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然橡胶事业”回忆录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25:10

　　编者按：彭光钦（1906—1991），我国橡胶树科学的杰出专家，橡胶树北移研究的开创者，最早参与主持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创建的领导人之一。1929年留学美国，攻读生物科学，1933年在美国获生物学博士学位。1934年回国，先后担任清华大学讲师、教授，北平大学和北平师范学院讲师，西南联大教授，广西医学院教授兼教务主任，广西大学教授、教务长兼理工学院代理院长等职。1945年在重庆任中央工业试验所酿造试验室主任、所长，兼重庆大学教授。1948年获一级教授衔。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轻工业部重庆工业试验所所长，并当选为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在重庆工业试验所创立我国第一个橡胶研究室，率先对我国天然橡胶开展广泛、深入、系统的研究。先后被推选为中国农学会理事，中国化工学会筹委、中国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1951年8月，作为四川省代表，参加全国橡胶工作会议，作了专题发言，介绍我国野生橡胶植物情况。1952年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亲笔写信给中央轻工业部把彭光钦从重庆调到广州，筹建我国研究天然橡胶的华南特种林业研究所，任筹委会副主任委员。研究所正式成立后，被任命为副所长、一级研究员。上任后，彭光钦提出并主持橡胶树北移课题，组织研究人员，着重研究了橡胶生物合成和生理机制的重大疑难问题，对橡胶生理领域的许多方面进行了广泛探索研究。著有《橡胶树的产胶生理》一书（未出版），对产胶生理各方面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有重大参考价值。撰写了《橡胶树北移研究》《排胶障碍的化学防治》《橡胶的生物合成与呼吸》等有关橡胶的科学论文29篇。1957年，彭光钦被错划成“右派”，并撤销副所长职务，下放联昌劳动改造。后被允许进行化学刺激增产试验。“文化大革命”中，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遭受批斗，关进“牛栏”，勒令每天清扫厕所，身心备受摧残。粉碎“四人帮”后，彭光钦获得解放。1980年1月被错划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1981年调任广东省文史馆副馆长，并任广东省政协常委。
　　关其能老师7月27日给我发电子信件说，从已发表的回忆录看，有关彭光钦的不多，而彭、尤（其伟）、曾（友梅）3人中，彭是地位最高的。现尤有平正明写了回忆，曾有她女儿写了文章，惟独彭没有较全面的回忆文章。对此总感有点遗憾。为此，他一直在想作点补缺。因为，彭光钦被打成“右派”下迁海南后，被安排到他所在的生理组劳动和搞科研。调到广州工作站后，又受两院组织部门委托，几次到过彭光钦的家，彭的夫人也几次来工作站谈彭的要求。于是想把所知道的彭光钦的情况试着写成《彭光钦二三事》。由于我们也正为缺少彭光钦的鲜活史料而感遗憾，和关其能老师有共识，便鼓励和预祝他能写成。到28日关老师就把稿子写好，并从1985年广州校友合影照片中裁剪出彭光钦及其夫人吴湘的像片作配图用。当日即用电子邮件把稿件发给了我。可见关老师记忆力好、文思敏捷、笔头快，办事利索而效率高。经审读，我觉得稿件内容蛮新鲜，文字描述幽默，正合意；即抓紧加班加点整理加工，力争快速发表。这样，我也可以问心无愧了。（杨振堂）

　　　　　　　　　　　　　　　　　　　　　彭光钦二三事
　　　　　　　　　　　　　　　　　　　　　关其能

　　彭光钦教授是解放后较早接受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之一，他在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座谈会上带头表示，虽然他出身书香门第，学富五车，但多是封建和资产阶级的东西，因此，必须重新学习，实现思想革命。彭教授原是重庆工业试验所所长，对印度橡胶有研究，一级教授。1953年初，因为天然橡胶事业发展需要，服从国家安排，带领一批专家、员工到广州沙面华南特种林业研究所建所筹备处来，任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4年3月研究所正式成立后任副所长兼化工部主任。彭光钦教授学术造诣深，知识面广，思维活跃，所以深受领导重视和各方拥戴。1957年前，彭教授同时兼任广东省政协副秘书长、广东省九三学社主委等社会要职。
　　彭光钦教授虽然身居高位，但却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在石牌南秀村时，我兼工会体育部工作，常有机会同唐代明一起，搞职工的文体活动。唐说他是彭家的常客，同彭的家人很熟，他累了甚至可以躺到彭的床上睡觉。唐与彭很熟，固然是一方面，但这也说明彭所长是容易亲近，不摆架子，不计较的人。至于有人说他不尊重苏联专家，其实也只不过是说他对苏联专家没有惟命是从罢了。何况苏联专家只接触过橡胶草等产胶植物，来中国前，连橡胶树都未曾见过，请他们来指导中国人种植橡胶树，难免中国的专家学者会有些不服。更何况，彭教授早在1933年就获得博士学位，而且是研究中国野生天然橡胶的专家，而苏联派来的专家不过是后期的副博士而已，当然是无须去向他求教了。
　　然而不幸的是，1957年“反右”运动中，彭光钦被错划成“右派”，免去所有职务，降为3级教授。1958年3月同大家一起下迁到海南儋县。我们同住在联昌试验站，他被安排到我们生理解剖组劳动。从此，我和彭教授接触的机会就开始多起来了。当时正值高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年代，每天都要进行民兵操练。那时，我和刘祖镗既兼联昌队副队长，又兼民兵排长。每天清早，彭教授都和我们一起“一、二、一”，从不缺席和迟到。
　　后来，所里同意彭教授边劳动，边搞点科研。于是，彭教授就提出用中药液涂抹橡胶树割面刺激增产的研究。他开始布置试验时，我都得陪彭教授，并同一名负责试验的割胶工一起去联昌的“马佬山”（广州话猴子山的意思）选树、编号布置试验。他搞的10多种中药配方试验，如果有效果的话，是有重大科学意义的。在推广时还可以寻找替代药品。我敬佩他思路宽阔，科学联想力丰富。
　　鉴于这项研究同我和朱贤锦先生正在进行的2，4，5—T化学刺激增产接近，领导安排我同时兼当彭的助手。我和一名胶工，每天陪着他。1959年，院部研究大楼建成后，我们就从联昌迁回院本部办公了。彭教授每天背挂一个保温瓶上班，泡上一盅茶，然后到图书馆抱回一叠外文书刊；他看外文资料，总是盘着腿，一坐就上半天，边抽烟，边看书，边写他的文章。他那时其实是纵览这些图书杂志后，写《橡胶树的产胶生理》一书。
1960年研究院准备翻译《马来亚橡胶栽培手册》，彭教授有幸主持翻译，并参与校对工作。我当时即将调到学院工作，看到彭教授在对生理解剖组的人分配翻译任务，把各章节的翻译落实到个人。然后他教大家如何翻译，并逐章逐节地口述中文内容。以后各人译出的文章又交回彭教授校对。当时生理组内多数人都参加了翻译。
　　1962年，学院接受为越南留学生潘得朋开办了研究生班的任务，其中就有彭教授的“割胶和割胶生理”的课程。
　　1978年，北京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正是此时，两院人事处方嗣彭同志来工作站，要我把院里的意见转告给彭光钦和陆大京两教授：院里同意他们退休的要求，请他们写个书面请求。因为在这之前，我向两院转告过陆大京教授退休的要求。没想到转告后隔了两天，彭夫人吴湘就到工作站找我，说科学大会刚开，科学的春天来了，而你们却要彭先生退休，与形势不符。我听了也觉得有理，即将她的意见向院转告……彭光钦中风过，但神智清醒认得我，不过话说不清楚，所以有关他的一切事情都交吴湘处理。
　　全国科学大会后，彭教授被委任为广东省文史馆副馆长；而陆大京教授则委任为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副所长。
　　1985年1月，两院举行规模盛大的广州校友首次大聚会。建所时曾任副所长，后调任广州市副市长的林西同志也到会，钟俊麟、肖功九等老两院领导也到会。与会者十分踊跃，共有二三百人之多。彭光钦教授在夫人吴湘女士陪同下也高兴地参加了聚会，并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

　　　　　　　　　　　　　　　　　　　　　　　　　　　　2007-7-28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25:22

　　编者按：后勤保障是任何事业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迁所建院后，两院先后在海口、广州、湛江设办事处，在北京设联络站，构成是两院后勤工作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半个世纪的奋斗历程中，办事处、联络站的工作人员负责与当地党政主管部门联系两院委托的有关事宜，为两院科研教学生产办理了大量的采购、转运物资事务，为人员往来提供了食宿、订购车船飞机票服务，以及开展了离退休老同志的管理工作，并组织校友举行联谊聚会活动，等等，为橡胶事业发展做出了贡献。没有他们的努力，两院不可能有今天的辉煌成就。对办事处的功劳也理应在天然橡胶事业史上书一笔。然而从事这方面工作的许多老同志因诸种复杂原因而难以写出回忆录稿件。如果不是关其能老师先后用电子邮件发来他的《记二次盛大的广州校友聚会》《工作站往事》，记述了两院驻广州办事处几十年曲折历程的片段和工作人员付出辛勤劳动的一些情况，那么两院天然橡胶事业史料中办事处和联络站后勤服务这一块回忆录，就会成为一片空白而留下遗憾。
　　关老师自和我接续了以往的师生情谊后，激发出了撰写两院往事回忆录的责任感。他说：“我们知情的不写，这些史料就只好随着我们的消失而消失了。”为了把珍贵的史料保留下来，他连续写了若干篇高质量的稿件。写作是一项创造性的艰苦的智力劳动。要准确回忆几十年前的往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要把往事回忆用生动的文字写成一篇好读的文章，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是一个创作过程，必然需要凝聚作者的许多智慧和心血。因此，我对关老师不辞劳苦费心地“爬格子”，一次又一次热情赐稿，充满敬意和谢意。（杨振堂）

　　　　　　　　　　　　　　　　　　　　　工作站往事
　　　　　　　　　　　　　　　　　　　　　关其能
　　现在的两院人如有较多机会出差到广州，对位于广州市带河路241号（据悉，办事处所在带河路段已改为康王中路，但办事处地址挂牌未改，仍叫带河路；当然说广州办事处在康王路也是对的）的两院驻广州办事处应该是不陌生的，但对它的前身——两院驻广州工作站及其演变，就可能知之不多了。其实，1958年迁所到海南后，1959年3月就开始筹建广州工作站。1960年正式成立时称为“采购站”，主要负责物资采购和转运工作，随后改名为工作站。开始地址设在十二甫农垦部招待所内，不久租用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在越秀北路的一幢小楼房。连住带办公，有两套房子，面积还算可以。由于要责负与省委、省政府主管部门联系有关事宜，接待来往人员，临时采购物品等，任务繁重。为此，所里委派杜发兴同志出任第一任站长，人员配备也较齐全。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随着任务的变化，工作站迁到了教育路，连住带办公只租用了一间带阁楼的铺面。人员也压缩了。1965年杜发兴调回院部，工作站站长由谢邦正（橡胶树北移研究组组长）兼任。具体工作则由谈柏宇负责。“文革”后期，1970年5月，兵团接管了两院，8月两院改为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热带作物学校，工作站也随之撤销，人员或回院部或调出。教育路所租的房子，后来也由兵团另作了安排。　　1973年2月恢复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和华南热带作物学院。两院归广东省主管部门和兵团双重领导。两院要复办广州工作站，就工作站房子的事向兵团领导反映，后来兵团领导同意在镇安路31号兵团办事处内划出一间房和一个小仓库给两院工作站使用，作为教育路房子的补偿。所以，两院复办广州工作站的地址，也只好定在镇安路31号。
　　我因为夫妻长期分居两地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曾向当时管广州工作站的器材科梁子驯科长提出想到工作站工作的要求，他表示同情和支持。同样的要求，我也对直接管我工作的训练部黄宗道主任提出。此外，测量课组长陈有海表示，只要能调，绝不阻拦，对我很支持。1974年8月，两院归广东省农垦总局领导。当时已调任广东省农垦总局副局长的何康兼任两院党的核心小组和领导小组组长回到两院，召开院领导小组会议研究两院工作。此时正值广州工作站的谈柏宇要调回新会，谈多次急电器材料，要求派人接替他的工作。因此，我提的要求才提到院领导小组研究，1974年底决定派我速去接替谈柏宇的工作。至于我走后测量课教师的缺位，由院负责解决。所以，我走得很利索，没有拖泥带水的事。
　　我到广州时，谈柏宇已回新会了。工作站的工作实际上是由器材科的徐汉兴转手交给我的。当时徐交给我满仓库的物资，我见了就脑袋发胀。后来徐汉兴同志安慰我，并在工作上给我一些指点，我心里才踏实了一些。
　　然而，我脚根还未站稳，器材科就接二连三发电报催着要这要那，弄得我手忙脚乱。乱过一阵子后，我就摸到一些采购、转运等工作规律了，我慢慢学会“统筹兼顾”的方法，我把要做的事，分轻、重、缓、急排个队，然后记在本子上，逐件逐件去办。每天梳理一次，未了的事又滚到次日继续做。小本子随身带着，工作思路随时想到随时记下，即使骑车在路上也是如此。因为两院任何部门都可以找工作站办事，工作站要做的事多且繁杂，光凭脑子记，忘了，或稍不谨慎，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都不好交待，后果不堪设想。
　　两院复办，百事待兴。很多物资在海南又要不到，所以要想方设法让省科委和省高教的主管部门把我们要的物资纳入他们的计划，到时给我们分配。器材科梁子驯科长除了指点工作站工作外，还经常派王增锦、钱为民到工作站，同我一起出去活动，争取多弄些指标和批条。平时，我也经常要跑省科委和省高教主管部门。在当时来说，他们对两院也算关照的，分给我们钢材、水泥、木材、平板玻璃、紫铜管、水管、铝锭、轮胎、化工原料、油料、纸张等物资指标都不少，而且指标基本上都能落实，从而缓解了两院物资短缺的矛盾。
　　工作站除了计划物资外，还有大量的零星采购和订制用品工作。因不熟门路，颇费周折。为找院里要的“油封”，因为规格特殊，我要亲自骑车到广州沙贝去；为灌乙烯，我层层追踪，最后在广州某塑料厂一个车间解决了。又如，两院要做研究院和学院两枚钢印，原先不知道什么部门承做，找了老半天，最后才弄明白原来是广州第二模具厂承做的。总之，采购、转运和办其他事，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不少。我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有时只好加班加点工作。
　　拿到指标、提单固然高兴，但拿到指标、提单后如何提货，如何把货物运回两院去又是头痛的事。现在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当时就我自己一个人，样样要经过自己的手，居然提运了那么多的物资，说起来真有点“天方夜谭”。当时没有提运一条龙。所有物资都是先提回来，然后根据货物的体积、重量、件数等再报船运计划，等船务公司通知，才能将货物运进码头。我一般就在等发运的期间，对货物打包、做标志和分类堆放的工作。我也尝试通过八一农场驻广州代表的关系，通过他们部队的渠道为我们运送过一些批量大的物资。但更多的还是正常的海运渠道。
　　工作站除了物资工作外，往来人员接待帮忙的事也免不了。例如，有一次，邵一同老师家里有事，要急于赶去北京，广州中转他不熟，我接送了他，使他按时顺利地赶到了北京。又有一次，院里一员工春节过后扶老携幼地探家返回两院路过广州，要我帮他买回海口的船票。他大概以为我有买票的门道，殊不知是我自己连夜排队替他买的票。虽然我的事很多，但作为他来说，人生路不熟，求你帮个忙也是情理中的事，我不能不帮。工作站在农垦驻广州办事处大院内，多少有“寄人篱下”之感。大家关系好，自然就相安无事，要是关系不好，工作站就势必处处遭为难。不要说别的，就是把门值班的，就可以为难你，使你无法工作。为了立下脚根，我得主动去同他们搞好关系。我主动参加他们轮值夜班，主动打扫卫生，主动参加他们基建的义务劳动；凡他们要我帮做的事，我二话不说先帮他们做，不分彼此，不分你我：我就是这样把脚根立下来的。
　　两院后来先后调来刘伟星、张中诚、梁寿权3人，这时站的工作就好做些了。但不管人多人少，我们始终坚持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如两院派车来提白板纸时，我们能够熟练带路，一次是我自己骑车去市桥，再由市桥乘公交车去莲花山纸厂。另一次是与张中诚一同骑自行车，跑几十公里去紫坭糖厂，为提纸作准备。由于我们工作严谨、认真，所以几年来没发生过工作失误、钱财损失或货物损坏丢失等情况。
　　以后因镇安路的房子被广东省农垦总局收回，工作站迁出镇安路，在下九路光雅里和大新路设立了内部招待所和职工宿舍，并租用一德西路501号作为办公用房。
　　1977年底，我调离两院，工作站由张中诚接手。
　　1978年10月，广东省革委会批准成立两院驻广州办事处。广州办事处正式挂牌。张中诚任办事处主任。
　　1980年，在带河路征地拆迁重建办事处楼房以扩展业务。1986年建成1200平方米九层综合楼，并正式开业。内设招待所，有客房41间，98个床位。
　　办事处张中诚主任与领导班子内部李基荣、黎佑龙、谭桂燊三位同志团结奋斗，各项工作都在发展、腾飞。他们除承办两院委托的事外，还经营招待所和餐厅，并且还为两院对外有偿服务项目穿针引线。此外，办事处还要代表两院关心居住在广州的两院离退休教职员工，为他们排忧解难。例如，朱贤锦、李伟夫妇由于他人挑起住房纠纷而闹得很患难，最后是请办事处出面，才帮他们化解了矛盾。所以，朱先生和李伟对办事处都很感激，对张中诚和黎佑龙一直赞口不绝。
　　办事处的办事能力、水平是得到大家一致好评的。从办事处组织的2次大规模校友聚会，就可以看出办事水平。每次活动，到会者不下300人。仅是通知和接待的工作就已经够繁重的了，何况还有会场的布置，各项活动内容的策划、安排，以及后勤等一系列会务工作，头绪很多，压力很大，实在不容易做，但他们都做成功了！
　　我之所以要把工作站的往事写出来，是因为后勤部门的所有同志，他们都默默无闻地为科研、教学服务，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天然橡胶事业今天的成就和发展，当然包含着他们一份不可磨灭的贡献！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25:50

