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然橡胶事业”回忆录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00:55

　　此照片为1953年4月19日，所里综合调查人员在广西明阳湖农场时和该场场长一起的合影。乐天宇所长和场长位于前排；左侧第二排第二人为郑冠标，第四至第八人依次为曾友梅、齐雅堂、张耀宗、尤其伟、贺子静；右侧第一人为罗洪中，第二人为平正明；平的后面自右至左为张开明、杨裕河、庞廷祥、石赛星、李鸿明；最前面返回状者为邓励。

　　编者按：1952年下半年，根据中央决定，在广州沙面成立了华南热带林业科学研究所筹备处。从各地调配的人员，于年末开始陆续来广州每天一句话，记录橡胶生活！，到1953年3月，已基本到齐。这些科技人员虽然是来参加天然橡胶研究工作的，但此前，绝大多数同志从未见过橡胶树，而国内有关橡胶树的参考资料也几乎是一片空白，无以研习，因而他们对橡胶树是蒙昧无知的。为初步了解和研究橡胶树生态习性、种植技术和我国植胶区环境，为以后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打下基础，拟就了考察计划随即实施--1953年4月上旬，时任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栽培部负责人的乐天宇教授率领该部20多人--7月增至40多人--赴广东、广西垦区进行综合调查；乐天宇教授于当年8月间在联昌罹病，送海口医院治疗，尔后邓励先生带队继续综合调查，至当年9月16日完成了全部任务。这次科学考察活动，揭开了研究所创建初始期研究橡胶栽培的序幕。

　　广州老校友、白蚁专家平正明研究员于1953年春--那时他还是20岁刚出头的小青年--被分配到研究所筹备处工作，有幸参加了那一次两广综合调查的全过程，并兼任了卫生员。2006年6月间，我向他约稿时，他即应约，虽已是古稀之年，有一些老人病，仍满怀深情抓紧撰写回忆录，于当年11月就寄来了厚厚的3篇稿件；而后，他又应我的要求，寄来了一些他保存的当年科学考察时拍摄的珍贵的有关照片资料。

　　平正明的《1953年两广垦区综合调查的回忆》一文，具体记述和描写了那次科学考察活动的组织计划和实施过程中在一些植胶农场的所见所闻所感；深情忆述了工作和生活中，领导和群众打成一片的传统作风，资深教授、老资格研究人员和一群刚参加工作的年青人之间团结友爱、纯洁的真情真意；重点描写了1952年建立的我国第一个橡胶育种站所在地联昌那里胶园及周围林木诱人的良好生态景观；赞誉了曾倡议开垦南泥湾的副所长乐天宇教授在当年并一以贯之重视和呼吁保护生态环境的良知和勇气。该文文字朴实，选材多侧面，立体感强；并较好地再现了当年老一辈科学工作者在困难的环境条件中，艰苦奋斗的精神风范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现予选登，以飨读者。（杨振堂）

　　1953年两广垦区综合调查的回忆

　　平正明

　　1953年春，林业部特种林业司分配我到华南特种林业研究所工作。3月18日我来到研究所所址--广州沙面原英国领事馆每天一句话，记录橡胶生活！。当时，研究所还正处于筹备阶段，尚未正式挂牌。我曾见过的所领导有李嘉人、林西、乐天宇和彭光钦；还有苏联的顾问、专家--古里。

　　为使我国的橡胶垦殖事业建立在合乎科学的客观基础之上，1953年4月上旬，乐天宇主任率领培育部20多人赴两广垦区进行综合调查。时间约半年，调查分两个阶段进行：上半段时间调查两广大陆的新垦区，下半段时间调查海南岛的老胶园。参加的人员有齐雅堂、贺子静、尤其伟、曾友梅4位教授，邓励、张耀宗等较老资格的研究人员和我们一群青年人。罗洪中负责总务，我兼卫生员。

　　乐天宇主任在行前宣称：出发就是研究工作的开始。这位曾倡议开垦南泥湾的林学家，而今，又承担起了研究垦殖橡胶的新任务。

　　上半年调查的新垦区有：桂林广西农学院、广西植物所和柳州沙塘农事试验场的寒害苗，南宁林场和腰塘毛鱼藤繁殖场，明阳湖场1951年的试种苗，龙州垦殖所下属各场及大青山林场，合浦中站，蒲北、张黄、武利的华屏场（该地胶苗受侵害，曾疑为特务破坏，调查后证实为严重鼠害），田东和百色新建场的宜林地，玉林、陆川、乌石、电白和阳春等多个粤西农场。中途，因乐天宇主任和其他老先生回广州开会，便改由邓励先生带队继续调查。

　　调查过程中，每到一地，大家都先听汇报，然后按专业分组上山调查，如取土样、采集病虫害等标本；量苗径，记录风寒害等灾害情况；抄录气象等各种资料……乐天宇先生观察地形，并很注意原生植被的保留情况及其树种组成。乐先生强调：科学工作者从事科研工作，要亲自调查，搜集标本，掌握第一手材料，做到眼见为实。

　　通过田间调查、集体讨论，大家逐步增进了对三叶橡胶树的系统认识，同时，各专业人员之间的观点交流也能互相启发。谈得最多的是橡胶树的生态习性，大家经常联系到亚马孙河的热带雨林--这成为我最神往的生态环境。

　　广西山区交通闭塞、道路崎岖，有些新开的农场，还需步行或乘竹筏渡水才能进去。广西分局把一辆卡车改装成30多个坐位的客车，就靠这部客车乘载调查队员，走遍了半个广西。颠簸和泥灰尘把我们困扰得疲惫不堪。记忆中还有不少惊险。进出龙州的公路有很长一段是开凿在悬崖峭壁之上，俯临很深的丽江，路宽仅够供一车之行，山洞、隧道、拐弯又多，汽车则需不时长鸣，所幸的是，那时的来往汽车很少。

　　那时出差，每人可领用一大块桐油布，以及蚊帐、草席、雨伞、水壶等生活用品。每到一地，青年人就先帮老先生搬行李、挂蚊帐……如庞廷祥帮乐先生，李鸿鸣帮齐先生，张开明帮贺先生……生活虽然艰苦，但大家工作劲头都很大，兴味无穷。思想上，老年人和青年人之间没有什么隔阂；生活上，老先生们也没有什么特殊。如在湛江开会时，乐先生也和大家同住一座木楼旅店，和我也就不过是一板之隔罢了。

　　去大青山考察髙海拔能否植胶时，大汽车无法开行，大家就在烈日下步行25华里。目的地林场位于海拔450米的半山腰。下山时又步行2小时，转去龙州三场。到达时，场部别开生面地用腰鼓队来欢迎我们。那里的橡胶树　　一片浓绿，枝繁叶茂……龙州三场是这次调查中所见最佳宜林地。

　　接下来，我们到了海边的合浦中站。那里的橡胶树日夜在海风中摇曳着，树冠宛如木瓜树。合浦的车所长在汇报时，诚恳地请教乐先生有关那里海边的自然条件是否宜于植胶的问题。1951年建场以来，他们已花了国家很多钱，用了许多办法，虽然能将胶苗培育好，但将来能长成成龄胶树产胶吗？--这位车所长和工人们在海边全垦草原荒漠上，战天斗地，改造自然，既顽强又困惑。对此，乐先生很坦率地表示：现在这里不是橡胶的宜林地。调查中，我们还发现，合浦中站场的桉树苗防护林，竟被白蚁摧毁了一半--这也是我一生中所见到的白蚁蛀蚀生活树苗最严重的现场。

　　6月下旬，我们在湛江总局召开会议对上半年的调查情况进行了小结。6月21日，乐先生在会上报告了三叶橡胶树耐荫的习性和森林环境的关系（原题名已忘，此题意仅是我个人的理解表述）。7月3日，他撰写了《对垦区宜林地初步勘查的意见》一文。庞廷祥和我等人开夜车来负责誊抄此文。

　　会议期间，总局植保科给尤先生送来了邝锡乾等人写的《海南岛橡胶虫害报告》，对常见的白蚁和甲虫都有精细的形态图和详尽的记录，很宝贵。

　　1953年7月5日至9月15日，我们进行了海南岛老胶园的调查。此时，队伍增加到40多人，新来了胡少波教授、育种室人员以及新分配来的研究生和大学生。调查的胶园约有儋州那大的联昌、天任、侨植和木排的苗圃，嘉积的高山、南太、琼安、琼昌，陵水的南桥，屯昌的加蓝等地。

　　7月13日至8月25日在联昌胶园。

　　那时的联昌，仅有一座炮楼，没有房屋可住，我们40多人只能搭帐篷住在胶园内；而且，交通极闭塞，没有公路，只有小路可通牛车。7月13日，张开明、丘燕髙、陈乃用、陆行正和我等几个人打前站，在雅拉河外边的小山坡上搭了1个帐篷，把仪器等各类物品放置在里面，夜里还放哨保卫。次日，大队人员到齐后，连夜就在胶园内搭起5个大帐篷，安置40多张行军床……忙到后半夜才安顿好。

　　联昌，我将它视作中国橡胶树的故乡，它的王牌母树的种子曾被众多农场所引种。王牌母树伟岸参天，滨沿淙淙溪流，周围保留了完整的杂木林，树种复杂。那时我喜欢独自钻入树林内，那里弥漫着树木和菌类特有的香味；在烂树、倒木中随手可采到白蚁和其他多种昆虫、色彩鲜艳的菌类，而在过江龙藤上则可采到巨大的眼镜豆荚；在那里，白刺藤会缠住人……如此原始而神秘的气息令我喜爱。马佬山（猴子山）的深处，还有猴群（20世纪60年代，我曾在院部的植物园边的山中看到纵跃的猴群）。老胶工们曾捕猎过野猪、黄猄，还捕捉过巨蟒和毒蛇，并将其挂在树上生剁活剥。我祈望雅拉河水长流，21世纪的联昌胶园生态环境能更好保护建设成为生物多样性的鸟兽乐园。

　　但是，联昌也曾是有名的恶性疟疾髙发区。乐天宇先生就曾在这里罹恶性疟疾。乐先生具有丰富的野外工作经验，亲自安排我定时在大家就餐前分发奎宁和白乐君，还要我看着大家把药服下。然而，事与愿违--虽然乐先生积极防疟但还是被疟所害。乐先生高烧不止，病情危急；为了及时救治和预防意外，8月25日，将他送往海口部队医院医治。综合考察队改由邓励先生带队，并接着继续进行东路和中路的调查……于9月16日完成了全部任务。

　　建所初期乐天宇教授组织领导的两广垦区综合调查，虽然已成为50多年前的历史，但乐天宇教授重视保护生态环境的主张至今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尊重三叶橡胶树的生态习性，坚持营造提高胶乳产量的森林环境，反对毁林开荒，呼吁不要“剃光头”，尽量保护原生植被，以防止水土流失；对生产部门在草原环境里全垦开荒的措施不予苟同。这在当时大发展、任务紧、高指标的形势下，是需要良知和勇气才能做到的。虽然乐天宇教授的晚景也很凄凉，但他一直呼吁：救救森林！救救子孙！他保护国家良好的生态环境语重心长，高瞻远瞩，一以贯之，忠心耿耿，至死不渝。

　　祈望建国后第一任林垦部长梁希和老一辈林学家的宏愿--“黄河流碧水，赤地变青山”，能早日实现。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01:21

　　编者按：新中国天然橡胶事业发展史中，1951年有3件大事：第一件，5月，中央林垦部组织橡胶督导团、中国科学院组织综合考察队赴海南、湛江进行考察，制定了橡胶发展计划。第二件，8月2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和中央林垦部共同召开了一次橡胶会议；会后，在中央财经委员会指导下，林垦部为政务院起草了《关于扩大培植橡胶树的决定》。8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00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决定》，随即下发贯彻。第三件，11月，叶剑英兼任局长的华南垦殖局在广州成立。这3件大事结合起来，为1952年为起点的天然橡胶大面积种植和发展，奠定了思想组织基础和准备了物质技术条件，从而吹响了祖国南方大面积种植橡胶的战斗号角。可以说，1951年是新中国橡胶种植业大发展的启动阶段。

　　北京老校友许成文教授（1956-1981年，两院抗性高产橡胶栽培技术研发项目主持人之一，之后，调任农业部农垦局总工程师）曾是上述1951年第一个大事件的参与者、见证人。他已是87岁高龄的老人了。2006年6月间，我先后2次打电话到他家向他约稿，他都不在家。他儿媳接电话，说他去医院看病了。我只好请他儿媳转告我向他约稿的内容。不久，我便先后收到了许教授寄来的厚厚的2篇稿件。不料，其内容均不是我约写的范围，其中一篇题名是《初次涉足橡胶》，其内容主要就是写1951年那第一个大事件。他说，之所以写这一事件，是因为：此事件，从未报道；当时林垦部参与橡胶督导团的10人中，有4人已去世，而其余6人，有4人转到别的系统工作了，1人不知到去向，只有他1人一直留在农垦系统。如果他不写，那这一事件的文史资料很可能就会湮没了。因此，他认为，写这一事件对他来说，是责无旁贷的。至于我向他约写的内容--主要是课题研究方面的，两院还有别的同志会写，他就不再写了。

　　许老在《初次涉足橡胶》一文中，记述了1950年春他在轻工业部召开的全国橡胶工作会议上，介绍国内有关天然橡胶的情况，由于缺乏资料，只用2分钟就讲完，引起与会者议论纷纷的情景；着重记述和描写了1951年4-11月，他到海南调查和指导橡胶生产的若干阶段：检查苗圃，参观制烟胶片，组织胶农制胶合作社，调查橡胶树种子量，捡拾胶种，催芽育苗等。许老写作该文的文笔细腻、生动。现予选登。（杨振堂）

　　初次涉足橡胶

　　许成文

　　1949年初，我辞去东北大学助教职务，到解放区河北正定华北大学学习了3个来月，即分配到北京华北农业部林牧处工作。同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政务院随即组成，下设各部委。中央农业部是在原华北农业部的基础上扩建的。中央林垦部是新组建单位，没有基础，既无人马，也无地盘，白手起家，一切从头做起。1950年初，农业部林业组的全部人员划归中央林垦部，我随之被分配到林垦部森林利用司工作。

　　1950年春，中央轻工业部召开全国橡胶工作会议，林垦部派我前去参加。我翻遍了部里所有图书资料，仅找到一份有关海南岛种胶的简单资料。据该份资料记载，40多年前（确切地说，应是1906年--编者注），海南岛华侨由南洋引进橡胶苗试种，获得成功，以后又先后多次引种并建立了橡胶园，主要分布在西路的那大地区和东路的石壁地区。到新中国成立时，全岛胶园面积共约4.2万亩，约有橡胶树10 6万株，其中割胶投产树约6 4万株，尽是些零星小胶园，产胶量很少，年产干胶约为200吨。于是，我带着以上仅有的这点儿资料，抱着学习的态度前去听会。当各单位介绍情况轮到我发言时，我只用2分钟便讲完了。主持人催我继续说下去，我只好抱歉地说：“现今掌握的情况就是这些，其它的再也不知晓了。会议如有任务需要我们去做，我回去后即向领导汇报。”话音未落，代表们就七嘴八舌议论开了--一些代表说，海南岛种胶已有几十年历史，产量虽然少，但还能产胶，说明那里适合种胶，我们应加紧扩大种植；另一些代表说，迄今几十年了，岛上才种了那么一点点橡胶，表明扩大种植肯定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是不易解决的；还有一些代表陈述道，旧社会，反动政府根本就不关心生产，更不用说鼓励帮助群众发展生产了，仅靠群众自己的力量来种植橡胶，能有眼下这样的结果，就已经是很难得的了……会上你一言，我一语，议论个不停。

　　同时，会议还讨论了合成橡胶问题。特请上海橡胶工业工会代表、专家林文标先生在大会上作了有关合成橡胶的专题报告。他一边讲，一边在大黑板上不停地写各种合成胶的化学反应式；写满了一黑板后就擦去，又再写……合成橡胶一是要技术，二是要原料。在我国，当时还没完全掌握合成橡胶技术；合成橡胶的原料为石油和酒精。刚刚解放，国内生产石油很少，另酒精需用粮食来酿造，虽然我国是农业大国，年产粮不少，但被人口众多、耗用量大，而没有余粮。据此，生产合成橡胶在当时情况下，是可望而不可及，远水解不了近渴。只能积极准备条件，待以后条件具备时再行上马。这算是我初次接触橡胶吧！

　　1951年春，林垦部李范五部长让有关部门派人，组织橡胶督导团去海南岛调查了解橡胶生产情况，并督导橡胶生产工作。造林司选派戴渊、赵子葵、肖敏源、段发骥和赵仲才5人参加，利用司派李启基、肖纪六、许成文和沈守恩4人参加，由在美国留学归国不久的林学博士吴中伦（稍后任林业科学研究院院长，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率领，于4月初到达广州，而后和广东省农林厅参团人员一同出发，经粤西雷州半岛奔赴海南。广东参加督导团的人员，由郑科长（名字忆不起来了）率领，其中包括中山大学农学院徐广泽老师--他还带领了他的几位学生去海南岛搞橡胶树选育种。徐本人为归国华侨，曾在马来亚搞橡胶，是橡胶育种专家。我有幸结识他，感到很高兴。在调查督导工作结束后，他辞去了中山大学教师工作，投身到祖国的橡胶垦殖事业中来，尔后成为我国着名的橡胶专家。

　　解放不久，百废待兴。不少道路年久失修，坑坑洼洼，顾不上整修，行车困难，颠簸不堪；加之汽油短缺，车辆多烧木炭，故障很多，真可谓“老牛拉破车”。我们督导团乘的车一路上走走停停，好不容易才开到徐闻海安。当时的海安很荒凉，连个歇脚的地方也没有。过海要乘坐木帆船摆渡，何时开船，还要看风向和海水流向而定。据说要等到傍晚后，无奈，大家只能坐在海边苦等。下午7点钟左右，风向有利起航，我们才被催促上船。由于连日坐汽车劳累困乏，一到船上，大家便纷纷躺倒，顾不得其他，便呼呼进入梦乡。待船到了海口，郑科长把大家唤起时，东方的太阳已升起老高。虽然我们在大海上漂流了一整夜，但大海是什么样子，海上夜景如何，有无风浪，船如何行进等，却一概不知。下船时，船夫夸奖道，你们郑科长真棒！只有他和我们舵手师傅少数几个人，整夜没合眼。郑科长为守护大家而彻夜未眠。真够辛苦他了！

　　相比之下，海南的交通更糟。从海口到那大虽大约不过150公里路程，但坐汽车却要花费一整天；公路情况之坏难以言表。途中需要经过10来条小河和水沟，却没一处架有桥梁。水不深，多在膝盖上下，哗哗流淌。老掉牙的烧木炭汽车，边走边停，随时需给炭炉煽风；并且，还得听从司机师傅发号施令：大家都下车，推车过河！否则，汽车在水中抛锚，大家谁都甭走。对此，也只好惟命是从。在海南呆了半年多，屈指算来仅坐过有数的几次车：一次是从海口去那大，再就是到海口向上级汇报工作，最后一次是离开那大去东路石壁植胶区查看。我们在那大工作期间，却没见到有人骑自行车，更没见过有人骑摩托。到各区点考查活动，就靠两条腿走路；且像当地同志那样不穿鞋，穿木呱哒，走起路来，木屐触地，呱哒作响。长久如此，倒练就了两条腿和一双硬脚板，能光脚走很远的路。

　　还有件事在此一提，那就是去海口向上级汇报工作途中，车行驶到中点站福山已过中午，停车吃饭。当时的福山很荒凉，路边仅有一家草棚小饭店，买饭时大家争先恐后。我持钱站在饭桶旁等了许久，其他人都拿到饭吃，可我却迟迟拿不到饭。后来的一位客人要了四碗饭，一次拿不完，剩下一碗，我以为是给我的，拿起来便吃。霎时，卖饭老板把盛饭木勺往木桶里一甩，大声叫嚷起来。海南话我一点听不懂，我讲普通话作解释他也听不懂，叫嚷声越来越大。恰好一位穿干部服的女同志走过来说：“那碗饭是他盛给旁人的，你端起来吃他生气，他又听不懂你讲的话，所以才不停地叫嚷。”我只好请她向老板解释，并付了饭钱，才算平息。她见我是外地人，询问前来海南作什么，我告诉她是来那大了解橡胶生产的，今天要去海口汇报工作。她说自己的哥哥羊德光就在儋县工作，常去那大。我一听羊德光，就问她是不是儋县羊县长；她称自己是羊县长的妹妹，在广州南方大学工作，这次来海南是招收新学员的。我说，羊县长前些天曾来那大垦殖所检查工作，我们交谈过。好在今天在此巧遇你，为我和卖饭老板作了翻译，否则，还真不知道由语言不通引起的这场误会--不停地叫嚷，会持续多久。

　　乘船由海口回广州。来海南时过琼州海峡，是在夜晚酣睡中度过的，虽在海上漂了一夜，对大海的情景却一无所知，耿耿于怀。大家都想亲自感受一下大海的魅力，且不愿意重蹈来时的老路。于是，4人一商量，就购买了由海口直航广州的船票。海口至广州航程300多海里，需在海上漂航4个昼夜。航船载重300来吨，人货混载。上到船上，一看客舱只有一个与船体内相等宽的木板搭构的大木“炕”，整个炕就铺一张大竹席；由于历时已久，席篾已变成暗红褐色。炕上不分床位，也无男女席位之分。本次航程乘客只有8人，除我们4人外，另有男、女乘客各2位，大家一同躺在炕上很是宽敞。起航后，船沿岸而行，风平浪静，我们尽情欣赏海上风光，感到很惬意。船越前行离岸越远，风却渐渐大起来，船开始上下左右摇摆，随着船的晃动，8个人在炕上滚来滚去，你撞我，我撞你，好似台球台上的球子互相碰撞。不久，两位女乘客忍不住呕吐起来。随着船摇摆度加大，她们呕吐也愈加厉害，直到将胃里的东西倾吐光了，随之又吐出那淡绿色的胆水。整个航程她们颗粒未进，看来真够可怜的，可我们也爱莫能助。一路上，当船摇摆剧烈时，我们4人虽也感到难以忍受却始终未吐，只待船航行到风浪较小的区域时，我们才能吃些东西。船上除一日供应三餐便饭外，再无其他。航行中见到的，只有空中偶尔飞翔呜叫的几只海鸟和海上远处的三两只鱼船，别无见闻。船坐久了，那个单调、寂寞叫人难以忍受。船行至珠江口，又现风平浪静，人们慢慢地活跃起来。当船停靠广州码头时，两位女乘客被搀扶上岸。我耳边断断续续传来她们微弱的声音：“算是……拣回一条命……乘船渡海的味道……算是尝够了！”

　　我们4月到海口时，海南军政委员会已下设橡胶垦殖处，朱家玖同志任副处长，正职还空缺着。到那大时，那里已设有橡胶垦殖所，所下设计划、垦殖和经营管理三个科室，陈美同志任主任，共有干部10余人，其中有从马来亚和泰国归来的华侨，也有海南农校的毕业生。想必是为加强橡胶垦殖工作的领导，垦殖处的领导班子很快配齐。在我由那大去海口汇报工作时，正处长陈克文同志已到职视事。

　　督导团到达海南后，省农林厅的同志和部里的同志分组工作，吴中伦同志带领部里一行先去那大地区考察，并把利用司的4人留在那大继续工作；之后，又领着造林司的5人去石壁考察，将他们留在石壁继续工作；他本人先回北京了。

　　在那大，我们检查了镇商会会长王金铭（？）的育苗圃，他用竹篓培育胶苗，即行内人士常说的篮播苗。方法是就地取材--用当地产的竹篾，编成高约35～40厘米，底小口大，口径25～30厘米的竹篓，也有较大点的。把竹篓按苗畦的样式排列，内装肥沃表土，或用拌和肥料的土壤装篓，装土至离篓口5厘米左右；然后每篓播种经催芽的橡胶种子1粒，或播3粒未经催芽的种子；常淋水以保持篮土的湿润；出苗后，选留1株健壮苗，多余的拔除。以后的抚管工作，要时常浇水，清除杂草，施点稀薄水肥和防止病虫害与牛兽害。因篓底常接触潮湿土壤，最易招引白蚁蛀蚀，起苗定植大田时，竹篓底往往烂掉了。篮播苗的好处是，定植时受天候季节影响较小，成活率高；但连篓带土定植，搬运不便，且竹篓多少都会增加些成本。据说王金铭领用了国家发展橡胶的补助费用，他必须育苗种胶。

　　我们4人中，李启基同志是广东人，能讲一口地道的广东话；可他却听不懂海南话，海南人也听不懂他讲的白话，这样就限制了他与当地胶农的沟通交流。

　　当时的那大镇还很贫穷落后--全镇没有几间象样的砖瓦房，最显眼的要数位于北街的天主教堂了，一片砖瓦屋，有些还是二层楼；南街有一间砖瓦庙台，看上去像是群众集会的地方；再就是西街垦殖所租赁的一间临街二层小楼。我们4人就住在垦殖所，参与所里的各项活动。我们常去的地方有3处：镇西的天任胶园，西北方的木排苗园和镇东的和舍村。当我们完成任务，行将离开那大时，垦殖所已在北街顶头的一片空地上动工修建自己的房屋，为砖木结构二层小楼，样式和当时租赁的那间差不多。

