两院就会想起何康。何康同志是一位好领导。他勇于创新，密切联系群众、善于团结同志，勤奋好学、知识渊博，胸怀坦荡、虚怀若谷，举止文雅、和蔼待人。他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他以身作则，模范地执行上级的指示。在贯彻周总理光辉题词的实践中，他提出了“凡有热作处，皆有宝岛人”的构想。他孜孜不倦工作的精神，极大地鼓舞了科研、教学人员，充分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从而为热作事业的发展和大批创新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同何康同志的接触中，有几件事让我终生难忘——
　　1964年全国第一批“四清”，两院按规定抽调了几十名院、处、科级干部和科研教学人员去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工作队在澄迈县集中四查中，暴露了两院的一些问题。何康、吴修一等领导同志去看望工作队员。听取汇报后，他提出两院在不影响科研教学的前提下开展小“四清”，征求大家意见，我们都谈了看法。何康同志回院后作了动员部署，对当时两院纯洁队伍，调动广大干部和科教人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们工作队员春节放假回院，何康同志主动找我们了解“四清”工作情况。当他知道我是西北人，第一次来海南工作时，便鼓励我要闯与当地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一关，并盘膝而坐和我们一起在研究大楼前广场草坪上合影留念。我至今还保留着这张珍贵的照片（见图）。他深入了解农村情况后，决定派大学生下农村结合教学清账，参加锻炼；并无偿为农村提供橡胶和水果种苗，帮助农民致富，如给我所在的促进大队就运去了2车种苗。农民兄弟都非常感激两院。我们组织基干民兵开垦荒地，办起了大队农场。
　　然而，“文革”中，何康同志却受尽了摧残和折磨。1968年我为被责令停职反省，有一段时间，造反派把我和何康关在一起吃、住——同住在一个大房间，睡通铺——集中劳动，接受批判，交待问题。我目睹造反派对何康监管很严，不让他与别人说话，往来出入都要报告。在那样恶劣的环境里，为了避免造反派怀疑，他很少说话；除了劳动、写交代材料、参加批斗会，一有时间就阅读《毛泽东选集》。据说，他把《毛选》和部分马列著作都通读了一遍，有的内容还作了精读，并写了厚厚的读书笔记。
　　“文革”中，1968年温健教授被迫害而跳楼自杀，大家都很悲痛，然而无法倾诉。我和温健是邻居，更是十分怀念这位温和可亲的老教授。何康同志被安排去参加安葬他的遗体的活动。我发现，当时他的心情非常沉重，……深虑着两院到何时才能停止这场浩劫。
　　1975年，我在岭头茶场担任党委书记。全国茶叶丰收经验交流会在岭头茶场召开，时任广东省农垦总局副局长的何康同志亲临会议。他还是当年那股子热劲，亲切如故，欢快长谈。他听取我和场长等领导人汇报后，便到茶叶科学研究所、茶叶加工厂、生产队等实地调查了解情况；晚上不休息，而阅读有关资料，还看一些外文资料；在会上，他对茶叶生产发展、茶场兼种橡胶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议。全国各地代表听了他的讲话都赞不绝口，很受教育。这次见面后，由于工作关系，我就再没有见到何康同志了，但对他常常想念……

　　三、两院困难时刻见真情
　　宝岛新村人长期以来保持和发扬了团结和谐、勤俭朴实、亲如一家的优良传统。明心情、通人情、重感情、困难时刻见真情的一些往事，令我终生难忘和眷恋。
　　我1964年8月奉农垦部调令到两院政治部任组织处长。到两院的第二天，组织就决定安排我参加澄迈县第一批“四清”工作。当时我刚到两院，这里的东西南北都还摸不清，工作怎么开展、家住在哪里，等等，都未安排，可院领导就找我谈话，说：“院里原定参加“四清”的处长病了，不能去参加“四清”了；经请示，海南区党委不同意减员。因此，必须补缺。按条件，你符合“四清”工作要求，所以党委决定派你去参加“四清”工作。你刚来，虽然一切都没有安排，但请你放心！我们会负责帮你爱人把家安排好。”当我服从组织决定下澄迈农村参加“四清”工作后，果然，两院领导及有关部门和我爱人工作单位附中的领导对我家都十分关心，帮助安排住房、搬行李、办理几个孩子入学入托等各项手续……一切问题都主动地给予解决了。我家里人非常满意！非常愉快！我在澄迈得知这个情况后，也很高兴！初次感受到了两院大家庭的温暖。
　　1972年8月，我已离开两院，调到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6师13团（即琼中县岭头茶场）。因岳母病重，我爱人林美珍仍然留在两院附中工作，以便照顾老人。在历时三年多的时间里，她得到两院领导及有关部门领导和附中领导同事的很好关照。特别是岳母病逝时，两院领导带领机关部门陈作豪等同志和附中陈刚、屈扬、林禾生等老师帮助料理后事，亲切慰问，情意深长。……我们虽然调离海南多年了，但两院那种不分院长、书记、教授、研究员还是普通教职工或试验农场工人，一视同仁、平等相待、和睦融洽、没有拘束、宽容体贴、热情友爱的一件件往事常在我脑海中回荡。

　　四、我们怀念两院，两院没有忘记我们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曾几次回两院探望参观，我的几个孩子也多次回院附中参加校友会。我们看到两院的巨大变化发展，无不欢欣鼓舞，两院的战友情、同志爱，永远记心头，难以用语言表达。最令我感动而难忘的是两院组织在30年、40年校庆时还给我们寄来纪念品！——没有忘记我们。1990年我们回两院时，雷斌、林秀兰两同志在橡胶木加工厂工作，他们把刚生产的折叠橡胶木椅送给我一对。两院的科研人员把橡胶木由柴变成了“宝”，这也是一个“飞跃”啊！我很高兴，把它带回陕西作为永久“纪念”。不少同志称赞两院是我的第二个“老家”。两院的优良风气一直感染着我们在两院工作过的同志。
　　愿两院的好作风代代相传！愿两院的明天更加美好！

　

账号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注册

“天然橡胶事业”回忆录

“天然橡胶事业”回忆录30——刘铁山回忆录汇编1

“天然橡胶事业”回忆录30——刘铁山回忆录汇编2

“天然橡胶事业”回忆录30——刘铁山回忆录汇编3

“天然橡胶事业”回忆录30——刘铁山回忆录汇编4

“天然橡胶事业”回忆录31——艰苦奋斗，开创新中国天然橡胶加工事业

“天然橡胶事业”回忆录32——我喜欢这样的“不务正业”

“天然橡胶事业”回忆录33——值得纪念的28天橡胶加工培训班

“天然橡胶事业”回忆录35——我是如何解决生物统计世界难题的

“天然橡胶事业”回忆录37——记何康老院长创业二三事

“天然橡胶事业”回忆录38——难忘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