　　编者按：黄宗道（1921-2003），中共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着名天然橡胶专家、土壤学家。历任培育部第二研究室（土壤肥料室）副主任，橡胶系副主任、主任，副院校长、院校长兼党委书记、名誉院长，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海南省科协主席，世界橡胶研究和发展委员会理事等职。我国天然橡胶事业的开拓者之一。1945年金陵大学土壤农化系毕业，留校任教。1952年任讲师，为本科生讲授土壤学。1953年初调入华南特种林业研究所建所筹备处工作。长期从事天然橡胶、土壤、农化等学科研究，有多项成果处于国内和世界领先水平。在半个世纪的奋斗历程中，为发展我国天然橡胶等热带作物的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特别是对我国橡胶树北移种植成功，大幅度提高橡胶树产量，建立我国巩固的天然橡胶生产基地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先后主持研究的《橡胶树生长发育与环境的关系》《橡胶树施肥制度的研究》《橡胶树营养诊断研究》是我国橡胶树北移成功的主要措施之一。全国橡胶科研协作组《橡胶树在北纬18-24度大面积种植技术》研究成果获国家科委1982年国家发明一等奖，代表协作组接受国家奖励。1975-1984年主持《橡胶树高产措施和提高产胶能力的研究》，获农牧渔业部1985年科技进步一等奖。主持《华南热带作物现代化实验基地建设》，获农牧渔业部1986年科技进步一等奖。1982-1986年主持《成龄橡胶芽接树高产综合措施开发研究》，该研究成果在国际同类研究中，处于领先水平，获农牧渔业部1987年科技进步一等奖。

　　《我与天然橡胶结下不解之缘》一文为黄宗道生前1993年撰写的文稿。该文不但记述了黄宗道投身祖国橡胶科学事业历程，而且记述了全国协作开展橡胶树北移技术开发研究的概况以及新中国截至1993年天然橡胶科研教育生产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其中，着重记述了黄宗道历尽艰辛而义无返顾坚持天然橡胶科学研究的信念；开展橡胶宜林地调查；带领科研人员下农场蹲点，总结先进割胶工人管养割相结合的高产稳产生产经验；进而主持《橡胶树高产措施和提高产胶能力》研究；“文革”中受冲击、被迫离开科研领导岗位而复出后，重视新技术，支持开展橡胶树组织培养和多倍体研究；以及我国突破北纬17度，在热带北缘大面积种植橡胶成功，使我国一跃成为世界植胶和产胶大国之一；《橡胶树在北纬18-24度大面积种植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一等奖，代表协作组受奖；我国在种胶和制胶技术领域取得一系列世界领先的科研成果，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得到同行专家公认和普遍赞誉；何康开创橡胶热作高等教育，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等若干重大史实。这是一篇抒发科学家赤子深情和弘扬我们中华民族正气的重要史料，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值得一读。（杨振堂）

　　我与天然橡胶结下不解之缘

　　黄宗道

　　我在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和华南热带作物学院整整工作了40年。其间，我的职务经历了由讲师到教授、由室主任到两院院长的变动，现在，我还是两院的名誉院长和海南省的科协主席。我1921年出生于湖北孝感，现年已72岁。我把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年华献给了祖国的橡胶和热带作物事业。

　　青年时代的我，由于受家庭的影响和学校里“农业是立国之本” 、“民以食农为天”等古训的教育，尤其是耳闻目睹当时**的旧中国，农民食不饱腹，衣不蔽体，灾荒之年，背井离乡、家破人亡的凄惨情况，深感发展农业的重要，因此决定学农。

　　1945年1月，我毕业于金陵大学农学院土壤农化系。毕业后，我留校任助教，从事教学、研究工作。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后，我在南京农学院任讲师，1953年初，调到设在广州的华南特种林业研究所建所筹备处工作。1958年，研究所下迁到海南岛，同年，华南农学院学院海南分院（华南热带作物学院的前身）成立。从此，我和天然橡胶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力量的源泉

　　上个世纪50年代的海南岛交通不便，人烟稀少，而我们的研究所建在离海南岛省会海口市100多公里以外的儋县郊区，那里原是一片荒草树林，常有蜈蚣、蛇以及山猪黄猄等野兽出没。住的是茅房；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每月每人只有19斤口粮，经常没有大米吃，而常吃木薯、地瓜；孩子没有学上，整日流浪在荒郊野外……我过去一直生活在大城市，而现在携儿带女来到这个没有社会服务条件的荒山野岭，生活的大转折确实给予我很大的压力。但是，那时我的思想上却有两个坚强信念支持着我。一是党对我的信任。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是研究橡胶这个战略物资的，当时属于保密单位，一般人不能调入，而我却能调入，说明党对我是信任的。二是知识分子责任感。我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对旧社会教书匠的日子深有体会--辛酸苦辣的生活，使我感到世道的凄凉。而今党和国家相信我，需要我，我有责任也应该将知识贡献给国家。我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从此开始了从事天然橡胶的研究与开发工作，并为此而奋斗了一生。

　　二、困难挡不住开拓者的路

　　我调到这里工作后，首先遇到的困难是对橡胶树的情况一无所知。特别是橡胶树，它是大乔木，属木本植物，而我以前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水稻，是禾本科植物，两者习性完全不同。那时要找橡胶树种植这方面的有关资料，很不容易。国内很少人研究过橡胶树栽培的课题，有关论着也就少；而国外资料又因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没有外汇购买进口国外书刊。我们只能从可以找到的很少资料中，知道橡胶树原生长在南美巴西亚马逊河热带雨林中，是一种典型的热带乔木，喜高温、高湿、静风和肥沃的土壤，因此世界上40多个植胶国家和地区，都是将橡胶树种植在低纬度的赤道附近，最北到北纬15度，最南在南纬10度。《大英百科全书》记载：“橡胶树仅仅生长在南北纬10度以内。”我国地处热带的海南岛的最南端的纬度就已是北纬18度了，按照上述资料的说法，我国将无地可种橡胶了。然而，国家需要橡胶却迫在眉睫，我作为一个新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应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解决这个燃眉之急的责任。“人定胜天” 、“事在人为”的意识鼓励着我，我和同志们一道开展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调查可能种植橡胶树的地方，术语叫“橡胶宜林地调查”。我们跑遍了海南、云南、广东、广西和福建等地，多数是一些偏僻荒凉的地方，高山大川，人迹稀少，甚至没有人烟，也没有道路。特别是云南南部，山高路险、山陡路滑、无路可行，不得不紧贴高山、攀藤而行，若稍有大意，即有坠入万丈深渊的危险。而海南岛山区则有一种名叫山蚂蝗的小虫，它与水蚂蟥一样，是专门吃动物血的软体动物，常藏在树枝、杂草、石头堆中。由于它的弹跳力很强，只要有人从它附近走过，它就可以立即跳到人体上吸食血液。每当我们发现身体上有粘糊糊的血不断流出时，它已跑得不知去向。若尚未吃饱，它就会紧紧地吸附在人的身体上，不易脱落。我们吸取了当地群众的经验，用唾液和烟丝撒在它身上，才能迫使它离体而去。

　　我们办公的地方是茅草房或简易的土墙屋，睡的是用竹子或树枝架的床，晚上只有一盏小油灯，这就是我们一天辛苦下来后，整理资料总结工作的地方。晚上睡觉还要担心蜈蚣、蛇、山猪等的侵害，若稍有疏忽，就有被咬伤的危险。1958年我们下迁到海南岛后，第二年，就遇上全国粮荒。我们这些天天在荒山野外处进行调查研究的工作者，每日早出晚归，随身背着的只是一壶水和木薯制品，粮食很少，肚饥难忍时，我们只有找野果、革命菜（革命菜是琼崖纵队打游击时吃的野菜，因而得名）充饥。当时不少的人，因营养不良而患了水肿病，但仍拖着虚弱的身体，进行着超强度的劳动。

　　1955年1月，一股强寒流，从北方袭击了广东雷州半岛。雷州半岛种的橡胶树90％的树干、枝叶都冻枯了，原来青枝绿叶一片兴旺景象，一夜之间全冻枯萎了。投身于橡胶事业的广大职工，被这景象吓懵了。中国的橡胶事业遭到沉重打击。这时，群众中，有的人开始怀疑了；有的人则认为国外专家早就论定北纬15度以北是不能种胶的，今后不要再种了。但科研工作者并没有被这一挫折所吓倒。我们进行了大面积的调查研究，终于发现树干枝叶冻枯的橡胶树埋在土中的部分，还有活着的芽。于是将土扒开，再浇水、施肥，终于使这些橡胶树重新发了新枝。为了防止这类事情重演，在每年冬季气象预报寒流将临时，便在橡胶林间熏烟，在树干上包草等。这些办法，虽有一定效果，但并不理想。考虑到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培育耐寒品种。后来，在我院粤西站的同志们辛勤努力下，培育出一个很耐寒的品种，它的编号为93－114。一般从国外引进的高产橡胶树品种，在零上5摄氏度就死亡了，而93－114这个品种能耐0度的低温。这就是我国的橡胶树能种到北纬24度的主要原因之一。

　　风也是对橡胶树威胁很大的一种灾害。我国沿海植胶地区的强台风、云南局部地区的阵性大风、冬季的寒潮风和海南岛北部以及雷州半岛南部草原上的海陆风，都曾经使我们种植的橡胶树大面积死亡，这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经过我们研究所的专家和生产上的技术人员，共同调查试验后，制定了种植防护林和在不同地区设置防护林网格的大小、厚度、树种以及不同地区橡胶树种植的密度、栽植形式、品种合理配置、修枝整形等措施，才初步解决了风害问题。

　　经过多年研究，我们初步战胜了寒害和风害，闯过了橡胶树的生存关，不至于再被寒、风害折腾死了。接下来，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是产量问题。

　　1964年，我带领了几个研究人员，深入到海南岛国营西庆农场蹲点研究，发现在同一个农场，有的割胶工人产量高，有的很低。对于这种产量差异现象，必须找出其症结所在。于是，我们就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每天半夜三点起床，就跟随割胶工人到胶园。他们头上还要带一个头灯，作为割胶时照明用。其所以要这样早割胶，是因为此时气温较低，胶乳不易凝固，容易流出来，并且离太阳出来的时间长，不至于因太阳将胶乳晒干就流不出来了。因此提早割胶，产量就可提高。我们跟班劳动数月后，才发现：有的割胶工人技术好，割胶时能割到适当深度，能割断较多的乳管，因此，流出来的胶乳比较多；而有的胶工技术不如前者，或割得太浅，能割断的乳管就较少，流出来的胶乳就少了，或割得过深，就会割伤形成层，后果就是橡胶树会长出一个大疱来，以后就再也不能割胶了。深不得，浅不得，割胶需要较高技术，是有一定难度的。解决的办法，是必须每年培训割胶工人的割胶技术。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一些先进的胶工，他们在长期割胶实践中，初步解决了产胶与排胶这一矛盾。因为橡胶树在开始大量抽生新叶片时，需要大量的营养，而割胶流出胶乳，也需要大量的营养，此时若将树皮割得过深，虽然乳管割断的多，流出来的胶乳就多，产量一时就比较高，但由于叶片得不到充足的营养，生长缓慢，产量由高逐渐降低。而先进胶工在橡胶树抽生大量新叶片时，他就适当浅割，这样产量虽然暂时低了，但等到叶片迅速生长完好后，就能制造更多的淀粉，转化成橡胶，此时他们再适当深割，产量就高得多了。当然很多割胶工人是不懂或不完全懂得其中道理的，但他们在实践中知道如何高产的办法。这给我们研究人员以启发。我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研究，提出“ 管养割”相结合的高产稳产经验，并初步揭示出橡胶树排胶强度必须同产胶潜力相适应的采胶生理规律，并发现橡胶树高产稳产的关键在于如何调节好产胶与排胶对营养需要的矛盾。“ 管养割”相结合这一技术方针已成为我国橡胶生产的基本经验，在生产上推广应用，对橡胶生产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从而保证了橡胶树的高产稳产。

　　1966年以后一段时间，我因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被迫离开了研究岗位，但我始终没有忘记我的研究工作。1972年，我复出任职后，又继续了我以往的研究工作。在“管养割”高产稳产经验的基础上，又研究如何再进一步提高橡胶树的产量问题。

　　我国的植胶区有风、寒、旱不利因素。尤其是低温的影响，橡胶树在18摄氏度以下是不能割胶的。若18 ℃以下割胶，橡胶树就会烂掉，今后就不能割胶了。海南岛高于18 ℃的温度一年中一般只有240天左右，而国外植胶区如马来西亚、印尼等国，一年365天都是可以割胶的，因为那里的气温高，很少低于18 ℃。我们割胶的天数比国外少了三分之一，因此若用与国外同样的方法，我们的产量就要比国外低三分之一。为了赶超世界水平，必须要研究出适合于我国气候的独特方法，来发挥我国橡胶树的产胶潜力。于是，在1975年，我们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小组，我任组长，进行了橡胶树高产措施和提高产胶能力的研究。首先，我们将过去研究成果作进一步的分析、提高，并筛选出其中一些有关的研究成果加以综合，针对不足的地方，再提出新的办法。这样，我们主要运用了“橡胶树营养诊断施肥” 、“产胶动态分析” 、“乙稀利刺激产胶” 、“等高挖穴、施肥、覆盖”等研究成果，进一步根据气温、物候、不同季节产胶能力等来调节产胶与排胶强度的矛盾。经过10年研究的无数次失败，终于研究出有效措施，使橡胶树的产量翻了一番，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试验地的橡胶树亩产量，经处理后，从1974年的99公斤（这也是当时生产的高水平），逐渐大幅度提高，到1977年，达到200公斤，1984年进而达到240公斤，这在世界上是很先进的水平。这项成果有力地揭示了，尽管我国的气候条件不如国外，割胶天数少了三分之一，但采取了一些适合于我国气候情况的特殊措施后，我国橡胶树的产量仍能达到世界最先进的水平。1985年，该成果获得了农牧渔业部科技成果一等奖，在生产上示范推广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1972年，我复出任职后，一方面我再继续以前自已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也尽可能抓紧时间阅读国外期刊，了解世界科技动态。因已经六七年不让我阅读国外期刊了，再不抓紧，就成了一个闭目塞听的研究人员。在我了解世界各国科技动态后，深感我们很多技术已远远落后，尤其是世界科技革命在突飞猛进地发展，而我们在很多新技术方面还没有开始。其中，现代生物技术这一颗新星对现代生物学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巨大影响。马来西亚橡胶研究院、法国橡胶研究院已经在开展这一新技术的研究，我认为我们必须赶上去。因此，我积极支持一些同志开展橡胶组织培养和橡胶多倍体的研究，并从人力、物力等方面加强这些研究工作的开展和实验室的建设。当时，某些人对我的做法进行诽谤，说什么“黄宗道支持这些工作是脱离实际，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对此，我不予理睬。从事生物技术开发研究的前一组同志们，经过5年的艰苦努力，日夜奋战，1977年获得了从橡胶树花药培养出来的试管橡胶；而后一组同志们则于1977年获得了橡胶的三陪体和四倍体植株。从而使我国橡胶树在新技术方面的研究走在了世界的前列。1990年，国家为了加强这方面的研究，特地在我院建立了我国唯一的一个热带作物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三、辛勤耕耘后的喜悦