　　天任胶园，即是现今西联农场的前身，原是资本家经营的老胶园；解放后，那大橡胶垦殖所接管了天任胶园，马来亚归侨曾兴等领导几位侨工在此每天割胶和制胶片。胶树都是高大乔木，割胶部位多生有大小不等的木瘤，凹凸不平。我们去侨植胶园看他们的胶树，也多有木瘤，和天任胶园的差不多。问其原因，说是割胶工人的技术太差或割胶时漫不经心，把树割伤所至。胶工每天早上挑着两个铁皮桶去胶园割胶，8时左右把收到的胶水肩担送到制胶点，由曾兴等人制成胶片。其流程是：将胶水通过滤网除去杂物，用铁皮勺定量把胶水分在用铁皮制成的凝胶盘中，加水稀释，加酸搅拌使之凝固，放置约半小时把凝胶块倒在木案板上，加压除去部分水分，即入光面压片机和花纹压片机压薄去水。一人送片，一人摇机，压薄后像家庭晾晒衣服那样，把胶片挂在细的横架起来的竹竿上，滴水晾干；再入小干燥房烘干，即称为烟片或烟花片。每片大小一致，厚薄均匀，剪除没有干透的斑块，为淡黄褐色，闻起来有一种特有的烟胶片味。以前未曾见过，看到后感觉满不错。询问曾兴等人，他们在马来亚看到当地的烟片是否也是这样，曾兴说：“马来亚的小胶农和华人经营的小胶园制成的胶片也都是这样。但大公司种胶多，每天割树多，产胶水也多。他们把制胶机串连起来（即组装在一起），用马达带动，生产效率提高多了；不然每天产那么多胶水，哪能加工得完。”我们目前产的烟花片与他们产的没有多大差别。在与他们相处中，彼此逐渐熟悉起来，许多看法和问题也就无所不谈，从中向他们了解、学习了不少橡胶方面的知识。

　　木排苗圃，即现在西流农场的前身，是那大橡胶垦殖所下属的生产单位。该苗圃当时并无胶苗，主要是为当年秋季胶种成熟后培育胶苗，为来年大面积种胶做准备的。这里有一对由南洋回来的侨工夫妇带一个男孩与两个单身侨工常住。据说，去冬今春，他们带领一些民工开了一大片荒地，砍岜烧岜后土地很肥沃；目前开始清岜，很快就结束。准备在今年落头场雨后，种上一季坡禾（即早稻），定有好收成。等待育了胶苗后明年定植橡胶。

　　组织胶农制胶合作社：那大东边的和舍村是个小农村，有几户农家种胶。其中李家（名字记不起了）的一片胶园，虽规模不大，但胶树生长还旺盛，林相也还整齐，家有一台手摇光面压片机，是村里的富裕户（据说被划为地主成份）。其余各家小胶农的胶树都很少，可能很久没有管理过，树皮都呈现灰白色，显得干瘪，缺枝少叶，显得十分衰老，自然产胶也不会多。各家都缺少起码的制胶工具，制成的胶片大小不等，厚薄不均，因为没有烘干的设备，就把胶片挂在茅草盖的厨房下，让其熏烟干燥，质量既差，外观也难看。面对这种现实，我们考虑将村里的几家小胶农组织起来，把每天割得的胶水共同制成胶片，并选择适当时期把他们的代表请到天任胶园，参观学习曾兴等制胶，或请曾兴到村里来，示范制胶操作，以提高产品质量，这对胶农和国家都有好处。起初，李家与各户胶农都存有顾虑--主要李家因成份不好，又怕显富，一旦合作，生怕吃亏而不肯表态。而小胶农则认为，过去多少年就是这么做的，对搞制胶合作社不理解，不愿参加，更不愿和富户一起干。后来，经我们多次来村解释、宣传、做工作……大家勉强同意了。但组织起来进行运作以后，各自的胶水质量如何界定、起码的制胶工具购置经费如何筹集，制成品如何处理，成本分摊和利益分配等事宜，都需要我们具体帮助解决。正当此时，接到部里通知，叫我们调查当年胶树的产种量，并参加采种育苗工作。制胶合作社只好暂时搁下。

　　感受台风：台风是一种热带风暴，破坏力很大。我们有这个概念却毫无实感，对它并不害怕。夏秋间的一个夜晚，刮起风来，而且越刮越大。我们住的垦殖所租赁的小楼，门窗年久失修，关不严，窗框也有些朽腐，被风吹的呱嗒呱嗒作响；随着风力加强，很快窗子就被风掀掉了。风一阵紧似一阵，雨也越下越大，顷刻间感到小楼在摇晃，而且越摇越厉害。陈美主任急促地跑上楼来叫道：“这是台风，房子会被吹倒的！大家快起来，跟着我下楼去躲避一下！”外边狂风暴雨，黑夜外出躲避更加危险，还是躲在屋里为好。大家随即下楼，躲在桌子下面。考虑即使房子塌了，桌子也能保护一下。于是，大家分别蹲缩在桌子下面，坚持到天亮，风逐渐减弱而停息，雨也不下了，开门一看，对面空地上的几棵木瓜树全被吹倒或折断，一株大楝树也倒伏在地上。再到镇上查看，有些茅屋被掀顶，有的被吹得东倒西歪。当去天任胶园查看时，只见胶园地面上被一层吹落的胶树叶子覆盖着，也有青绿色的落果；个别大胶树被吹斜，枝梢搭架在邻边的胶树上；有的被吹倒；也有些断了枝；被吹倒的树不是主根有毛病，就是大的侧根分布不均匀。据陈美主任说，这里的风力比起岛东台风登陆的地方总要小些，那里的风更厉害。这是我们首次感受台风；但对于台风形成、等级结构、运行速度、运行路线等方面的知识，因当时无资料可供查阅，仍然一无所知。

　　调查橡胶树种子产量：为此，我们曾几次去和舍村农民胶园亲自查看胶树上的胶果数，访问胶农们的胶树产种情况，也多次去天任胶园和侨植胶园调查，访问归国华侨和胶园工人，以了解胶树产种和采种情况。胶树的果实成熟前与叶同为青绿色，混生在胶树的枝条上。胶树是10多米至20多米高的大乔木，站在地上或爬上树去观察，都难数清结果的数目。胶农、侨工也向来没有调查过每株胶树或每亩胶园究竟能产多少种子。个别农民甚至说，胶种那东西，一不好吃，二不能喝，三又不能卖钱，谁有心思去注意它呢？当地农民种胶需要胶苗时，一般是在胶树下挖野生苗（即胶种落地自然萌生的苗），一旦需要育苗，需要多少种子就去胶园树下拣拾多少。以往没记载，只能靠估算。大家聚在一起来估计，每棵树大约能结一二百个果实，大的胶树也许会多点，算它300个果吧。每个果多有3粒种子，那么每棵胶树也就能产600～900粒种子，大约两斤左右。那大地区具体有多少结果胶树也不清楚，胶树当年的产种量就更难弄准确。这时，忽然想起原初资料记载，海南存有60来万株割胶树，开割树是否都能结果，调查结果是割胶树均为大树，基本都能结果。可这60来万株割胶树那大地区占多少，其他地区又占多少呢？有人推算，那大和石壁两地区大概各占1／2，即30万株吧，这样计算本地区有可能产胶种50～60万斤。

　　拣拾胶种：进入8月，胶果开始成熟，果皮由青绿色变为暗黄褐色，果壳爆裂，啪啪作响，之后果壳和种子落下，掷地有声，在胶园附近便可听到。进入成熟期，特别是在晴朗躁热天气的下午，胶园里爆果声响个不停，人们在胶园内树下便可拣拾种子。熟果果壳爆炸时，具有一定弹力，能把种子弹出一定距离，因此在本棵树下拣拾的种子肯定不全是这棵胶树的，肯定会掺杂邻近胶树的一些种子。如想得到本株胶树的纯种，只有在胶果变色而未炸裂前，用长柄采果器单株采果，集中一起，然后把胶果平放在木墩上或其他硬物上，用小锤子轻轻击裂果壳取种。

　　催芽育苗：木排苗圃原来准备当年胶种成熟时，采种育苗，以备翌年用来种植新胶园。当年的采种工作，显然是经过事先布置的，从开始就很集中，来自四面八方群众捡拾的橡胶种子都往木排苗圃送。苗圃原有的几个工人加上新近增加的少数工人，来应付这项工作，仍感人手不够。于是，我们4人也从垦殖所搬到苗园来住，参加育苗工作。运送胶种场面宏大，有人背的，有肩挑的，还有二人抬的，也有大轮水牛车拉的（牛车道沟辙压得很深，除非那种轮径1.4或1.5米的大车轮牛车外，其他无法行驶），每天夜晚10点前后还有送胶种的牛车赶到，真可以说是络绎道途，昼夜不停了。为了尽早把送来的种子播下，不使堆积变质，大家拼命的干，但还是人手不够。为此，上级给苗园派来一位张主任（名字记不起来了，据说是张云逸将军的哥哥），稍后中共临高县委又派来一位黄委员，大家都叫他黄县委（名字记不起了），是专为动员、组织和监管民工支持育苗工作的。他当即表示：需要多少人，他就动员多少人来，保证育苗任务顺利完成。育苗民工分别负责催芽、起苗、运送芽苗、起苗畦、种苗、挑水浇淋芽苗等多项工作。人员最多时不下三四百人，其中还不包括分散在各地胶园捡拾种子和运送种子的人员。当时苗园基础很差，只有2间茅草房，也无伙食供应。大家只能面对现实-- 一下增添这么多人，哪能容得下？民工们前来支援都是自带干粮，家住附近的晚上可回家住宿，第二天一早再来；至于家较远的，只能就地露天夜宿了。繁重的劳动、艰苦的环境并没能难倒他们，为了支持国家建设而毫无怨言。但随着时间推移，长久下去，总不是办法。于是，便动员一批新民工来，顶替先来的民工，育苗采用了换班的方式。

　　苗圃地就是去冬今春新开垦准备明年定植胶树的林地，烧岜后，地表上有一层草木灰，很肥沃。为了充分利用土地，在头场雨后就撒播早稻，当地叫坡禾，生长很茂盛，到8月开花秀穗，若无意外，肯定会有较好的收成。苗圃地的苗床就设在这片新开未播种坡禾的空闲林地上。空地用完了，但面对源源不断大量送来的胶种，新斩岜开地又来不及，怎么办呢？经几位领导商定，只有挤占坡禾地，割除坡禾腾出地来作苗床。时入9月，坡禾穗粒已灌浆，毁掉实在可惜；但无他法，只好违心地硬着头皮去割除。当满山坡的坡禾行将“毁”完时，胶苗的移植工作也已接近尾声了。

　　胶种催芽：胶种体积大而重量轻，放在水中全浮出水面，选种不适用一般林木惯用的选择优良种子的水选法，而适合采纳归侨介绍的南洋各国通用的胶种催芽法。其方法是：选用土质疏松的土地作苗床，上铺一层10厘米厚的细河沙做催芽床，把胶种背朝上，各种籽间距离1.2厘米整齐排放，压入沙中，微露种背，每天淋水，盖草或架矮棚进行保湿。播种5天后，种子即开始萌发，白色胚根先穿出发芽孔，垂直向下插入土中，然后古铜色胚芽向上生长，由2个子叶柄把籽苗与种子中的子叶和胚乳连接起来，以供应籽苗营养。芽长5厘米以上，先端仍现钩状还未伸直时，便可连种子一起起芽，移植苗床。起芽、定苗时，需特别留心，勿伤子叶柄，更不能使种子与籽苗脱离，否则将会大大影响幼苗生长或成活。

　　lO月，播种育苗工作结束，漫山遍野的苗木需要经常淋水、除草、防治病虫害等管理。民工中自愿留下来管苗的，即转为工人，其余大部分民工，则被陆续遣回。此时，我们又想起了当初组建的胶农制胶合作社，要使它正常运作起来，还有许多具体事要做。但时入初冬，当年剩余的割胶时日已不多，这次恐怕难把合作社一气呵成。经商定，暂时把它搁下，等到明年再继续来搞。

　　11月初，我们离开那大，去东路石壁又查看一番。那里也育了大片大片的胶苗，但比起木排苗圃来就显得少多了。

　　我回到部里，经小结、汇报工作后，又返回原单位森林利用司工作。

　　1952年初，听说部里与教育部联合，动员组织了北京大学、北京农大、南京大学、金陵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等九所高校的森林、生物、气象、地理、土壤农化等专业的师生和中科院的专家千余人到海南岛、高雷等地，勘察橡胶宜林地；苏联派来各类专家60余人，同时运来大批农机具、成套修配工具、运输汽车等，帮助我们种植橡胶；部里新设立了特种林业司，司长何康是从华东大区农林部领导位置上调来的，负责橡胶垦殖工作；同时还有解放军开赴海南岛、高雷地区和广西，参加橡胶垦殖工作，等等。当时，在“该你知道的，领导自然会告知你；不需要你知道的，你也不要多去打听”这一保密原则下，加之本人又是在利用司工作，饭后茶余，这些消息听听也就罢了，不再多问。这些事都是有来头的，其来龙去脉，阅读一下我写的李范五部长的回忆录，也就一目了然了。

　　2006年9月23曰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01:51

　　编者按：尤其伟教授是我国近代昆虫学奠基人之一，著名农业昆虫学家。1952年下半年，时任苏北农学院筹委会教学处主任的尤其伟教授，接中央教育部和林业部联合调令，南下广州筹建华南热带林业科学研究所，任第4室（植保室）主任。尤其伟教授从事等翅目昆虫（又称螱，俗称白蚁）始于20世纪30年代在广东省中山大学执教时。1953年他参加研究所对两广垦区进行综合调查时，发现白蚁是橡胶树的重要害虫。于是，他和助手们从1955年正式开始进行等翅目昆虫的防治对策及其生物学研究。每年有大半时间在生活十分艰苦的农垦基层从事研究工作，风餐露宿司空见惯，终于取得可喜的成果。他在已取得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进行中国等翅目区系划分和分类研究。此外，从1954到1963年，尤其伟教授先后主持和参与了17项有关橡胶和其他热带作物虫害和动物害研究，取得了多项研究成果，为后来的综合防治奠定了基础。1964年，他和平正明研究员发表了《中国等翅目区系划分的探讨》一文，提出了等翅目区系的定义、等级划分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对资源利用、地区检疫和害虫防除具有重大意义。运用这种理论，到1966年，他一共发表等翅目1个新属、5个新种（含3个新亚种）；1988年发表2个国内新纪录。“文革”中，年近古稀的尤其伟教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进“牛棚”……科学研究被中断。1968年10月8日尤其伟教授病故。
　　鉴于尤其伟教授已故，我向他的门生和助手、现在广州的老校友平正明研究员（1952—1979年在两院从事橡胶热作植保研究和教学工作）约稿，请他撰写他和尤其伟教授生前一起从事橡胶虫害研究的回忆录。平正明研究员回忆录《为橡胶垦殖事业开拓中国白蚁研究——缅怀恩师尤其伟教授》一文，不仅记述了尤其伟教授对中国白蚁研究所做的奠基工作和开创性成就，而且深情回顾了家境贫寒的他有幸得到恩师尤其伟教授周济，启蒙教导和推荐的往事。现予以选登。（杨振堂）

　　　　　　　　　　　　　　　　　　　　

　　　　　　　　　　　　　　　　　　　为橡胶垦殖事业开拓中国的白蚁研究
　　　　　　　　　　　　　　　　　　　　　——缅怀恩师尤其伟教授
　　　　　　　　　　　　　　　　　　　　　　　　　平正明

　　一般热带作物的虫害种类较多，而三叶橡胶树的虫害却较少。在世界橡胶种植史上，白蚁危害曾较突出。最早报道的年代和地区是：Robinson, H. C. 1905年，马来亚；Stebins, E. P. 1906—1907年，印度；Rutegers, A. A. L. and Dammerman, K. W. 爪哇；Caresche, L. 1934年，中南半岛。共记录了3种白蚁。白蚁对橡胶树的危害情况，最常见的是附泥被于茎干取食树皮，有时蛀蚀幼苗根茎而造成幼苗断倒和死亡，还可在大树的茎干中营巢而造成茎干不同程度的损伤。马来亚橡胶研究期刊中，不时提及的有害动物也是白蚁居多。而归侨中的胶工莫不声称，南洋胶园中的白蚁随处可见。因此，建国初期国家有关部门，在组建天然橡胶研究所的专家队伍时，在专业结构方面，自然要考虑物色能解决白蚁危害问题的昆虫专家。
　　尤其伟教授1933年在中山大学任教时，在《农声》校刊上发表了《地螱生物学的研究及其防治之讨论》一文。这是国人首次研究饲养白蚁的报告。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尤先生正从南通学院调往扬州筹建苏北农学院时，接到高教部和林业部的调令，于10月间来到广州沙面，投入组建研究所的工作。尤先生后来一直未能知道他是怎样被推荐的。1954年春，在广西调查白蚁时，蔡邦华教授亦曾谈起，1952年他任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时，上级也曾拟调他来华南参加橡胶虫害的研究。蔡、尤两位老先生对中国的白蚁研究做出了许多奠基工作。
　　尤先生经1953年两广垦区综合调查后，初步查明两广的白蚁种类虽然和东南亚的白蚁近缘，但有2种严重危害橡胶的乳白蚁恰无分布。两广植胶开始不久，本地白蚁造成的危害尚属次生性。但防护林树种桉树的幼苗和定植苗则遭受白蚁毁灭性的危害。合浦中站场有几个作业区受害率达80%以上，其中死亡率约50％。许多幼苗的根茎部受白蚁环状蛀蚀后，虽被风吹倒，但仍能生长。尤先生对此作有一幅写真。
　　1954年春，中科院昆虫所陈世骧所长、蔡邦华副所长和夏凯龄、龚韵清、黄克仁等先生受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委派来广东开平，接受和验证司徒耀、司徒翘兄弟上书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贡献防治白蚁的秘方。铁道部也委托他们同时调查南方的白蚁。尤先生遂命我随行学习和带路去海南岛和广西。
　　建国之初，白蚁问题就如此受了到国家及有关部门的重视。尤先生目睹了白蚁在华南对国计民生的诸多危害及其复杂的社群特性。1953年，在龙州综考时，我们解剖了土垅大白蚁Macrotermes annadalei（ Silvestr）在地面隆起1米多高的土巢，蚁后的王台、泥架和菌圃结构之精巧神奇，令尤先生这位擅刻金石，制作印、砚的名家连声赞叹：“鬼斧神工！”又在阴天的傍晚，我们亲见了土垅大白蚁的十几万大军匆匆忙忙、浩浩荡荡在小路上排队前进，工蚁口里衔着碎叶片，大小兵蚁夹在大队的两边，许多蚂蚁守在路边，待白蚁队伍散乱时，才群起攻之，咬捉去许多白蚁。自然界的这种神奇而无法理解的奥秘，震撼了我，成为我一生追求的兴趣。后来为此还专门取样统计一个土垅巢内白蚁的兵工比例和全巢的个体数量。
　　1953年，适逢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百业待兴，而橡胶业在华南成为百业之首。研究所的同事们对此深感自豪。回忆在湛江开会时，彭光钦所长和尤先生两人闲聊时，谈及鞍钢在全国其实只算老二，第一是华南这里。1954年3月6日，中科院植物所吴征镒所长来所作报告，他说：“科学院将华南橡胶事业同黄河开发列为同等重要。研究橡胶习性、北移，连同改造红壤，以及研究热带生物的各种特性及其资源开发利用，这些都可以上升到理论，并能将理论提高。这将更加发展米丘林和威廉士的学说。”尤先生对此感受颇深，认为白蚁的防治、生物学和分类学的研究适逢其时，大有文章可做。
　　1954年，尤先生进行了白蚁专业的调查，所内来了苏联顾问叶尔马可夫，他很重视研究计划性。研究课题都需要制定作业计划，一个好的作业计划，就完成了工作的一半。尤先生主持制定了1955—1957年《白蚁的防治对策及其生物学的研究》。这个计划还得到上级表扬。这也是在橡胶垦殖业的基础上，产生的中国第一个较全面的研究白蚁的计划。其内容比较系统，包括了分类、分布、生物学和综合防治。
　　尤先生在1957年前，还同时主持和参加了10多项橡胶和其他热作有害动物的课题研究。当时的科研经费和仪器都容易解决，最大的困难是缺少国外文献。所幸的是，当时尤先生藏有不少日本昆虫的文献（1981年，曹澐和尤世玮将尤先生的昆虫藏书都赠送给了广东昆虫研究所图书馆保存）；后来，朱弘复、浦蛰龙、赵修复等教授，还陆续赠送了多本美英的白蚁经典著作。那时，尤先生几乎夜以继日地埋头摘要翻译了许多关键文献——这成为我打开白蚁知识世界大门的钥匙，这批字体工整的译稿，有部分一直伴随我至今。
　　尤先生本是一介文雅书生，他认为，做研究首先要坐得住。野外工作虽不是他的强项，但白蚁的社群生物特性太吸引人了，他克服了生活上的许多困难，多次下农场工作。徐闻、海康当时流行一种黑尿病，一旦罹该病就无救。徐闻站还专门为他和曹澐搭了一个简易茅棚。有一夜，闹声沸扬，说是有老虎叼走了猪仔，吓得曹澐再也不敢住下去了。据陈诗华同志介绍，髙雷半岛老虎很多，已被打死了几百头（？），他自已就碰见过老虎。海康、徐闻又是有名的雷区，为了研究白蚁的繁殖飞翔，我们冒着急雨，眼见闪电，耳闻霹雷，寻找移殖孔位予以标志。尤先生当时是很积极的，确实想做出成果。经过艰辛的探索，1955年就研究出诱杀法、沾根法，供生产部门运用于防治桉苗白蚁。1956年，我和技工徐家福去云南各垦区及原始林区调查白蚁。
　　1957年，尤先生担任所工会主席，并写了入党申请书。8月15日，我在福建、浙江调查后回所，得知彭光钦、尤其伟、曾友梅等教授被打成所内三大“右派”，我顿时陷入困境中。屈原曾问天：“天命反侧，何罚何祐？”1955—1957年的作业计划还差4个半月而未能竟业。尤先生此时就从他一生的顶峰，跌落到了深渊。尤先生经常自誉为“垦荒牛”，也隐含着无奈的自讽，什么事都有开头而没有结尾。幸而尤先生笔耕勤奋，已写了许多阶段性研究报告（包括在中国农科院成立大会应征的论文），正巧在他“带帽”时付印。1957年8月前已付印的文章有：⒈ 《白蚁的防治》；⒉《白蚁及其防治概况》；⒊《白蚁的调查研究报告》；⒋《中国南部（两广、云南）白蚁区系初步的划分意见》；⒌《白蚁的初步调查研究》。这5篇文章大都在内部发行。现将其中一些开创性成就择要如下：
　　一、桉树现已成为南方纸浆和纤维材的主要来源，栽培面积很广。尤先生在国内首次记述了5种成灾的白蚁：⒈ 黑翅土白蚁（台湾黑翅螱）Odontotermes formosnus（Shiraki），两广、海南；⒉ 海南土白蚁（海南黑翅螱）O.hainanensis（Light）, 海南、徐闻；⒊ 龙州小螱 Microtermes sp. 应更名为巴基斯坦钩白蚁Ancistrotermes pakistanicus（Ahmad）广西；⒋ 土垅大白蚁 Macrotermes annandalei （Silvestri），广西；⒌ 黄翅大白蚁 M. barneyi （Light）, 海南、广东、广西。
　　二、诱杀法成为当今防治白蚁的经典方法，尤先生早在1956年《白蚁嗜好的食料和取食活动与土壤温度的关系》课题研究中，筛选出山麻黄Trema oreintali 对土白蚁最具引诱力；橡胶枝对乳白蚁最具引诱力；取食量与降水量成正比关系，但月降水量超过140 ml时，取食量则下降。
　　三、最先发现海南土白蚁移殖分群孔与主巢的关系，为研究土白蚁地下巢规律提供了依据。
　　四、首次统计了土垅大白蚁1个巢群的白蚁个体数和大小兵、工的比例。全巢约18.5万个体，大兵占1.56%, 小兵占15.28%, 大工占45.8%, 小工占37.29%。
　　五、1953—1957年，在两广、海南、云南、福建和浙江，共采集白蚁标本1900余号。尤先生“带帽”后，北京昆虫研究所高先生来穗，将我们采集的白蚁标本运去北京，现保存在北京动物所标本室。由于这批标本约有1/5采自原始林内，现在有些种可能已灭绝了。1963年蔡邦华、陈宁生主编的《经济昆虫志第8册白蚁》出版，该书绪言指出，标本“得到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等机构的大力支援”。这也是热作所和尤先生对全国的白蚁分类所作的一项贡献。
　　六、尤先生通过中国南部白蚁的调查，发现云南和两广、海南北部和南部的白蚁代表种有明显的分界线，提出了白蚁区系的划分意见，并作了理论上的探讨。1957年，中国科学院和农垦部在广州召开的华南资源开发科学讨论会期间，蕨类专家秦仁昌很赞赏能将一个类群的分类工作上升到分布理论的研究。
　　1961年12月10日，尤先生“摘帽”，得到了第二次解放。可是，那时他已气喘病缠身，他在热作学院主讲的热作昆虫学和植保系的昆虫课程，多由我和杨光融协助。
　　1962年秋，尤先生到广州参加“三志”会议，承担编写等翅目志。夙愿重偿，又可以名正言顺地研究白蚁分类了。我也随即离开教学，对白蚁重新布点进行调查。1964年，《昆虫学报》13卷第1期，同时发表了尤其伟、平正明的论文《中国等翅目区系划分的探讨》和蔡邦华、陈宁生的论文《中国白蚁分类和区系问题》。编者按曰：“本期刊的两篇文章，对于我国白蚁区系的划分以及中文命名的观点和方法各有千秋，特同时发表，以便读者评阅。”回首这场争鸣，堪称中国白蚁研究史上一件光明磊落的美事。尤先生还准备用中国等翅目分类1，2的序号，陆续发表新种。
　　1964、1966年在《昆虫学报》和《动物分类学报》，先后发表了1个新属5个新种，含3个新亚种（现修订为4属6种）。而海南岛堆砂白蚁属的两个新纪录，则在1980年发表于《动物分类学报》。然而可悲的是，正当尤先生集中精力研究白蚁分类时，时运不济，先是1965年我被安排到保亭参加“四清”工作1年多，接着又是“文化大革命”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尤先生在劫难逃……等翅目研究又被中断了。又由于解放前，他曾经帮助好几个进步学生参加革命，投奔解放区，这本是好事；但这批人在“文革”中却被打成了“走资派”，所在单位将尤先生当作知情人，遂发来不少外调函。工宣队不明真相，以为尤先生问题复杂，竟和这么多的黑帮“走资派”有关系，便恶声训斥尤先生坦白交代，限时“交卷”。尤先生因年久事忘，为此备受煎熬，不时彻夜难眠……。1968年10月18日尤先生终于因病溘逝。

