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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云南知青返城历史真相的纪实文学《我们要回家》 作者:刘晓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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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节选内容
, [" `4 n) w! h j& V 五)兵团体制下的橡胶生产, x, m! e! J, b. V4 W1 f5 \3 g,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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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云南建设兵团,征招10万知青进入云南垦区的初衷,就是为了促进橡胶生产的发展,改变国家常期以来橡胶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中央领导同志对在文革前军,农垦农场基础上组建起来的生产建设兵团寄予厚望。1970年1月4日发出的《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下放农垦部直属的云南、福建、广东、广西垦区的通知》明确宣布:“橡胶,是一项重要的战略物资,大力发展橡胶生产,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建设,是极其重要的。我们相信,在省(区)革命委员会和军区的统一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一定会加速垦区的生产建设,掀起一个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高潮。在发展我国橡胶生产事业中,作出更大的贡献”。1970年5月19日,国家计委、物资部军管会、财政部军管会和农垦部军管会发出《关于橡胶垦区下放的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对橡胶垦区的基本建设投资、收入指标、物资分配等作出了一系列具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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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k, ]2 z2 E9 z “兵团是三等兵的说法是错误的,能搞橡胶是我们的光荣!”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们很快统一了思想,组织全兵团官兵和知识青年,向荒山野岭进军,为扩大橡胶栽种面积而拼搏,于是一幅幅艰苦卓绝的场景深深地刻入云南知青垦区史册。国际上权威的植胶理论认为:“橡胶树只能在赤道两侧南北纬20度以内生长,超越20度就是植胶的禁区。1970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制定了一个突破“三禁区”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即突破最远(北纬25度,最高海拔1500米,最冷年平均气温摄氏15度以下)的世界禁区,这个计划缺乏最基本的要求严格取证的科学数据和理论,而是在所谓“人定胜天”的堂皇口号下长官意志拼命喻干的唯心主义产物。但是在“向大自然索取橡胶”的理想趋动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号召下,十万知青信心百倍地投入这场改天换地,气壮山河的橡胶大会战中。$ |$ m2 p% _0 r: m& {/ u
4 A! V: y$ R3 W6 O0 G0 V% L 多年后,四川作家邓闲在《中国知青梦》中记述:“第3师15团分布在北纬25度以北的高黎贡雪峰脚下,属沟谷型亚热带温度湿气候,当地人从未有过种植橡胶的历史,但是该团广大干部职工和知识青年决心在这里进行打破禁区的伟大尝试。他们挥汗开荒,砍伐森林,修筑大批台地,精心培育胶苗……短短几年后,终年积雪不化的高黎贡大山下奇迹般出现了排列整齐迎风摇欹的橡胶林带。我们用铁的事实,不用战无不胜的思想和劳动的双手打破了“北纬20度以北不能种植胶树的神话”。) f& `: o1 V# B5 ^; p: t4 `2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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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师10团驻地分散在横断山脉西麓,海拔1800公尺以上,一年内有50天霜冻期,年平均气温摄氏10度左右。该团官兵和知识青年不信迷信,齐心协力寻找种植橡胶种种途径和办法……何况种不种橡胶已经一般意义上的农业问题、生产问题,而是路线问题、立场、观点和态度问题。天大的困难不倒用精神原子弹武装起来的兵团战士。1971年,第一批橡胶苗在暖棚里培育成功,出苗率达20%、30%……因此这个胜利大大地鼓舞了该团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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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 y, q1 q6 l( b* N 到了70年代中期,有关部门宣布:在我国云南省沿北纬21度至25度,东经97度至106度的广大地区已经建成一个初具规模的橡胶基地,我国不久会实现橡胶自给自足的第一步战略目标。: _( j; G1 O: C/ ?2 J* S+ ^-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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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困难,战胜困难,橡胶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盲目扩大橡胶垦区与毁坏原始森林同步,人们只是在多年后才醒悟到破坏生态平衡的负罪感,而当时是用百倍的干劲与疯狂向大森林宣战。