　　经过30多年的努力，我国在位于北纬18-24度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大面积种植橡胶树获得成功。这是在世界橡胶树栽培史上的重大突破。1992年，我国的植胶面积已达900多万亩，在世界40多个植胶国家和地区中，居第四位；橡胶产量已超过30万吨，居第五位。

　　天然橡胶是1904年由少数华侨引种到中国的，天然橡胶生产到现在已有近90年的历史。自本世纪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40多年间，我国橡胶年产量仅200吨，天然橡胶生产完全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局面完全改变了，现在橡胶产量比解放前增加了1500倍。在国际上公认为“植胶禁区”的北纬15度以北的华南，建成了以海南岛、云南的西双版纳为主体的天然橡胶生产基地，并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橡胶科学技术体系，研究和总结出了一整套适应我国气候条件的橡胶树的栽培管理方法。橡胶树在所谓“植胶禁区”大面积种植成功，推翻了国外近百年来所谓“北纬15度以北是‘植胶禁区’”的定论。这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

　　1982年10月28日，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国家科委发明评选委员会决定，鉴于橡胶北移技术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以及重大的科学价值和经济价值，特授予国家发明一等奖。我作为这一殊荣的代表，接受了这个奖状。当我走上领奖台时，真是思绪万千，既感到无限兴奋，也感到无限惭愧。兴奋的是，我们奋斗了30年，终于为国家解决了一个大难题。惭愧的是，这一成果是许多杰出的专家和数以十万计的农垦领导和职工共同劳动的结晶，我不过是其中一名战士而已。

　　四、世界的赞誉

　　我国发展天然橡胶事业起步较晚，缺乏植胶经验，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前期，我们曾几次派出人员到东南亚一些植胶国家学习先进技术；而到了80年代以后，情况就不同了，因为我国橡胶栽培事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不仅在橡胶树北移研究上取得了重大成就，而且在橡胶树的新兴技术及橡胶产品加工工艺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突破。如橡胶树的花药培养、橡胶树三倍体的诱导技术、橡胶树苗期产量预测、橡胶树抗寒品种、橡胶树无性系高产技术措施、橡胶加工工艺连续化等方面均处于国际同行领先地位。

　　1985年10月，31个国家700多位代表参加的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召开的国际天然橡胶会议上，马来西亚原产部长梁棋祥在致开幕词中说：“中国在组织培养方面，在世界上居领先地位，值得大家高兴，也值得各国学习。” 马来西亚研究与发展局长、橡胶研究总监法鲁克在闭幕词中说：“要摆脱目前天然橡胶所面临的困难，就必须开展一些尖端技术的研究，比如橡胶树的组织培养研究，便是其中之一。而中国已在组织培养方面取得了惊人的进展。”同年11月，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国际橡胶研究与发展委员会理事会上，斯里兰卡、法国、印尼和泰国等几个国家代表提出要求，希望我国公布用中国的橡胶树苗期产量预测方法，在国际橡胶种质基因库取走的品种名单。他们认为，我国的橡胶树苗期产量预测方法效果可靠又简便易行，所取走的品种产量都是比较高的。1987年，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德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26:09

　　对彭光钦后人的采访

　　关其能

　　《彭光钦二三事》写出于《红椰新闻网》刊登后，一桩搁着的心事，还是未能完全放下。因为，我总觉得文章只是说了彭教授的某个方面，无法概括反映彭教授光明磊落的一生，他的为人，他经受的坎坷以及他对我国天然橡胶生产、科研、教育事业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显然，编者也看到这方面的不足，故在编者按语中，加入了彭教授的经历以及对橡胶事业重大贡献等史料内容，为我的文章补了缺，但我仍感文章单薄。为此，我向编者提出了采访彭教授后人的想法，杨振堂主任即时对我表示支持。于是，我通过广州办事处的帮助，与彭教授三儿子--彭菩本医生电话联系上了，然后由他安排见面。结果除了菩本夫妇俩外，他大哥、四弟也一起来与我见了面。

　　菩本是位名中医，广州办事处的张中诚主任过去曾多次在我面前说起过彭医生，并夸赞他的医术。我也是在张中诚私人的喜宴上第一次认识彭菩本夫妇俩的。所以，这次见面就不觉得太陌生，话匣子也很快就打开了。菩本先是介绍他的兄弟给我认识。他大哥叫菩果，1953年自重庆工业试验所橡胶组由重庆迁广州后，他就去北京读书了，毕业以后一直从事石油化工方面的工作，退休后，仍当石油化工方面的顾问，现住在香港。菩果一见面就称我为叔辈，其实他1935年生，比我还长一岁，可看起来他比我显得还年轻些。他四弟叫菩干，在广州西村木材厂工作。

　　菩本先递给我一份从某政协机关刊物复印下来，特约记者彭正方写的题为《中国橡胶之父》的文章给我看。自然，我们的话题，很快转到这篇文章上。菩果认为，他父亲是我国研究橡胶的先驱，起步最早，研究范围最广、最全面，成果又最多。新中国成立后，又为橡胶生产和橡胶的科教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所以，说他父亲是“中国橡胶之父”也并不为过。他告诉我，他父亲1943年任广西大学化工系主任、理工学院副院长时，就开始研究野生产胶植物。他父亲从凉粉果有白乳浆想起，随后找到一种叫鸟头果的含胶植物，同时用这些胶制成胶垫、胶鞋等样本。1943年在桂林召开的中国工程师第12届年会上，他父亲发表了《国产橡胶之发现及其前途》的论文，引起轰动。1944年，他父亲又亲自深入广西的十万大山，考察产胶植物，陪同的有他当年的助手覃显明，和一姓黎的技工，以及当地雇请的向导。他们是经龙州进山的，中转地设在上思。前后考察3个多月，所得结论是该地产胶植物资源丰富，并且当地人很早就有利用野生橡胶的习惯。当时他们看到，当地有用野生胶制成带毛的胶圈，用来作性辅助工具。可惜，考察回来，日寇就入侵桂林了。当时广西大学校长李运华任命他为该校教务长，带领学生撤退。结果他领着学生，一直撤到黔南的榕江，并在榕江复学。

　　抗战后期，1945年他父亲携妻带儿，全家从榕江回到重庆。当年8月就传来抗战胜利，日寇投降的消息。当时国家资源委员会的顾毓珍，要我父亲留在重庆的中央工业试验所当所长，并增建橡胶研究室，继续他的橡胶研究。他父亲从这时开始，凝聚了一批西大的学生，作为橡胶的研究骨干，如后来一同来热作所的朱乃灿、陈锡棋就是。解放前夕，国民党撤到台湾，要把包括他父亲在内的7位学者带去。他父亲看透了国民党的无能，便设法躲开了，结果留在重庆并盼到了解放。

　　重庆解放第三天，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的邓小平接见了他父亲等人。1951年8月2日，在陈云主持下，中央财经委和林垦部召开全国橡胶会议。他父亲作为四川省代表参加会议，并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介绍了我国野生产胶植物的情况，受到与会者的重视。1952年，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陈云指示，把他父亲调到广州筹建特林所，从事我国天然橡胶的开发研究。他们阖家从重庆迁广州后，菩果到北京读书了。以后的情况，他就知之不多。在座的四弟菩干，语言不多，只是偶尔插一句半句话。

　　当我问到彭教授对自己儿女的关怀教育问题时，见面的3个孩子都说，他们父亲对工作太倾注了，家里的事管得甚少，除了大事，一般都是妈妈管的。说起他们的母亲吴湘，怀念之情油然而生。他妈也说得上是个才女，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学生。可是，她一生为支持彭教授的事业，甚至于自己的工作也丢了，默默地支撑着这个家，真也不容易啊！儿女们都清楚记得，母亲是在父亲离世后10年，即2003年5月，追随父亲西去的。

　　彭教授有儿女6人，除去当天见面的3位外，还有五弟菩泽去了澳大利亚，六妹菩华在两院，二妹菩采本来是老两院的人比较熟悉的。她就读在我们热作学院橡胶加工专业，很有文艺方面的才干，同时也很有社会活动能力；读书时她同李良基等同学一起，组织过多次大型的文艺表演，笔者现今还记忆犹新。可惜，她不幸患病，已离我们而去了。

　　写到这里，我搁着的心事，就算完全放下了。我深信“历史不会忘记彭教授”，也祝愿彭教授的后人生活幸福！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26:38

　　编者按：何康，中共党员，农业科教组织管理专家，中国橡胶热带作物事业的开创者。1923年2月生，福建闽侯人。1939年5月入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6年毕业于广西大学农学系。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任上海军管会农林处长。建国初期，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1952-1956年先后中央林垦部特林司司长、农业部热带作物司司长。1957-1978年，先后任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后改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华南热带作物学院（简称两院），所长，所长、院长和党委书记，两院院长和党委书记，两院党的核心小组和领导小组组长。1978年调中央，先后任农林部副部长、农业部副部长、国家农委副主任、农牧渔业部部长、农业部部长兼国家计委副主任，党的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兼任过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农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农业广播电视学校领导小组组长、中国热带作物学会名誉会长等职。1993年荣获世界粮食奖。长期从事农业科研、教育、生产的组织领导工作，为中国农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橡胶热作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1957年至1978年这21年，两院经过了迁所建院于荒山野岭、三年经济困难、“文化大革命”冲击等一系列艰难困苦、曲折坎坷。然而，所幸的是，在这21年，除“文革”一段时期（1967-1973年）外，两院领导集体以既善管理又精通业务的党政第一把手何康为核心；何康以高度的事业心，高超的领导艺术，广结善缘的人格魅力，踏实勤奋的工作精神，深厚的专业基础和精湛的学术功底，坚持以地处橡胶热作中心的海南岛儋州宝岛新村为阵地，团结和带领两院科教员工，知难而上，艰苦奋斗，拼搏进取，开拓创新；制定和实施了适合两院情况的管理体制、发展目标、工作方针和建设规划；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卓有成效的组织管理工作，战胜了重重困难，完成各阶段既定任务，为两院发展和建设成中国特色的橡胶热作科技和高等教育中心奠定了良好基础。

　　梁荫东，中共党员，副研究员，1932年3月生。1952年毕业于湖北农学院植物保护专业，分配到华南垦殖局工作。1957年调到华南亚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历任系业务秘书、办公室副主任、党支部书记，院校长办公室学术秘书，院科教生产科科长，院科研处副处长、处长，副院校长。曾兼任中国热带作物学会理事会秘书长。长期从事橡胶热作科研管理工作并为之做出贡献。对亲历的新中国天然橡胶热带作物垦殖生产和科技事业发展、两院自迁所建院后发展，均有较深入研究，多次为院校以及应国家、省部有关部门约请，积极撰写大量的橡胶热作科技发展和两院史料，并在有关书刊发表。1995年退休。他撰写的《何康与两院发展》全文22000余字，详细记述和描写了何康在两院任职期间为开拓中国橡胶热带作物科学研究和创建中国唯一的橡胶热带作物高等学府所施行的6项重大举措以及调中央农业部出任部长后仍然心系两院，倾情扶持两院的感人事迹。这是一篇以何康为领导新中国橡胶热作垦殖科教事业而运筹帷幄、身体力行半个多世纪的事迹为主线，从而记述与此紧密联系的两院创业建设发展中的一系列重要事件，从而展示何康辉煌业绩和高风亮节的人格力量的综述性史料，对研究两院历史乃至中国天然橡胶事业史都有重要参考价值。此文也是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好教材。（杨振堂）

　　我国热带作物科技高教事业的开拓者--何康与两院发展

　　梁荫东

　　何康原藉福建闽侯。他的父亲何遂是有名的儒将，工诗善画，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拥护国共合作。抗战初即与我党中央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建立了联系。母亲为留日生。抗战时期，中学读书期间，何康积极参加农村矿山巡回文艺演出、经常撰写诗文宣传抗日救亡，并积极参加抗日募捐等活动。16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担任学校地下党支部书记。何康的两个哥哥也在抗战初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加入共产党后，派回国统区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并曾与何康组成兄弟3人的党小组直接与叶剑英联系。1941年皖南事变后，经董必武同意，何康于1943年进入广西大学就读，先学经济，后改学农艺专业。1946年大学毕业后，即到南京与董必武接上关系。后调上海，在中共上海局刘晓、刘长胜等同志直接领导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任上海军管会农林处长。建国初期，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1952年调中央林垦部任特种林业司司长。1957-1978年，先后任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后改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华南热带作物学院（简称热作两院），所长，所长、院长和党委书记，两院院长和党委书记，两院党的核心小组和领导小组组长。1978年调中央，先后任农林部副部长、农业部副部长、国家农委副主任，农牧渔业部部长、农业部部长兼国家计委副主任，党的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兼任过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农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农业广播电视学校领导小组组长，中国热带作物学会名誉会长。1993年荣获世界粮食奖，是我国获得此奖项的第一人。他长期从事农业科研、教育、生产的组织领导工作，为我国农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橡胶热作事业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从1952年至1978年，除“文革”一段时期（1967-1970年），何康专门从事橡胶热作事业领导工作23年。其间，1957至1978年，除 “文革”一段时期（1967-1973年），何康有14 年在两院主持工作，也是两院艰苦创业的关键时期，何康在这一时期开拓了我国橡胶热带作物科技事业和开创了我国高教事业，将两院初步办成我国橡胶热带作物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中心。因此，回顾两院艰苦奋斗的历程，论述有关两院的发展和成就、两院的优良传统、两院特色的体制、两院在我国橡胶热带作物生产发展中的作用，都不能不和何康紧密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一切无不渗透着何康的智慧和心血。

　　一、胸怀大志，毅然下到华南亚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决心开拓我国橡胶热带作物科技事业

　　何康调到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之前，尚有其他2种条件优越的工作供他选择--一是去我国驻印尼大使馆任科技参赞；二是到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任副主任。但是，此时当过特种林业司司长和热带作物司司长，为发展天然橡胶热带作物有丰富的华南垦殖组织领导阅历和对天然橡胶热带作物已有深入学术研究的何康，胸怀着发展祖国橡胶热作事业的远大理想和宏伟蓝图，放弃了这2个工作条件优越的单位，却毅然选择了能实现其理想志向的热作所，以干一番大事业。而这时的热作所在经历了科研任务和领导体制的几度调整后，正面临着新的大转折征程--农垦部王震部长为使科学研究更好与生产实际相结合，已决定将研究所由广州全部迁往海南岛农村橡胶生产中心。当然，经历了长期艰险革命斗争锻炼和考验的何康勇敢而愉快地接受了这个艰巨任务。