　　尤先生一直将我认作家人，有人说他和我是亲戚关系。实际上他是我的恩师。1949年，我就读于通州师范。尤先生作为该校校友而兼教生物课。我自小就喜爱植物，常常采集草木向他求教，因而受到他的赏识，他悉心教我采集昆虫进行分类。于是，我便成了南通学院昆虫实验室的常客，并在那里读了许多书，如郭沫若译的《生命之科学》，巴金译的《互助论》……这些书使我终身钟情于大自然。正巧原国民党办的国立高农从上海移回南通，师资很强，我遂从通师二年级转考入高农一年级。那时我家境贫寒，尤先生经常给我周济。1952年，他来华南后，又向组织对我进行了极力推荐，因此我方能由中央人事部发调令，来到广州。
　　回首往事，我深深地感到，一方面是尤先生的启蒙和教导，使我进入了白蚁研究的领域；另一方面是人才荟萃的热作两院和蓬勃发展的农垦事业，增长和锻炼了我的才干和学识的。我在两院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岁月（21～47岁）。我衷心感谢恩师尤先生和热作两院！
　　1979年2月5日，广东省组织部来文调我到广东省昆虫研究所白蚁室，后至分类室。
　　1985年，尤其伟、平正明、曹澐的《中国等翅目区系的划分（附生活植物的白蚁危害及防治对策）》获热作两院科技成果三等奖。
　　1986年，平正明（广东省昆虫研究所）、尤其伟（华南热带作物学院）的《中国杆螱（木鼻白蚁）属Stylotermes 的分类》获广东省科学院科技成果一等奖、广东省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2000年，《中国动物志昆虫纲第十七卷等翅目》出版。编著人为黄复生、朱世模、平正明、何秀松、李桂祥、髙道蓉。该书记载了等翅目4科45属474种。前言中，对为中国等翅目昆虫的分类研究付出了毕生精力的已故的蔡邦华、尤其伟和贺锦川等3位先生，表示了悼念和敬意。
　　我对危害橡胶等热带作物的白蚁研究有终生不解的情结。1989年，在广东省植物保护学会植物检疫协会成立暨第一届代表大会上，我提出了把白蚁作为植检对象的建议；并于1991、1992年，又先后在《植物检疫》期刊上撰文介绍颚乳白蚁的危险性。可喜的是，此建议得到采纳。1993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颁发的《危险性病、虫、杂草名录》和《禁止进境物名录》这两个名录把大家白蚁（即曲颚乳白蚁Coptotermes curvignathus （Holmgren），是危害东南亚橡胶的常见白蚁种）列入其中。
　　尤先生生前最担忧的2种白蚁，现在其中一种已列为检疫的危险对象；而另一种东南亚乳白蚁（又名格斯特乳白蚁和印缅乳白蚁）C.gestroi（Wasmann）已经查明在云南垦区有分布，提请云南的同行应该注意此种危险白蚁。
　　白蚁对中国热带林木、橡胶树种植业和国计民生存在着严重威胁。近10年来，国内各口岸从来自世界各地进口的原木和货物上截获了多种白蚁，其中，由我经手鉴定和复核的已近80种。
　　谨以此业绩告慰我的恩师尤其伟教授在天之灵。这也可算是我研究橡胶白蚁多年而尚未申报的一项成果吧。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02:43

　　编者按：广州老校友肖敬平教授于1956～1968年、1970-1984年，曾在两院先后任橡胶系副主任、兵团热作研究所副所长、橡胶栽培研究所领导小组组长兼党委书记等职，并先后主持和参与《橡胶树北移》、《产胶动态分析》、《橡胶树死皮类型划分和防治》、《乙烯利刺激采胶新制度》等课题研究工作。2006年3月28日，我向他约稿，5月15日我就收到了他的第一篇稿件；而后不久，他又寄来了第2篇稿件；之后，他又寄来将这前2篇合为1篇的稿件。他撰写的《宝岛往事》一文，就是这样构成的。可见他写作态度之认真。

　　该文记叙和描写了迁所建院初期即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所院领导和师生员工朝气蓬勃、举办丰富多彩的春节联欢晚会和开展节假日游灌溉站活动的情景；着重记述了他所从事的科研工作实践过程的若干片断--回顾了这样一些往事：他和其他当年老一辈橡胶科技工作者长期深入西庆农场蹲点，拜割胶工人为师，总结他们先进的割胶生产经验，科学处理产胶潜力与排胶强度的关系；以及坚持尊重橡胶生产客观规律，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顶住来自上面的压力，研究出乙烯利刺激采胶新制度，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集体奖；并运用合乎逻辑的思维方法，创立“诱导创伤反应”理论假说，而后得到国际橡胶生理学权威专家杜扎克认同和法国人分子水平的证实……

　　肖敬平、许闻献等橡胶科技工作者在国外学者关于乙烯利刺激采胶技术研究成就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胶树生理特点研究出有中国特色的乙烯利刺激采胶新制度，提出了可持续采胶的生理机制“愈伤反应”新理论、刺激采胶的“诱导愈伤反应”假说和揭示了乙烯利刺激增产有阈值的科学新发现，取得巨大社会经济效益。这是新中国天然橡胶事业史的重大事件。《宝岛往事》一文对该事件情节描写生动有趣，值得一读。（杨振堂）

　　宝岛往事

　　肖敬平

　　（一）也是激情燃烧的岁月

　　尽管我们宝岛新村人的20世纪50年代末迁所建院初期的往昔岁月与影片《激情燃烧的岁月》的内容大不相同，然而它也同样燃烧着激情！

　　“到温度高的地方去！”

　　1957年10月的一天，在广州石牌南秀村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培育楼二楼，会议室内挤满了人。他们在聚精会神地聆听农垦部部长，那番决定研究所必须南下搬迁的讲话。“研究热带作物是否要到温度高的地方去？”王震将军，昔日的南泥湾军垦英雄，大声地问道；随即，又将头转向了坐在近旁的彭光钦教授发问：“彭先生，您说呢？”对这个提不出任何反对理由的问题，彭教授仅答之以微笑。

　　于是，研究所的领导肩负着执行农垦部南下迁所命令的重任，年轻人怀着那个年代特有的热情和幻想，中年人却不无疑虑，而几位老年人则万般无奈--一支扶老携幼的队伍便这样告别了繁华的广州，奔向海南岛儋州。那是1958年3月间，已是半个世纪前的往事了。然而，这段往事仍历历在目，并不如烟。

　　艰苦岁月里的欢乐

　　我由于要处理橡胶北移课题组留下来的问题，没有立即随大队南下。 1959年春节前夕，我首次踏上宝岛新村这块热土，深深感受到了“草房大学”师生员工的艰苦奋斗精神和蓬勃的朝气。晚上在新建成的大饭堂里，宝岛人不分老幼上下，亲如一家地办起了温馨热闹的迎春晚会。“第一夫人”缪希霞同志清唱“五家坡寒窑前王宝川”的那段，字正腔圆，可算达到了专业水平；所院长何康同志也来了个“妇唱夫随”，可惜只能没板没眼地凑上“一马离了西凉界……”。你唱罢来我登场，又是跳交谊舞，又是猜灯谜……记得我还猜中了一谜：“金眼彪（打一地名，卷帘格）”，谜底是“恩施”。当岁末钟声响起时，由吴宗英导演，几位漂亮女生扮演的春姑娘翩翩而来，报告春天的喜讯……打这以后，我不知参加过多少联欢晚会，而只有这一次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因为那也包含着自己事业的春天信息。

　　可万万没料到的是，不久后的某一天，偌大个饭堂却整个地坍塌了下来。幸好那还不是开饭时间，饭堂里空无一人，就连平日那几个爱在里面打乒乓球的小伙子，也鬼使神差般地干别的去了。就是今天，一把这件祸事同那个春节晚会联想起来，还依然有些后怕。

　　灌溉站轶事

　　记得灌溉站濒临沙河水库，远眺纱帽峰，在灌渠跌水间橡胶树和热带作物相间成行。它不仅是两院设计得最好的一个试验队，在国内同行中也小有名气。大约是19 5 9年，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雷声隆老师带领一班学生到灌溉站实习。那时正当3年自然灾害，每人每月只有19斤粮食的艰苦时期，因此从雷老师和学生们个个面有菜色。谁想到，几个月后他们实习完毕向我告别时，却个个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原来，灌溉站不仅使他们得到了不少实际知识，还给了他们充足的能量。跟我们一样，他们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那儿大种番薯和木薯。众所周知，这“两薯”正是两院人与灾荒作斗争之宝。难怪一时间宝岛新村成了文艺交流中心：“邓大人”李默然率领沈阳话剧院来了，和我们开联欢会；巴山蜀水的川剧院也来了，演出整本别具一格的白蛇传；就连马戏团的猴子、山羊也凑热闹来宝岛献艺……这光景怕是连王震部长，也是始料不及的。

　　那时的灌溉站，是宝岛人心目中的公园和消闲度假的好去处。一到节假日，孩子们就吵着：“去灌溉站！去灌溉站！”记得有一次较为盛大的节假日活动，大人小孩都去了。人们集中在队里游逛，吃些番薯、木薯之类作的土点心。也有少数人在水库边浅水处嬉水游泳。可是，等到人们要尽兴而归时，突然发现少了两个人：一个是，比我略长两岁的吴文渊，他刚刚结识到一位称心的女友；而另一个正是他的女友叶玉风，一位文静的姑娘。他们己商定要在近期内结婚。正在大家焦急地四处寻找时，噩耗传来了--有人在岸边发现了两对属于一男一女的鞋。经过反复地打捞，他们的遗体终于浮现在一个没人去的深水区！老天爷如此的不公，竟忍心让这对恋人葬身于离故乡数千里以外的沙河水库。他们死前在水中相拥挣扎的悲惨幻景，当时在脑海里久久挥之不去，使我陷入深深的悲恸。他们是第一对将自己的青春幸福完全献给了开创宝岛事业的人。今天一想起了他们，那熟习的面庞依旧，不过代替伤感的，只是一声叹息了。因为不少同龄人甚至一些较年轻的朋友，都相继离我们而去。从历史的尺度，他们只是先走了一步。这么一想，这个悲剧反倒平添了一些浪漫色彩。此刻他们若有灵，当会为今日宝岛的沧桑巨变而欣慰的。

　　上样板

　　研究院下迁海南，最终目的是要在生产基地中心建立一个推广先进技术的示范样板。于是，1964年，刚一站稳脚跟，黄宗道教授就带了梅庆超等到邻近的西庆农场前进队，总结了神刀手邓尧的割、管、养高产稳产经验。突出一个“养”字，就是说，在割胶过程中胶树的产胶能力随着天气和物候的变化而变化，应该随着这种变化来调节采胶强度，作到既合理拿到了产量，又要保护产胶潜力达到高产稳产。这在先进的产胶国家是闻所未闻的。为了进一步深入总结这一经验，把它上升到理论加以示范推广，我和张蔚椿等几个年轻人奉命到创造队去建立样板。我们请人搭了一座大茅棚，并用竹篱隔开了一个女同志使用的小间。饭，是可以吃饱的；菜么，对不起，除了盐水煮红豆，就是“无缝钢管”（宝岛人对空心菜的戏称）了。生活是够艰苦的；可是同真诚又聪慧的采胶工人们打成一片，尤其是在黎明前黑暗的胶林深处，在胶工额前电石灯光的闪烁下，听他们讲述每株胶树的“脾气”，以及不同的高产稳产招数，心情却由衷的振奋和愉快。这里不仅有某种浪漫主义的情调，而且这些新鲜的知识在国外文献和生理生化书本里，都是根本看不到的。这一切都为我们日后在采胶生理和化学刺激增产领域里后来居上，取得有中国特色的突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时，除了星期天回家小休，在样板上都不想回去。以致在“文革”中遭受批判时，有人给我贴了一张这样的大字报，写道：“他堕入了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的罪恶深渊，呆在样板上连通知开会都不回来，真是个十足的走资派。”我非常喜欢这张大字报，真不知这位朋友是在认真地揭发我，还是骨子里在为我申辩？还记得，那时有一位新分配来的女大学生也来样板锻炼。她思想开朗，很快就融入了这种新鲜的样板生活。不久，院领导调她回去搞饭堂工作，起初她心里老大的不乐意，但最后还是坚决服从了。临行前，她一边收拾行李，一边轻声的唱着：

　　“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

　　隔壁的男同胞听了都十分感动。不知道她是在为自己打气，还是唱给留下的人听的。她，人走了，但在样板上这首歌还不时地有人在哼唱。

　　吴秀清和车森隆的启示

　　当我们对割胶工人的技术进行调查时，队里推荐一位叫吴秀清的女胶工。她的技术很精湛--割见水囊皮（形成层）但又不伤及它。因此，产量高又不致因伤树而被罚款，收入很高。有意思的是，她割过的树位的历年产量同一般树位相比，却出现了“增一平一减”现象。我们一调查，原来这位全队第一割胶能手，她的树位的“干皮树”也是全队第一的。而另一位叫车森隆的“邓尧式养树”男胶工，论技术一看就不如吴秀清精细，但是他的树位产量却逐年稳步上升，而干皮树却远低于吴秀清的。我们终于明白了一个关于橡胶树高产稳产的基本规律，那就是“科学地处理产胶潜力和排胶强度的关系”。而且特别要注意采胶强度对产胶潜力的“反作用”，即：“增一平一减一干皮”。20世纪20、30年代，印尼（当时是荷兰的殖民地）橡胶研究的先驱者，荷兰人帅则发现，原生胶乳的浓度高达70％以上。而在采胶过程中浓度逐渐下降，胶乳和干胶产量则逐步上升。这个规律便是着名的“稀释效应”，也正是巴西橡胶树胶乳独特的再生性能之所在。而我们的先进胶工则发现，当某株胶树排出的胶乳稀释到出现产胶量上下波动，“水胶分离”、“豆腐花”等反常现象时，就是胶树在告诉我们：排胶已经过度，应该采取浅割、甚至暂停割措施了。否则，它将启动自动调节机制--干皮。对人的生产来说，这是一种灾难，而对树来说却是一种保护机制。一般的干皮树生势却是蛮好的。由此可见，稀释效应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产胶能力将受到破坏，而走向反面。这是对经典稀释效应概念的深化。

　　翘尾巴的教训

　　样板的实践获得了超过预期的效果。我们把胶工的先进经验不断上升到理论：在胶工预防死皮的经验中，发现了的排胶过程中乳管的疲劳效应，并给以准数量化的表征；将“看天、看树割胶”经验发展成“产胶动态分析”方法，等等。这些研究成果得到农垦局肯定的评价，特邀我们在盛大的全区神刀手大会作报告。生产部门非常满意我们的工作，将报告全文通每天一句话，记录橡胶生活！农场。这些情况也惊动了人民日报，特派记者下来对黄宗道教授和我进行了专题采访，并见诸报端。在省科学大会上，我也代表样板组作了典型发言，并在电视上直播。这样一来，思想上逐渐发生了变化--好像工人的经验已经学得差不多了，下面就该看我们的了。

　　我们的研究课题是化学刺激增产。学术指导是彭光钦教授。这位老专家思想甚活。除了引进国外的新药，还搞了十几个中草药配方。其中，由黄柏、黄芪、黄芹组成的所谓“三黄汤”，增产效果还真不错。但由于大量药材难以备齐，配制过程又较麻烦，因而最终还是决定推广外国的吲哚乙酸。拿到样板上一试，效果果然不错。胶工们争先要求进行试验。可是好景不长，还不到一个月，他们就纷纷跑来抱怨：树皮都肿了，产量也下降了。靠计件拿工资的他们，遭受了不小的经济损失。我被逼无奈，只能停止试验，在胶工会上公开检讨道歉，赔偿损失。幸好在肿皮割去后胶树产量又恢复了正常，加上同胶工关系好，并没有遭受他们多大为难。不过，在“文革”中可就增加了一条严重罪状：“这个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一到样板队，就站在工人阶级的头上发号施令，搞坏了几千株树，严重破坏了橡胶生产！ ”对于这个罪名，除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不敢当外，其他指责，我是衷心接受的。因为它使我认识到：无论搞什么采胶新技术，可万万不能离开胶工们创造的“养树”原则，这是可持续稳产的基本规律。正是由于严格遵守这条规律，才使我们日后推广更强烈的刺激剂--乙烯利时，能顶住各方压力，走出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来。

　　（二）乙烯利刺激采胶的故事

　　马来西亚是最先使用乙烯利刺激采胶的。1973年，我随何康同志等赴马考察。当时我们刚刚起步，因此曾向马橡胶研究院院长赛柯哈尔博士讨教。然而10年之后，1982年他来北京参加国际橡胶会议，却就乙烯利采胶的技术细节问题反过来问我。那么，我们的特色究竟在哪里呢？事情得从头说起--

　　中联部送来的“灵丹妙药”

　　1971年，还是兵团时期，中联部给我们送来两罐可使橡胶树大幅增产的新科技产品--乙烯利。据国外研究，由于乙烯破坏了乳管末端的酸性凝固机制，可使胶乳长流增产。我们到西培农场一试，果然胶树排胶不止，增产了1倍以上。不过，一位老工人看后却警告我们：“到底是‘利’，还是‘害’，还很难说。”我完全尊重他的警告，而且在研究中始终牢记着。它使我们一开始就有了一个基本正确的思路。以后的试验结果表明，如不降低国外使用的浓度（8％～10％）和采胶强度，胶乳在猛升后就会逐渐回落，甚至大量出现干皮。

　　与兵团邓副司令员的对话

　　乙烯利刺激割胶新制度是中国科学院专项支持的农林部重点科研项目。由热作研究院和生产部门的科技人员组成一个庞大而松散的协作组来执行，并有近10个生产队进行生产型试验。定期交流讨论进展情况。我作为协作组的负责人，除了派叶万林在试验农场五队安家长期抓一个大型试验外，重点抓西培场的生产试验队--培文队，并由洪光国蹲点和西培场副场长梁安良、技术员陈定胜共同负责执行。要强调说明的是，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化学刺激增产试验，而是以乙烯利为媒介的生产技术制度的全面性改革。特别强调不能像国外那样把乙烯利只当成超强度采胶措施，而是降低乙烯利浓度（2％～4％）和采胶频率，实行产胶动态分析，严格将增产幅度限制在10％以内。把省下来的工时用来加强施肥管理，培养产胶潜力。并且要坚持看到5年以上的累积效应后才能推广。

　　当试验进行到第2个年头，一天突然接到何康同志从海口打来电话，要我立即赶到兵团向邓逸凡副司令员汇报。他打算立即推广这项技术。汇报从晚饭后开始。我向他详细解释为何在不了解长期效果之前，贸然推广出去就可能遭受到难以挽回的损失。但他始终不明白，为什么科技比较先进的外国早已推广而我们却非要等上5年之久。谈话一直进行到了深夜。由于声音比较大，惊动了楼上居住的政委下楼来看个究竟，这才结束。显然，他虽然一直耐心地听着，但并未被我说服。邓逸凡曾随韦国清援越打奠边府，我非常敬佩这位赫赫有名的儒将（日后曾任广州军区政委）。他内心的不满令我感受到很大压力。不过我清醒地意识到，此时实际上正在考验我是否还是一个够格的科研人员。我坚持住了自己的观点。

　　打从兵团回来后，我心里就很不踏实。连副司令员都说不服，农场谁还会买我们的账？实际上，乙烯利刺激已经不胫而走，五花八门地搞起来了。我很明白，现在人们说我们保守，要不了多久，减产、伤树、干皮的大量出现，就会反过来骂我们在搞邪门歪道了。我唯一的办法就是“坚守”培文生产试验队这道“防线”。幸好那位梁副场长是位农艺师有丰富的橡胶生产经验，和我们的观点完全一致，从而保证了试验没有走样。不久，农垦总局和两院都恢复，并且是同一个系统，何康同志任总局副局长，我也从研究所临时领导小组组长调往总局负责科技处工作。一到任，手里有了一点权，我的第一件事，就是以我们在西培场搞的生产型试验措施为依据，起草了一个技术规程（初稿），并附上研究院生理农化组写的《基本知识讲话》，用科技处的名义下发。虽然明知这个东西根本没有什么约束力，但至少可以起个“立此存照”的作用。果然，关于乙烯利是邪门歪道的怨言，慢慢传得沸沸扬扬了。连局长王昌虎同志也坐不住了，找我去问个究竟。我便一五一十地把培文队情况向他汇报。幸好那个队还算争气，割胶从每年约120次减少到了约80次，产量却至少增加了10％。他很满意，立即表态把培文队定为先进生产队，要求所有农场向这个队学习。这便给了研究院很大的支持。因为谁都知道是研究院派人在那里蹲点的。我本人也算是逃过了一劫。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集体奖

　　1977年，部里要报重大成果。我报了乙烯利试验和产胶动态分析两项。部里把它们合并成一项，并决定组织一个大规模的成果鉴定来验收。原定由科教局一位姓吴的女局长来主持。后来她因故不能来了，委托总局代理，具体由我来操办。会址就定在西培农场。除了自己人，还特邀了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生所、北京植物所、华南植物所和遗传所海南试验站等9位专家，包括着名的植物生理学家罗士韦、汤玉玮和郭俊彦。此外还有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学院、4省农垦的领导机关和研究所以及乙烯利生产厂家上海澎浦化工厂等单位的老师和科学技术人员，总共约120人。有8个单位在会上做了11篇研究工作总结报告；重点参观了培文队和研究院五队。规模之大，可谓空前盛举了。当时严禁农场盖楼堂馆所，而西培场借这个东风被破例批准盖了一幢很不错的招待所大楼。最后的鉴定书中写道：“……它（乙烯利刺激采胶新制度）具有我国自己特色，是天然橡胶采胶技术上的一项重大改革，也是我国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在农林大面积生产应用较好的项目。”其实，现在看起来，那是个粗线条的，带有那个时代群众运动的色彩。以生产队为主要试验单位，辅以田间和实验室试验：这是在国外已经推广，而国内也迫不及待的压力下，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策略。目的是让先行2～3年的生产试验队不仅可以示范，更重要的是，一旦发现了重大问题，可以及时刹车。所幸我们所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至于示范作用，说实话，就是有我们的人蹲点的培文队也没能完全做的。一则，它和胶工、生产队和整个生产系统的眼前利益紧密联系着；二则，规程本身有一些规定主要是依赖胶工的自觉，缺乏生产管理上的可操作性。当然，如果从设计思想的创新性，以及相当大的经济效益来评价，鉴定书上那两句话，在今天看来依然是站得住脚的。它终于上了1978年“文革”后第一个科学大会的光荣榜。被列为全国农林口第6项重大成果。根据我向部热作处的建议，奖状发给了研究院橡胶所及其生产型试验队-西培场培文队，和另外海南局、通什局各一个生产试验队。我代表协作组出席了大会。在大会上，我有幸面对面地听到了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是第一生产力”，以及他本人“甘当科学家的后勤部长”的重要报告。

　　一个令国外同行深感兴趣的理论：诱导创伤反应

　　乙烯利既不能促进光合作用、又不是营养物质，也不是橡胶生物合成前体，那它究竟为何物呢？是许闻献最先指出，乙烯利向胶树输入的乙烯是植物激素，是某种信息分子。许闻献是厦门大学研究生，植物生理学基础扎实、思想活跃，经常提出一些新颖的观点，发现一些有意义的现象。他过早地离开我们是橡胶研究的一个损失。然而，作为植物激素乙烯又同橡胶树增产有什么关系呢？这在国外也是个正在探索答案的谜。由于当时还没有能进行机理研究试验的条件，只能通过对文献进行综合研究。我终于搞清楚了关于乙烯的基本作用方式。原来，乙烯可说是发现得最早，研究得最广泛的植物激素。别小看了这个小小的气体分子，其神通却广大。它在植物体内的含量仅在纳摩尔（10-9mol）水平上，就参与从种子萌发、发芽生根、开花结果、对恶劣环境的反应，直到衰老，整个生长发育过程。特别是当植物细胞膜在受到机械伤害时，立即产生极小量乙烯作为受伤信号，接着通过自催化产生较多的乙烯作为愈伤信号，降低酸度，动员储备恢复创伤。据此我大胆推测，既然割胶也是一种创伤，是否也会诱发乙烯促进胶乳再生和排胶？再进一步推下去，是否任何一种对胶树的伤害都会产生乙烯，并导致正在割胶的橡胶树增产呢？一旦有了这种想法，许多在胶园里经常碰到的奇怪现象似乎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了。例如，在正常情况下，胶树越割，反而产量越高；在刚被台风打断枝条的胶树上割胶，胶乳会猛然上升；以及在一次关于寒害的会议上，云南所王科出示了一张使人大吃一惊的照片：一株受寒害的胶树割面裂口竟然在一昼夜间排出了1.2公斤的凝块来，等等。想必是那些受到刀割、风害断枝、冬季低温等伤害的胶树都产生了胁迫乙烯，动员储备与逆境斗争和恢复创伤，而这些资源都被胶乳再生的机制所共享了。记得一次我在例行的协作组会议上，讲了伤害乙烯促使割胶树大幅增产的道理，并开了个玩笑，“你就是把割胶树打一顿，它也会产生乙烯给你增产的！”谁知第二天的会上，一位技术员说，他昨晚用鞋抽了胶树一顿，今天早起看割胶时，并未发现任何反应。我说：“那是因为胶树皮厚，你打得不够狠，它不痛”。这一席话当然是引来哄堂大笑了。无独有偶，日后，有一位马来西亚研究人员真的用木棍对橡胶树作击打增产试验，结果自然也应了我那句话。因为同割胶伤害相比，击打树干增加的乙烯是微不足道的。