现在成都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原工师7团5营成都知青陈翔军回忆当年:“我所在的分场坐落在勐定坝最南端的山脚下,背后是一片莽莽原始森林。七个连队顺着山脚一字形排开,都是清一色的新建连队。我们刚来的时候,这里是一片荒山野林,既要‘治坡’又要‘治窝’,劳动异常艰苦。白天上山垦荒,晚上还要参加‘义务劳动’。一天下来腰酸背疼,精疲力竭,全身象散了架一样。再加上手上的血泡,脚上的脓疮就更够呛了。各种大会战,攻坚战,突击战……一个接一个。一年到头,几乎天天大战,月月大战。什么大战红五月、红七月、红八月、红十月,‘决战四十天’,名目多得很,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这种情况莫说年方二八,细皮嫩肉、体力单薄的知青们喊天;就是五大三粗,身强力壮,干惯了农活的老职工也招架不住”。6 _9 V. @9 ^' e4 I$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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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成都光学厂工作的原2师7团1营知青杨洋对30年前开荒种胶生活的回忆格外沉重:“这亚热带原始雨林气候怪得可怕。旱季来了,几个月不下雨,旱得土地象石块一样,一锄一个白印,那火辣辣的烈日,直晒得浑身发痛。若是赤膊赤背地干,保管没十分钟,那脊背上就晒起无数的大燎泡。而雨季一来,那雨成天累月下个不停。蛇、蠓虫、壁虎都爬进屋来与你同处一室……浮着韭菜叶的盐巴水和几砣吃得反胃的糯丰饭,成了我们精神和肉体的支柱。为了种出国家视若血液的橡胶,我们成天十多个小时地在山上伐林烧荒,开林带挖胶穴,从瘦弱的身体中,摄取超人的体力,超人的毅力,来适应每年从大战‘红五月’开始,至‘七一’‘八一’‘十一’献礼,直到过一个革命化元旦和春节的大会战。”$ d# @" [4 N6 v. i8 d5 v4 f
- ~7 f& ?# ?% @& J8 T& i 为了种“争气胶”知青们承载着超负荷的体力劳动。他们每天天未亮就出工,晚上天黑满天星才收工,一天长达十几小时的体力劳动,早已使他们疲惫不堪。老工人们挖一个口宽80公分,内深70公分,底宽60公分的标准胶穴,一天可挖50—60个,而知青们刚开始每天挖不到几个,还不一定会及格,经过一段时间锻炼,每天能挖10个左右合格的胶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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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原4师16团4营重庆女知青毛新贵的回忆;“我们的连队以种橡胶树为主。每人每天平均要挖24个胶穴,合计土方为8.4平方米,双手打起血泡,从早干到晚才能完成任务。有天下午5点之后,完成挖胶穴任何后,我回到宿舍,不一会天就变了,雷鸣电掣,狂风大作,一条条闪电象把天空撕破了,钢线般的雨点打在地上溅起一颗颗豆大的水花。但我的同学小平还没有回来,再一打听,全连的人都回来了。我急了,不顾人们的劝阻,冲出宿舍,向山上跑去。我高声呼喊着;‘小平!小平……’没有人回答,只有风吹丛林发出的呼啸,哗哗的雨声与轰轰的雷鸣,我从这条植胶带跑到那条植胶带,环山寻找她都不见人影。一会儿风停雨止,天快黑了,我低着头在泥泞的山路走着,猛然抬头看见前面一个胶穴里,有一块蓝色的布,那是小平的衣服,我快步上前一看,小平蹲在胶穴里,靠着穴壁睡着了。我喊叫着,用力拉她弱小的身子。她睁开眼问我;”你怎么来了?”我问她雨下的那么大为什么不回去?她说:‘太累了,实在走不动了,只好在这里睡一觉’,我哭着说:‘你完不成任务怎么不告诉我?’,她说:‘你不同我一样有肾炎吗?’话一说完两人抱着大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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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Z8 I) X8 Q8 s 这一段沉重的文字说明,超复核的体力劳动使知青们心理上也濒于崩溃,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原1师19团20营4连的上海知青阿荣之死。他是上海郊区青年农民,也被作为知青招到云南兵团来,他只有初小文化,人长得干瘦,性格又儒弱,人们都称他为“瘪三阿荣”。1972年冬季梯田大会战中,他挖的胶穴不合要求,小得象鸡窝。连队晚上开会,以挖穴的质量问题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上纲上线硬说这是一起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事件,上褂下磋和刘少奇的“记命哲学”套在一起。阿荣受到批判,在连领导授意下,司务长黄家挑(湖南籍职工)满脸酒气,象抓小鸡一样把阿荣拎起来,用绳子五花大绑“给我面向革命的战士站好,你这个刘少奇的孝子贤孙”。阿荣吓得直哆嗦,嚷道:“放开我!放开我!我要上山,上山挖大穴”。第二天,在梯田挖穴的人们忽然听到山下有人在惊呼:“不好了,阿荣昏倒了!”,人们赶去一看,发现阿荣已昏迷在胶血里,嘴里不停地冒着白泡,喉头里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我要挖大穴,挖大穴”。人们赶紧将他送往勐腊的6团医院。1979年大返城后,阿荣回到嘉定故乡,不久由于在云南挖胶穴时头部创伤复发,引起颅内出血,淤血压迫神经,造成死亡。临死前在昏迷中潜意识又支配他,不停地喊:“我要挖穴,挖大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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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C+ H* r+ Z& `8 | 刘晓航新作《我们要回家》连载(14)' N e7 U& }( d C8 N; Q