　　研究所1954年3月正式成立于广州。1952年底，原国家林垦部根据中央发展天然橡胶的需要，决定以原广西桐油研究所、重庆工业试验所橡胶组的人员和设备为基础，并从有关科教单位抽调一批专家和分配应届毕业生组建研究所。1953年成立了建所筹备委员会，起名特种林业研究所。1954年3月1日正式成立后定名华南热带林业研究所，为的是不对外公开我国天然橡胶研究，作为保密单位，隶属华南垦殖局领导。由华南垦殖局李嘉人副局长兼任所长，副所长有乐天宇、彭光钦、林西。研究所的任务是研究天然橡胶生产中栽培和加工的科学技术问题。在筹备期间，华南垦殖局海南分局的那大试验站划给了研究所，成为研究所的海南试验站，随后又在广东徐闻建立徐闻试验站，在广西龙州建立龙州试验站。从大陆各地来到研究所的人员包括专家，在此之前都从未见过橡胶树。筹备期间就组织他们到粤西、合浦（当时属广西）和海南对垦区环境、老胶园进行考察，既是了解垦区环境和生产情况，也是认识和熟悉橡胶树，在此基础上逐步开展了研究。由于所址在广州，远离研究对象，研究工作每年靠科研人员出差到千里外的海南、粤西的生产农场去进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研究工作的开展。这一时期可以说是天然橡胶研究工作的探索阶段；其间，天然橡胶事业和管理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

　　我们知道，当时的国际形势--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帝国主义即对我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实行经济封锁，并于1951年春对我国施行橡胶封锁。为了反封锁反禁运，1951年中苏双方曾协议过合作发展橡胶，即苏方提供资金、物资和技术，换取橡胶开割后每年获得成品胶的回报，苏方的投入，以中方提供的橡胶相抵。1952年9月，我国同苏联正式签订了《中苏关于橡胶技术合作协议》。因此，植胶大发展初期，曾向苏联贷款，购买了苏联的开垦森林土地的拖拉机、机械设备和运输车辆等物资，苏联还派出了专家，帮助我国在华南地区建立天然橡胶基地。由于任务紧迫和缺乏经验，当时提出了“先大陆后海南，先草原后森林，先平原后丘陵”的植胶方针。计划1952年至1957年，在广东、广西、云南、福建、四川5省区，以最快速度种植800万亩橡胶，其中广东、广西两省，应于1954年完成400万亩，以争取10年后，在大陆每年可达产胶10万吨的目标。然而，到1953年6月，各方面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国际形势已有所缓和，中、朝、美签署了停战协议；同时，我国和锡兰（斯里兰卡）签订了橡胶贸易合同，可从锡兰进口橡胶，从而打破了西方对我国封锁禁运橡胶的政策；斯大林逝世后，1957年，苏联政府单方面中止了合作协议，后续资金、物资供应就中断了，并撤走了专家；第一批大发展种植的橡胶因受风寒为害，遭到严重挫折。因此，中央调整了橡胶发展的速度、规模和种植方针。将植胶计划的面积做了压缩。提出了“提高质量，增加产量，改善经营，降低成本，巩固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从单一种植橡胶调整为“以橡胶为主，农林牧结合，实行多种经营”。1954年，从植胶失败中吸取教训，中央决定发展重点从大陆移到海南，并总结出了植胶必须“依山靠林”四字真理。领导体制也有了变更，1954年，研究所随同华南垦殖局从林业部划归农业部领导，改名为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广西垦殖分局划归广西壮族自治区；华南垦殖局系统党的工作交给地方（广东省）领导。由于这一系列的变化，广东省曾有意将研究所合并到华南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政工作人员已开始调出。1955年11月，全国农业科研工作会上讨论热带资源问题，要求研究所以橡胶为主，同时大力开展热带经济作物的研究，并把服务范围从华南扩大到西南热带、南亚热带地区。1956年中央成立了农垦部，华南垦殖局和研究所都从农业部划归农垦部领导。而且将研究所从华南垦殖局领导转为直属农垦部，改名为华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农垦部要求研究所下迁到海南热带作物生产中心，结合生产开展研究。广东省也改变初衷，要求研究所下迁海南。

　　何康到任前，从热林司调了几名高中级科技人员（如许成文、肖敏源、肖敬平、孔德骞、郑学勤等）到研究所工作，加强研究所的科研力量。到任之后，根据农垦部特别是王震部长的指示精神，为建立以两院中心的中国热带作物科研体系，采取了一系列举措：

　　（一）加强试验站领导力量，扩大试验基地

　　抽调了一批科研骨干下到海南和徐闻试验站，刘松泉到海南站任站长，庞廷祥到徐闻站任副站长。派田之宾、温健等到海南万宁筹建兴隆试验站，开展胡椒、咖啡、可可等到热带作物的研究和引种。在海南农垦局的支持下，从西庆农场划进两个生产队，扩大海南站的试验基地和规模；在粤西农垦局的支持下，将徐闻站从徐闻迁到湛江湖光岩，并由湖光农场划出土地，建立了约470公顷的试验基地，改名为粤西试验站。将广西龙州试验站划交广西农垦局。

　　（二）坚决贯彻中央农垦部将研究所搬迁到海南橡胶生产基地的决定

　　研究所在1954年成立时，对所址曾有过讨论。由于专家们，包括帮助筹建研究所的苏联专家都认为，科研机构离不开现代化水电设施、交通信息，最后选定建在广州石牌。作为以热带作物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机构，远离热带作物，试验工作确有很多不便。同当时强调理论结合实际，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的要求也不适应。1957年10月王震部长赴日本考察途经广州时，又召集专家们座谈，动员下迁。所以研究所的搬迁已势在必行。经过多方工作，在整风反右运动后期，即1958年初，何康同志派出陆行正、缪希法、朱荣耀到海南进行所址勘察。对选址有过几种提议--有的主张将华农海南分院与研究所分开，有的地方政府有关领导主张建在海口，有的建议放在那大……经多方论证比较，选定在那大西距县城12公里，而离海口市150公里的铺仔北一块2500亩荒地，即现在的儋州市的“宝岛新村”，研究所和学院建在一起。为什么把所址选在这个地方呢？

　　一是儋州位于海南西北部，温度虽不及南部保亭等地高，冬季偶有低温寒潮影响，但台风频率小，风害较轻，在我国热带北缘垦区具有一定代表性；

　　二是儋县有10个国营橡胶农场，是橡胶生产最有利的地区之一，也是海南最大的植胶县，有利于科研同生产的结合；

　　三是研究所原来的海南试验站就在其北面，有相当规模的试验基地和简易办公用房与住房，研究所在搬迁过程中有落脚之地，且可同新址联成一片。

　　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3月3日所务会议研究决定，1958年3月15日和16日，全所200多名职工分水陆两路，由何康所长和武树藩副所长带领，分别乘汽车和轮船两路下到海南。除成立橡胶北移研究组留在广州继续研究，2名电工不愿来海南外，全所200多名职及其家属子女工义无反顾地离开了繁华的广州，来到了宝岛新村。

　　新所址距儋县县城12公里，离海口150公里，周围有几个农村和几片零星橡胶园外，全是荒山野岭，完全没有社会服务依托。“宝岛新村”这个名字也是研究所迁来后才起的。原来，在离新址南面约两公里的公路边有几间木板房和茅草房，地名叫铺仔的汽车上落站。因而1958年刚迁来时所院址名也就叫铺仔，与汽车上落站的地名混在一起。1959年初，为了把所院地址和汽车上落站区分开来，以便于对外联系与沟通，何康同志充分发扬民主，让所院办公室发出征集所院新址命名通知，发动群众为新址另起一个新名，大家热情很高，踊跃提出了20多个名字。由何康同志主持会议讨论评定，最后选中了时任人事处干部科副科长的王永昌同志提出的“宝岛新村”这个名字。在“公社化运动”中，所院周围农村成立人民公社也以此地名为公社起名为“宝岛人民公社”。这个名字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海南岛的地图上就多了一个新的地名。研究所是下迁到宝岛新村开始新一轮创业的，新的一页也由此揭开，迈上了新的征途。而学院创建则以宝岛新村为起点，进而逐步走出自己特色的办学道路。

　　（三）支援垦区热带作物科研机构，增强其科技力量

　　天然橡胶从1904年引进中国，解放前没有多大发展，生产规模很小，科学技术、高等教育完全是个空白。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以橡胶为主的热带作物业的发展，垦区各地相继成立了试验机构。如广东是在原育种苗圃基础上扩建成育种站，稍后才建研究所。云南在西双版纳试验场的基础上1959年成立研究所，广西则在原龙州试验站的基础上成立了研究所，而这些所站也都是地处边陲农村，交通不便，信息不灵。除广东外，其它省区科技力量比较薄弱。何康早在1952年从华东调中央林垦部特林司时，就已意识到我国发展天然橡胶，一定会遇到不少科学技术问题需要研究，要有一支专业科研队伍。所以，他虽然是在华南热作所任职，但工作着眼点绝不仅限于本所，而是全国热带作物的科学技术工作的发展，是建立我国自已的热带作物科技体系。他到所之前，下调高中级科技人员到研究所的同时，也下调了李一鲲、戴渊到云南。在研究所下迁时，派出了16人，1960年又派出30人到云南和广西，支援他们的科研机构。并先后接受福建、广西派来40名科技人员到本所跟班学习，为他们培养热带作物科研人员，以加强这些省区的科技力量。

　　（四）建立与广东、广西、云南、福建四省（区）热作科研机构的联系与合作

　　对橡胶重大科研项目组织联合攻关，分工协作，交流进展情况与经验，派出科研人员协助考察，提供并交流科技情报资料。如研究所下迁之前的1958年1月23日在广州召开云南、广西、福建热作试验场、站工作座谈会。1959年3月6日召开四省（区）科技座谈会，分别讨论各省重点课题和课题的分工与协作。1960年1月10-27日在本所召开的科技工作会，除热作垦区6省（区）（增加川、贵）热作科研机构外，中国科学院土壤所，植物生理所，地理所，华南植物所，包括学部委员李庆逵在内的有关专家参加了会议。还有化工部、轻工部所属科研单位及有关高等院校97个单位178人参加了会议。由何康传达了国家科委科技工作会议精神，提出了“开展全国大协作，生产、科研、教学拧成一股绳”的主张。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朱则民在会上讲了话。会议交流了学术论文。讨论了本所1960年科研计划和1960-1967年长远规划，对各省热作科研课题、作业计划提出了修订意见和部署。并讨论了科技情报工作，建立热作科技情报网。1961年7月7-12日，召开科技工作汇报会，除云南、广西、福建、四川热作所站外，江西农科所，赣南科学院和湖南宜章热作所也派代表参加。

　　1962年农垦部刘型副部长在湛江主持召开热作四省区所站长会议，提出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对四省（区）所站（包括各育种站）进行业务指导的要求。1965年经农垦部和国家科委批准，研究所扩建成为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农垦部明确要求研究院承担对四省区热带作物科技指导任务。至此，我国初步构建起以两院为中心的热带作物科研体系。

　　二、把握机遇，利用有利形势，知难而进，艰苦奋斗，开创我国热带作物高等教育事业

　　早在研究所酝酿搬迁的时候，何康就已设想借鉴美国贝尔茨维尔（Beltzville ）农业科学城的做法，研究所建到生产基地后，应该开展科技培训和技术推广，办成科研、教学、推广三结合的基地。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仅靠研究所的力量是不够的，1958年，全国大跃进的形势下。华南农学院正准备在全省各地区办分院，由于人力不足，海南分院要推迟开办。得此信息后，何康立即与华南农学院的领导杜雷联系洽商，提出由研究所与该院合办。这时农业部高教局邢毅副局长正在华南农学院检查工作，经过与邢局长汇报，由他召集双方领导协商确定，海南分院由华农与研究所合办，院址与研究所在一起。在海南行署的领导与支持下，当年挂牌招生。设本科橡胶栽培、热带作物栽培、热带作物加工3个专业。另设干部进修班和工农预备班，干部班培养农场领导，工农预备班招收工农兵学员，学习一年文化后进入本科。就这样，开始了一场艰苦创业的历程。

　　在宝岛新村一片荒山野岭上，创建所院，一切从头开始。在当时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又在农村基层，远离城镇，没有社会服务依托，各种重要物资，科教仪器设备以及人们生活所需的粮油、副食品供应，完全靠自已组织订购、转运或组织生产。总之，几乎全靠自力更生创造工作生活条件。

　　（一）自盖房子，草房大学上马

　　学院开办，当年招生要赶在9月开学，留在广州的职工家属子女，也因房屋要在9月前交给新创办的华南化工学院开学使用，人员必须在此之前撤离，宝岛新村的建设，完全靠国家的建筑公司已来不及，只好组织职工自己动手。首先盖起16幢茅草房，作学生食堂、课室、图书馆。9月18日被人称为“草房大学”的华农海南分院正式开学。为了加快基建速度，成立了自己的工程队，烧砖瓦，石灰，砍木材，至年底盖起一批简易砖瓦平房，职工和家属有了初步安身之地。随后建起科研和教学大楼，科研教学有了基本场地。

　　（二）组织副食品、杂粮生产，弥补国家供应不足

　　所院办在农村，各种供应本已困难，加上随后发生的3年经济困难。1959年职工粮食每月定量只有19斤，大学生也才22斤，还要搭配甘薯干、木薯干。有时是倒仓发霉的大米；有时没有大米，只有稻谷，要自己拉回来加工。有时因公路不通，拉运粮食的车受阻，不能及时运回而无米下炊，只好动员职工包括研究员、教授上山挖野菜充饥。其他副食品基本没有供应。为了满足大学生和职工的基本生活需求，所院开办时就建立了副食品生产基地，种菜、养猪，为职工和大学生提供副食。在特别困难的1960年，响应中央大办农业的号召，动员职工、大学生生产粮食（杂粮）、蔬菜。好在自已有土地，加上海南优越的气候条件，种下去3个月就有收获。以此补充国家供应不足，度过难关。

　　这里特别要提到烧柴。海南不产煤，大陆的煤难以运达。除像海口这样的城市有少量供应外，一般县城根本看不见煤炭，更不用说农村了。所院生活用燃料无论集体或个人，都靠到山上捡柴、砍柴，集体食堂派出职工到山上砍柴，附近没有了，派出车辆到远处去拉。各家各户则靠自己上山拾捡。所以每逢节假日，所院职工包括教授、研究员很多都忙着上山捡柴，每次台风过后更是各家各户都全家出动，砍捡断倒橡胶木。为了节省用柴和寻找替代品，有的同志还创造了省柴灶和一种用锯木屑等夯实的拢糠灶，可用木屑代替煤炭作燃料。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后，大多数科教人员和干部才逐渐用上煤炭和煤气。

　　（三）建立社会服务系统，创造适应科教生产和职工生活需要的社会环境

　　1960年，所院接收一批退伍军人，职工人数猛增到2000多人，学院也扩大专业，增加招生，大学生增多，还有一大批职工家属子女，总共3000多人。从衣食住行到生老病死，所需要的社会服务系统都要靠自己创办。从托儿所、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医疗卫生，也都逐步建立起来。水电设施也是从小到大发展起来。刚搬下时都用煤油灯，买来第一台发电机才5千瓦，用于晚上2个小时的照明。逐步增大到25千瓦、50千瓦、80千瓦，以后建立了发电厂，修建水电站。用水先是挖井，何康亲自带领后勤人员寻找水源，挖一口井不够，再挖第二口。以后发展建水厂。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建立了邮电、银行、书店等机构。一个社会功能基本配套的小社会逐步形成起来了。

　　1959年，华南农学院在各地的分院相继下马。2月14日广东省委召开加速开发海南和湛江热带地区的座谈会，王震部长参加了这次会议，传达了周总理关于开发海南，发展橡胶等热带作物的指示精神，根据华农撒销各地区分院的形势，会议决定将华农海南分院由农垦部接管。经教育部批准改名为“华南热带作物学院”。学院遂成为面向热带、南亚热带地区，唯一培养热带作物专业人才的高等院校。从此所院不仅内部管理，而且在领导关系上也统一于农垦部，实现了何康创办热带作物高等教育事业的意图。