　　那么在“创伤反应”前加上“诱导”二字，又是怎么回事？说白了，所谓“诱导”就是对胶树进行“诱骗”：输入超常量的外源乙烯，使它以为“大祸临头”了，使它动员大量储备来抵御灾难，实际上是为人类生产超量的橡胶。不过，这种“狼来了”的伎俩必须用得巧妙而有节制。否则，就会是真的“狼”来了，将胶树的产胶能力彻底破坏。

　　田野同志的大力支持

　　一个新颖的假说虽然构建起来了，可是橡胶树究竟是否真的会产生伤害乙烯，我们并没有，也不可能用试验来证明。因为能检测到纳摩尔级乙烯的气相色谱仪，在当时属于尖端仪器，全国都没有几台，更不用说两院了。有一天，大约是1977年，何康同志带我去科学院（当时行使科委职责）去见五局局长田野同志。他身材魁梧，颇有军人风度。当他饶有兴趣地听了我的汇报，知道我们苦于没有气相色谱仪时，便立即拿起电话拨打仪器进口公司仓库询问。仓库回答，那年一共进口了3台。一台给了动物所，一台化学所拿去，还剩下一台，每台10万元。他听了很高兴，当即拍板把剩下的那台批给了我们。更没想到的是，同时还批了10万元设备购置费（30年前的10万元啊！）。我当时激动得眼眶都湿润了。有了这样的领导的大力支持，我们还能不出成果吗？

　　仪器拿到了，交给杨少琼专用。她埋头苦干了整整一年，终于把配件搞齐，调试好。对胶树的杖击试验就相对比较简单了。该试验独具匠心之处是，她用针刺采胶代替刀割。相对于针刺，杖击所产生的乙烯就十分可观了。试验终于得出了漂亮的结果。幼龄试验树在杖击后的第6天，相比于对照树乙烯增长了约25倍，针刺胶产量增加了约10倍。我在1982年于北京召开的国际橡胶会议上宣布了两个重要试验结果：培文队坚持了10年，平均较对照增产45％的生产型试验；和杨少琼的杖击试验。会场上顿时引起了轰动。着名的法国橡胶生理学家雅克布博士立即站起来问道：“乙烯含量是用什么方法测定的？”这是个关键问题。他怀疑地处海南岛的我们，是否掌握了气相色谱技术。这一问正中下怀。我把腰板一挺，沉稳地回答：“Caschromatography，Perkin Elmer 900”（泊金爱玛900型气相色谱仪）。他满意地坐了下来。这是美国的名牌产品，我们的结果是可靠的。我不免暗自庆幸，要不是田野同志的大力支持，我们是很难在这位权威学者面前挺直腰板的。

　　回首蒙别里埃

　　1984年，我和潘衍庆、徐广泽、刘松泉、杨少琼等5位同志，到法国蒙别里埃市出席国际橡胶生理、育种科学讨论会。会议由橡胶生理学界的权威学者法国杜扎克教授作主旨报告。不料，这位幽默的学者一上来就打出一大幅漫画幻灯片：画中一位头戴中式草帽工人模样的人，手持棍棒猛烈抽打一株大橡胶树。那胶树有眼有嘴，眼里流出痛苦的泪，嘴里喷出一地的胶乳，浑身冒着浓烟上面写着：乙烯、乙烯……在听众的惊愕中，杜扎克教授笑着解释：“我们完全同意中国人提出的关于乙烯刺激产胶的创伤反应理论。”这漫画表达的，正是杨少琼为验证这个理论所作的那个十分有趣的试验。接着我代表许闻献、杨少琼、郝秉中、吴继琳、洪光国、陈定胜等7人对这个理论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论文的题目是《橡胶树采胶过程的创伤反应及乙烯的作用》。这个问题便成了这次会议的议论热点。据了解，日后法国人在分子水平上证实了这个理论。遗憾的是，会议之后我就调到了华南农大，以后再也无缘参加有关橡胶的活动了。更为遗憾的是，一同与会的5人中徐广泽、刘松泉、潘衍庆，就连我们论文的另一位主要作者许闻献，都相继永别了我们以及终身为之奋斗的橡胶事业。

　　（三）往事评述

　　现在看来，以上不过是20世纪70～80年代的一段往事了。和其它早期的成果一样，这些工作只是为中国特色的橡胶科学打下基础的性质。它与乙烯利刺激橡胶树产胶所发生的复杂作用还有很大区别。记得，郝秉中和吴继林就曾发现，乙烯利处理导致橡胶树树皮内髓线紊乱、有效乳管内缩，石细胞增加等副作用。回首这段20多年的往事，感到我和我的研究产胶生理的同事们，如果在理论上还留下了一点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发现了稀释效应并不是线性的，而是有一个阈值范围。越过了这个范围，效应就是负的；同时，还发现橡胶树可持续采胶的独特性能的生理基础，是由内源伤害乙烯所启动的愈伤反应。这就是过去我们在从事采胶技术改革时，曾经依靠的两个理论支柱。又一个20年过去了，在这些方面肯定又有了更大的发展；只是我已无缘介入，甚至连耳闻目睹的机会也不曾有了。

　　在解放初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下，我国天然橡胶曾经有过一个辉煌的大发展。然而在解除封锁后，却面临一个强大的压力。有人预言，天然橡胶技术落后，成本高，将因无法与迅速发展的人造橡胶竞争而被替代。改革开放后，我国天然橡胶事业曾一度受到了市场经济负面影响的巨大冲击，连我们这些已离开橡胶事业的人也感到忧心忡忡--莫非那个预言真的不幸而言中了？然而，令我们深感振奋的是，国家已把建设天然橡胶基地列为重点发展事业之一。这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规划。很显然，人造橡胶的原料一-石油，也是我国极为紧缺的战略物资，并且是不可再生资源。它的发展将受到诸多限制，是根本无法取代天然橡胶的。

　　祝愿宝岛人乘这股强劲的东风，把我国天然橡胶科学技术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03:20

　　诞生于伟大时代、在艰苦岁月中成长的华南热带农业大学，留下了自己辉煌的历史，也记载了一代创业者的业绩。我和一批立志献身热农科教事业的同行们有幸作为开荒者，见证了院校从最初的艰难日子，到发展壮大的历史，留下了一段难忘的亲切回忆。

　　学院的第一位讲课人

　　学院创办没有筹备期，是一步到位的，这就面临一个教师问题。要能尽快按计划迎接新生，领导提出了“以所办院”、解决师资的问题。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成了新办学院教师的后盾和贮备库。

　　记得1958年学院刚成立就招收“热带作物培训班”。第一门植物学课原定研究所一位助理研究员担任。他因出差未能回来，开学前一周领导临时安排我来讲课，我只好匆忙备课，就用植物园唯一的显微镜和解剖镜上了讲台。我也成了学院第一位讲课人。1958级第一届学生的植物课，由新调配来的五位教师担任。由于他们初来乍到，当课程进入第二部分的植物系统和分类时有些为难，主讲老师也因准备开设植物生理课一时顾不过来，领导又临时决定由我接这门课，并将植物教研并到研究所植物园。由于时间匆忙和教学条件不足，只好“以大自然为课堂”，室内与室外教学结合。这样，不但顺利完成了教学任务，也闯出了一条新路子。

　　学院专业课和一些基础课，创办初期都得到研究所人力和物力的支持和保障。为学院顺利诞生和扎根，这群“开荒牛”功不可没。

　　“儋州立业，宝岛生根”

　　植物教研组组建初期，四位教师都是新手，便采取集体备课、互相听课、分工负责、大家一齐上的办法，从干中学，尽快站稳讲台，与此同时，学院加强了教学基础懂的建设，保证了教学质量。

　　通过教学实践，我们用了两年时间编写了结合热带作物专业的植物学讲义，并建立了先外部形态、分类，后内部结构的授课体系。学生从接触大自然，认识植物界及其多样性入手，提高了学生感性认识和学习兴趣，既掌握了热带作物和常见植物，又熟悉了植物学学习方法和基本理论。1973年召开的中南五省区农林院校植物学研讨会上，我们介绍了这一教学体系和方法，得到了认同。1975年出版的林学类植物学教材，即按我们的建议进行编写的。

　　在教学实践和基础建设中，教研组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到1980年，我们从开始的只开一门植物学基础课，发展为能开设植物分类学、植物群落学、植物胚胎学、植物解剖学、制片技术等选修课和研究生课程，还招收了研究生，并在全国性专业刊物上发表科研论文。回顾教研组的历程，四位教师不但“站稳讲台”，还各有所长。从1960年末到1990年末，我们教研组工作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建院到文化大革命前的7年，着重于教学建设和教学能力提高。我们四位教师虽然都是国内名牌大学出身，受过专业训练，但新工作、新环境，我们还是感到不那么顺手，因此觉得工作重、压力大。我们除了要解决上课用现成教材照本宣科，还是结合学校专业实际，有所创新的问题，还要自己动手建实验室和标本室。上林区下农场也非轻松的事。这一阶段经过持之以恒的工作，不断改进充实，有了教学必需的基本条件，工作得以正常运转，而且还编写出有自己特色的教材。

　　第二阶段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学院恢复建制后的三年（1975~1979）。在恢复和重建中，建立了新的教学秩序。1977年全国恢复了高考招生制度，我们面临的是沿用50年代按苏联教科书为蓝本的旧教材，还是以国外五六十年代后学科新进展更新讲课内容的选择。用旧教材驾轻就熟，要更新则需下很大功夫。为了能反映出教学水平，我用了三个月时间，阅读了院图书馆所有英美教材和查找了植物学杂志，自编了新的教学大纲。由于没有现成课本，学生学习不大方便，便采取开放实验室，加强辅导、答疑。这一年是我从事教学工作最忙的一年。1978年底课程行将结束时，学校收到了新编的全国统一教材。学生接到新书后，对教学普遍感到满意。学生们的理解与信任，给了教师极大的安慰，也反映我们的教学达到了国内同类院校的水平。

　　第三阶段从1980年开始。随着改革开放，各行各业出现了新形势。我们审时度势，分析了自身的现状和优势，按原定计划提出新的举措：通过科研全面提高教研组学术水平。制定了两个发展方向：一是植物解剖学和胚胎学，二是热带植物群落学和资源学。1985年“海南岛热带草地研究课题”成功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80年代中，我们取得了橡胶树胚胎发育研究成果，为橡胶树研究开辟了新内容，澄清橡胶育种的一些基础问题。这一阶段还陆续发表了有关海南岛热带草地群落的研究论文，并在全国植物学会和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山地植被科学讨论会上宣读。1985年获准招收硕士研究生，成为学院第一批少数几个招收硕士研究生专业之一。研究生用数量分析方法研究的《海南岛鹦哥岭草地群落研究》论文，得到学位授予单位的好评，并在《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学报》刊出。这一阶段的头10年，科研工作有了进展，见到了成效，真正实现了教研组“教学、科研双肩挑”的任务。

　　挑战自己，闯出特色

　　我是1956年来到研究所的，迁到海南后，先后参加了植物园和植物教研组的组建，直到1991年退休。回顾35年走过不平凡和极具挑战性的道路，感触颇深。

　　遇到良师益友。教研组组建初期，得到何康院长的亲切关怀，亲自在教研组蹲点指导，还组织听课评教，不断给予鼓励。教学上的一些设想，也多归功于他的指点，并鼓励好好尝试，闯出新路来。植物园老领导何敬真教授，两位副院长李锦厚和钟俊麟也经常关心指导，过问我们的工作。教研组四位教师自始至终团结一致，凡事大家商量，共同工作，直到先后退休。这在全院教研组中也是少有的。植物园老工人梁才师傅是马来西亚的归侨，他经验丰富，工作极端认真负责。植物园管理和植物的养护多得到他的指点。我从梁才师傅身上学到了许多本事，也结下了很深的友情。

　　有件事使我终生难忘。1965年叶剑英元帅来院视察，由何院长陪同到植物园参观。虽然新建，规模很小，但叶帅对园里种植的乡土树种和新从国外引进的珍贵苗木，非常感兴趣，细心询问。临离开时，叶帅讲了两句话。第一句对何院长讲：你们刚下到海南就筹办植物园，真是有远见。第二句是对我们讲：年青人，你有这么大批财富，要好好干。革命前辈、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么重视科学工作和亲切教导，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和鞭策。叶帅教导的“好好干”，既好记又耐用，成为我的座右铭。

　　坚持学习，不断更新。宝岛新村远离城市，远离大陆，“环境闭塞”却养成了我读书学习的习惯，经常带着工作中的问题查资料，找文献，获得新知识。院图书馆的植物学、细胞学、生态学、热带森林、热带农业、热带地区资源和植物志等着作，我几乎都读过、用过。为使教学和科研能突破传统的方法，引入新的数量分析，必须学习钻研生物数学、数理统计等新理论新知识。这对50年代毕业的我，有相当难度，也是新的挑战。正因为不断学习，更新了知识，寻找到了生长点，我开设的植物群落学选修课有比较鲜明的特点，也切合学生的专业，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面。退休后，我在广州给某学院讲授这门提高课，也受到了欢迎。近年来，我在一本杂志当“编外”编辑，承担“栽培与育种”、“资源”等栏目，一干十多年，发挥了“余热”，就是得益于知识面的扩大。

　　劳动锻炼，得益匪浅。我是学生出身，在农村生活过，但从小没有劳动，来到海南后才真正接受系统劳动教育。每逢劳动均全身心投入，把劳动作为一门补修课，跟学生下劳动场，跟学生、工人一齐挥砍刀锄头，力求从思想上转变角色。下放劳动四年，我也尽量与工人打成一片。每逢上山开荒建新点，他们也乐意点我去。连队知青也愿意和我结伴，劳动谈心。劳动让我学会了生产技能，锻炼了身体。虽然我身体瘦，却非弱不经风，平时极少上医院，也从未缺过一堂课，1975年跟工农兵学员下队办学，我被推荐带领农作劳动课，受到学员的欢迎。

　　劳动对读书出身的知识分子是必要的，自觉接受劳动教育，才能说是一个具备完整知识的人。“格物才能致知”，不劳动不深入实践，就无法认知主客观世界，即使科学发达的现代，劳动也是全面培养人的素质的一项手段。如果把劳动看作是对人或对知识分子的惩罚，那是错误的。

　　有成功，但也有遗憾

　　教研组组建初期，我们提出了三项目标：有自己的特色，有适应的工作设施，有好的学术水平。以当年“实干加巧干”的精神，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逐步实现这三大目标。

　　首先，我们的教学具有本土和专业特色。编写的《植物学讲义》和《实验图集》是来院参观的同行们索要对象。1984年在北京举办的全国高校植物学教学讨论会，我们与会的两位教师介绍了教学内容和经验。会后主办单位收集各校资料，汇编成《考（习）题集》。据后来得到的信息，对我们提供的考题评价不错，认为很有特色。

　　其次，我们实验室和标本室是自力更生建成的，为正常教学运转和科研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标本室工作除了为院内植物学资源研究提供过服务外，也接待过许多来岛工作的科技人员。

　　至于教研组的学术水平，由于科研工作立足于实际，选题正确，从80年代开始陆续在国内一级和专业刊物上发表了文章，扩大了影响。

　　教研组三大目标的实现，是在当年艰苦的环境下起步，依靠领导支持和自身努力取得的。植物教研组也因此历年多次被评为院先进集体，1989年还获得海南省高校教学优秀奖。我个人1985年获广东省高教战线先进工作者和农业部部属高校优秀教师称号。

　　编辑：叶声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03:47

　　--记当年投身热作两院一路行

　　林德光

　　1960年暑期，我带着大学毕业生统一分配的每天一句话，记录橡胶生活！证和毕业证书，阔别了母校厦门大学，奔赴地处边陲的海南那大的华南热带作物学院任教。

　　油饼风波

　　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硬座，我终于从厦门抵达了湛江市。一下火车，第一感觉是肚子特饿。突然间，下车的人群流向车站右侧的一块空地上。之后发现有两个人站在桌子上出售油饼，每张车票限买一只油饼。我肩负沉重的行李袋急奔过去。当时卖饼人的四周已被围得水泄不通。挤呀！挤！终于轮到我拿饼的时候了。

　　饼是到手啦，然而我高举起抓着油饼的手无论如何都收不回来，当然油饼也就进不了我的嘴里，此时叽里咕噜的肚子叫得更厉害了，嘴馋得连口水都流了出来。一刹那，后面的一位饿君子，把我高举着的油饼抢走了。由于人群太挤，无法转身，所以我也不知道是谁抢走了我的油饼。瞎挤一场，连一口油饼味都未曾尝到。

　　从这一油饼风波，使我第一次感受到社会上经济困难、粮食紧缺的严重状况。

　　走进湛江市区，下榻了旅店，然后就上街不断地逛，希望找到有饭食供应的店铺。后来，好不容易发现一家凭粮票吃饭的饭店。一进店门，展现在我眼前的是每张饭桌旁除坐的满满的食客外，还排着一列列等待接替座位的第二批、第三批食客。人家在用餐，旁边近距离地盯着人家吃饭，这种滋味现在的年轻人也许感到可笑，殊不知人的肚子饿到极致时，什么面子啦、好不好意思等等都可暂时不顾的。吃这顿饭，排队等待座位足足花了两个多小时。其情其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台风阻海

　　湛江到海口，虽然每天有班车，但必须提前两天才能购得车票。第三天，我终于购到了去海口的汽车票。那天下午抵达海安时，不巧遇上台风，不能过海。那时的海安，只有几间破茅屋，更没有旅店。风越刮越大，当天过海是不可能的了。然而又没有旅店可投宿，这对于我这个第一次出远门的人来说，真是到了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境地。在车站的茅屋饭店吃过晚饭后，人们已逐渐向四周散去，仅留下我们几个无处投宿的旅客。我问饭店管理员，晚上我们哪里过夜呀？回答是就在饭桌上睡觉啊！我只好在这四处空空荡荡，山蚊成群出没的荒野之地，以行李袋当枕头，缩身和衣而睡，度过了这难熬的一夜。

　　在海安车站，幸好凭车票和粮票可供应简易的饭菜。记得当时我在用餐时，旁边一瘦黑男孩老看着我吃饭，眼睛全神盯着我的饭碗。我问他吃饭没有，他回答说：“叔叔，我已两顿没吃饭了。我虽然有车票，但没有粮票和钱。”我问他，你去海口干什么？小男孩回答说：“我是海口人，暑假到湛江姑母家探亲。没想到在海安遇上这阵台风，还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才能过海呢！”说着说着，他泪流满脸，十分可怜！我顿时一股同情之心涌上心头，赶快掏粮票掏钱给他买饭菜，那狼吞虎咽的姿态，至今还牢牢地留在我的记忆中。三天台风将我滞留在海安小镇，餐餐吃饭都带着这个落难的小弟弟，免费供给饭菜。今天想起来，这个小弟弟该是五十多岁的人了。

　　臭虫大会战

　　当年海安到海口，只有小渔船载客过海，没有现在的挺气派的轮船。台风一过，渡海渔船便载客启航过海。开船不久，老天爷又下起了大雨，摇摇摆摆的小船，很快就使我头晕、呕吐，加上倾盆大雨，淋得宛如落汤鸡。经过3个多小时摇晃，小船终于到达了海口码头。其时，已是华灯初放的时刻了。高频广播不断地播出：“海口市是海南经济文化政治中心，市内主要交通工具是人力三轮车。”一个城市主要交通工具是人力三轮车，其发达程度就不言而喻了。一出码头，一妇女踩着人力三轮车迎我而来，问我去哪儿？我回答说带我去便宜一点的旅店住宿。因为我首次来海口，什么地方都不熟悉。记得这位大嫂把我送到博爱南的一间小旅店，摸着小木楼梯上楼。一上到楼，发现那里已不少人排着队等待开房。原来床铺在阁楼里，是大统铺，人必须弯着腰钻进去睡觉。

　　因为全身都淋得湿湿的，人感到十分疲惫。转眼间，睡意袭来，倒在床上一下子就睡着了。睡梦中我感到蚊子特多，随手打在脸上就可打死几只吸得饱饱的大蚊子。后来我脱下衣服把整个头包了起来，仅留鼻孔呼吸。睡到半夜，我感到全身发痒，越抓越痒，越痒越抓，全身都起疙瘩。后来我坐起身看到枕头上全是密密麻麻的臭虫，刚才正在咬我的后脖子。这些可怕的臭虫打圈圈地移动着，犹如大会战，令人毛骨悚然。

　　乏力的单车夫

　　那时，各地车票都紧张难买，所以我在海口一连住了三天，直到第四天才买到去那大的汽车票。早上6时海口发车，那是一辆烧木炭的旧汽车，其速度与儋州的牛车相比，快不了多少。途中历时8个多小时，直到下午两点左右才到那大。当时那大基本上是茅屋，人烟稀少冷清。下车后我问路人，华南热带作物学院在什么地方？得到的回答是离这里还有11公里的宝岛新村。我又问那我该如何去呀？他说只有徒步或搭人力单车。

　　我很快就找到了人力单车夫，是一个四十开外的瘦高男人。带着装满书的木箱子及一张用了十多年的硬棉胎，再加上一个不轻的行李袋，坐在单车后面急奔两院而去。平地或下坡，他载我没问题，但遇到上坡，我必须下车帮着推车才上得去。一路上上下下，两人都累得满身大汗，挣这个车费也实在不易！过了牙拉河桥的一个上坡路段，两人走得上气不接下气。车夫对我说，他早上只吃了一点地瓜，饿得实在没多少力气了。看他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使我同情与怜惜之情油然而生，赶快掏出最后的3斤粮票送了给他。他用颤抖的手接过粮票，感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差一点要下跪的了。他说家里有老人，还有几个小孩，最近连米汤都喝不上了。其实，当时笔者的家人又何尝不是挨饿呢！据说，在公社食堂用餐差一点连手指都吃进嘴里去了。

　　木薯万岁

　　到达宝岛新村，已是下午3点多钟了。记得两院值班室接待我的第一人是曹炳清同志。他热情地带我去人事处报了到。办完一切手续后，我对他说：“自清早在海口喝一点稀米汤至今，我已颗粒未进，肚子饿得慌！”他说现在饭堂不开饭，要等到6点下班后才有饭菜供应。我接着又问附近有没有饭店营业？他说我们这里除饭堂外是没有别的饭店的。我说那我现在肚子饿怎么办？他回答说只好委屈一下，喝喝白开水，等下班后去饭堂买木薯充饥。

　　白白的木薯，加上盐巴蒸得香喷喷的。我一连吃了两份，什么菜都不要，只需一杯白开水助咽。名副其实的面包木薯，第一次吃来感到非常可口好吃，这叫饥不择食吧。我一连三天光吃木薯，到第四天才发现大便拉不出来。胀着肚子，难受之极。

　　以上是我投身热作事业的第一课，也是我后来43年漫长教学生涯的序幕。当年厦门高音喇叭、红色大标语“服从祖国统一分配！”、“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声，至今仍绕萦耳际。今天，海南已取得飞快发展，但贫困山区、落后乡镇仍亟待脱贫致富，祖国西部更有待有志青年去开发建设。困难与艰苦算不了什么！就人生真谛而言，是为搏击艰难、战胜困难而生，而不是为追求安逸而虚度年华！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04:25

　　编者按：梅同现研究员曾任加工所所长、副院校长、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顾问、硕士研究生导师。他从事天然橡胶基本性质及加工研究40余年，有较深的学术造诣；是获全国科学大会奖科研成果《天然橡胶新产品--国产标准胶的试制》的主要完成人之一。他于1952年7月，因偶然因素，被时任华南垦殖局办公厅厅长的林西安排到前来帮助我国筹备建所的苏联专家古里处工作。1953年4月研究所筹备处正式成立后，他被分配到第七研究室机械物理室工作；是最早参加创建研究所工作的老一辈创业者之一。

　　2006年2月21日，我向他约稿，他即应约。他的回忆录《峥嵘岁月中一些未忘的往事》一文，10 000余字，完成于2006年9月19日。前后写作了7个月。期间，我曾与他电话联系若干次，询问过研究所创办初期的一些事，并了解他写作进展情况，知道他一直在用心地慢慢回忆、慢慢写。

　　该文详细记述了研究所与学院创建初期若干件往事；对研究所名称变更、迁所演变、广州时期研究所化工部加工科研的重要成果、随领导人在海南儋州察看所院址的候选点及确定所院址、迁所及建所建院、所院自办社会、“文革”中橡胶加工机构的体制变化与挫折、“文革”后期加工所研制标准胶成功等事件的过程，都有细节情景描写。小标题是我根据各部分内容加的。（杨振堂）