e: f5 E0 i% x/ {) c& H- W- N 长达数年的垦荒植胶大会战,使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植胶形势喜人:1970年全兵团橡胶定植面积3.54万亩,年末实有橡胶种植面积46.06万亩,年产干胶1943吨;1971年橡胶定植面积11.67万亩,年末实有橡胶种植面积56.28万亩,年产干胶3603吨;1972橡胶定植面积6.33万亩,年末实有橡胶面积60.01万亩,年产干胶5444吨;1973年橡胶定植面积873万亩,年末实有橡胶种植面积66.44万亩,年产干胶6616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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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X* W1 ]" i. p" K 但在高产数字的背后隐藏着严重的问题。1971年冬和1972年春农村部对广州生产建设兵团橡胶生产调查发现的诸多问题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也同样存在,主要有以三个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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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i7 L% k( @1 G ○1种植任务指标高,不顾主客观条件盲目发展,开荒指标制定定得过高。而劳力、机械、肥料、苗木等都跟不上,造成大面积的胶林报废,保苗率也很低;一年的种植任务,补植三、四年才能完成,造成大量的无效劳动。同时投入林管的劳力偏少,有些胶林荒芜,增粗慢,开割率低,产量低。另外,防护林的营罩也很少,对原由的防护林管理差,砍伐多,有的甚至毁林种胶,造成连续几年风灾严重,对橡胶生产危害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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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 ^; z/ q* r ○2割胶生产乱指挥。制定干胶生产计划不从实际出发,指标偏高,不加强林管在防病养树上下功夫,而是片面强调一个“割”字。有的把两天割一刀的制度改为天天割,甚至一天割两三刀,冒雨割,低温割等。过去规定胶树周围粗50厘米左右开割,现在有些40厘米就割开了。这种“杀鸡取蛋”的办法,不仅影响了当年的生产,饿日切影响了今后若干年的生产。' D! Q j1 Y3 O; p2 C6 d3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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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营管理不善。有些干部不能正确处理“抓革命,促生产”的关系,一度不敢抓生产一技术和经营管理,生产不计成本,花钱不按计划,管理没有制度,所有非生产用功过多,劳动生产率低,成本高,产量下降,有一些干胶质量不符合标准,用货单位要求退货。* W3 a$ R. s# E% G5 y/ k)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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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召开的全国橡胶生产座谈会上提出上述这些问题,实际上已表明依靠军队的组织形式发展橡胶生产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自1970年成立以来共开荒定植橡胶25万亩,产干胶17700吨,生产粮食2.62已斤。1970年全兵团亏损581万元,1971年亏损912万元,1972年亏损543万元,1973年盈利190万元,1974年亏损1607万元,共计亏损3453万元。这种连年亏损状况和其它因素使中央很快做出取消广州和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建制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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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撤消后,云南橡胶垦区雪上加霜,接连在1974年和1975年遭到特大寒潮的袭击。连北回归线以南的思茅,西双版纳也不能幸免。云南全省开割胶林受害率70.7%,幼林达79.5%,苗圃受害率达77.9%,全垦区损失幼林橡胶18万亩。据1师5团(后改为黎明农场)的《大记事》的记载:“1974年1月初,由于受西伯利亚冷空气南下,越过哀牢山脉,使本地区气温急剧下降。勐遮最低气温-5.8度,勐满植胶区达-2.2度,打洛植胶区为-0.1度。3日后,勐遮坝区甘蔗全部冻死,亚热带果树——香蕉、芭蕉、木瓜等干枯叶落;勐满、打洛地区的阴坡胶林毁于一旦。6日清晨,糖水饮井壶、洗菜锅中冰层厚达12厘米。这次寒害给5团当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400万余元。全云南垦区1974年亏损达到1607万元,与这次对胶林造成毁灭性的寒害有关。$ f: d* `6 m% H: N# r!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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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之后,一批重返云南垦区的成都知青站在一座胶树已经荡然无存的荒山面前,当年的垦荒者的发出沉重的叹息;“当年的战歌,当年的誓词,当年惊天动地的豪迈,全部冷静下来,冷寂在这一片衰败的林地。寒害和干旱留给这里一片萧瑟的空寂——种植的橡胶树没能长大,连根掘去的山林永难复出,溪流曾经跳跃过淙淙的溪流呢?——这里海拔高,纬度高,不该种胶。森林毁了,会干旱,会受冻……现在我们才懂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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