　　三、锐意改革，大胆创新，不断探索和改进科研、教学、生产三结合的形式，加强科研教学工作

　　学院开始创办时，华南农学院仅派出了李锦厚副教务长带领的7名教师。如何才能把分院办起来？教师严重不足，专业教材和教学设备完全没有，只有调动研究所的力量，学院才能开办起来。为此，何康主持所院党委会议研究决定：

　　（一）改革研究所的科研机构，适应教学需要

　　将研究所原来按学科设置的研究室，改为以作物为对象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机构，使各研究系和研究室与学院相应的系、室相结合成为科教系，当时各个研究室正在建立自己的试验基地、所以把基地建设也归到一起，由科教系管理，实行科研、教学、生产（试验基地的生产）三结合。成立了橡胶栽培，热带作物栽培，热带作物产品加工，热带农学和综合技术五个系和图书情报室。承担科研和教学两方面的任务。同时提出“一统四包三结合”的工作方针，即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科教人员包科研、包教学、包生产、包推广，实行科研、教学、生产三结合。这样才保证了科教工作的顺利进行。但这种把科研、教学、试验基地机构完全合在一起的做法，在实践中也出现了不少矛盾和问题。主要是科研、教学和生产都有各自的特点和规律，科教人员，特别是教学人员变动太多，不利于自身经验的积累和骨干队伍的形成，影响教学质量提高。科研人员也不能专心致志坚持研究，不利于国家重点科研任务的完成。因此经过一段时间实践后，对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将科研、教学机构分开，各自成立研究系、教学系，党政后勤部门仍然统一在一起，但人员明确分工，院领导也明确分工，各有侧重。进一步制定出“一主二副三结合”的方针，代替 “四包”的提法。明确研究所以科研为主，兼顾教学和生产；学院以教学为主，兼顾科研和生产任务；试验农场以生产为主，保证科学试验和教学实习任务的完成。各部门相互协调配合，做到如同何康所说的“分而不离在于统”（统一领导），“合而不混在于专”（业务工作专人管理），使“三结合”形式臻于完善，向前推进一步。

　　（二）加强基础建设，不断提高科研教学质量

　　1960年，学院已发展有6个系7个专业和6个定向培养组。1961年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随后又制定了“科研14条”、“高教60条”，为了贯彻中央方针和科、教条例，同时，针对贯彻“一统四包三结合”中出现的问题，经党委研究，何康根据科研和教学工作任务各自的特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是改善科研工作。在围绕橡胶速生高产生产中出现的重大问题，系统地布置了各项试验。同时，开展基础性工作，加强试验基地的建设与管理，由科研人员中课题负责人兼任试验队长，统一安排试验和生产。建立培养一支具有熟练操作技能的技工队伍，作好田间试验观测与记录。

　　二是加强学院教学工作。由于学生增多，教学规模扩大，而在前一段时间因统得过死使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影响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为了保证教学工作顺利发展，提高教学质量，在党委领导下，成立了学院工作组，由吴修一副书记任组长，成员有项斯桂、李恒春、郭善庆、吴妙明、马放等。除重大问题须经党委讨论外，一般问题均由工作组独立处理，包括原后勤服务工作在内。加强基础课教学和实验课，减少大学生劳动，取消教师坐班制，减少教师参加与教学无关的会议。何康还亲自主持组织科教人员编写教科书，系统地总结我国橡胶、热作栽培的经验，广泛收集国外橡胶、热作种植的科技成果和生产经验，编写出《中国橡胶栽培学》、《热带作物栽培学》。组织和参与将60多万字的《马来亚橡胶栽培手册》翻译出版作为参考书。这本书集中了马来西亚橡胶研究的科研成果和生产经验，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此外，还为科教人员开办外语培训班和试验操作训练。除要求英语能阅读专业文献外，按其专业分别掌握芽接、授粉或割胶技术。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教学秩序稳定，科研教学工作建立了良好秩序，取得很大进展，质量显着提高，工作、生活条件也有明显改善。经过直到“文革”之前的这段时间的工作，为以后的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为后来出成果出人才创造了条件。所以20世纪80年代，国家开展成果鉴定，实行成果奖励时，两院有一大批获得国家、部、省级奖励的科研成果；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毕业生中，就拥现出陈章良等一批优秀人才。

　　四、坚持为生产服务，利用各种条件，加强同生产结合，促进热带作物生产发展

　　科研、教学、生产三结合，前面所讲的仅是内部管理的探索实践，而更重要的也是根本的是，科研、

　　教学同广大垦区的橡胶热作生产的结合--就是坚持为生产服务。何康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一）开展对各地资源环境的考察，为橡胶生产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关心和帮助农村农民植胶和制胶

　　早在1952年6月何康调到北京就任林垦部特种林业司司长时，到任的第三天，就南下到广东的湛江、海南和广西进行了3个月的实地考察，为中央作出建立橡胶生产基地决策提供依据。1954年初，又到云南同植物学家蔡希陶一起，骑着马跋山涉水到西双版纳、德宏地区考察，选定在西双版纳的景宏建立特种林业试验站，先行试种橡胶，为以后发展作准备。在华南地区第一批大发展受到挫折后，何康参考国外资料，在调查研究国内外植胶经验的基础上，起草了给中央的报告，分析了遭受挫折的原因，提出了应根据橡胶的习性，选择高温多雨静风的环境，依山靠林，种植优良品种的芽接树等建议。很快，中央批准了他的报告，周总理办公室还特地找他询问了什么是芽接树及其增产效益等有关问题。据此，中央提出了橡胶发展要“提高质量，增加产量，改善经营，降低成本，巩固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

　　到研究所后，何康更是争取各种机会为生产提供服务，促进科研同生产的结合。1958年，研究所刚刚下迁，就根据海南区党委的要求，派出微生物研究组的科研骨干，在海口创办细菌肥料工厂，满足海南行政区农业生产的需求。根据农垦部指示，1960年7月，由何康率领，组织有垦区热作科研单位共同组成的“云南热带作物科学技术工作队”到云南进行考察。工作队成员有本所各专业人员，有广西热作所、华南植物所、福建诏安热作试验站、四川西昌热作试验站。考察历时一个半月，走遍了云南的河口、西双版纳、德宏3个垦区，分析了各垦区的气象资料、土地资源，提出考察报告和橡胶（包括育种、栽培、间作、病害、割胶、加工）和油棕、咖啡等专题报告，以及云南橡胶发展规划，并针对栽培中的问题提出系统意见与建议。这次云南考察所经历的艰辛和险情鲜为人知，在此应该特别记述一笔。现已86岁高龄的许成文教授是参加这次考察的成员之一，从他的考察经历回忆，可见当时考察情景的一斑。1960年是经济生活最困难的时期。云南农垦局刚从省农业厅分出成立农垦局，家底很薄，仅能派出一辆货车给考察队使用，20余人挤在一辆卡车中谈天说地，一路谈笑风生，其乐融融。沿途还历尽艰辛--

　　1. 途经楚雄时，地区林业局送来半麻袋核桃，称这是他们作种用的，分一些给考察队沿途赶不上客店或买不到吃的时可以充饥。一路上这些核桃作用可大了，每当大家肌肠辘辘时，每人分几个核桃吃，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了。

　　2.云南的山区公路，都是沿半山腰修筑的，道路狭窄；坐在卡车上看不到旁边的路，只见路下方的陡坡深谷。初到云南的人，身历此景，总会有些担心害怕。考察队结束德宏地区的考察，向西双版纳地区转移，路经景东、景谷，有段公路被雨水冲垮半边。开车的黄司机是位驾车多年的老师傅，经验丰富，小心谨慎。遇此情况，他停车下来仔细查看路况和路上有无来往车辆印迹，然后和大家商量说：此处前不接村，后不靠店，需要前进，但路况又是如此，为了安全，大家下车，我试着向前开，如能闯过去，大家就可步行走过这段险路，到前边上车。那时，别无他法，只好如此。黄司机小心翼翼缓慢地向前开去，大家为此都把心提到嗓子眼上来了。当车子安然地开过去时，大家激动、高兴的心情，那就不用说了。

　　3. 到西双版纳，住省热作所，向橄榄坝、南联山、小街、省热作所的高海拔试种点作放射形调研，加上在此地进行初步小结，住留时间较长。一下增添了20来口人吃饭，热作所真是“舍命陪君子”；能够提供的食物都吃光了，后来连蔬菜也吃光了，仅有的一块玉米地嫩玉米顶上的棒子也行将掰光吃完。好在考察任务已经完成，否则，真要山穷水尽，无粮断炊了。

　　4.由景洪返昆明，行至通关，适逢暴雨造成塌方滑坡，道路堵塞，通关的小旅店里，挤满了被阻滞留的旅客，男女混杂挤在一起住。阻留几天，待路整修可通行人时，每人才携带必要资料和衣物，步行通过。好在附近还有通关小镇，总算有个地方落脚吃饭的地方，否则真要作“山大王”了。

　　在何康赴云南考察之后，还派出专人到贵州（黔南）、福建考察，提出橡胶和多种热带作物适宜发展的土地规划意见。

　　1962年，何康和黄宗道、彭光钦、许成文一起写出《关于发展我国天然橡胶生产的几点建议》，提出以海南、云南南部为重点，优先发展一级宜林地的意见。邓子恢副总理看后作了批示：“这是一个关于橡胶生产和制造的报告，把国内外橡胶生产的历史现状、橡胶的特性和生产管理、经营方针、橡胶制造与科学研究等都讲得很周详、很恰当，负责橡胶经营管理的干部，不可不看。”

　　何康对农民种植橡胶也十分关注，帮助儋县石屋大队发展橡胶致富就是很生动的事例。这个大队原来以农业生产为主，也种有部分橡胶，但都是低产实生树，产量很低，农民收入不高。何康派出科技人员并无偿提供良种橡胶芽条，帮他们芽接，加强胶园管理，传授割胶技术和制胶工艺，使石屋橡胶产量大大提高，集体经济增强，农民收入提高。大队给全队农民建了二层楼房；农民子女上学、社员生病就医等经费全部由大队支付。石屋大队对两院和何康的帮助一直念念不忘，每年春节大队长到两院拜年都要送一头肥猪作礼物，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兵团时期。

　　（二）开展技术培训，提高生产干部科技水平

　　橡胶发展初期，除解放前留下的胶工和归国华侨中有少数人懂得种胶外，绝大多数农场职工和管理干部都有来自部队的官兵和地方民工与干部，没有植胶经验。加强技术培训，迅速提高他们的科技水平，是生产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何康对此十分重视，所以，到研究所后，在积极筹建学院的同时，大力开展短期培训工作。据统计从1957年到1960年就开办训练班24次，1330人参加学习。以后又接连不断地同生产部门合作或研究所单独开办。其中重要的有：

　　1958年8月开办选育种培训班，6省区场、站、所、局25个单位38人参加学习3个月，学习理论，总结经验，并参观了育种站。

　　1962年1月15日-4月26日，举办场长生产技术培训班，102人参加学习。

　　1963年10月举办橡胶无性系形态鉴定进修班，云南、广西、福建、海南、湛江、汕头及本所共60人参加学习，掌握了形态鉴定的方法和要点。广东省农垦厅罗耘夫副厅长，农垦部刘文聚同志到学习班讲了话。

　　1964年1月，与海南农垦局联合在两院开办化学除莠训练班，广东41个场、站及云、桂、闽的热作所、林学院9个单位的生产科长57人参加学习。讲课教师有中国农业科学院植保所、北京农业大学、湖南农科所、广东省农垦厅、海南农垦局及两院的科教人员。介绍了常用除草剂的性质和使用技术，亚砷酸钠使用的安全措施。农垦部热作局陆平东局长到班讲了话；北农大林传光教授在班上作了橡胶条溃疡考察报告。

　　1965年7月16日-8月9日，与广东农垦厅联合开办群众选种培训班，16个单位40人参加，在西庆农场和文昌育种站学习潘枝凡（文昌站工人）、叶官裕（试验农场工人）从外部形态鉴别高部位产量的经验。同年10月还共同举办专题讲座，学习班理论与总结交流经验相结合，参加人员69人，其中海南40人，湛江16人，汕头3人，云南5人，广西5人。

　　（三）组织大批科技人员，下楼出院开展样板田活动

　　1964年，中央决定开展以丰产为目标的农业样板田活动，在何康积极争取下，海南以橡胶为主的热带作物列为全国十大样板之一。儋县8个国营农场是橡胶样板的主要基地。根据这一形势，何康派出科研人员参加海南农垦组织的工作组，对8个农场进行土地综合利用，林段“四化”，抚育管理为主的生产管理规划，为生产建设与管理提供依据。为了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带动其它热带作物的发展，在他主持下，编制了海南热带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科学研究计划任务书，椰子、油棕、剑麻、药用植物、香料饮料作物等专项计划任务书。另一方面，何康组织科研人员下楼出院，根据自己的专业分散到各个农场、公社蹲点建立专业样板，总结生产经验，进行试验和推广成果。

　　其中，橡胶系主任黄宗道带领有育种、栽培、土化、割胶等专业科研人员组成的橡胶样板组到西庆农场蹲点，与工人实行 “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总结生产经验，推广科研成果，结合生产开展科学试验。黄宗道在与工人同劳动中，发现了先进胶工邓尧的“三看”（看物候、看天气、看产胶）割胶经验，总结成为割、管、养系统经验。随后橡胶系副主任肖敬平用生理动态理论解释“三看”经验，从理论上阐述了割胶与养树的关系问题。海南农垦局对橡胶系样板组在西庆蹲点十分支持，对黄宗道总结的割管养经验特别重视，邀请肖敬平到割胶神刀手会上作报告。王昌虎局长还仔细斟酌“割管养”的提法，将其调整为 “管养割”的次序，体现出管是基础，养是条件，割是目的三者的相互关系。使这一经验成为有我国特色的胶园丰产综合技术措施之一。

　　热作所邓励教授带领椰子研究组在文昌建华山样板点，总结椰农改造老椰园的“五养”经验：以山养园，消灭荒芜；以农养园，合理间作；以海养园，利用海藻、海泥施肥；以园养园，种绿肥、覆盖；以牧养园，椰园放牧。1965年9月5-8日，海南行署在东郊公社召开椰子生产现场会，各县五料局，重点公社领导参加，椰子样板组作《椰子生产技术措施报告》，提出了留种、育苗和管理技术规程。

　　1965年，根据中央关于国家干部都要参加“四清”运动的要求，两院党委副书记林令秋带领一支主要由党政后勤干部组成的队伍到澄迈县参加四清运动；何康则带领主要由科教人员组成的工作队，到海南东兴农场搞四清，历时一年多。参加东兴农场四清分团的还有西培、西华、西达、红光等农场的40多人，以及解放军总参有关部门的3位领导同志，何康任团长。在运动中，何康经常教育工作队员要团结合作，加强调查研究，注意工作方法，严格执行政策，实事求是，不乱批乱斗，以理服人。他经常与农场领导谈心，耐心帮助，使他们真正从思想上认识错误，心悦诚服地从行动上改正错误。因此，东兴农场四清分团在海南区被评为先进单位，受到区党委表彰。何康还在全区介绍了工作经验。另外还派出许成文、郝永禄、胡耀华等几十人到云南橡胶农场结合办样板参加当地四清。

　　“文化大革命”后期，生产建设兵团撤销后，何康任广东农垦总局副局长，兼任两院党的核心小组和

　　领导小组组长。两院也划归广东农垦总局领导。何康创造科研为生产服务、同生产结合的机会。组织科研单位与生产部门共同创办高产示范区，推广新技术成果。乙烯利刺激橡胶增产试验，就是科研单位同生产单位合作，采取多点试验迅速取得成果，并迅速推广应用于生产，取得巨大经济效益的突出事例。