　　峥嵘岁月中的一些未忘往事

　　梅同现

　　一、我偶然被调到研究所筹备处工作

　　我是在1952年7月因有点偶然性因素而被调进研究所来的--原本我是调到湛江华南垦殖总局机务处的，到该局广州办事处联系去湛江市的交通安排时，被从湛江市来的华南垦殖总局办公厅主任林西留下了，担负他指定的一项临时任务--设计抗旱用的机器……1个多月后，他又安排我到来我国协助筹建研究所工作的苏联专家古里处工作，并立即领我去见专家古里；翌日，我就去上班了。我办公地点是广州爱群大厦内一个套间，一同工作的还有一位俄语翻译和一位俄裔女打字员。后来，从专家古里撰写的文稿中，我才知道，我国要筹建的研究所其名称为“中国天然橡胶研究所”。（确切地说，到1952年底，还没有成立建所筹备处，没有搭起组织机构的架子，没有开展建所筹备工作。梅同现同志当时只是普通工作人员，刚到专家古里处，当然也不知道要建立什么研究所。--编者注）而我对天然橡胶方面的专业知识可说是一无所知的，不免有点恐慌；只能凭专家借给我美国出版的一本专着《橡胶化学与工艺》开始启蒙学习，边学边干。我正式调入研究所筹备处应是在1953年该处正式成立后。

　　二、研究所不对外公开，所名频变

　　1953年初，研究所筹备处正式成立，迁入沙面原英国驻广州领事馆后，大批新调入的工作人员陆续到来；各项具体筹建工作，包括行政和科研业务组织机构建立，实验室内部基建等，也随之而展开了。从新成立的筹备委员会名称看到，研究所名称是“特种林业研究所”。1954年初研究所正式成立时，所名称又变为“华南热带林业科学研究所”，1956年又改名为“华南亚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1957年再改名“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由于其时研究所不对外公开，所址也不挂牌，并规定工作人员不对外说自已工作单位名称，故所名频变，外面无关人员不知道，甚至连内部一般职工也没有去关注，当然也不甚清楚所名变更情况。

　　三、研究所建立之初，曾决定迁所海南而未实施

　　所正式成立不久，内部就有传闻--上级要把研究所迁往海南，而教授们以“海南岛闭塞落后，不利于学术交流和信息沟通”为由强烈反对……果然，不久中共华南分局第三书记陶铸就亲临研究所，在职工大会上宣布迁所海口市的决定……会后，大家自然而然议论纷纷，到过海口的人说，海口市电厂很小，连自来水也没有，实验室工作最基本条件都难解决，怎能做科研工作呢？故很感困惑。没过多久，却又说决定有所改变，只将培育部迁到海口市，化工部则改迁市郊石牌--其时研究所架构分培育部和化工部，前者下辖5个研究室，后者下辖4个研究室和机械修配的金工场--并且随之见到在石牌邻近华南工学院处动工搞基建。到年底，化工部就迁入石牌新址。我们迁到石牌不久，就见另一端培育部试验楼和宿舍也开始动工建设，1955年底培育部也搬来石牌了。此后，喧嚷一时的迁所问题便告结束。

　　四、化工部的业务机构名称“机械物理室”是被错译和错用的名词

　　苏联专家于1953年下半年返国后，我转到化工部的机械物理室工作。必须指出，“机械物理室”一词是令人费解的，其实是个被错译而又被长期错用的名词；它英语原文是mechanics-physics，其中，“mechanics”有2个含义，一为“机械”，另一为“力学”。这个复合词正确译法应是“力学物理”。橡胶之所以受到重视和广泛应用，是因为它具有独特力学物理性质，因而所谓“机械物理”，其含义实际就是，对橡胶产品的质量控制与提高问题进行研究的专业。

　　五、广州期间化工部取得2项重大科研成果

　　海南岛虽说是上世纪初就开始种植橡胶，但据我们1954年对橡胶加工状况调查，其产品只有烟胶片一种，年产量不过200来吨，均由各农场的作坊式加工点加工，技术很落后，设备简陋，全靠手工操作，工艺条件全靠工人凭经验掌握。产品是由土产公司收购的。奇怪是，国际通用烟胶片是按质量分5级的，而土产公司却是分为8个级别，又没法弄清楚是按怎样的标准定级的。化工部面临的任务，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为生产部门1952年开始大规模种植的橡胶将要陆续开割前，在加工工艺和设备上提供技术准备，任务是很艰巨的。

　　当时化工部人员共约50人，其中包括约20名技工和实验室辅助人员，全是以前从未从事过橡胶工作的，多数是年龄未过30岁的青年人。其中，高级的只有李运华教授1人（在沙面时，尚有1名副教授和1名从橡胶制品工业借用的资深工程师，但均在迁石牌前离去）。这与培育部相比，力量是单薄很多的。“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就是这样的班底，在广州包括筹备期在内的不足5年间（中间还经历了“肃反”、“反右”2次大政治运动），依靠大家不辞劳苦、勤奋努力，终于取得2项重大成果，为大规模种植的橡胶开割前在工艺技术和设备上，作好了充分准备。这2项成果是：

　　（一）为使我国烟胶片加工脱离落后状态，工艺室在完成各个工序的工艺条件优选研究试验后，设计和制造了插板式凝固槽及多对滚筒组合的电动连续压片机和设计建造洞道式温度受控烟房。并于1955年，在联昌试验站建设了试验工厂并进行了生产性试验，为往后农场建设烟片加工厂提供了样板。

　　（二）完成了新产品浓缩胶乳加工的研究试制并取得成功。

　　在国外，浓缩胶乳加工主要是使用专用离心机的；但当时，我国不能生产这种离心机，我们研究所也没有这种离心机。在这种情况下，胶乳室就采用膏化法工艺路线进行研究，取得实验室试验成功后，也于1955年在联昌试验站建立了试验工厂进行生产性试验。这项研究成果尽管只在西联农场推广生产应用，后来因农场都进口了离心机用离心法生产，又因为离心法生产效率较高又较易于掌握，故此膏化法很快就结束了它的历史任务。但膏化法浓缩胶乳在我国出现，也有提前几年启动我国胶乳制品工业兴起的作用。膏化法浓缩胶乳出现后，我所派出4名科研人员与北京轻工业研究所共同协作，首次试制成功国产能把气象仪器带上15 000米高空的探空气球；此外，避孕用的安全套、子宫隔膜的试制研究初期，也是在我们研究所开始的。我国第一家胶乳制品厂--国营第11橡胶厂，在广州建厂时，我所也派人参与协助。

　　所址在广州，科研人员是要经常往海南跑的（其时湛江地区刚种橡胶，还没橡胶加工）。那时，到海南去跋涉是比较艰苦的--乘船要近40个小时，晕船犹如生场大病；故大家都是愿乘车往来，途中，要在阳江、湛江和海口各宿一夜，第四天才能动身到农场或联昌试验站。出差时必须自带全套卧具，因为农场、联昌试验站和海口的农垦招待所，都只是提供床板架成的床，连草席也没有的。我曾在藤桥镇的所谓“旅店”住过2次，也是如此，只多个用不上的木枕头。走山路是避免不了的，故必须带上1个军用水壶，还有1瓶每日要吃一粒以预防海南流行的恶性疟疾的药--百乐君。至于其它日常生活，那就可想而知了。但绝没有哪一个人会怕苦怕累而逃避到生产基地去的。1955年后，在进行烟片和浓缩胶乳生产性试验的3年中，工艺室和胶乳室的科研人员，每年都是橡胶开割前（通常是3月份）就到联昌站，直至橡胶停割（通常在11至12月）才回广州。可是，在迁所到宝岛新村后，在一次扎根海南思想教育中，我看到，有人写大字报，把工艺室曾在沙面进行过橡胶压片机试验作为“脱离生产的象牙塔里的科研典型”来批判（其时我在赶上安装水电没参加），这是很不公平的。工艺室和机械物理室存在协作关系--他们的试验样品是由我们检验鉴定的，我们室的橡胶分级课题也常需他们帮助。我曾2次和他们一起到联昌站短时间一齐工作过，是比较了解实情的。实情是：海南没有机械制造厂，设计的压片机必须在广州制造。由于大家连压片机也没见过，没有经验，难免试验会存在问题。如果压片机组装后，贸然就运去海南试用，发现有问题，还得运回广州修正，于是就在广州组装试机。这本来是与所址在广州或海南无关的，即使所址在海南，机器还是要在广州制造，也要在广州试机；不同的是大概不会在英式洋楼内进行而巳。但由于压片机主要设计者其时带着“右派”帽子，对这大字报不切实际的“批判”，只能“噤若寒蝉”；而其它人员则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因而只能任由这种严肃的“噱头”出现了。

　　六、1958年迁所海南的前前后后

　　1958年初，“反右”运动刚结束不久，农垦部再次作出了迁所海南那大县（后改为儋县）的决定。在实施时，以大跃进的“大干快上”“超英赶美”的豪气，彻底摒弃1954年由沙面迁所石牌时“先完成基建再搬迁”的稳健做法，而是以“破斧沉舟”的气慨，一声令下立即停止日常工作，全力投入同时进行的“迁所”和“建所”工作。所里组织了迁所和建所2个工作组，前者负责图书、仪器设备等的拆卸装箱付运，后者到海南那大负责建所；其余职工也立即迁去联昌站。家属小孩原本是暂留石牌待宿舍建好才搬迁的，但后来接收我所原址新创办的华南化工学院也要“大干快上”，当年就招生开学，无可奈何，家属小孩在8月份就被“迫迁”到海口市，寄居在海口市海军招待所。

　　我是被安排在建所工作组的，3月份就随武树藩副所长到联昌。随后随武副所长去察看先行的同志所选定的3个候选所址。其一，是在靠近公路牙拉河桥处的牙拉河畔；其二，是在与正兴建中的沙河水库中部邻近的马佬山脚下的坡地；第三，就是最后被选中的现址。在我心目中，我最中意的是第一个候选点（这与我是负责供水供电有关）；因为它有河水较清洁的牙拉河作取水水源，又最靠近那大县城，虽然它比珠江三角的乡镇还简陋，但毕竟有间县医院，是县商业中心。最不喜欢的是后来选中的现址；也是因为水源--虽然这块坡地前后都有条小溪，事先我勘察得知上流是合而为一的，流经的几个居民点的生活污水都排入其内，加上水流量小，溪中烂叶堆积，水根本不可食用；将来水库建成虽可以从中取水，但距离三四公里，工程较大，按当时情势连需用的水管恐怕也难解决。

　　何康所长偕教授们到达联昌后的一天，何所长等领导会同海南区党委书记杨泽江、华南农学院党委书记杜雷以及教授们，一起去察看候选址，我是作为建所工作人员随行的。他们是边看边议的。牙拉河畔的候选点很快便被否定了，原因是那里地貌不够平整开阔，有的教授还议论它的土壤实在太糟了。这令我当时很纳闷--只不过是因冲刷关系，外露一些小石块而己，这跟建房屋有什幺关系？！对马佬山脚下的候选点坡地也认为不够理想，缺点是坡地朝西向斜。最后察看并被选中的候选点，由于华侨农场刚进行过开荒烧芭，显得特别开阔平整，大家都一致认为最佳。此前，我是一直不敢插嘴的，这时却忍不住提出水源问题……杜雷书记说：“可以打井。”我说：“打井恐怕水量不足。”他又口气很硬地说：“1个井不够，可以打2个；2个不够，可以打3个--300个够不够？……”他也许想到在有限范围内，水量并不与井数成正比，故又改用和缓口气说：“‘苦战3年’嘛！从沙河水库取水总能做到的。”“苦战3年”是大跃进口号中的常用语，我只能咋舌。事实上，沙河水库此项工程到1984年才建成。不过，我当时是从眼前实际作考虑的；从长远计，忍受一时缺水之苦，也许是值得的。

　　所址选定后，测绘了地形图，作出建筑物布置方框图后，何所长召集各室主任（也就是教授们）开会审议。出乎我意料之外，引起争论的竟是试验楼是建楼还是平房问题，主张建平房的人（何所长戏称为“平房派”）除认为高楼大厦会显现与农场工人及农村农民的距离而有碍相互沟通外，还提出平房可以将各研究室之间距离拉开，便于各自在周围建试验地。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先前选址时他们为何都在意土壤优劣。在佩服老先生们思想进步超前之余，不禁又想到因此会多消耗难得的水管电线的同题，但选址时多嘴的教训令我紧记自巳只是列席的工作人员身份，不敢造次。幸好这次会上领导没采纳“平房派”的意见。

　　大概在4月份，我们就住入所址所建的茅房里开始基建工作。实际上，我们的任务是不单建所，还要建学院--学院9月就要开学；研究所职工挤在小小的联昌站，受优待的教授也要两对夫妇一同挤住一间房，还有留在广州一帮家属小孩也必须在开学前搬来……因此，教学大楼、研究大楼、职工宿舍等基建任务十分繁重紧迫而艰巨！即使是首先要解决宿舍基建问题，任务也是巨大的，要在不到5个月时间内完成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处在大跃进年代，人们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之类口号鼓舞下，形成的思维定向是只会盯着目标拼命干，不会去考虑可行性的。只是豪气归豪气，房还是要一砖一瓦地盖的。盖大楼要设计，钢筋、水泥、木材等物资还要有计划指标，有了指标才可以发挥一点主动性派人到工厂请求早点发货，在还未列入国家计划前是无能为力的。故只能先使劲于可以就地取材的平房宿舍的建设。但在海南备料是没有商业部门代劳的，只能靠自己去收购。杉木是国家统购统销物资，故桁条只能向农民购买。农民手上拥有的桁条是平时为准备建房而一条一条积集起来的杂木桁条，只能从各家各户几条几条地收集。砖瓦和石灰，海南的生产厂都很小而且是分散在各地，也要到处收购。运输也是个大问题，汽车去不了的地方还得雇用牛车。迫不得己，甚至收购附近被弃置的砖瓦窑、石灰窑自行组织生产的办法也用上了。折腾到8月份，第一栋平房才开始动工建设；领导鉴此也就只能作出学院草房上马的决定。幸好建茅草房是海南的强项，从临高召来一帮人马，12元 / 平方米，包工包料，很快就把10多栋课室、宿舍和食堂建成。于是，被誉为“草房大学”的学院，就如期开学了。

　　然而，“好事多磨”，9月中旬来了一场大台风，晚间约10时，我们住的茅房“哗啦”一声，被猛烈的台风吹垮了。在荒野中无安全之处。可是，幸好这茅房有其优点--倒塌了而没伤人，还留着让人可坐着的空隙。于是，我们便穿着雨衣，坐在其中待到天亮。天亮时，风雨都停了；我们从倒了的草房中钻出来，见到存放从广州运来的职工们的行李家具杂物的茅房也倒塌了，所有箱箱包包尽被淋湿；另一个贮放图书仪器的茅房，则大概因未建四壁只有屋顶之故，而没有倒塌，但因房顶漏雨和四周漂雨，木箱也没一个表面是干的……面对这满目疮痍景象，茫然不知如何善其后。尽管风过后上阳光普照，如此多的对象既没地方可以转移，也没有劳力摊开来晒，更不用说把其包装打开了--这样做有容易散失的危险。堆放的对象中也有我们几个人的行李，也没谁去翻动察看。总之，对这些成堆的对象，我们只能搬掉散落在其上面的木竹茅草，让其原地晒。所领导后来也从联昌站赶来视察，但他们更关注的是学院的学生。考上大学到校看到的竟是“草房大学”，已是难免思想有些波动，再遭这场台风袭击加以“考验”，更难免思想有些混乱了。天亮后，我们就眼见有学生带着行李离去……

　　七、所院办社会的体验

　　改革开放前，单位办社会原是普遍现象。但这是指一些本应由所在社会的职能机构管理的事也由单位自已设置相应机构来办。研究所迁到儋县之后，这个问题严重突出，几乎所有的社会职能都要由单位包起来。对这方面，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应是体会最深的。1958年底，所的机构恢复正常，基建科取代建所工作组工作后，我被安排到附属工厂任厂长。附属工厂是由发电厂、机械修配厂（即在广州时的金工场）和木工场（负担基建用的门、窗及家具等加工）3个单位组成。因而也有2次难忘的办社会的体验。

　　第一件事是1959年，正是“三年经济生活困难时期”。单说我们粮食定量少，这并不能完全说明当时在海南的艰苦，因为海南不仅米粮配给量比当时广州少了几斤，而且完全没有油和肉，而广州每月还每人有几两油、半斤肉。每月19斤口粮是职工的定量，而家属则大人才15斤，未满15岁小孩按年龄仅有7～12斤。例如，我家有3个小孩1个老人，人均就比19斤低得多。这还是当时唯一可以维持生命的食物，竟也出现供应不上。不知什幺原因，后来海南不再供应大米，改为供应稻谷，而且还要我们派车到农村去运回。所里十万火急，从广州弄回1台小碾米机，把碾米任务交给我。我们厂近百人（木工居多）却没有一个会碾米的，我更是连碾米机也第一次见，虽说技术并不复杂，但也够折腾人了。好容易才把米碾出来，但碾米机实在太小，很难应付几千人的食粮需要。厂门口经常有生产队来派来的牛车在等米；何康所长大概也心急如焚，不时来垂询，有时一日来2次。因此，我更不敢怠慢，狼狈得一言难尽……

　　第二件事是一天突然接到行政处下达要立即做一口棺材的任务，我便到木工场向工人师傅交代任务，工人师傅瞪大眼晴问我：“棺材！棺材怎幺做？”这也难怪，造家具的木工是不会造棺材的，只好告诉他们造个能装下人的木箱便成，只是木板要厚点，稍为刨光滑点，钉得牢靠点。当时在儋县可能是买不到棺材的，也没有殡葬服务业；有人死亡，一切工作都得由死者所属单位负责办的。由此联想到，我还当过一次仵工。我回到加工系工作后（迁海南后原化工部改称加工系，我是1962年初回去的），有一回，系里有一对男女在沙河水库游泳溺水死亡。加工系党支部就召集一些人布置办后事工作，我和一位女教师被安排为死者更衣。我原以为这项工作与挖穴、造坟、运棺比起来，只要克服恐惧心理，就会是比较轻松的。第二天尸体浮起，捞上来放入灌溉站水泵房……该我上场时，才发现那位女搭档找不着了（事后她向我致歉，她见到捞上来的尸体就不寒而栗，自知无法自持，只好赶快躲避）。于是，我只好独自进去单干。事不经历不知难，给僵硬尸体穿衣服并不容易，而且稍一翻动尸体就口鼻喷臭气和血水……面对此前所未见惨象，我手足无措地捣鼓了大半天才完成任务，此后脑海中留下了深刻而难忘印象。事后，对人谈起此次经历，有见过仵工工作的人便告诉我，仵工操作时是首先用布把尸体头部包住的，他们还有把僵硬关节弄成可以屈伸的技巧……我想，倘若早有这些见识的话，我至少懂得先把尸体头部包住，这就会少吃点苦头了。

　　讲两院发展史，人们都爱说发电厂是靠5千瓦发电机起家的，其实所指的发电机是建筑工程队专用的。发电厂第一台发电机，是在陶铸书记关照下才取得的--那时有一天，何所长从广州回来告诉我，陶书记答应为我所解决发电机问题，要我到广州去落实。于是，我出差到广州，到中共华南分局传达室填写会客单时却很踌躇--我想，我这样小的干部竟要会陶铸书记实在太冒昧了！但在华南分局中我能写出名字的人，除第一书记叶剑英外，也就只有陶书记了。于是，只好硬着头皮直写了。结果还好，我到会客室等候不久，一位干部就来会我，问明原委后，离去一会又再到回来，递给我一纸介绍信，并嘱我到省政府去找陆莹秘书长解决。但那时到省府要见到秘书长也并不容易，主要是他忙得不可开交，等了恐怕有2个小时才见到他……他只答应想办法解决，至于何时解决并没说。为此，我几乎隔天就去追问……有时，连秘书长也没法见到，去多了就和那里负责送开水、打扫清洁的女工交上朋友。她向我透露：秘书长中午是在哪个房间午休的，下午上班时在哪里等定能见到他。我照她的指引去做，果然灵验。尽管见面时也说不上两句话，但这也就足够了；因为我只是怕他忙起来把这事给忘了而已。看来，秘书长要解决这个小问题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我在广州“赖”了20多天，才得到一台15千瓦的柴油发电机，而且还是从香港购来的旧机翻新的！后来，两院得到35千瓦、70千瓦及100千瓦的柴油发电机，均是农垦部从国家计划中先后调拨的。

　　在广州沙面、石牌的2次水电安装，我是参与者。那时只需绘制好设计图纸，总务科就能找来水电商包工包料施工，我只要巡视一下，作个监工便成。而在宝岛新村，则全要靠自己动手。且不说负责工程材料购买的采购员如何跑断了腿，光是我们这头面临的困难也就不少。何所长在大会上谈到迁所时，曾欣慰地说：“除了2个电工，全体职工都要义无反顾地迁到海南。”当然，何所长从大局而言，确是如此；然而对水电安装而言，这2个电工不来却是个大损失。当时电厂力量很薄弱：领导给电厂配的7个工人，3个原是割胶工和3个是初中或高中毕业生，还有1个最得力的是因车祸而被吊销驾驶执照的汽车司机；作为领班人的我，虽在大学学的是电机工程专业，但论动手经验，只有三年级暑期在江门市电厂实习的2个月工龄。但就凭这样的队伍，终于还能按领导要求，在1959年国庆节前把安装工程全部完成，使大家在宝岛新村能首次有电灯光明亮地欢度国庆之夜--学生们举行文艺晚会，职工们在饭堂跳交谊舞……一片喜气洋洋气氛。电工们还自发地把实验楼的装饰灯，用摇头风扇的土办法搞得灯光闪闪烁烁；何所长见了这耀眼的灯光灿烂景象赞不绝口。最精彩“节目”还是行政部门设法（据说是“违法乱纪”用化肥从农村换来的）弄到几百斤花生麸（原用作肥料的花生榨油后的余渣）和糖，煮成糖粥向职工敞开供应。尽管这糖粥还含有未能全清除的细砂，但对于那时饥肠辘辘的职工们来说，却是难求的“美食”了，大家排着长队购买。

　　虽有水有电，但却无法做到24小时都供电--实验大楼只是上班时供电而下班时则停电，晚间宿舍照明用电也只供电到23时为止。这就是说，原用的煤油灯还得保留备用。原因第一是，用柴油机发电，每度电成本为广州由电网供电每度电电费的2.5倍，耗损经费巨大；其次，是柴油是计划供应物资，有指标限制。这样间歇供电，无疑对实验室工作影响是很大的。对此，我于1962年初从机电系转到加工系技术检验组任组长时就深有体会。例如，在广州时，我们会提前到试验室给仪器升温，到上班时仪器就已达到试验温度，立即可以开始试验；如今，就要上班后坐等仪器升温。此外，做一个试验是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完成的。过去下班铃响后，我们还可以加点班把测定工作完成后才下班；现在，看到快下班剩余时间不足以完成测定任务，就只能提前停止工作，否则试验未完而电已停就白费功夫，这样工作效率就降低许多。有些试验需要连续4小时以上的就不能做，或积存下来提出连续供电要求后集中一次做完；有的需要时间很长，例如橡胶144小时抗老化性能的常规测定项目，要求特殊连续供电6天是很难也很不合算，就只能取消，使我们常规检验项目还不如较大的橡胶制品厂完整。

　　至于供水，只靠两口井，每天只能抽2次水，水量是不足的。有个贮水20吨的水塔，实验室供应还可勉强满足；但宿舍每日1次供水，就只能自备水缸储水，节约使用了。

　　八、迁所后至“文革”前，研究所与其橡胶加工机构任务和体制的变化

　　迁所海南后，随着研究方向从单纯针对橡胶扩展到其它热带作物。加工系除橡胶组外还增设热作组，当时热作组是对咖啡、腰果等热作产品加工进行研究试验；这些试验产品是通过“品尝”来鉴定质量的；对此，我们技术检验组是无能为力的，故我们的任务依然只负责橡胶样品的分析检验。

　　到1963年，随着新植橡胶大量开割和新烟片厂纷纷建立，出现了事前没有关注到的熏烟干燥用木柴短缺危机。这是因为，熏烟干燥所需用木柴是有一定要求的，要有足够粗度才能长时间保持“焖烧”并避免温度过高；小枝条是不能用的，含挥发油高的木柴如桉树也不能用。国外是使用胶园更新而得的橡胶木，而我国胶园更新却是言之尚早的事。为解决此难题，加工系开设了免除熏烟干燥工序的“风干胶片试制”新课题。

　　到1964年下半年，在陈漫远担任农垦部代部长期间，作出了在湛江市新建立以加工系为主体的并直属部的“华南热带作物产品加工设计研究所”的决定，并任命广东省农垦厅副厅长韩荫庭兼任所长，田之宾为副所长。因此，我们又一次面临搬迁的局面。田副所长立即带领一些人员到湛江市开始基建工作，大约到1965年9月，加工系就迁到湛江市，不出一个月后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升格为研究院，加工所又回归研究院建制内，兜了一个弯，等同加工系迁去湛江市改个名，重现11年前在广州沙面时曾出现的培育部迁海南而化工部迁石牌之举。产品加工设计研究所建立后，科研方针改变--为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恢复在广州时单以橡胶加工为研究对象的方针。科研机构除按原先所设分物理化学室、机械物理室和工艺室外，还增设了微生物室、设计室和仪器室（集中管理共享的高新仪器）。我认为这改变是正确的，工业产品无疑是要科研先导，新产品研发后带动生产发展。而农产加工一般上是农产原料先行而产品加工后续的。当时热带作物除橡胶外，其它热带作物重点发展方向仍是未定之数，像先前那样咖啡、腰果等产品加工研究，很可能是无的放矢，取得成果也会没产品可以加工。

　　九、加工研究机构在“文革”中的折腾

　　到1966年初，加工设计研究所试验楼水电及试验设施安装完成，正开始工作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停止正常工作闹“革命”。到1969年，除工人及个别干部外，干部都下放农场劳动。此后，加工研究所还一度被撤消了（1971-1972年加工所改为湛江加工试验站--编者注）。