　　五、培养和树立良好的学风、校风，言传身教，形成热作两院的优良传统

　　一个科研单位要有良好的学术风气，一所高等学校要有良好的校风，学风和校风表现了科教单位的形象和精神。这是它们的生命力所在。何康在两院任职期间，是两院开创时期，也是最艰苦困难、坎坷曲折时期，先是迁所建院，接下来是三年经济困难，以后又经历 “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三年困难时期，一些在大跃进中下到农村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都纷纷搬回了城市。而两院科教员工，仍然能坚持扎根农村生产基地。这是为什么？是什么力量在支持着我们呢？除中央领导关怀支持外，我想主要的是由于大家热爱热带作物科教事业，有为之献身的精神，同时也是由于以何康为核心的两院党委和领导长期严格要求、精心培养，逐渐形成了优良学风与校风，也是他们以身作则的表率行动，深刻教育、感染科教员工的结果。

　　（一）以强烈的事业心和创业精神，为热带作物科教和生产事业而艰苦奋斗、无私奉献

　　到研究所之前，何康本来可以选择良好环境的工作岗位，但他从事业考虑，主动放弃，而选择了环境艰苦、合乎创业理想的研究所。他的夫人缪希霞有哮喘病，到海南后更会加重。她也坚定地支持何康，带着年幼的孩子，一起来到海南。其他领导成员也是如此。吴修一副书记和夫人龚硕蕙，原是西联农场的场长和党委书记，他们夫妇和一个孩子都患有哮喘病，龚硕蕙特别严重。本来是照顾他们调回广州的，为了热带作物科教事业，他们也毅然又从广州回到海南。我国着名的柑桔专家钟俊麟教授，为照顾他从事自已的专业研究，从沈阳调回广州华南农学院，为了发展热带作物高教事业，将他借调到研究所任副所长和新创办的海南分院任副院长，他也带着夫人同我们一起下到海南。还有原华南农学院副教务长李锦厚教授，后任热作学院副院长，他是我国着名的甘蔗专家，从筹办华农海南分院时就来到海南，同钟教授一样，坚持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才同他们的夫人回广州。

　　（二）团结和关心广大科教员工，同甘共苦，为热带作物事业共同奋斗

　　在所院领导中，还有武树藩副所院长，林令秋副书记，以及稍后调来的郑克临副所院长。他们都是经历过严峻的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老革命。在宝岛新村，他们都以艰苦朴素闻名，在所院员工中，他们都和普通群众一样，同甘共苦，平易近人，关心群众，帮助群众解决他们的困难。1973年，兴隆试验站一名普通科技人员郑一心身患脑肿瘤，郑克临亲自送其到广州广东省人民医院治疗，亲自派车到农村找到他妻子，安排她前往照顾。到郑一心病好出院，郑克临还去亲自看望……郑克临虽已去世多年了，郑一心至今还将此事铭记在心。

　　海南经常受到台风的袭击和影响，当年只要听到台风经过海南的消息，何康和其他所院领导都要紧急召集有关部门商讨研究台风的方向、路线和强度，采取相应的对策；各个领导分头去安排落实，同广大职工一起抗御灾害。何康总是身先士卒，指挥有关人员战斗在各自岗位上，并在狂风暴雨中到职工住宅、学生宿舍和物资仓库区察看，对危房及时组织力量抢修，以保障人员生命财产安全。检查供电、供水，确保安全。对试验基地也十分重视，如有险情及时排除，使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所院领导在抗御台风战斗中以身作则，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使广大科教员工、学生深受感动。

　　在生活上何康也同大家一样，过着艰苦生活，吃19斤大米、空心菜（大家称之为“无缝钢管”），喝木薯汤。领导的住房，是研究所下迁初期盖起的第一批砖瓦平房，后来所院居住条件有所改善，后勤部门请他们搬到比较宽敞的楼房住，但他们都谢绝了。因为那个年代住房虽说有改善但一直紧张，他们要把不多的好房子让给年纪较大的科教人员。一直到 “文革”时期，除2位教授外，其他所院领导都是住在两居室、三居室的平房，何康住两居室的平房一直到他调离两院。

　　何康能够广泛联系所院群众，从研究员、教授到工人，从机关到试验基地，对很多人他都能叫出他们的名字。每逢节假日，每次出差回来，都要到实验室、课室和试验基地，去看望科教人员和工人。这已成为他的习惯。即便他到农业部任部长和离休后，每次回到两院还是如此。除在院部同大家见面，还一定要去试验队看望那些老工人。对不少试验队的队长、许多老工人他都十分熟悉，如三队队长金灼修、五队副队长黎昌茂，归国华侨苏友、叶官裕，割胶能手石博美、徐忠、陈应生等等，何康每次回来都要去看望他们。他们中只要还健在的，至今还念念不忘何康。

　　（三）发扬团结合作精神，广泛吸引人才，投身到我国热带作物科教事业中来

　　何康为办好所院，发展我国热带作物科教事业，多方吸引人才。在当时条件下，不可能靠物质条件，也没有“优惠”政策，靠的是思想政治工作，对事业的热爱。何康善于用自己言行和诚意招引人才。他先后从中国农林科学院、中科院以至部队和到广州等地吸引科技人员到所工作。为争取分配大学生，何康曾2次直接到北京农业大学找到校长沈其益教授，向他介绍热带作物事业的情况、重要性及其发展前景，请求农大给予支持。何康很清楚，热带作物科教事业的发展，仅靠我们所院是不够的，必须吸引更多的单位参加进来，共同奋斗。大家都熟悉他有一个通俗而风趣的口号叫“广结善缘，好客成风”。1960年，中国科学院在海南建立热带作物综合工作站，站址设在所院，在此期间土壤所、植物生理所、植物所都曾派出研究人员前来参加考察或设题研究。这时正是经济生活最艰苦的时期，何康要求所院后勤部门尽力为他们创造工作、生活条件，把最好的住地让给他们，尽可能地为他们提供副食品，使他们安心工作。前面提到，在召开科技工作会议时，除邀请中科院系统外，还邀请化工部、轻工部的有关科研单位参加，也是为了请他们参加热带作物的研究和教学活动。如化工部沈阳化工研究院，天津南开大学农药研究室，都长期与两院合作研究开发热带作物需要的农药。为了稳定科教人才，解除他们后顾之忧，从广州等到地招引来医生、中小学教师，办好医务室、中小学。其中，有一个从广州引来的姓甄的个体牙科医生，请他时月工资100元，当时是比较高的，但因他没有工资级别，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无法给他调资。甄医生牙医技术很高，不仅在两院，在海南也是远近闻名。直到1983年才因年老退休回广州。

　　（四）谦虚谨慎，热情真诚，不计较个人名位，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

　　何康调到研究所时，已是正司局级干部，因此，他下来时部里给他配了一辆小卧车，在当时的海南是很少有的。当时海南是广东省的一个行政区，所以，无论资历、级别，何康在海南都是很高的，但是他从不以此自居，一直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宽以待人。他总是以研究所所长身分，把行署以致儋县县委领导都当作父母官，尊重他们。向他们汇报工作，他参加中央有关重要会议，回来都向他们通报。我们知道， “文革”之前，“左”的倾向一直居主导地位，对知识分子另眼看待。极少数工农出身的领导同志，以自己资格老、工农出身自居，以对待一般知识分子的态度对待何康；何康满怀热情地对生产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希望我国橡胶生产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提高种植质量，然而不仅未能引起他们重视，还常常受到冷遇。为了发展我国橡胶事业，何康委曲求全，虚怀若谷，处之泰然，从不计较。

　　（五）发扬学术民主，开展学术交流，促进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学术上实行“百家争鸣”，这是党的方针。研究所成立之初就有这种风气，如最早的橡胶树阴性、阳性之争；何康到所之后，又有橡胶树老态、幼态的争论，以后的管养割丰产经验、乙烯利刺激机理和产胶动态，橡胶树死皮原因、白粉病预测预报等问题，都出现过不同认识的争论。何康从不行政干预，而是通过试验研究和学术交流讨论来解决。

　　我国天然橡胶和多种热带作物都是从国外引进，我们自己缺乏种植经验，研究所成立后就很注意学习国外经验和收集国外资料。1956年，华南垦殖局副局长兼研究所所长李嘉人，就带领彭光钦、温健、赵灿文等人到印尼考察。同年，彭光钦副所长曾组织翻译出版《三叶橡胶研究三十年》。何康更是十分重视国外的经验和科研成果，一有机会就争取派员出国考察或参加别人的组团到有关国家考察。他到研究所之前，1956年，就带领何敬真、黄宗道、王长卓等到印度考察；“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973年，何康复出任兵团生产部副部长，带领田之宾、肖敬平、赵灿文参加的考察团赴马来西亚考察，参观了标准胶生产。回国后随即安排加工所、院本部和国营南田农场分别采用3种不同的方式，开始了我国标准胶的研制，并在马来西亚的基础上实现制胶连续化生产，比他们前进了一步。1964年派出潘衍庆、孟庆岩、杨炳安到柬埔寨法国人管理的大胶园实习，学习橡胶栽培、割胶、制胶等技术。到1978年何康离开两院之前，两院先后出国考察14次，35人次，到过12个东南亚、美洲、非洲等热带、亚热带国家。这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尚处在半封闭状态下，是很不容易的。改革开放后，后继的各任两院领导，进一步开展多种方式的对外交流活动，从留学进修到实习访问，从科技考察到对外合作研究，从参加学术会议到援助受聘等等。到上世纪末，两院派遣出国留学、进修和访问学者128人，到过17个国家和地区；出国考察104次，254人次，25个国家和地区；参加国际会议和合作研究100次，158人次，26个国家和地区。如此频繁的对外活动，是这个事业的需要，也是两院的特色之一。

　　为了加强与科研、教学、生产部门的学术交流，更好地团结热带作物科技人员，1962年起，何康发起并与农垦部、广东省农垦厅有关领导酝酿，筹建中国热带作物学会，使之成为热带作物科技人员之家。

　　1963年经中国科协批准正式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后因接着而来的“四清”、“文化大革命”而中断，直到1978年科学大会后才得以成立。

　　何康本人的英语和专业基础很好，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人们常常见到他临下班之前到图书馆，把新到的英文书刊成堆的借回家去，争分夺秒地翻阅浏览。他知识丰富，兴趣广泛，尤其爱好植物，对栽培和野生植物博学强记。他在陪同国家总理、国际友人参观植物园时，能够随口念出植物的拉丁学名，使客人十分吃惊。赴澳大利亚、新西兰访问时，他对当地的多种栽培作物和野生植物，都能说出中名、英名和拉丁学名，同两国专家无拘束、无限制地进行交流。沙风任农林部长时，一次何康同志参加他组团去欧洲，随行翻译对有些国家的历史和有关专业知识不太懂，翻译感到困难，每当此时，何康充当临时译员和解说员。两次出国访问都给同行人员留下深刻印象，都认为他知识广泛，知道的东西多，记忆力强。

　　为便于翻阅热带作物英文资料，对外学术交流，对科教人员特别要求他们学好英语，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开办高中初级三个英语短训班，科教人员按自己的程度参加培训班学习，每天1-2个小时坚持数年，使两院科教人员有较高的英语水平。

　　（六）积极开展文娱、体育活动，丰富职工精神生活

　　在当时的偏僻的农村，社会上几乎无文化娱乐可言，在何康积极倡导与大力支持下，所院党委发动机关各部门、工会组织各个单位广泛地开展文娱体育活动。农村没有电影院，部里配了一个电影机，自己放映电影，除在院部为大学生和职工放映外，还到试验队和附近农村放映。成立自己的乐队，周末举行舞会或轻音乐会，何康和夫人缪希霞带头上场，翩翩起舞。每逢节假日，都要组织文艺晚会，大学生、中小学生，幼儿园、机关全都上场，何康和缪希霞夫妻双双登台清唱京剧。没有礼堂，这些活动原来在一个简易的饭堂举行，记不清什么原因，饭堂突然倒塌了，好在没有伤人。后来才建了一个露天放映场。那时我在植保系，记得有一次是国庆还是五一节，全院举行文艺晚会，我们植保系在系主任陆大京教授带领下自编自演芭蕾舞，虽然表演很蹩脚，说不上是芭蕾舞，但那种认真的精神，却引起全场欢笑和掌声。特别是幼儿园、小学生的演出，每次都受到普遍赞赏。每逢重大活动，都安排他们演出，这已成为传统。为了丰富在这偏僻农村的文艺生活，何康还邀请到国内着名的文艺团体前来演出，如辽宁话剧团，着名的艺术家李默然就曾经到我们两院在露天舞台上演出；歌唱家郭兰英到两院参观时，也在研究楼前的广场即席为大家演唱《南泥湾》。这在当时的海南来说，恐怕是绝无仅有。所院体育运动也有广泛开展，尤其篮球队，当时在海南也小有名气。总之，我们物质生活虽然很艰苦、简单，而精神生活却丰富多彩，心情轻松愉快，反映了当时两院人的精神面貌。

　　六、争取中央、上级领导的关怀、支持，推进我国热带作物科教事业发展，鼓舞我们为之奋斗

　　儋县是北宋文学家苏东坡流放的地方，他在这里传播了中原文化。所院在这里创建时，海南只在海口有两所大专学校（医专、师专）。像研究所这样的科研机构和热带作物学院，在海南是绝无仅有的。而所院却建在偏僻的农村。不仅科研、教学具有特色，地理位置也特殊，加上何康善于利用各种机会，向上级及有关部门汇报、介绍橡胶等热带作物生产、科研、高教事业的情况，争取多方的关心与支持。所以当时到海南来视察参观的中央领导、知名人士，都会到两院视察参观--

　　周恩来总理于1960年1月9日视察所院，仔细听取了所院长何康同志的汇报，参观了红专展览、图书情报室、实验室，赞扬所院知识分子创业、敬业精神，对在如此艰苦条件下做出了成绩，十分赞赏。对所院正在进行的机构调整及针对执行“一统四包三结合”的工作方针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要实行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的“一主二副三结合”，改变“四包”不分主次，分清了研究所和学院各自的主次关系，进一步理顺了三结合诸方面的关系，予以肯定，此后所院就以后者代替前者。总理还亲自品尝了我们自己生产的木薯做的点心。参观中，还与陪他参观的何康夫人缪希霞亲切交谈说：“我多年没有听到你父亲的消息了，我们都是南开的老同学，回到北京一定找时间去看望他。”当缪希霞表示你国事繁忙，就不用去的意思时，总理笑着说：“老同学见见面，叙叙旧，听听他对我们的意见不是很好么。”总理临走之前与当时在场的所院科教员工、大中小学生一起合影留念。何康还派学术秘书王永昌到儋县县委送去题字薄，请总理为所院题字，总理欣然应允，挥笔题写了“儋州立业宝岛生根”熠熠生辉八个大字。并应何康请求，为学院题写 “华南热带作物学院” 校徽。题词不仅在当时坚定了所院科教员工战胜困难、扎根海南热作生产中心的信心，而且至今仍然鼓舞两院人为热带作物科教、生产事业贡献力量。

　　随后不久，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和民政部长谢觉哉视察所院并题诗。在此之前的1959年2月，叶剑英元帅视察所院，接见工作人员，看了联昌老胶园，并题诗。

　　主管所院的农垦部王震部长，在研究所下迁初期1959-1961年，几乎每年冬天都要到所院来现场办公。对所院建设在经费和物资上给予大力支持。在经济困难时期，看到科教员工因营养不良而引起水肿时，准备从东北调运大豆支援，后虽因路途遥远调运不便未能实现，但所院员工对王部长的关怀仍然铭记在心。1988年10月，两院迁所建院30周年庆典，身为国家副主席的王震同志，80多岁的高龄，亲自前来到会祝贺，肯定两院科研、高教取得的成就，特别赞扬、鼓励广大知识分子热爱祖国、献身四化建设的崇高精神风貌。

　　主管农垦和两院科教工作的刘型副部长也多次到所院检查指导工作，对所院提出的“四包一统三结合”工作方针，修改为“一统四包三结合”，进一步理顺了党委领导与科研教学生产的相互关系。

　　1960年3月邓子恢副总理视察两院，要求两院研究解决橡胶速生丰产的水肥措施，适合橡胶栽培、割胶、制胶过程的机械化、自动化，以保证橡胶速生高产。

　　1961年3月，郭沫若副委员长视察两院，分别为研究所和学院题诗。

　　此外，在此前后，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和政治局委员彭真、朱德委员长先后视察粤西试验站。朱委员长对试验站站长书记指出：“种好橡胶对巩固国防很重要，要把主要力量放在橡胶抗寒高产研究上。”

　　其他还有部省级领导，将军，全国人大、政协领导多人在困难时期来所院视察。在经济困难时期，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明确表示，热作所院科研人员和教师享受广州地区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知识分子同等待遇，要求省政府有关部门大力支持。

　　十一届三中全后，同样如此。党中央两任总书记胡耀邦、江泽民都到两院视察过；江总书记还在两院住宿，召开专家座谈会，接见大学生，鼓励他们要弘扬老一辈的创业精神，学习新知识，创造新业绩。

　　此外，到两院视察的总理、副总理有赵紫阳、李鹏、田纪云、万里，邹家华、朱熔基、李岚清等；委员长，副委员长有乔石、彭冲、王汉斌、阿沛？阿旺晋美、李沛瑶、陈慕华、姬鹏飞、王炳乾等；政协主席、副主席有李瑞环、钱伟长、周光召、王光英、铁木尔等。

　　一所普通的科研机构和一间普通的高等学校结合为一个整体的两院，地处海岛偏远农村，有如此众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前来参观视察，检查指导工作，在全国确是少有的。中央领导、老一代革命家和上级领导对这个事业的关心、支持，说明两院事业确实重要，坚定了我们扎根生产中心不动摇的信念。这也是两院的特色之一。

　　七、离开两院后，继续关心支持两院事业，帮助解决前进中的困难，推进两院发展

　　何康于1978年调到中央任国家农委任副主任、农业部副部长。此时是粉碎 “四人帮”之后，改革开放之初， “文革”中受到破坏的中央农垦部已经恢复，成立了国家农垦总局，两院也回归到农垦部领导的体制，正进行治理整顿，总结基地办学的经验教训。这时，全国一些在农村的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纷纷搬回城市，包括那些早期就在农村的研究机构也不例外。这股搬迁浪潮波及两院，由此引起学院搬家的意见。不少同志认为，海南与大陆隔琼州海峡，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科教人员和大学生来源不足，所以主张学院搬到湛江。年底我跟随两院领导周嘉达、黄宗道到北京国家农垦总局汇报体制恢复后的有关问题，同时反映了学院搬家的意见。赵凡副部长（兼农垦总局局长），农业部何康副部长听取了汇报。赵副部长表示，两院不能离开生产基地，要搬只能搬到海口；何副部长也同意搬到海口。但由于两院内部意见不一，没有接受这种意见。最后农业部明确表示，不同意搬迁。学院后来在湛江开办教学点。但没有多久，也因部里要求只能“一地办学”，湛江教学点也搬回宝岛新村。

　　在学院搬迁问题上，何康对基地办学的困难和问题深有体会，对大家的意见也十分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改革开放形成的城乡反差，给两院巨大压力，国家分配的大学生不来每天一句话，记录橡胶生活！，院内科教人员留不住。科教骨干先后离开已20多人。何康提出搬到海口，办成热带农业大学，而且提出可借鉴美国的做法，大学办科研机构。这既适应当时的形势，有利于学院今后的发展，也不违背不离开橡胶主要生产基地的前提。而且当时两院党委书记、院长于光，是海南区党委副书记，他也同意搬到海口，并已选定3000亩用地指标。此外，副院长梁文墀原是海南农垦局副局长。--这些都是搬迁海口的有利条件。可是由于内部意见不一未能搬成。时间已过去20多年了，现在回头设想，当时如果两院搬到海口，办成热带农业大学，进而发展成综合性大学，现在海南高等院校的结构与布局也许是另一种局面了；而学院要是搬去了湛江，随着橡胶生产形势变化，学院能否存在呢？……如此看来，未搬湛江也是一件好事，促进两院有现在这样的发展。

　　由于得到何康支持和帮助，两院申请和获得了2次世界银行贷款：一次教育贷款400万美元，一次科技贷款150万美元。利用这两笔贷款先后建起了测试中心大楼，图书馆、科技情报所、计算中心大楼，引进了当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教学、科研设备和订购了一批外文图书，不仅大大改善了科研、教学条件，更为出国留学生、访问学者提供了机会。此后两院人员出国留学、访问年年不断。在留学生中涌现出不少学术造诣高的青年科学家。

　　后记：橡胶热带作物大都是多年生，取得成果须要较长时间，何康在两院任职那时也没有成果鉴定、报审奖励的制度，取得成果当即推广应用。如乙烯利刺激增产，管养割综合丰产技术措施，橡胶白粉病、条溃疡防治等，推广于生产中都取得了巨大效益。20世纪80年代后的大批出成果，都是何康时期打下的基础。此外，从1962-1967年毕业的热带作物学院的大学生，广布到我国热带作物垦区，初步实现了何康“凡有热作处，皆有宝岛人”的愿望。其中，一大批走上农垦生产的各级领导岗位或成为科技骨干，他们对橡胶热带作物事业的发展和在改革、开放、体制转变、调整生产结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创立具有我国特色的以橡胶为主的热带作物科学技术体系做出了贡献。

　　何康离院之后，两院经历了黄宗道，吕飞杰、潘衍庆，余让水、陈河楷，张春发、马道文，王庆煌、刘康德等多任领导，他们继续何康开创的事业，深化改革，不断拓宽研究领域，调整各类研究比例，发展高新技术；扩大教学专业和招生规模，优化专业结构，发展成人教育；加强学科建设和学术带头人的培养；完善办学层次（已有大专，大学本科，研究生，博士点，博士后各个层次）。两院已发展成为综合性热带农业科研、院校。招生范围也从原来的热带、南亚热带省区扩大到全国26个省（区）市，在校学生从原来不足千名发展到1.2万名，其中研究生已达700名。两院也先后改名为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华南热带农业大学。以刘康德、王庆煌为带头人的新的院校党委和领导班子，带领院校全体科教员工，基本完成了“十五”计划。科研创新能力快速提高，人才培养能力显着增强，科教队伍和科教条件进一步改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国际交流合作日益频繁，为三农服务取得显着成效。而今在新的形势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全局出发，带领院校全体员工，朝着“一个中心，三个基地”（即创建高水平热带农业科技教育中心，建设现代化的国

　　家热带农业科技创新基地、国家热带农业人才培养基地、国家热带农业科技服务与成果产业化基地）目标，团结协作，求真务实，不畏艰险，勇于攀登，面向世界，阔步前进。

　　2006年10月1日

　　注：

　　一、主要参考资料有：1. 金善宝主编的《中国现代农学家传》第二卷；2.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华南热带农业大学编印《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华南热带农业大学志》；3.《中国天然橡胶生产42年记事》。

　　二、本文写成初稿后，先后送请原两院有关老同志、老领导王永昌、许成文、肖敬平、吴修一审阅，他们提出了宝贵意见，补充了史料；林禾生对文章结构、文字提出了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以衷心感谢！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27:13

　　编者按：杜发兴，中共党员，两院离休干部。1928年12月生，山西阳城人。1947年8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8年3月入党。参加过解放战争。在部队历任战士，副班长、班长，排长，副连长等职。1958年转业到北大荒。1959年3月从东北合江农垦局调到华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工作。1989年5月离休。在两院工作30年。历任办事员，广州工作站副站长（主持全面工作），总务科代科长，试验场工委副主任兼政治处主任、副场长，试验场领导小组副组长、组长，试验场场长，两院总务处副处长、处长等职。为试验农场建设和总务后勤管理做了大量工作并做出贡献。见证了两院创业和发展的光辉历程。他的回忆录《何康院长让座》《何康和两院领导班子的好作风》《场社合并》等3篇文章都真切地反映了研究所下迁海南儋州偏僻荒山野岭后，面临没有社会服务依托，远离城市交通不便，试验基地土地不足等困难。但何康为核心的所院领导班子能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埋头苦干，关心群众比关心自己为重，无私无畏，和群众打成一片，同甘共苦，赢得大家一致好评，取得群众信赖、拥护和支持。从而团结和领导群众战胜了一系列困难，开创了新局面。文字朴实，情节生动感人。杜发兴同志近年得中风症而失语，但仍能带病积极撰写回忆录，其精神可嘉。他的女儿，海南省妇联处长杜志琴同志热情帮助整理其回忆录和简历，并用电子邮件寄发史料征集工作小组。值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杨振堂）

                                       何康院长让座
                                          杜发兴

　　故事发生在1959年秋的一天，我要赴两院驻广州工作站工作。
　　当天一早天蒙蒙的，还下着些许毛毛细雨，我带着妻子和3岁的大女儿及1岁的二女儿前往两院车库，准备搭乘林志福开的解放牌大卡车赴海口。
　　一家4口赶到车库时，大卡车已停在车库外等待。司机林志福跑过来叫我：“老杜，快上车，等会儿还要在办公大楼前接何康院长。”并帮着我把妻子和孩子们送到卡车上。车开到办公大楼前，老林推开驾驶室的门请何院长上车。何院长左脚蹬上车，正要躬身进驾驶室就坐时，猛然一抬头看到我们全家站在卡车上，只见他迅速地收回脚，跳下车，快步走到卡车后，对着我说：“老杜，怎么能让孩子站在卡车上，快把孩子递给我，让你妻子和孩子到车头坐。”我心想，怎么能让何院长站在卡车上呢?！就坚决地推辞说，不行。这时，只见何院长表情严肃地说：这是没有商量余地的！并立即爬上车亲自抱起我的大女儿跳下车，将其送到驾驶室内，然后又转身跑到卡车后帮我搀扶着妻女从卡车上下来送到驾驶室。我实在拗不过院长啊！就这样，我的妻子和孩子坐进了驾驶室，而何院长却和我站在了卡车上(有时站累了就坐在行李包上)。他和我一路谈着工作、聊着家常，一路颠簸着到了海口……
　　每当我回想起“何院长让座”这件事时，脑海就像放电影似的，一幕幕情景出现在眼前……至今，我和老伴还时常念着何康院长。老伴常说：何院长平易近人，一点官架子都没有。他心系教职员工，心系天然橡胶事业，为两院人、为祖国天然橡胶事业的发展奉献了最美好的年华。我们还常常告诫儿女们，要以何院长为榜样，好学、乐观、向上、清廉，做一个正大、正派、正直、正气的人。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27:25

　　我在职时是做两院行政后勤服务领导工作的，也有人笑称干这一行的干部为“万金油”干部。不管怎么说，无论做什么工作，我都能干一行爱一行，克尽职守地做好本职工作。之所以这么努力，这么奉献，与两院有好的带头人是分不开的。在此，我特别想说的是，我在工作中常常接触到两院院领导，他们那种对工作处处以身作则、不畏艰难、勇挑重担、勇往直前，而对同志或下级总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助人为乐的容颜和身影如今仍历历在目，此时许多往事又浮上心头。特借这次“天然橡胶事业"史料征集的机会，记述深藏在记忆中的往事。
　　一、言传身教，身先士卒做表率
　　以何康为班长的两院党委一班人，作风扎实，工作能力强，效率高，并很注重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两院成立之初，环境特别恶劣艰苦，何康、郑克临、林令秋等领导同志经常深入到职工食堂、试验室、各生产队及科室，与科教生产人员促膝谈心，听取基层干部汇报，了解科教生产人员的工作生活情况，掌握橡胶科教生产进程。特别是何院长，常常为科教生产人员讲国际国内形势，讲国内外的橡胶事业发展，讲两院的发展思路和前景，以积极乐观向上的工作生活态度和领导干部率先垂范、与群众同甘共苦、为群众办实事的人格魅力给同志们以鼓励和鼓舞，树立大家的理想和信念，增强大家为祖国天然橡胶事业作贡献的干劲和决心。
　　1959年，两院成立了驻广州工作站，我被任命为工作站副站长，有幸更多地接触到何康院长。何院长每次出差，人刚到广州，行李一放，还未喘口气喝口水就风尘仆仆地到广东省有关部门联系工作上的事情了，而且常常是天黑了夜深了仍未回到住处歇息。我有时实在看着心疼，就对他说：您太累了，要注意早点回来休息。但他总是回答：院里的事情还有很多等着回去处理，来一趟不容易，我得抓紧时间尽快办完事就赶回去。工作站的任务一是负责天然橡胶北移到北纬1 8度的研究工作（北移组在广州市龙眼洞瘦狗岭办公）；二是承担物资转运、采购和有关人员的迎来送往工作。刘松泉同志常驻我国驻东南亚有关国家大使馆，具体负责从常驻国进口天然橡胶的芽条、芽接刀等，我们接着将进口来的物资存储并及时转运回海南两院院部。我们一开始的住处和办公地点是何院长跟广东省农垦厅联系的，在农垦厅12甫西招待所，离我们的仓库和广州市内很远，不方便工作。何院长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每次来广州都一定会把这事安排在日程中，多方与有关部门联系落实此事。后来，终于与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联系到离仓库及市内较近的越秀北路的一幢小三层楼房作为我们工作人员住宿和办公使用，改善了我们的工作生活条件，大大方便了我们采购、转运物资及迎来送往工作，使我们能较出色地完成所负责的各项任务。我在越秀北这一住直至1965年工作站撤销为止。何康院长等领导同志就是这样，在繁重的领导岗位上不知疲倦地想方设法地做好各项工作。
　　二、战台风
　　20世纪60年代初，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而两院试验农场基地正忙于开荒砍岜种植橡胶；当时老天爷也不知为什么尽与我们作对，台风来得特别勤特别凶。而每次在台风来时最危险、最困难的时刻，总是能看见何康、郑克临、林令秋等领导同志的身影。台风来临前，他们亲自到一线部署防风防灾工作，与大家一起检查防风设施；台风来到时，他们带领大家在一线值班，哪里危险就冲到哪里，随时与肆虐的台风作斗争；台风过后，他们冒着高温酷暑，走家串户、巡查科研生产园区，看望并慰问受灾的科教生产人员。在遭受台风重创的生产队和科研园区，他们与科教生产人员一起挥汗如雨，撑扶倒树、清理断枝、维修房屋，鼓励大家尽快恢复生产生活，减小受灾损失。当时，每人口粮每月定量只有2 O来斤米、4两油，生活非常困难；而且每天工作还常常连续十几个小时，也没有加班费，偶尔食堂会给每人配发点粥或几个小酥饼，大家就都感觉到很满足了。尽管大家都在超负荷地工作，很苦很累，但仍干劲十足，从来没有怨言，从不计较得失。正因为有这么务实的一班带头人，科教生产人员才在最困难的时期闯过了一道道难关，攻克了一个个科研难题，取得了一次次的胜利，为今天辉煌的两院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27:39

　　1966年，根据上级要求，拟将儋县宝岛公社并入两院试验农场，目的是利用宝岛公社的大量土地，发挥两院橡胶科研人才济济的优势，从而加强天然橡胶的科学研究，更好地发展祖国天然橡胶事业。为此，两院筹备“场社合并”的工作由院领导郑克临、林令秋主持，成立了由40人组成的工作队，我被任命为工作队队长，负责组织安排工作队的日常工作的开展。队员是从机关各处室、试验场抽调来的。工作队一成立，我们40人就全部下到宝岛公社，分别安排到金富、邱凡、沙田、大吉、马龙等大队及社办农场的农户家里住下，与农民“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主要任务是了解农民群众对“场社合并”的意见，调查宝岛公社的人员、土地等基本情况。这一干，就是两年。通过大家的努力，工作队掌握了宝岛公社的第一手最全面详实的材料，为领导决策提供了客观科学的参考依据，为日后“场社合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详细资料应存在两院保密室)。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27:52