　　我是1972年夏从下放农场重回加工研究机构的，当时它是兵团属下的加工试验站。我知道，一些比我早回来的同事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用橡胶种子合成尼龙-9的试验研究。由于塑料合成既不是我们所长也不是我们的正业，我感到诧异--这大概因以橡胶种子油为原料而扯上关系（工业上原是以石油为原料的），令人感慨万千--我想起在天然橡胶事业发展过程中，首先青睐橡胶种子，是开始大规模种植天然橡胶时，提出过“一粒种子一两黄金”的口号，这是当时没有育种知识而走了一段“种大批低产橡胶树”的弯路；第二次是经济生活困难时期，为了想给职工提供点食油，将种子作化学处理除去其含有的剧毒氰酸来供食用，便动员职工到胶园每人拣集20斤种子用来榨油。如此兴师动众到底拿出多少食油我不知道，但只搞一次就偃旗息鼓，表明是无补于事；而今又是“异想天开”--要靠种子油来合成塑料！其实只要想想，这样做成本能否比石油低，怎样才能把橡胶种子收集起来，即使能把橡胶种子全都收集，又能合成出多少公斤尼龙-9等问题，便很容易就知道--这不过是哗众取宠的瞎折腾！

　　十、“标准橡胶”与《国产标准胶分级标准》的研制成功

　　大概1974年，两院体制开始走向恢复，研究工作也逐渐走向正常。此时，才发现我们大闹“革命”的几年间，国外天然橡胶加工已出现了有里程碑意义的大变革--在马来西亚橡胶研究院经过一系列试验研究取得成果基础上，马来西亚橡胶发展局推出名为“标准橡胶”的新产品。这种橡胶加工在工艺和设备上与传统的干胶（烟片、白绉片和褐绉片）都截然不同：其特点是不把胶乳凝块压成片状，而是破裂成粒状；干燥使用燃油加热的热风干燥；加工效率比传统工艺高很多；生产周期比传统工艺大为缩短。此外，还制定了《技术分级标准》，用科学方法测定的产品杂质含量、塑性保持率和氮含量来进行产品的分级及质量控制，完全摒弃片状胶采用的仅凭主观判断的外观分级制度。其时（1974年），标准橡胶完全取代传统片状橡胶的趋势已经形成。大家都觉得，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当时，加工所、热作学校（热作学院恢复过程中的过渡名称）和南田农场都几乎同时组织和开展这种新型的产品（当时称之为“颗粒胶”）的加工研究。三者采用的研究路线最主要的差异在于所采用的造粒设备和工艺上：加工所采用自行设计的锤磨机造粒；热作学校是把烟片厂用的压片机改装，增加剪切装置来造粒；而南田农场则利用绉片机并添加隔离剂将胶片碎裂成粒。彼此齐头并进，都取得成功。记不清是1978年还是1979年，加工所的标准胶试验研究成果，因研究比较系统全面并生产效率较高，在北京召开的国家鉴定会获得通过；所提交的《国产标准胶分级标准》亦被推荐作为“部颁标准”。这是“文化大革命”后加工所取得较重大的一个研究成果。它使我国天然橡胶加工工艺重新追上了国际的前进步伐。还值得一提的是，到20世纪80年代，我们所制定的《国产标准胶分级标准》（部颁标准）升格为“国家标准”后，其中“杂质含量测定方法”为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确认为“国际标准方法”。这项国家标准还获得国家标准化奖一等奖。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05:01

　　编者按：由于我国植胶区的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条件与巴西橡胶巴西亚马逊河流域原产地、较早生产性种植的东南亚传统植胶国以及其他赤道附近橡胶主产国有很大的区别，因而结合我国实际，研究适合我国情况的橡胶栽培技术体系，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橡胶研究工作的根本任务，而且是长期紧迫而艰巨的任务。这个任务包括多方面，“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的天然橡胶林生态系统”便是其中之一。这个课题主要内容为胶园覆盖、间作和多层栽培（或叫“立体种植”）。胶园覆盖研究最早从1953年研究所建所筹备处组织综合考察，对天然植被进行调查开始。当时筹备处副主任乐天宇教授在植胶农场观察地形，就很注意原生植被的保留情况及其种类结构，采集标本，掌握第一手材料。此后，1957-1958年，研究所生态造林室、橡胶系、粤西站先后对橡胶苗圃和林段覆盖作物种植技术作了探讨。这一时期的专题回忆录，我们尚未征集到。

　　罗大敏研究员撰写的《我国天然橡胶林生态系统的建立和发展》一文，真实记述了20世纪60至90年代我国天然橡胶林生态系统从建立到发展的3个阶段。对第三阶段建立示范基点的记述，如实报道了作者罗大敏研究员带领课题组成员结合海南农村自然环境特点和当地农业生产实际，创立了种、养、加工等相结合的生态模式，取得突出成就。罗大敏研究员今年已79岁高龄，应“天然橡胶事业”史料征集小组之约，2006年6月至2007年4月，带病断断续续地写成此文。期间，根据编者要求，对文稿认真地作了修改补充。为此，我对她表示衷心的敬意和谢意！（杨振堂）

　　我国天然橡胶林生态系统的建立和发展

　　罗大敏

　　橡胶树原产于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的热带雨林和热带半落叶林中。解放后，我国橡胶树的种植，经历了1951至1952年的‘大发展’，1953年的‘大转弯’，1954-1957年的平稳发展。然而，在1958-1960年的“大跃进”中，我国植胶区特别是海南岛和云南省的西双版纳的热带地区，又一次大面积开发天然林地种植橡胶树，再一次造成了大面积天然林地的生态系统被破坏，而新的橡胶林的生态系统又难于建立的困境。因此，如何在垦殖时进行橡胶林特别是幼龄胶园生态系统建设，便成为橡胶和其他热带作物科技工作者所要共同研究解决的重要任务。20世纪60年代初，我有幸参加了这一工作。回顾40多年来，我国天然橡胶林生态系统从建立到发展的过程，其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60年代前期（“文化大革命”前）

　　早在1965年，我国橡胶科研部门就已提出了建立标准化的幼龄胶园应实行“四化”，即梯田化、林网化、覆盖化、良种化，缺一不可。这一实践经验的概括是我国橡胶科研与生产紧密结合的重要成果，表明我国在建国初期至20世纪60年代前期的植胶过程中，就已吸取经验教训，非常重视橡胶林生态系统的建立。

　　一、建立试验基地

　　1958年迁所建院后，即成立了试验农场。三队承担橡胶树种植形式、密度，速生等栽培试验；而五队则承担橡胶树施肥、胶园土壤管理、间作等试验。根据当时“科研、教学、生产三结合”的建院方针，每个队都担负着科研、教学、生产三重任务；科研人员也是如此。三队队长由科研栽培组组长陈作泉兼任；五队队长由科研农化组组长陆行正兼任，并兼执教学院的土壤学课程，经常上午在队布置试验或生产工作，而下午则在课室给学生讲课。我们在胶园布置试验时，也常带学生实习，试验地也是学生实习基地--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三结合”的方针。此外，当时国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生活极其艰苦，每月只供应19斤粮食、半斤花生油；因此，在开展科研试验、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还要利用业余时间种植木薯、番薯、花生，养猪，种菜，在低洼水田挖鱼塘养鱼--想尽办法自力更生解决生活资料的不足。水田蚂蟥很多，工人不敢下田，只好撒上石灰，队长带头下田。尽管腿上仍旧爬上许多蚂蟥，大家都不退缩，坚持奋斗，也没人叫苦。课题组的科研人员全都自建茅草房，长期住在队里，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并一起布置试验……我们就是以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建设试验基地的。

　　1960年开始先后分别以我院试验农场五队和三队为基地，在这两个队布置了幼龄胶园的间作试验和胶园覆盖试验。幼龄胶园的行距多在8～12米或更宽一些。行间土地充分暴露，水土容易流失，但有充足的阳光，可供短期作物生长。当时，国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利用平地或坡度小的胶园的行间种花生、番薯、旱稻、甘蔗等短期农作物，而在坡度较大的胶园则种植毛蔓豆等覆盖植物，这样不但可以解决经济困难，而且也避免了土壤冲刷问题。在胶园的周边，尽可能保留25米以上的天然林作为防护林带；在靠公路或无天然林的边缘，则营造人工防护林，如种植木麻黄、桉树、台湾相思等乔木。幼龄胶园生态系统的主要模式，多为防护林（天然林或人工林）- 橡胶树 - 短期作物（花生、番薯、旱稻、甘蔗和胡椒等）。有的胶园不宜间种，则在行间保留原生植被（飞机草等）。在保留的原生林中，还保留着山蚂蝗，经过林带时，不小心衣服还会沾着山蚂蝗；有时在试验地，还可看到山鸡、山猪、狐狸之类的野生动物。晚上，常有农民出来打猎，有时在试验地还可拾到被打伤的山猪和狐狸。可见在60年代初期，天然林地的生态系统尚未完全破坏。

　　二、对植胶垦区进行考察

　　1960年7月，何康院长率领我院科技人员10余人赴云南西双版纳、德宏、河口及广西等地，对植胶情况进行考察。当时交通条件很差，又正是台风过后，我们清早乘汽车从院部出发，到海口已是下午1时，随即乘船过海，到海安时已是晚上8时。湛江农垦局早已派车在海安迎接。由于道路和天气都不好，车开得慢，我们直到深夜12时才到海滨宾馆（该宾馆是当时湛江最好的宾馆，过去是苏联专家招待所）。湛江农垦局非常热情接待--给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餐。我们经过一天行程，已饥肠辘辘，狼吞虎咽地将满桌菜肴一扫而光，后来又加一锅面条也全部吃光。有的同志那一顿晚餐竟吃了12个馒头。由此可见，当时人们缺食饥饿的程度。第二天，我们乘火车到贵阳。由于正是雨季，几位领导在那里等了一周才乘飞机到昆明；其余同志则乘公共汽车，在崎岖的大山公路上缓慢地走了3天才到昆明。在途中，司机还特别停车让我们欣赏黄果树原始风景……云南农垦局也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住的是最好的宾馆；为了我们考察路上坐得舒服，派了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放上长凳垫上棉毯，作为专车；生产处领导还亲自陪同我们到植胶垦区考察……一路要经过海拔几千米髙的大山密林，弯弯曲曲的公路非常危险，经常可见到一些由于交通事故滚下山底而无法拉上的大大小小车辆。为了安全，我们的车行驶较慢，常常要在大山中途住旅店。晚上，大家都在一个大厅歇息，盖的被褥很脏，甚至还有虱子爬行……条件虽艰苦，但为了开拓国家新兴的植胶事业，大家都毫无怨言。

　　到西双版纳后，阴雨天较多。为了得到第一手材料，何康院长和黄宗道、刘松泉、许成文、温健等几位专家，乘小木船赴橄榄坝植胶场考察。回西双版纳时正下大雨，无法乘船。为赶时间，他们毅然冒雨步行穿过大山密林，傍晚到达河边。因河水湍急，船工不敢开船。于是，他们说情恳求船工开船；渡河后，接着又光着脚丫走过用电线和竹片搭成的几十米长的小桥，再跨过一条小河沟……颇费周折，直到第二天凌晨，才回到西双版纳。此时，他们已被山蚂蟥咬得满身是血，衣服也被树枝和刺划破了……为了发展祖国天然橡胶事业，我们的领导和专家们就是这样，都不辞辛苦地奔波在第一线。

　　经过20多天考察后，在西双版纳云南热带作物研究所召开了全国植胶生产经验交流和计划会议。当时，西双版纳的橡胶种子，都是从海口用美国留下的军用运输机运到昆明后再用汽车运到西双版纳的。我和另外3位同志就是乘这班运橡胶种子的飞机返回到海口的。

　　这次考察和西双版纳的会议，为以后我国天然橡胶事业的发展明确了方向，并制定了规划，对建立胶园合理的间作制度和胶园良好的生态体系起到了促进作用。

　　1960-1964年，我们对海南的三门坡、南林、南茂、南田、西庆、西培、西联；粤西的南华、五一、东方红、胜利、曙光等20多个植胶场间作、套作、轮作等情况进行了调查总结，加上本院调查的结果，综合研究分析，初步确定了关于建立橡胶园生态系统的下列5个问题：

　　1. 胶园间作的橡胶树茎粗比胶树行间间种覆盖植物的橡胶树增长3％～9%；成龄胶园间种竹薯的产胶量比对照（保留原生植被）增产16％～31％。

　　2. 根据各植胶区的间作情况，认为适于胶园间作效益较好的短期农作物有花生、番薯、旱稻、玉米、大署，以及豆科覆盖植物。

　　3. 胶园间作的轮作方式为：豆科-薯类-冬休闲；豆科-禾本科-冬休闲；成龄胶园因树冠较荫蔽，宜采用耐荫、生长期较长的间作物如咖啡、可可、生姜、砂仁、益智、茶等经济作物，或休闲。

　　4. 胶园间作后，必须加强对间作物的施肥和管理，以避免间作物与胶树争夺养分，影响橡胶树生长。间作物的秸秆可用作胶树的死覆盖物和有机肥，以改善土壤肥力。

　　5. 胶园养牛积肥，是各植胶场所普遍采用的一项措施。据调查，在胶园设置牛栏，用秸秆、杂草、木屑、土垫栏，每头黄牛可日产牛栏肥30～50公斤，年达11～18吨。这样，30～50头一群黄牛就是一个优质有机肥工厂。

　　可见，建立一个农、林、牧相结合于一体的胶园生态系统，可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人工生物圈，这对于净化环境、提高经济效益都是可行的。

　　第二阶段：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期（“文化大革命”期间）

　　这一时期，我们的科研工作受“文革”冲击而基本停止；但橡胶树仍在生长，天然橡胶事业也在曲折地继续发展。到70年代，60年代前期种植的胶树多数已经产胶，树冠也已郁闭，行间已不宜再间种短期作物，只有少数行距较宽（15～18米）的胶园，行间还可间种一些耐荫性的作物，如生姜、砂仁、益智、茶、咖啡、可可等。

　　这一期间，我们对海南、粤西植胶场的胶园生态系统进行了调查总结，确立了以下2种胶园生态形式。

　　1. 幼龄胶园：防护林-橡胶树-间作物（甘蔗、菠萝、胡椒、番薯、花生、大薯、旱稻、剑麻等农作物和覆盖作物）。

　　2. 成龄胶园：防护林-橡胶树-耐荫性的间作物或天然覆盖（自然植被，如飞机草）。间作物多数为耐荫的茶、砂仁、益智、咖啡、可可等。防护林主木为乔木，如桉树、木麻黄、台湾相思等；边行副木为灌木，如油茶、茶叶等。

　　海南、粤西植胶场多年胶园间作的结果表明，胶园间作可充分利用土地，多层次利用阳光，保持水土，提高土壤肥力和经济效益，为建立天然橡胶生态系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

　　“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海南又一次掀起大开荒髙潮；许多原有的自然林和防护林被砍伐殆尽；生态系统又一次受到严重破坏--原有的山蚂蝗和为数不多的野生动物已绝迹；由此造成自然灾害--台风对胶园的破坏也越来越严重。由于许多资源遭到严重破坏，人口增长过快，能源缺乏，因而不能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为了改善农业生态环境，80年代，中国农学会多次召开立体农业学术研讨会，并邀请我们参加，我们在会上介绍了建立胶园立体农业的经验和概况。在各省区互相交流和讨论时，我对加强农业生态系统建设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1994年曾获中国科协优秀建议一等奖。1993年，我还参加了中国农学会主编的《中国立体农业》一书（该书已出版）中“胶园立体农业模式”这一部分的编写工作。1987年主持编写了《热带北缘橡胶树栽培》一书（该书已出版，获中国优秀图书奖）（罗大敏是广东科技出版社1987年11月出版的《热带北缘橡胶树栽培》一书的执行主编，1985-1987年她专职一人担负了全书的主编、编辑、校对工作，对全文进行逐章逐节的修改，使全书体例统一；并帮助解决出版经费和图书发行等问题。--编者注。）。1983年负责中科院李庆逵主编的《中国红壤》一书（该书已出版，获科技进步一等奖）中“我国热带地区的开发与橡胶树栽培的土壤条件”一章的编写工作。通过以上文章，向全国农业工作者介绍了我国南亚热带地区的植胶、建立橡胶树和其他热带作物生态系统的经验和概况。

　　1990年，我接受邀请参加了海南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国际咨询委员会成立大会，在会上，我提交了《海南省农业资源综合开发和环境治理研究》的课题可行性报告。当年我们便开始了这项研究工作。以下是此项研究历程的简要记述。

　　一、1990-1991年进行了调查和考察工作

　　1. 调查和总结了海南和广东粤西地区十几个植胶场胶园间、套作等立体种植模式和效益。

　　2. 考察了广西梧州、恭城地区和海南省文昌、儋州市地区农村发展沼气和建设生态村的情况。

　　二、建立示范基点

　　根据以上总结的经验和海南省农村的具体情况，我们在儋州市，临高和乐东两县各建立1个示范基点；采用我所较成熟的科研成果和生产经验，结合基点实际情况，制定较全面的措施，将3个基点建成能起一定示范作用的生态村。

　　⒈ 儋州市和庆镇美万村

　　美万村原是和庆镇的一个民营林场，主要种植桉树。共48户，200多人，103个劳动力。该村地形属丘陵台地。村里有美万水库，山清水秀，自然条件很好。因此，在建村开发过程中，便形成了“山顶造林，坡中植胶，台地种果树，林间养牛羊，果园养蜂，水库养鸭”的立体产业结构。但由于缺乏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科学管理，许多资源未能合理利用，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处于不良状态。

　　1990年，我们橡胶生态课题组进驻美万村蹲点。从最基本的工作做起，采取了大量胶园土壤和胶树叶片样本，进行营养成分的测定。几个青年同志还要和胶工一起测量胶乳，晚上则计算和整理资料……常常工作到深夜。那一段时间工作非常紧张而辛苦，但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对帮助美万村建立生态村充满信心。

　　美万村当时的党支部黄书记对我们也非常热情。他过去是一位乡村小学教师，对科学技术非常感兴趣，所以，对我们工作也非常支持，也很满意。因此，我们与他配合得很好，工作也很顺利。3年中我们进行了以下几项工作。

　　⑴建造沼气池，推广节柴灶。

　　为保护山林，我们先从解决能源问题入手。1991年，我从广西农业厅沼气办公室，请来高级工程沼气专家，并带领建造沼气池和沼气灶的技术工人，到该村办学习班；我们科研人员在该村蹲点1个多月，帮助该村建造沼气池和节柴灶13座，还培训了一支专业队伍。随后，该专业队伍常去帮助其他村建造沼气池和沼气灶。

　　⑵1992年为该村提供高产优良品系73－397芽条，种植该品系10 公顷（50亩）。

　　⑶1992年由我院橡胶加工厂工程技术人员设计，协助该村建造了1座日处理5吨胶乳的胶厂，并投入使用。

　　⑷1992年对该村进行了村建设的全面规划，绘制了村落建设规划图，并按规划提供了生态住宅设计图。该图画有沼气、太阳能的设备，并按该图修建了8套。当时，我们曾请中央四机部的工程技术专家到该村提供并帮助安装太阳能和风能的设备，利用太阳能和风力发电，并指导使用和保养设备的技术。后因设备成本较高，未能推广。

　　⑸对该村土地利用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和养分分析（采取土壤样本100多个，分析项目800多个）。绘制了土地利用现状图和土壤养分分布图，作为调整产业结构，科学用地和营养诊断施肥的依据。

　　⑹布置了3个割胶树位采用营养诊断指导施肥措施，积极推广使用有机肥和农药等方面的新技术。

　　⑺推行立体种植技术，在胶园和果园间种花生、番薯等短期作物和绿肥、牧草等覆盖植物，在胶园和果园行间盖草等。

　　⑻在幼龄胶园间种牧草作牲畜饲料，促进养殖业发展。

　　⒉ 乐东县中三等若干村

　　乐东县中三村等均地处山区，原以猎为生。21世纪80年代开发后，才开始植胶，耕作技术落后。村民生活艰苦，以山上林木为燃料，生态环境日趋恶劣……

　　1988-1991年，我们先后为乐东县3个村提供了橡胶种苗和传授了栽培技术，帮助他们建立了1 400公顷橡胶园，还指导当地村民在胶园间种花生、番薯、甘蔗，以及豆类等短期作物，以短养长。1992年初，本课题组同志在中三村蹲点，帮助该村建造了沼气池、节柴灶、猪圈和厕所等配套设施，从而改变了猪无圈、人无厕的旧习俗；还培训了一支专业队伍。年底又到另一个村，帮助那里30多户农民建造了新型沼气池和节柴灶，并兴建了猪圈和厕所等配套设施；此外，还帮助该村发展了庭院经济，提供了种苗并传授了栽培技术。从而改善了该村生态环境。

　　⒊ 临高县尚好、林银村

　　尚好村为临高老区，全村40户约200多个居民，以水稻生产为主。主要燃料为稻秆、树叶和野草，农民们迫切要求解决燃料问题。为此，1991年，我们帮助该村每户建造了沼气池和节柴灶、猪牛圈和厕所；这就不但解决了长期存在而又急需解决的燃料和照明问题，而且也改变了猪牛无圈、人无厕的旧习俗，使该村生产也有较大发展。此外，还帮助临高县培养了一支建造沼气池的专业队伍；在新建的林银村，为13户农民配套建成13座新型的沼气池、猪圈和厕所，大大改善了该村的生态环境。

　　1990-1992年，我们在美万、中三、尚好等3个村的基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特别是美万村的成就比较突出。美万村植胶面积至1992年已达12.6公顷（1 789亩），造林面积达407公顷（6105亩），全村森林覆盖率达85％以上，还有果园23.5公顷（325.5亩），鱼塘20.7公顷（310亩）--水上养鸭、水下养鱼。胶、林、果、鱼等四业已成为该村四大经济支柱，而且该村基本建立以林、胶、果、鱼为主体的立体种、养生态模式，土地、水、热等资源得到合理利用，改善了农业生态环境，形成了生态系统内部的良性循环。该村的大环境已形成“山顶造林，山坡植胶，坡下种果树，水域养鱼鸭”的立体农业生态系统。当时，土地利用率已达98％，大大减少了林木的乱砍滥伐。此外，还在堤旁造林种椰树，促进了生态平衡。

　　3个基点都建造了沼气池，各农户的猪、牛、人粪和秸秆废料均搜集于沼气池。粪便发酵后的沼气用于照明和烹饪，沼气液和渣用作肥料，不仅减少了病虫害，而且肥效髙，既经济又方便。四五口之家养猪2～3头，沼气池产生的沼气相当于600吨薪柴。在房前屋后种植椰树、柑橘、荔枝、龙眼等果树，发展庭院经济，不仅改善了农业生态环境，还增加了经济收入。儋州市美万村1992年兴建了1个日处理5吨的胶乳加工厂和日产1吨的烟胶厂，当年投产后创利润15.6万元。当时，林、胶、果、鱼已成为该村经济四大支柱。全村集体固定资产达900万元，1990年创利润8万元，1992年创利润23万元。1992年，年人均收入达2 800元（1990年为2200元）。1996年，中国农学会召集全国农林科研单位，在海南开展立体农业的讨论，专程去参观了美万村。

　　总之，3个市县的基点工作都能结合农村实际情况和当地农业生产，引导农民合理利用农业资源，因地制宜地建立了种、养、加工等相结合的生态模式；通过物质的多级质能的利用，形成生态系统内部的良性循环，达到综合治理农业生态环境和持续发展生产的目的，从而实现生态和经济的两个良性循环，以及经济、生态、社会3方面效益的统一。

　　我参加天然橡胶科研工作40多年来，见证了我国天然橡胶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曲折发展过程；深切体会到，许多同志不辞辛苦地为天然橡胶事业奋斗终生，使我国天然橡胶事业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并为我国经济和国防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我国南亚热带地区过去贫困落后、刀耕火种的海南岛，在新中国成立后，走过了几十年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被破坏的天然生态环境，已逐步得到改善和恢复。其中，文昌的生态文明和儋州市的美万村的立体农业生态系统就是很好的范例。当今，我们不仅要建立良好的农业生态环境，而且要将其与自然和社会整体环境保护和建设，防治多方面的环境污染，保护自然资源紧密结合起来。不久将来，海南乃至全国将会建设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因此，我为有幸能投身这一伟大建设事业而自豪。

　　附录：20世纪60年代初期，两院共同编写了《中国橡胶栽培学》，填补了我国过去没有天然橡胶专着的空白，可作为学院教材和植胶工作者学习专业知识的课本。还编译了国外天然橡胶专着《马来亚橡胶栽培手册》，为天然橡胶生产者和科技工作者提供了专业学习资料。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05:30

　　编者按：陈慕容研究员于1985—1990年主持农业部“七五”重点课题《橡胶树褐皮病病因及其防治研究》，接着，于1991—1995年主持农业部“八五”重点课题《橡胶树褐皮病传播媒介及综合防治技术的研究》，在国内外首次从植物病理学方面对橡胶树褐皮病（俗称死皮病）的病因和防治进行试验研究，取得重要成果；验证了橡胶树病理性褐皮病的病原菌、症状及其防治措施，正确地揭示了病理性褐皮病和生理性褐皮病二者病因、症状的区别，及二者在发病过程中的相互联系；研制出合乎褐皮病多因素致病实际的综合防治技术；从而克服了一个长时间来人们关于“橡胶树褐皮病是纯粹生理病而非传染病”的片面性认识，为全面正确认识和开展综合防治橡胶树褐皮病工作，作出了首创性的突出贡献。她主持的上述两个课题研究，经鉴定确认，在国际或国内外同类研究中均处于领先地位，因而先后获得了1992年农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1996年海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陈慕容研究员在1979—2000年长达22年中，能结合生产上重大问题立题，面对橡胶树褐皮病日益严重的形势，坚持不懈地带领课题组深入到华南5省区众多植胶农场，围绕橡胶树褐皮病病因和防治两个问题，开展各种形式病原物诊断及其传染性试验，进行褐皮病流行规律调查，与海南省农垦局及其下属6个农场协作进行大面积综合防治技术研究，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和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她撰写的《橡胶树褐皮病（病理性）的研究历程》一文，翔实记述和报道了这一段艰苦历程中的许多生动而感人的事迹。（杨振堂）