　　编者按：张庭芝，中共党员。安徽来安人。1933年12月生。高小文化程度。两院试验场退休干部。1956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9年9月入党。1960年2月退伍后分配到本院试验场工作，1992年12月退休。曾任联昌试验站（1队）工人、4队党支部副书记、2队队长和党支部书记等职务。为生产队自身建设和橡胶试验与生产做了大量工作。曾经历所院联昌试验站艰苦创业，进行橡胶育种试验基地建设和橡胶选育种工作的一些事件。虽年逾古稀，只有高小文化，但能积极提供回忆材料，并由张海雁同志整理成稿件。他和夏国昌的《联昌试验站艰苦创业的往事》记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何康所院长深入联昌试验站做思想教育工作，并带领所院科教员工在联昌试验站一边搞育种基地建设，一边搞育种试验的几个片断；从一些侧面反映了试验场工人，包括原来的退伍老兵们，为橡胶事业所做的贡献；也表明了新中国天然橡胶事业的发展和辉煌成就也渗透着广大植胶工人的智慧和血汗。值此，我们对张庭芝、夏国昌、张海雁3位同志表示衷心感谢。（杨振堂）

　　　　　　　　　　　　　　　　　　　　　　联昌试验站艰苦创业的往事
　　　　　　　　　　　　　　　　　　　　　　　　张庭芝夏国昌

　　1960年2月，春节刚过，南京部队首长向我们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命令——党和国家需要我们这一批即将退伍的年轻老兵到祖国南疆海南岛，肩负建设海南、开发海南、保卫海南的三大任务。
　　2月底那一天，我们这些年轻的老兵，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挥泪告别了曾在一起工作、生活了几年的战友，带上了简单的行李，从浙江坐上南下的列车，经过几天的长途的行程，于3月2日抵达了海南岛。带队的首长领着我们到海口市兵站每天一句话，记录橡胶生活！后，说：“你们被幸运地分配到儋县宝岛新村华南亚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你们一定要好好地工作！我回去了。再见！”
　　一、艰苦环境引起了思想波动
　　我们到院后，当天又立即被分配到所院试验场一队（联昌试验站），于当晚深夜一点，终于到了队部。队里已早早地准备好了晚饭，一踏进食堂，看到饭桌摆着一碟咸鱼，一小碗盐。顿时我们全都傻了，站在原地发呆，心想怎么会是这样差的伙食？谁都不愿上桌。这时有位老工人来劝我们，说：“你们赶快吃吧，就是这两样菜了。”于是，我们极不情愿的坐上饭桌，草草地咽下这第一顿饭；而后冲好凉，便到队里安排的房间休息了。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的早晨。几个同志环顾四周的环境，住的是瓦房，晚上还有电灯照明（电是队里自己发的）。站长李玉有同志给我们介绍了站里的基本情况，才知联昌试验站原是研究院从广州搬迁下来时的“老根据地”——研究所所部，与其它单位比较各方面条件略好一些。起初不太相信，我们几个同志结伴到其它单位去看一看。这一看，我们的心里产生了许多想法；这里一眼望去是一片片的原始森林，唯见一条弯弯曲曲的黄泥路在密林深处延伸。除了联昌试验站有瓦房宿舍外，农场的其它生产队都是靠自己动手盖起茅草房，晚上没有电照明，床是几条木条临时搭起来的。我们面临这样的艰苦环境，能没有想法吗？
　　二、何康所长的一席话，使我们一辈子扎根了宝岛
　　当时，我们这些退伍军人的思想开始有了很大波动，有的人趁探亲的机会回家后就不肯再来了。是坚持下来，还是知难而退？正在进行思想斗争的时候，何康所长来到我们中间。何所长说：“你们是带着三大任务来的，是服从祖国需要，来建设海南、开发海南、保卫海南的。祖国需要你们来发展橡胶事业。工业建设、国防建设都需要橡胶，制造飞机、大炮、汽车的轮子需要橡胶。但是，目前中国的橡胶产量很低，橡胶研究基础还很薄弱，不能适应国家建设要求。因此，需要大力加强我们从事橡胶事业的队伍力量。希望你们安心地工作，认真地学习，克服各种困难，将来你们也会大有作为。但是目前应熟练地掌握‘四会’，即会割胶、会芽接、会授粉、会鉴定。这样一来，你们也可成为这方面的能手、专家。”何所长语重心长的这一席话，坚定了我们留在海南，扎根宝岛的信心，使我们经历一次次严峻考验。
　　三、开荒、整地、种橡胶
　　在何康所院长带领下，全所院科技人员和场里的职工挥起砍刀、锄头向荒山宣战，向原始森林进军，渐渐地一棵棵参天大树倒在脚下，一座座猴子岭、马龙山、桂兰山、长岭山、走兵岭、大石山……都露出了黄色或褐色的土地；山猪、黄猄、猴子等野兽被惊吓得到处乱窜。大会战开始了，围绕着大山修筑起一层层、一行行的环山梯田，种上了优良高产品系的橡胶苗，成为了日后试验场主要的经济支柱。
　　四、修水利，造良田，建电站
　　由于当时的粮食供应较紧，场领导决定在七队、十队的荒坡上整地、填土开出几千亩人造水田；为了满足田间灌溉需要，就必须在七队的大河上拦腰截流，筑起大坝，建起水力发电站。这样，电可以供照明，水可以灌溉几千亩的人造田地。我们发扬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就地取材，利用晚上的时间建起简易的小食堂。白天工作10来个钟头，晚上还加上一班，全凭着双手，一锤一镐地在大河上建起了一座水力发电站。现在想起当时的那股劲，还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年轻的老兵们是好样的！是有贡献的！”。
　　五、 “一粒种子，一两黄金”
　　1960年9月，由于海南原有的老橡胶树很有限，而南方垦区大面积种植橡胶需要的大量种子都靠海南提供，因而种子就显得特别珍贵。上级提出了“一粒种子，一两黄金”的口号。何康所院长亲临试验场联昌试验站作采种动员报告。在会上，何康所院长讲了橡胶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重要性，他说橡胶是国家的重要战略物资，并号召全体职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就地取材。他还特别强调说：“必须依靠全所院的全体教职员工一起来完成采种任务；橡胶种子每一粒都是宝贵的，要全部拣回来，多一粒种子，多一株橡胶。”还建议全体职工将胶园的杂草清理干净，易于发现种子，为拣种子创造条件。就这样，为了完成每人每天40斤橡胶种子的任务，家家户户，男男女女全出动；工人连在割胶的空余时间都不会忘记拣上几粒种子放入胶篓里；中午、傍晚胶园里到处都看到大人、小孩低着头在寻拣种子。当时大家的积极性可高呢！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累计完成了12万斤的橡胶种子任务。这些种子包装好后，运往广东、广西、云南、福建等地播种。
　　六、选育优良品种
　　每年的三月、四月是橡胶树开花的季节，同时也是橡胶所育种组的科技人员忙碌的时期；因为高产优良的橡胶品种的产生，必须靠科技人员通过无数次人工杂交授粉。要上到五六米高的橡胶树的树梢上给花授粉，工作量相当大，必须挑选相当熟练的技术工人才能保证质量地完成授粉任务。当时三亚市国营南田农场是橡胶所的一个育种试验基地；橡胶所育种组科技人员胡东琼带着我们来到南田农场橡胶试验基地，先选择和确定杂交亲本，然后在杂交亲本母树周围搭五六米高的授粉架。这项工作需要大量搭架木料。我们几十个工人到附近的山上砍木料。当时没有任何的交通工具，我们就靠着双肩，从山里一步一步地把砍好的木料扛到试验基地。由于当时国家经济困难，粮食紧张，吃不饱，而干的又是重体力活，加上花粉授粉的时间性特别强，工作很紧张，工人们的体力透支严重，有的同志当场昏倒在胶园工地上。
　　七、何康所院长和我们一起在田间工作的情景
　　橡胶树的品种另一个来源的是靠橡胶的无性系繁殖。1960年，当时橡胶系副主任刘松泉研究员，从国外引进了100多个橡胶品系。
　　为了加速优良无性系的繁殖，尽快完成这一次的芽接任务，何康同志和橡胶系育种组科技人员陈河楷、胡东琼、吴运通、曾献松、王锋、刘晋兴、郑学勤等同志，加上联昌试验站部分技术工人，在联昌大河苗圃进行芽接。大河苗圃有80多亩砧木苗圃基地，主要用于繁殖国外无性系芽条。当时就有数万株的芽条任务，为了抓紧时间，何康和所有的工作人员一样，午饭也在工地吃，中午不休息一直工作到夜幕降临才收工。有一次，技工们的家属送饭到工地，何康和专家们看到这些工人狼吞虎咽地吃得下两三盆的饭，笑着摇头说：“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老兵真能吃，没有什么像样的菜，也能吃下两三盆的饭，真不错哟！”顿时逗得大家发出了一阵阵笑声。就这样，大家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在紧张而愉快的气氛中完成了芽接任务。现在回想起来，劳动时欢笑声仿佛还在耳边回荡……
　　何康所院长深入实际、和群众打成一片的作风，时时地鼓励着我们，鞭策着我们；他平易近人的亲和力引导着我们，为发展祖国橡胶事业而奋斗。
　　材料整理人：张海雁

　

橡胶信息 · 发表于 2012-7-22 09:28:04

　　编者按：陈卓才，助理工程师。海南儋州人，1927年8月生。小学文化程度。1952年参加工作，1988年退休。1952年至1953年在那大垦殖所工作。1954年调到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土壤肥料室工作，1988年退休，在两院工作35年。长期从事橡胶选育种工作，积累了丰富的育种实践经验，为新中国天然橡胶事业做出了贡献。他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又是耄耋老人了，但仍能积极提供关于从事橡胶选育种专业工作实践的回忆材料，并由统战部张海雁同志整理成稿件送交橡胶史料征集工作小组。他的《橡胶树新品系热研7—33—97选育和试种》具体记述了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橡胶树三生代无性系热研7—33—97选育和试种的一些片段，并表述了他对橡胶选育种事业念念不忘的深厚情怀，令人感动。值此，我们对陈卓才和张海雁同志表示衷心感谢！（杨振堂）

　　　　　　　　　　　　　　　　　橡胶树新品系热研7—33—97选育和试种
                                 　　　　陈卓才

　　我1927年出生于海南省儋州市，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后代。1952年参加了工作，被安排在那大垦殖所，主要负责对种植橡胶土地的规划、测量、定标、挖穴等技术管理。当时国家种植橡胶的人才特缺。我服从组织的安排，长期奔波于海南省各国营农场，负责橡胶园规划的技术工作。
　　一、橡胶树新品系热研7—33—97的选育
　　1954年，华南热带林业科学研究所在广州成立。该研究所派张丽再同志到儋州那大垦殖所挑选橡胶种植技术人员，我是被挑选上的人员之一。从此，我与天然橡胶树研究结下了情缘；当时被安排在该所土壤肥料室黄宗道课题组，即土壤农化课题组。组里分配我的工作是，负责研究所在海南橡胶试验基地的工人技术指导，以及为海南各国营农场提供橡胶树的栽培、施肥等技术指导。
　　1958年，华南亚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从广州搬迁到海南省儋县联昌试验站，随后大批的退伍军人到来。当时的海南还是一个待开发的处女地，到处是原始森林，生活环境十分艰苦。组织上考虑我是儋州本地人，1960年5月调我到所院行政后勤部门工作。1963年1月，我又调回橡胶系，系里安排我在橡胶育种课题组。该组由刘松泉同志负责，下设3个小组：一组属有性繁殖，由粱茂寰任组长；二组属无性繁殖，由郑学勤任组长；三组属砧木试验组，由吴云通任组长。
　　当时有性繁殖组在南田农场有部分橡胶试验基地，主要的试验结果由我负责做记录。刘松泉同志直接交代我注意观察橡胶树人工授粉的杂交试验结果，从中挑选良种。授粉方法如下：首先选出优良无性系的母本树，再选出优良无性系的父本树，进行各种优良无性系的杂交组合。人工授粉的方法一般采用“雄蕊塞入法”，即用镊子将父本树的雄蕊夹出，并用左手拇指和食指轻捏雌花，使萼片张开，然后将雄蕊放于母本树雌花柱头上使其授粉（即杂交）；再用镊子从枝条或蜜腺上刺取一滴胶乳将雌花萼片粘合隔离，以防其它花粉混入，每授粉一朵花或一个花序，均应系上标志色线以资识别。待到果实成熟（一般一个果实有3粒种子），选出最好的种子分别按顺序编号。……经“无性—有性—无性”这种形式交替进行选育的反复试验，在众多的杂交组合结果中发现，从印度尼西亚引进的橡胶高产无性系PR107的父本同从马来西亚引进的橡胶高产无性系RRIM600的母本花粉授粉杂交后产生新的后代，具有产量高、抗风力强、生长迅速等特点。按其试验编号，产生了无性系热研7—33—97和无性系热研7—20—59两种新品系。品系名称中文字和数字组合的各部分含义，以无性系热研7—33—97 为例说明，“热研”代表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选育，“7”代表杂交组合号，“33”代表着33个胶果种子，“97”代表由97株苗选育出来的。到了1984年，热研7－33－97和热研7—20—59二者均由广东省农垦局和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联合汇评为试种级品系。试验结果表明：热研7—33—97同国外引进的RRIM600比，不但产胶量更高，而且抗风能力更强；同国外引进PR107品系比，产胶量高，而抗风能力相当。海南岛四面临海，中部高，四周低，地形高低起伏变化，具有典型的热带季风气候特征。光能充足，热量丰富，雨量充沛，但夏秋季台风多，冬季偶有低温影响。所以，选育天然橡胶树优良品种既要注重其产胶量，又要考虑其抗风能力。
　　二、热研7—33—97在两院试验场的试种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主要在两院试验场从事试种热研7—33—97的工作。当时各种橡胶品种较多，如热研217、热研88—13、热研8—79等品系，产胶量都较高，但抗风能力都较差。刘松泉建议试验场试种热研7—33—97新品系；黄宗道院长.亲自到试验场三队作了关于试钟橡胶新品种的报告，要求试验场3队试种橡胶所自己研究的热研7—33—97品系。我受到了很大鼓舞，努力把两院试验场3队试种热研7—33—97的工作做好……
　　三、把一生奉献给天然橡胶选育种事业并寄希望于下一代
　　长期以来，我都是在基层从事橡胶品种选育的试验工作，积累了选育橡胶树品种的丰富经验。为天然橡胶育种研究事业，我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到1985年，我从试验场一队搬到院校本部居住。有一次，我同橡胶所的同事黎德胜一道，前往海南各国营农场调查橡胶树抗风能力情况。我们来到国营东兴农场，发现该场受台风灾害的损失不明显；再到兴隆华侨农场，发现其中有一个生产队种植了热研7—20—59、热研217、RRIM600等橡胶品种。生产科的同志说：热研7—20—59品系是目前几个品种中抗风能力相对较强的。接着又到东红农场，该场种植的品种有热研7—33—97、热研7—20—59、热研7—18—55、热研7—31—89等品种。该场的工人们说：是到两院要的热研7—33—97、热研7—20—59的芽条嫁接后种植的，可惜的是当时的工人没有将热研7—33—97和热研7—20—59分开栽种，而是混合在一起，也就无法确定热研7—20—59的抗风能力。
　　1988年，我已到了退休的年龄，但心中总是忘不了橡胶新品系热研7—20—59的利用和鉴定。临退休时，特意同所领导交换了意见，认为热研7—20—59是一个可开发的优良品种。因而特别交代接班的方家林，要多多留意和观测热研7—20—59，注意其产胶量的稳定性、抗风能力的鉴定，等等。

　　　　　　　　　　　　　　　　　　　　　　　　　　　　　　　　　　　　材料整理记录人：张海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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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橡胶事业”回忆录

“天然橡胶事业”回忆录60——彭光钦二三事

“天然橡胶事业”回忆录61——工作站往事

“天然橡胶事业”回忆录62——我与天然橡胶结下不解之缘

“天然橡胶事业”回忆录63——对彭光钦后人的采访

“天然橡胶事业”回忆录64——我国热带作物科技高教事业的开拓者——何康与两院发展

“天然橡胶事业”回忆录65——何康院长让座

“天然橡胶事业”回忆录66——何康与两院领导班子的好作风

“天然橡胶事业”回忆录67——场社合并

“天然橡胶事业”回忆录68——联昌试验站艰苦创业的往事

“天然橡胶事业”回忆录69——橡胶树新品系热研7—33—97选育和试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