　　　　　　　　　　　　　　　　　　　　橡胶树褐皮病（病理性）的研究历程
　　　　　　　　　　　　　　　　　　　　　　　　　　陈慕容

　　橡胶树褐皮病（俗称死皮病）是橡胶树的一种世界性常见的重要割面病害，严重影响胶乳生产。
　　学术界对本病的研究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初，即1909年，Gallagher，W.J就开始记载死皮的发生情况，至今已90多年。在这期间，人们对褐皮病的研究在生理方面的研究较深较广，学说繁多，众说纷纭。但普遍认为，死皮纯属于生理性病害；而在病理学方面，最早报道是1960年，Taysum认为此病可能由某种病原细菌所致，Peries怀疑死皮与病毒有关 ,但未见详细的研究进展报道。
　　20世纪70年代末，经历 10年“文革”后，时任植保系主任的郑冠标和我（学术秘书）都想搞些科研，此时，正值橡胶树死皮病危害日益严重。郑主任提出从病理学方面来探索研究橡胶树死皮病的病因，因为这是经历几十年未能解决的难题。面对这块硬骨头，我们啃得动吗？郑主任鼓励我和他一起摸索，我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与了这项研究工作。于是，从1979年开始，我们天天跑林段，调查不同品系、不同树龄的死皮病割面症状及树冠的症状表现。我们一边低头查割面，一边抬头看树冠，一株一株地细查。虽然脖子酸了，腿也软了，眼又花了，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终于发现，死皮树的树冠也有症状，即有丛枝畸形枝条，死皮与这一症状可能有关系。这一迹象的发现，使我们兴奋得忘记了疲劳、饥渴。继续查下去，连下班时间也忘了。调查中发现树冠有畸形枝条（枝条茎干变扁、缩节，其顶部叶片变小而成簇）的芽接树，90％会同时发生褐皮病，其余在半年至1年内也会发生褐皮病，两者关系密切。这一调查结果加强了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褐皮病的信心。于是，我们立题从继续大田调查及药物诊断开始，在国内外首次从植物病理学方面，系统地研究橡胶树褐皮病的传染性。
　　我们的研究立题是“橡胶树褐皮病的病因及其防治研究”，我们的研究工作就是围绕病因及防治这两大方面展开的。

　　一、病因研究
　　1. 药物注射和环状剥皮涂药诊断病原。试验之前，在室内用离体的病枝分别插入各种药液，每天观察枝条的反应。药物浸泡一周之后，发现只有几种抗菌素处理的枝条存活时间最长，其余药物处理的枝条都逐一枯死。我们根据这一预备性试验结果，开始了药物诊断病原的试验。
　　注射试验的材料是山东烟台生产的仿美塑料注射器，采用自行车打气筒通过不断打气加压，把药物输入树体内，使药物在树体内产生药效反应。这个试验程序需要用较大而持久的体力，不断加气才能保持较大压力注射药液，然而已年过半百的郑主任却不顾自已年老体衰，硬是坚持抢着干。大家在他的带领下，终于顺利完成了7个药物注射试验。注射试验于1979年10月至1982年进行了3次，采用青霉素、四环素；1983年第4至第7次采用保01、青霉素和四环素。注射试验结果表明：注射青霉素、四环素的病树，干胶增产效果明显，用协方差分析，这两种药和清水对照之间差异显著（P﹥0.05）；保01注射1次，药效可持续1年以上，其干胶增产效果在1年以内较为显著（P﹥0.05），与青霉素、四环素比较，其药效更稳定，效果较优。
　　环状刮皮涂药试验于1 984年开始小区试验和中间实验。其中小区试验是间隔期试验，季度刮皮涂药处理试验3个，每月刮皮涂药试验2个。试验结果表明，季度环状刮皮涂药对病情的控制效果优于每月环状刮皮涂药。1984—1986年进行了连续3年的刮皮涂药小区试验，并作病情比较分析。结果表明：抗菌素的防治效果是比较好的；中间试验的第1个是1984—1986年试验农场3队28个树位8400株胶树参试，第2个试验是1985—1986年西庆农场5500株死皮树參试。还有在兴隆华侨农场、以及南林、西联、乐中等农场进行了5个推广品系对保01的反应试验（主要是对防治效果、干胶产量方面的影响），以上4个农场参试树总计为55168株。
　　1979—1986年7年中使用保01等药剂的小区试验和中试结果表明：无论是年度间还是用不同的施药方法，这些药物在防治上都有效果。一是使干胶增产，特别是无生产力的重病树转割阴刀，可恢复一定的产胶能力；二是发病率及发病指数有所降低，病情得到了控制。
　　我们布置中间试验时，一般是在小区试验获得较好防效的基础上，选用最好的药物进行中试，但往往这期间遇到的阻力较大。参试场出于对生产负责，态度友好的就说，我们冒风险同意你们做试验，但只能做少量，不要搞太大面积；不太友好的则说，不要钱（药的工本费）的我就做1000株，要钱就不做。我们只好耐心解释，并免费送药布置试验。当时我们课题经费就少，一年最多2000元，药钱、车费都不够，只好在一些农场收回药的工本费中补贴。乐中农场在中试获得较好的效果后，该场曾仲强工程师对我说：“陈老师，真对不起你们，为了我们的橡胶生产，让你们连药钱、车费都贴上了。真不好意思啊！”
　　2. 电镜检查。在大田调查、药物诊断的基础上，还必须借助电镜观察，在病树组织内寻找病原物。当时的热作两院还没有电镜，要到院外去找，但在院外电镜检测一个样品就要4000多元，昂贵的检测费吓得我们差点却步不前。幸好遇到陈乃荣先生（当时热作所的科研人员），他得知我们的困难后，介绍中科院生化所彭加木（已故）、陈作义与我们合作，一起研究橡胶树褐皮病，他们负责电镜检测，研究成果共享。我们得到上海生化所长曹天钦的大力支持，在病毒组的陈作义、沈菊英协助下，几经检测，终于在1982年5月第1次在GT1和RRIM600的病树割面组织内观察到多形态的RLO（现称类细菌体BLO）。接着1983年2月初，在3株GT1病树根部皮层组织中也可观察到各种形态的RLO。1983年6月，在IAN6645及PB28／59病树树冠上的丛枝病枝中又观察到RLO，而健康对照样品均未发现RLO。1989年在混合品系的病树丛枝样品中发现RLO和MLO（现称为植原体phytoplasma）。由于割面病组织内、病根部组织中的RLO病理学形态、大小与树冠丛枝病枝组织内的相似，同时，凡有丛枝病的橡胶树（60％的实生树和90％的芽接树）的割面都同时会有褐皮病，其余的半年至一年也会发生褐皮病，两者关系密切。因而我们认为，树冠的丛枝病可能就是褐皮病的一种症状。
　　从上述用保01、青霉素、四环素等药剂防治褐皮病有疗效，而用电镜观察又在病树根茎叶组织内发现了RLO的事实，可以认为橡胶树褐皮病的病原就是RLO（BLO）。橡胶树丛枝病是由RLO和MLO混合侵染所致。
　　3．嫁接传病试验。其目的是证明橡胶树褐皮病、橡胶树丛枝病的传染性，以及两病的相互关系。传病试验包括芽接和皮接两个试验。
　　① 芽接传病试验。于1983年7月和1985年5月分别处理。试验结果表明，从芽接到芽接株发病，历时均21个月左右，即丛枝病潜伏期约为21个月；传染性测定：第1次处理，用病芽片嫁接的砧木上抽出不定芽发病率为21.67％，而健芽片嫁接健砧木的对照发病率为0，第2次芽接丛枝病芽片的砧木抽出的不定芽发病率为22.86％,健芽片嫁接丛枝病砧木上长出的不定芽发病率为22.22％,而对照（健芽×健砧木）发病率为0。上述结果可概括为，病芽片×健砧木（2次）、健芽片×病砧木，其发病率均为22％左右，而健芽片×健砧木发病率均为0。这说明，橡胶树丛枝病可以通过嫁接传染，是一种传染性病害。
　　橡胶树丛枝病与褐皮病的关系测定。材料选用1983年7月芽接的丛枝病树和同期芽接的健康对照各12株，于1988年5月16日开割（即芽接传病5年后），同年10月底停割，67割次，1989年5—10月，58割次。2年割胶过程中，健康对照树的割皮鲜亮无斑块，胶树排胶正常，能测出干胶含量；而丛枝病树上的割皮呈水渍状，其中有2株病树开始出现褐斑。试割的12株病树中，4株胶乳不能流到胶杯中，2株虽有少量胶乳流到胶杯内，但胶水稀，胶线薄，不能测出干胶含量，其余6株病树从开割至次年底割线一直干枯。试验结果表明，嫁接丛枝病芽片后的开割胶树从开割就表现死皮症状、割皮干枯，印证了大田的调查结果，即胶树树冠有丛枝病的症状，割面90％就出现干枯现象，表明了橡胶褐皮病与丛枝病关系密切。同时，芽接传病试验也使我们认识到，苗圃的丛枝病芽条作为芽接材料的危害性，它是大田橡胶褐皮病的初侵染来源。这一发现为后来研制褐皮病综合防治从苗圃抓起的技术提供了科学依据。
　　② 皮接传病试验。在我们进行皮接传病试验之前，有人曾在海南2个农场搞过皮接橡胶褐皮病传病试验而均未获成功。因此，持生理观点的人更强调认为，橡胶褐皮病纯粹是生理病，而不是传染病。更甚者有位院领导在1984年卫星农场的橡胶生理会议休息时，当着众多会议代表的面，说：“我认为橡胶死皮就是生理病，我不会支持病理的。”我们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那位院领导，在未做过多少试验的情况下就这么武断地乱说，为此，我感到遗憾，更感到一种新的压力。特别是1985年10月，郑主任调离两院后，我感到孤立无助，满肚子怨气。这时，还有人幸灾乐祸地问我：“郑冠标走了，死皮课题还搞吗？”他这一问，倒是一下激发了我的斗志，我当即回答：“一定要搞下去！”同时，激动地暗下决心：不搞个水落石出，誓不罢休！于是，在冷静下来后，我就计划着开始5省区的橡胶褐皮病流行规律调查、血清检测……，并继续进行嫁接传病试验。
　　回想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曾在20龄开割树上重复进行了多次皮接传病试验，但均告失败。我们从多次失败的教训中，认真总结，寻找出了失败原因，认为失败与多方面的综合因素有关。因此，从诸方面作了改进。1987年开始栽培橡胶苗作为5年后皮接的砧木。1993年和1995年2次皮接都邀请对芽接有丰富经验的许来玉同志（橡胶所育种组科研人员）来帮助。他成功地解决了皮接时胶乳对接穗与砧木粘合的干扰。皮接之前，皮接材料砧木、接穗均作血清检测各3次，选择确定不带菌的健康苗木作砧木，确定明显表现阳性的带菌褐皮病株的病皮作为接穗，2次皮接传病的成活株共19株，其中GT1作接穗的7株，RRIM600接穗的12株。皮接3个月后开始表现症状，发病率在29％—50％之间。其症状是：砧木植株树皮组织呈现出褐色斑纹或水渍状病灶；5年后开割，出现割线排胶不正常，割线有小段不排胶等现象。这些症状与大田开割胶树典型的褐皮病症状是相符的。皮接传病成活株通过血清试验，结果是：1993年皮接成活9株，其中5株呈阳性反应，即5株试验树已感染褐皮病，带菌率为55.6％；1995年皮接成活10株，其中4株呈阳性反应，即4株试验树也感染褐皮病，带菌率为40％。接着选择在血清检测中，呈现阳性的感病树取样进行电镜检测。通过电镜检查，在病皮韧皮部筛管细胞内，均可观察到病原物——植原体，而在健康对照株的相应部位则没有发现植原体。这2次皮接传病试验从1987年准备苗木开始，至1998年皮接传病成功为止，历时11年，从皮接的病树症状表现、割胶观察、血清检测（微量沉淀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以及电镜检查等试验均表明，橡胶褐皮病已通过皮接的方法传染到健康树上，橡胶褐皮病是可以通过嫁接（芽接、皮接）传病的一种传染性病害。
1988—1992年，我和黄庆春、罗大全（1990年开始）、叶沙冰对我国华南5省区的橡胶垦区进行了褐皮病发生规律调查。结果表明：纬度越低，发病越重，高温多湿是褐皮病发生的重要条件；不同品系对褐皮病有不同的抗病力，PR107、GT1病情较轻，具有一定抗病力，而RRIM600、PB86则较感病；同一品系，树龄越大，发病越重；采胶强度如割胶次数和深度、刺激剂等因素直接影响胶树的抗病力，与发病有密切关系。从植物病理学的角度看采胶强度与褐皮病的关系，这是一个较普遍的现象，因为任何一种作物采收量过度，都会影响或降低其抗性。若强度割胶，褐皮病就发生较多，也是符合这个道理的。从林段病株的非随机分布，及病树对抗菌素的明显反应的现象，可以看出橡胶树褐皮病是一种传染性病害。
　　4. 血清学测定。采用丛枝病抗血清为抗体与待测样品（抗原）起反应的方法，测定样品的病原的存在与滴定度（浓度）。典型橡胶褐皮病树的检测，用ELISA（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技术检测褐皮病样品和橡胶丛枝病样品，均表现有特异性反应，而健康长春花则呈非特异性反应。试验结果表明，橡胶褐皮病与橡胶丛枝病具有共同的抗原结构。在试验中，使用长春花毒株（即感染橡胶丛枝病的长春花植株）制备的抗血清测定与橡胶丛枝病树制备的抗血清测定结果一致，这种血清关系启示我们，可以采用橡胶丛枝病抗血清检测橡胶褐皮病。因此，在嫁接传病试验中，我们不仅从症状表现方面选择有病的接穗和健康的苗木，而且还使用橡胶丛枝病抗血清检测接穗、砧木的带菌情况（如前述）的技术，从而提高了嫁接传病的准确性。
　　5. 分子检测。主要应用于检测橡胶丛枝病植原体的存在。以感染橡胶丛枝病的长春花总DNA为模板，通过特异引物P1、P2进行PCR扩增，可以扩增出一条860 bp左右的片断。而健康长春花则不能扩增出此片段。染病的橡胶树（RRIM600、GT1）总DNA扩增结果也与此相同，此860 bp的片断与引物设计Oenothera植原体16 Sr DNA P1至P2之间的距离863 bp相符合，说明已按预期设计扩增出橡胶丛枝病植原体的部分16 Sr DNA序列，而且所设计的引物可以用做橡胶丛枝病PCR检测试验材料。
　　核酸杂交结果显示，感染丛枝病橡胶树的样品呈强烈的阳性反应，而对照也有微弱的阳性反应。与PCR比较，说明PCR检测的灵敏度较核酸杂交高。橡胶树丛枝病如前述由植原体和BLO复合感染，但由于对BLO的遗传特征所知甚少，未见其16 Sr DNA序列报道，故未将其列为靶序列加以扩增。
　　我们在药物诊断病原、电镜检查、嫁接传病（芽接传病、皮接传病）、大田发生规律调查、血清学测定、分子测定等试验中，从多方面证明了橡胶树褐皮病、橡胶树丛枝病的病原及传染性。从总的来说，我认为：
　　1. 橡胶树褐皮病在林段中呈非随机分布,在平坦林地随胶工割胶路线连株发生，在山地则随环山行连株发生，说明橡胶褐皮病存在相互传染的迹象；1979—1986年7年中，使用保01、青霉素、四环素等抗菌素探索性防治褐皮病，无论在年度间重复或不同的施药方法，这些抗菌素都有一定防治效果。一是干胶增产，特别是无生产能力的重病树转割阴刀，可恢复一定的生产能力。二是发病率及发病指数有所降低，病情得到控制。试验结果表明，橡胶树褐皮病对抗菌素的反应是敏感的，芽接传病的试验树从一开割就发生死皮。对皮接传病后的症状表现，进行了血清学检测及电子显微镜观察等试验，结果表明：橡胶树褐皮病可以通过病皮皮接传染；电镜检测经历多年在橡胶褐皮病树根、茎、叶，病皮嫁接后的砧木皮层等部位，均可观察到各种形态的类细菌体（BLO），而健康树相对应的部位则未发现菌体存在；以感染橡胶树丛枝病病原的长春花抽提液免疫家兔制备的抗血清，可检测具有明显症状的橡胶褐皮病树、非典型症状和未显症状的橡胶植株。按Koch法则，从病害调查—抗菌素探索性诊断病原—嫁接（芽接、皮接）的传染性测定—电镜检测病原菌—血清学检测等，证明了橡胶树褐皮病是一种传染性病害，类细菌体（BLO）是橡胶树褐皮病的重要致病菌之一。
　　2．橡胶丛枝病的致病力测定、抗菌素效果反应及电镜观测等试验的结果表明，橡胶丛枝病是由植原体（即MLD）和类细菌体（BLO）混合侵染所引起的一种传染性病害。
　　3. 胶园实地多点调查，病芽嫁接的罹病胶树与同龄对照健康树的试割产胶表现及血清学测定、分子学检测等试验的结果说明，橡胶丛枝病和褐皮病有密切关系。通过橡胶丛枝病芽嫁接途径可以引起橡胶褐皮病。可以认为，增殖苗圃中嫁接丛枝病芽片是成龄开割胶树褐皮病的初侵染来源之一。
　　4. 由于采胶强度过大引起的割面干涸（即死皮）是一种生理性病害。其症状表现为割线乳管内缩、少产胶或不产胶、割皮无褐斑或水渍状斑块，病树分布成片，发生普遍。病树休割一段时间后，可恢复产胶能力，因而这种割面干涸生理病是有可逆性的，而且没有传染性。而由BLO等病原菌引起的褐皮病症状与上述由生理原因引起的死皮症状是不同的，其病树割线不产胶一般是不可逆的（中轻病树经治疗可以恢复产胶）。这种病理性褐皮病是有传染性的。林段中有些褐皮病树一开割就产生死皮症状，表现为水渍状和褐斑、不产胶。这种病树是先从苗圃获病，而后再将病带到大田中的，属于原发性褐皮病。这些病树是大田褐皮病的初侵染来源。然而，另有一些橡胶病理性褐皮病在大田中的发生却与采胶强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认为，排胶量过大时，由于降低了橡胶树的抗病力，最初可能发生生理性干涸，但是若在病原菌存在的情况下，就会感染褐皮病，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先生理后病理的继发性褐皮病。
　　5．试验样品采集的时间、部位及树龄大小与试验结果有重要关系。橡胶树褐皮病与其它黄化类病害一样，在春天，病原菌随树液回流到地上部位时，采集叶、茎样品，电镜检查可看到病原菌；皮接传病的砧木应选用幼龄实生苗，接穗（病皮）选用经检测证实带有褐皮病原的、同时发病较轻的植株，在病健交界处取样，保证病原本身既能带菌，又有较强的生命力，才能与砧木的形成层愈合，把病害传到健康砧木上。
　　二、防治研究
　　1. 药剂筛选。这是在药物诊断病原过程中，发现保01、青霉素、四环素等抗菌素，对橡胶褐皮病树有防病增产作用后所进行的试验。使用注射或刮皮涂药等施药方法防治褐皮病，小区试验和中间试验的结果均表明，处理树干胶增产比对照树明显，病情得到一定程度控制。三种药剂防效，以保01为最好，药效较稳定。因此，大田防治应用的农药选用了保01。
　　２. 药剂的防病机理研究。在抗菌素处理病树前，分别在即将施药部位取样，并在施药后24、48小时，分别再在病树施药部位取样，用电镜检查施药前后所取的这些样品病组织内的菌体变化。电镜观察发现，药物处理前病组织内菌体完整，青霉素、保01处理（施药）24小时后菌体崩裂，48小时后菌体消失，而不用药物处理（对照）的病树组织内的菌体则是始终完整的。试验结果表明，保01、青霉素防治橡胶褐皮病的作用机理，主要是通过抑制病原菌生长和繁殖，以致破坏菌体，从而达到防病增产的效果。
　　⒊ 药物对干胶理化性能的影响。为了弄清楚所使用的药物对干胶理化性能的影响，我们委托两院加工所测定了用药后的干胶理化性能。每种处理累积干胶2～3公斤供化验用。化验结果，保01、青霉素、四环素和清水对照等项处理的干胶，其理化性能（如华来氏塑性、硫化条件、卲氏硬度、定伸强力、扯断拉长率、扯断强力、老化系数等）均属正常值范围，无不良表现。这个试验结果为大田防治病害提供了安全用药的依据。
　　⒋ 药剂的生产性大田防治试验。保01对开割树褐皮病的生产性大田防治试验，从1984—1990年，在33个农场22万株树上实施。在海南、云南、广东等省不同地区、不同涂药方法（环状刮皮涂药和割线涂药法），不同品系和不同树龄的开割胶树进行了防病增产试验。同时，还在海南龙江农场42队、21队设立观察点，定树位、定株、定病灶观察。该场工程师罗世楷和我们一起观察调查，年初及年底调查褐皮病变化情况并立即做标记和记录病情。试验的结果是用药后病灶明显缩小。当时，黄庆春同志还以为自已查错了，回头再跑回原观察点重新调查，结果还是一样。罗工程师也有同感，保01防治褐皮病效果还是不错的。为了能在生产性大田使用中，获得可靠的第一手材料，我们在调查期间，每天清晨4点半钟就起床，乘车到10多公里外的观察点割一刀查一刀病情，所以，我们的司机说：“我最怕跟陈老师开车，早早就要起床。”这样调查，虽然辛苦点，但结果换来的是心里踏实和信心更足。大面积的防治试验和定点观察的结果表明：施用浓度为500 μg/ml的保01药剂、间隔期1.5个月1次的割线涂药法有良好的防治效果。尤其是在开割幼树上施用保01，对褐皮病有更显著的预防效果。保01对中轻病树有明显的控制和治疗作用。对因病停割树复割，可在不同程度上恢复产胶能力。品系反应和中试结果基本相同，RRIM600、PB86、GT1等品系的防效较好，PR107反应有地区差异。
　　⒌ 综合防治技术的研究。橡胶树褐皮病的发生、扩展与多种因素有关。因此，必须用综合防治的方法，才能更有效地控制病情。我们的综合防病措施是“以防为主”的，就是从繁殖材料抓起，消灭苗圃内的丛枝病株，连根挖起，烧毁丛枝病株，避免带病芽条（芽片）芽接成苗后流入大田。化学防治必须配合控制采胶强度，加强田间管理，才能有效地发挥药物效力。因此，综合防治技术包括：①消灭初侵染来源；②化学防治；③控制采胶强度；④加强胶园管理。“橡胶褐皮病综合防治技术的研究”由本所负责制定计划并实施，海南农垦局农林处范会雄、吴嘉连、吴丁颜等人负责组织领导工作，以及总局属下的黄岭、晨星、中建、和岭、新盈、昆仑等6个农场组成综防研究协作组。1992—1994年3年来，參试开割树达172万株，其中开割幼树119万株，中龄以上复割病树52万株。试验结果说明，消灭初侵染来源，清除增殖苗圃1个丛枝病树桩，即可避免24株带病胶树流入大田，减少经济损失0.65万元,同时还可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化学防治的策略是，重点保护开割幼树，全面涂施保01，其防治效果达极显著水平。对1～3级中轻病树施用保01，有较好的抑制和治疗作用。对中龄以上因病停割树复割施药后，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病灶扩展。3年实践证明，综合防治褐皮病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是显著的。消灭初侵染来源、保证健康苗出圃，可为国家节约大量投入资金和有效地利用土地资源，并为大田高产稳产打下良好基础。以化学防治为主，综合防治橡胶褐皮病的防治成本和经济效益比是1∶6.23，平均单株纯利达2.54元。
　　⒍ 药剂与乙烯利混合施用对防病和增产的作用。保01与乙烯利混合施用的试验，始于保01中试期间，在兴隆农场章创鹏技术员配合下，在该场实施，结果表明，保01与乙烯利混用可起到很好的防病增产作用。后来，在综合防治研究中，在室内测定了乙烯利对保01药效的影响，室外测定保01与乙烯利混用的增产效果。室内测定是使用滕黄八叠球菌培养基药碟法测量抑制圈大小，比较各处理的药效。结果是：1％，5％，10％ 3种浓度的乙烯利分别与保01混合后的抑制圈平均值仅相差0.1～0.14,药效影响基本一致,混合液3种浓度处理的抑制圈平均值是3.90㎝,与保01（对照1）相差 0.21㎝,结果说明,混合液中的乙烯利对保01仅有微小影响,差异不明显；10％乙烯利（对照2）在所有重复中抑制圈均为0,说明乙烯利没有抑菌作用,在混合液中仅起增产作用。室外测定，在黄岭农场测定结果表明，当单用保01及保01加乙烯利混合液的防效分别为61.1％和61.7％,两者差异不明显,说明乙烯利在混合液中不影响保01的防病作用。在黄岭、昆仑、中建农场测定保01与乙烯利混合后的增产效果，试验结果是混合液比对照平均增产干胶28.92％,干胶含量比对照增加0.92％,结果反映了保01与乙烯利混用,并不影响乙烯利的增产作用。综合室内与室外测定结果，一致表明：保01与乙烯利混合使用后，两种药效不受互相干扰。大面积试验结果说明，生产上应用保01与乙烯利混用的技术措施，不仅可以防治褐皮病，而且还可以达到增加干胶的作用；同时，混合后可节省施药用工，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收入。因此，其经济效益更高，防治成本与综合经济效益比值是1∶30.5,平均单株纯利达6.80元。

　　研究成果

　　本人自1985年开始主持橡胶树褐皮病研究以来，执行了3个研究项目，获得的成果如下：
　　1. 1985—1990年《橡胶树褐皮病病因及防治研究》（农业部“七五”重点课题）。本项目于1990年12月通过农业部主持的科技成果鉴定,核准编号（91）农科果鉴字171号，1992年获农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专家鉴定意见认为：“本研究在国内外首次证明橡胶树褐皮病是一种传染性病害，明确了类立克次氏体（RLO现称为BLO类细菌体），是橡胶树褐皮病的主要病因之一。……能结合生产上的重大问题立题，指导思想明确……，在死皮研究上立论独创。该项研究在国际同类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
　　参加本项目研究的本单位人员有郑冠标、陈慕容、杨绍华、叶沙冰、唐文瑛、黎宝文、杨小英等，协作单位及人员有中科院上海生化所陈作义、沈菊英，海南农垦局及下属的乐中农场、华侨管理局的兴隆华侨农场等。
　　2. 1990—1992年《橡胶树褐皮病传染病因的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按计划完成，发表2篇论文。
　　3. 1991—1995年《橡胶树褐皮病传播媒介及综合防治技术的研究》（农业部“八五”重点课题）。
　　本项目的综合防治技术研究，于1995年9月通过农业部组织、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主持的科技成果鉴定，核准编号（95）农科果鉴字032号。1996年获海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专家鉴定意见认为，大面积开展“橡胶树褐皮病综合防治技术的研究”，在国内外尚属首次报道，此项研究能急生产之所需，技术路线正确，数据可靠，该项研究在国内外同类研究中处于领先水平。
　　参加本项目研究的人员有陈慕容、罗大全、黄庆春、叶沙冰，海南农垦局范会雄、吴嘉连、吴丁颜、朱炳彪、郭泽忠、吴清岳、陈兴昌、陆智维等20人。
　　4. 1990 — 1995年《保01防治橡胶树褐皮病技术的推广应用研究》（自选项目）。本项目研究论文在中国热带作物学会1995年植保专业会年会获优秀论文二等奖。
　　发表本研究论文约20篇，其中，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3篇（1994、1997、1999年各1篇，均被收编出版），在学报类刊物发表论文7篇。
橡胶树褐皮病（病理性死皮）的研究，从1979年开始，直至2000年12月本人返聘结束时止，历时22年。期间，得到了橡胶所许文献（已故）、吴继林，学院董建华3位教授及本所同行热情关心、鼓励和支持；此外，还得到了郑冠标教授的一贯关注和指导。从大田调查、电镜观察、抗菌素诊断（探索）病原、嫁接传病、血清学测定、分子诊断等多方面的试验研究结果，证明了橡胶树褐皮病和橡胶树丛枝病是属于传染性病害。这两个病害的病原为黄化类病害的病原——类细菌体（BLO）和植原体（Phytoplasma）。然而，在皮接后的电镜检测中仅看到植原体，而未看到BLO。这可能是取样不均，或BLO 浓度不高，不易找到带菌的样品。但看不到并不等于不存在，这一问题有待后人继续探讨。此外，海南与云南两省垦区的病原有什么差别和保01在这两省的应用效果为什么不一致，两省垦区病原的生物遗传特征是什麽，其在橡胶树褐皮病组织、丛枝病组织内是怎样起作用的等问题，均尚未搞清楚。由于自然规律的作用，我已退休了，只能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我心爱的岗位，不可能再对上述问题继续研究。唯有盼望后人能接下去努力探索，能以当今优越的条件、先进的科学技术来解决这些问题，并能发现和解决更多更深的问题。
　　　　　　　　　　　　　　　　　　　　　　　　　　　　　　　　　　　　　　　　2006年9月28日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05:57

　　编者按：韦玉山研究员现年70岁，我国橡胶加工的著名专家。1961年6月调入两院。从事橡胶加工科研工作46年，取得多项成果获省部级奖励。其中，主持《标准胶连续化生产工艺和设备的研究》，建成了世界上连续化、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天然胶加工生产线，使我国天然胶加工技术跃居世界前列，获1985年农牧渔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韦玉山研究员为什么能取得如此卓著的成就？其答案全在他撰写的回忆录《科海拾贝——从业数十年点滴散记》一文中。该文对这一问题作了最好的诠释。（杨振堂）

　　　　　　　　　　　　　　　　　　　　　　　　　科海拾贝
　　　　　　　　　　　　　　　　　　　　　——从业数十年点滴散记
　　　　　　　　　　　　　　　　　　　　　　　　　　韦玉山

　　我从1961年投身于天然橡胶加工研究事业，至今已整整45年了。经过年复一年的春夏秋冬交替，不经意间，两鬓初染白霜，进而已变满头华发。回首一些往事，历历在目，不胜感慨！
　　一、难忘宝岛新村
　　1961年夏的一天，在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的一个礼堂内，两院人事处长徐伟在做报告，他强调了热带作物研究和教学的重要性后，把宝岛新村描述成一个鸟语花香、水果累累的“世外桃源”，打动了我们这些年青人的心。我们一批同学，1960年夏从华南工学院毕业后，虽说是留校工作，但专业多不对口，我本人就曾担任过电工学的助教。在学校动员和徐伟报告的感召下，我也报名应调了。于是，经组织批准，我们这些从华南工学院调往两院的十多名青年，就在徐伟的带领下，从广州乘船开往海口，开始了我们人生的一个新旅程。
　　轮船驶出珠江口后，海面风浪渐大，不少人又晕又吐，各人相视无语，情绪比较低落。到了海口，在招待所住了2天。其间，安排我们到郊区的荔枝园，饱尝了各种挂在树上熟透了的荔枝，各人的精神似乎开始振奋起来。日前海上长途乘船的劳累以及低落的情绪已逐渐消除。看来，我们人生新旅程的头一站，还算较顺利通过了。
　　从海口去两院，当汽车驶到铺仔时，有人指着车窗右侧远处树影中的点点白色建筑物，说：“那就是宝岛新村。”眼看目的地就要到了，心跳不由得加快起来。
　　到宝岛新村的最初几天，让我们参观和了解了两院的概貌后，便开始分配工作。我们十几个人所学专业不尽相同，除了一部分去学院当老师外，我和其他几个人被分配研究院加工系工作。加工系召开了一个助研以上干部参加的简单的欢迎会，拿出当时很稀有的木薯餠和一些木瓜、香蕉等水果，供大家分享。在这个欢迎会上，我头一次听到有关我国天然橡胶加工研究和生产情况的介绍，认识了从事天然橡胶加工研究的前辈们。其实，这些前辈一点也不老，只不过比我们大十来岁而已。他们大多是解放初期的大学毕业生，为了发展我国的热带作物事业，走到一起来了，并能长期坚持工作在这偏僻的山村。当时，一股敬佩之情在我心中油然而生。
　　为使我们这些新人对天然橡胶加工生产有一个感性认识，加工系组织安排我们到联昌试验站进行实习。当我们踏进制胶厂的小平房里时，只见工人将经称重过滤后一桶桶乳白色的胶乳，倒入收胶池中，加水稀释、加酸凝固、凝块压片、将胶片挂在竹竿上，送进烟房熏烟干燥，最后再经检查、打包，成为一块块长方体的干胶产品。不一会，即可看完整个烟胶片的生产过程。至于浓缩胶乳的生产，则是将新鲜胶乳放入胶乳罐中，加入一定的藻酸铵溶液，搅拌均匀后，静置几天，待水分沉降分离于罐的底部后，排除乳清，罐上部被浓縮的胶乳，加铵保存，即成产品。
　　看完了这些生产过程，我们就私下议论：难道这堂堂研究院下属的所谓现代化的联昌制胶厂就这个样子？它和民间的豆腐作坊能有多大区别？我们千里迢迢从广州来到这里，将要投身的这一新事业，竟是如此的落后和简陋吗？不是亲眼所见，真的不敢相信呀。人人都感到困惑和忧闷。一连数日，晚上也都睡不好，感觉理想和现实之间差距太大了。之所以会产生这么强烈的心理反应，与我们几个人在大学里所学的专业有很大关系。分配到加工系工作的我和其他2人都是燃料化学工学专业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着重于石油的炼制技术。1959年，我们曾到过抚顺4座以油母页岩为原料的人造石油炼油厂和以煤为原料的锦州石油五厂、六厂等企业进行专业实习。1960年上半年，我还到了茂名石油公司去进行毕业设计工作。你进入这些大型炼油厂就可以看到，无数高耸入云的炼油塔，密如蜘蛛网的油气管道，以及在延绵数公里的厂区里，那高度自动控制的炼油过程……。这种现代化的大规模生产，深深的打动着我们每个青年人的心，我们都憧憬着不久的将来，可以投入到这炽热的石油炼制工作中去，心里充满着自豪感。但是，谁能想到，1959年后，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加深了国家经济困难，不少企业被压缩甚至下马。因而我们专业的毕业生，除两三名被分配到茂名石油公司工作外，其余都改作其他行业的工作。当时，我们新到两院，下到联昌试验站实习，眼前看到的一切，和我们心中的想象，落差实在大矣！难怪当时我们有那样的困惑和忧闷呢。
　　那个年代很流行一句口号，叫做“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这口号深深地印在我们这些大学生的脑海中。尽管产生了前述的困惑和忧闷，但到宝岛新村后的所见所闻，对我逐渐转变低落情绪，帮助很大。记得有天晚上，在办公楼前的广场上看电影，邻座的两位老先生低声用英语交谈着。后经打听才知道，那是陆大京和彭光钦两位老先生。他们都是早年留学归国的。据说，彭先生是曾经得金钥匙奖的留美博士。他们不留恋国外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国工作。像他们一样的一大批老专家，来到宝岛新村这个在当时很艰苦的环境里，为发展祖国的热带作物事业而努力工作着。他们的行动打动了我年青的心。我在大学学习的是俄语，来到宝岛新村后，参加了费敏老师的英语班学英语。据说，费敏老师曾参加过抗美援朝（当翻译）。我们和费敏老师同住单身宿舍，在饭后闲聊时，费老师总是乐呵呵地和我们年青人聊天说笑。天热时，他常手把一葵扇，一边摇着扇，一边唱着“光棍活神仙噜”。想想和他一样的不少中青年同志，远离家乡，忍受着夫妻两地分居的种种艰辛，在宝岛新村为热作事业奋斗着。他们的精神极大地鼓舞和鞭策了我，促使我在不太长的时间里，逐步克服不安心态，投入到组织分配的工作中去。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初到宝岛新村时，就听人说院长何康（后当农业部长）是个又红又专的领导人。在那个年代，“又红又专” 是对一个知识分子最高的评价。虽然当时尚未谋面，但我心中已对何院长产生一股敬佩之情。由于何院长常住北京，能看到他的机会不多。但他每次从外地回到两院，几乎都要做一次形势报告。他那极富煽动力的演讲，无不感染和鼓舞着每个听众的心。况且，每一次何院长回到两院，职工饭堂就照例杀猪加菜。那年月，能吃上几块猪肉就是庆幸的，因此，人人皆大欢喜。难怪有人说，领导者的个人魅力，对提高单位集体的凝聚力，有积极的影响作用。我赞同这样的说法。
　　20世纪60年代初，宝岛新村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相当艰苦。那时我们要去联昌或附近的农场做试验，来回均是步行。大概在1962年，有一天，那是个阴天，我从两院步行去西庆农场（那段路得走一个多小时），走到半路，突然从道路两旁各闪出一人，身着黑衫每人手里都举起一把长柄砍刀，挡住去路，口喊：“站住！”据说，前一天有美蒋特务空降海南某地，因而各地民兵在路上盘查过路行人。幸好我身上带有出差证明，才予以放行。可我真的被吓出一身冷汗！另有一次，我到联昌去做试验，要返回两院时，有人说走小路要近许多，于是便走小路。结果在马骝山的密林里迷了路，瞎闯了半天，才得以走出这个密林。回到两院，真是有渴又饿又累了。虽然条件艰苦，但研究工作仍照常进行。我参加的一个项目完成后，课题负责人要我撰写试验报告，这是我到两院后执笔的第一篇试验研究报告。成稿后，曾有幸得到彭光钦先生的殷切指导，受益匪浅。
　　1964年我到澄迈县搞了1年的“四清”工作。次年，加工系搬迁到湛江建立华南热带作物产品加工设计研究所（简称加工所）。因此，我在宝岛新村工作的时间，前后不过3年左右。时间虽然不长，但宝岛新村人团结、和谐、敬业、艰苦奋斗的精神，使我终生难忘。
　　二、寻找工作的着力点
　　到宝岛新村后，经过短暂的困惑和彷徨，逐渐安下心来。随着对天然橡胶认识的逐渐深化，知道天然胶乳中除了高分子的橡胶烃为主要成分外，尚含有复杂的非橡胶组分。这种成分复杂的生物产品，含水70％以上，成胶体状态。要把胶乳加工成干胶产品，就要去除胶乳中所含的水分。学过化工的人都清楚，现代工业中对许多物料的脱水干燥，已有许多成熟的经验。但胶乳中的水分与固体物的结合非常牢固，成胶体状，难解难分。虽说提高温度可加速物料的干燥速度，但由于橡胶烃对温度比较敏感，在较高的温度下极易受氧化降解，降低天然橡胶的质量。因而，看似并非十分困难的脱水干燥过程，在天然橡胶加工中，却显得非常困难和复杂。经过反复思考，我想，如果我决心投身于天然橡胶加工研究事业，为何不把这天然胶的干燥作为今后研究工作的着力点或主要努力方向呢？主意定了，就开始行动。在化工和热工技术方面，我已有比较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专业技术知识。在工余时间，我比较自觉系统地学习和收集现代工业各种干燥的技术资料，关注这方面的最新进展。从1961年夏我跨入宝岛新村，开始从事天然胶加工研究，迄今几十年来，如果说在这方面取得了一点小成绩，那只能算是我当初找到了自已工作的着力点，并朝着选定的方向一步一步前进的结果吧！
　　三、培训越南实习生
　　1965年加工系搬迁湛江建立加工所，刚刚安顿下来，1966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研究工作被迫中断，绝大部分科技人员下放农场。1969年我也被下放到广东省化州县北部的一个小农场，地处两省三县的交界处，人称“西伯利亚”的地区。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开荒、种植橡胶和施肥等。1970年3月，突然通知我去参加培训越南实习生的工作。该任务由中央下达，由广东省农垦总局负责执行。教员及工作人员，从加工所及广东农垦下属单位抽派。培训班的几门主要课程是，烟胶片的制造（韦玉山主讲）、浓缩胶乳的生产（黎沛森主讲）、胶厂的分析化验工作（刘静波主讲）。培训班分别在广东省化州县的新华农场和建设农场进行，历时近1年。共有30多名学员，由越南农业部的官员率队。据说，这些学员学成回国后，不少人成为该国天然胶加工研究和生产的骨干力量。
　　四、赴柬埔寨援建制胶厂遇险
　　1976年，根据中柬有关技术合作协定，为帮助柬埔寨发展天然橡胶生产，**决定援助其建造4座标准胶加工厂。此项目由广东省农垦总局负责组织实施。为此，专门成立了中国援建柬埔寨标准胶厂技术组，时任湛江农垦局副局长的田之宾兼组长，技术人员主要从加工所和湛江农垦局及其下属单位抽派。我被派参加了该项工作。1976年夏，我们开始在防震棚里搞技术设计。1978年，分批派遣技术人员和施工队伍赴柬埔寨进行现场施工。施工队由河北省保定市的某工程队派遣。因为是无偿援助，建厂所需材料，如钢材、水泥、施工器械以及发电机组等物资和设备皆由中国提供，从中国国内运去。那时候，柬埔寨的磅逊港非常繁忙，因为援柬的在建项目好多个，而中国的物资和设备，都由轮船运至磅逊港，在港口的码头及仓库里，来不及运走的中国物资堆积如山。我们项目的物资，要从磅逊港运至该国东北部的磅湛港，再用汽车运至农场。长途转运这么大量的物资，其艰辛可想而知。援建的4座胶厂中，边江胶园制胶厂首先动工。为了方便工作，田之宾组长和我们技术干部和少数施工人员住在边江胶园。其他大多数的施工人员则住在几公里以外的朱普胶园里，他们每天上下午都要乘大巴往来于工地和住地之间。在田组长的领导下，技术组全体人员齐心协力，柬方也积极配合，利用旱季的几个月加紧施工，因而工程进展比较顺利，至1978年底，边江胶园制胶厂的厂房已经盖顶。然而，正当建设工程准备进入厂内设备安装时，柬埔寨东部边境抗敌战事却日益激烈：每当晚上夜深人静时，我们躺在床上，隆隆的大炮声不绝于耳；另外，白天我们还看到边民们架着装满行李的牛车，拖儿带女，沿公路从东往西逃离家园。1978年12月28日上午，田组长向我们传达了到中国使馆开会的情况，说据当地政府通报，东部局势是稳定的，柬边防军能顶得住敌人入侵进攻，云云。话音刚落，我们在下面即议论纷纷，认为当地政府通报中国使馆的这些情况，与我们亲眼所见和亲耳所闻，根本不是一回事！恰在同时，忽听到飞机的轰鸣声，紧接着就听到几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并看到远处随爆炸而起的滚滚浓烟。有人说，那是敌机轰炸十多公里外的公路桥。众人的神情骤然紧张起来。领导上叫大家不要紧张，保持镇静。但是，我们心中纳闷着，当地政府为何不向我们通报真实的战况，这个令人不解的问题。柬埔寨当年处于无商品、无货币、无邮电通讯的贫困闭塞状态，因而要了解战况，也仅限于耳闻目睹一些现象而已。当时的情况，一切只能“眼见为实”。当晚，我们中部分人已悄悄开始收拾行装了。往后两天，战事形势日紧，晚上隆隆炮声一阵紧似一阵。1978年12月31日晚，田组长宴请当地官员，以迎1979年新年。饭后放电影，突然有通讯员骑摩托车飞奔来报，说敌军坦克已经打到几公里外的朱普胶园。田组长立即下令全体人员准备撤离。经过一段忙乱收拾之后，与全体农场职工及其家属一起，大家乘坐几十辆大小汽车，沿湄公河边的公路，向金边缓慢南撤。至次日傍晚时分，才撤到金边。后来，才知道住在朱普胶园的施工队在乘大巴外撤时，由于车上的警卫战士（均是十多岁的大孩子）向车外开枪，因而遭到敌军的反击，车上一个本技术组的组员（是由海南八一农场来的发电工人）身中两枪，一枪击中他的肺部，另一枪是子弹击中车上一只水桶后，子弹飞起而击中他的膝部，真可谓“祸不单行”。受伤的这名组员，转运到金边后，由国内派专机接送回北京治疗。我们逃到金边住了一宿，次日又乘火车逃到西部边境的马德望，住两宿后又赶回金边，说是准备乘中国民航飞机回国。1979年1月6日午后，在我国驻柬使馆的安排和田组长的带领下，我们赶往金边东成坡国际机场。在等待中国民航班机到来之际，已经听到天上有敌方喷气战斗机的轰鸣声，紧张气氛笼罩着整个候机大厅。我们急切地盼望着，至傍晚时分，中国民航班机终于到来了！由于简化了安检手续，且事先已排好队伍，因此该班机在机场停留约半小时，就又重新起飞。当时，我看到几个记者模样的外国人刚下飞机，见形势不妙，又返回重登上飞机。飞机起飞后直插云霄，在估计已飞离柬国边境时，机上的气氛才缓和下来，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经过4个多小时的飞行，于当晚9时多到达北京。下飞机后，部农垦局的同志给我们借来了棉大衣。此时此刻，北京气候虽然寒冷，但我们心中感到无比的温暖。
　　从次日的新闻广播中我们知道，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及其亲属也搭乘我们同一班机到达北京，机场上受到邓小平副总理的亲切迎接。还有消息报道，我们回国的第2天，柬国首都金边就沦陷了。我们搭乘的班机是民航的最后一个航班了。
　　当年，援柬项目众多，在柬埔寨的中国援外人员达数千人，他们大多从比邻的泰国一个港口乘船回国。而只有我们这个项目人员有幸搭乘这最后的中国民航班机回国，其原因据我揣测，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项目实施场地在柬国的东北部，紧靠边境，接近战争前沿，而且在撤离过程中遭到袭击，有一名组员身负重伤，因此，安排我们搭乘飞机回国，以资抚慰吧。
　　五、为改变我国制胶生产的落后面貌而竭尽心力
　　从柬埔寨回国后，即投入紧张的标准胶输送带式连续干燥中间试验。由于种种原因，中间试验只能在加工所内进行。试验用的胶乳凝块，需从雷州半岛的农场装汽车运回加工所的试验车间。每一次试验，均有几十人参加，从白天一直连续工作到次日凌晨。既辛苦又劳累。外请的一些临时工，由于过于劳累，在半夜里，往往会溜到一些角落里偷偷打盹。我作为项目负责人，要来回奔跑，对试验工作进行组织、指挥和协调，脚上穿的长统靴，比较重，因而脚跟磨出了不少的老茧。在众人的艰苦努力下，试验研究取得了较好的结果。该成果获得了发明专利。
　　从1971至1986年，我和我的同事们先后完成了《天然胶新产品——国产标准胶的试制》《标准胶洞道式半连续干燥的研究》《标准胶连续化生产工艺和设备的研究》《标准胶干燥的节能技术改造》等项目的研究。这些研究的成果，均先后广泛应用于华南垦区的制胶工业生产，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其中，《标准胶连续化生产工艺和设备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首次使标准胶的生产从造粒、干燥到打包实现了连续化，使我国天然胶加工科技跃居世界前列。
　　从1984年我担任加工所副所长，直至后来担任所长职务，都一直主管科研工作。1984—1986年间，我作为项目总技术负责人，曾主持完成了《云南勐捧农场标准胶厂综合技术设计》等项目。我基本上都是利用休假日或晚上时间加班加点完成设计技术工作。这些项目建设投产后，使用效果良好，也促进了云南标准胶加工技术的发展。
　　在担任加工所所长后几年来，由于事务繁忙，我基本上再也抽不出更多时间参与具体的课题研究工作。在这期间，凡我未指导或参与过的研究工作和技术项目，我决不会挂名或者在论文上署名。
　　自1961年至今，我从事天然胶加工研究工作，凡数十年。虽被“文革”内乱夺去了许多宝贵时光，但在上级领导关怀下，我热爱本职工作，对工作兢兢业业，对业务勤奋好学，特别在热工技术和化工干燥方面，下过不少功夫，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在研究工作中获得过一些成绩，受到党和政府的极大鼓励和奖赏，授予我“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的荣誉称号。在此，我要感谢领导上长期对我的培养和支持；也特别要感谢我那些志同道合的同事们，正是由于这团队的团结、协作和努力，才能克服一个个的困难，完成一个个较大型的试验研究工作。

　　感怀片言
　　一、从事科研工作要准备吃苦
　　科学研究是探索未知事物的工作，往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不少人甚至穷其毕生精力，专注于某一领域的研究，最终才能取得成功。例如：李时珍写《本草纲目》用了27年；马克思写《资本论》用了40年。马克思、李时珍这样的天才尚且如此，更不用说我们这些凡人了。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在那崎岖道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这是至理名言。
　　二、创新并非高不可攀
　　美国阿波罗登月飞船是举世公认的高科技产品。然而，阿波罗计划的总负责人韦伯说：“阿波罗飞船的技术，其中没有一样是新的突破，都是现行的技术。”显然，韦伯所说的“现行技术”都是要经过开发研究、改造、综合和系统管理，而精确无误地运用于阿波罗飞船上的。难怪有人说，以往那些技术突破型的科学技术，正逐渐让位于今日系统综合型的科学技术。最典型的范例，就是从20世纪70年代起，日本通过发展高技术而达到经济的腾飞。日本人通过将欧美发达国家发明的半导体、电子及其制造技术等加以综合创造而形成了自已的高技术产业。所以，有日本学者说：“综合就是创造。”
　　国外有人统计，一项新技术和新发明中，90％的内容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从已有的知识中获得，而只有10％左右是真正独创性的工作。更甚者，有人通过研究得出，目前科技人员手中的问题，其中95％～99％可以通过查找各种资料获得解决，真正需要科技人员自已动手去做试验研究才能解决的问题只占1％～5％。
　　因此，可以说创新并非高不可攀。只要努力，那1％～5％的问题即使难度很大，相信也总会有办法解决的。
　　三、科研工作需要不断地学习
　　如前所述，科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绝大部分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查找各种资料，从已有的知识中获得解决。因此，不断地努力学习，乃是对科研人员的一个基本要求。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的一个同事，是从事橡胶物理性质研究工作的，人很勤奋，且善于学习。他针对工作中碰到的各种问题，在阅读各种资料时，将有关内容分门别类地建立卡片或摘要，并不断充实。每当我向他请教有关橡胶物理性质方面的问题时，他都能迅速找出有关资料，引经据典加以详细介绍。我觉得应像他那样，找到一套适合于自已的学习方法。当然，今天的条件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已大不一样，当今已是普及电脑应用的信息化时代，查找各种资料应是方便得多了。因此，科研工作的效率也会随之大大地提高了。这正是：

　　　　　　　　　　　　科研成事不容易，
　　　　　　　　　　　　没准需穷毕生力。
　　　　　　　　　　　　创新非高不可攀，
　　　　　　　　　　　　前人肩膀搭新梯。

　　　　　　　　　　　　　　　　　　　　　　　　　　　　　　　　　　　　　　　 200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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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橡胶事业”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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