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橡胶工业的奠基人——忆老台胞陈维新先生（2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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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橡胶工业的奠基人——忆老台胞陈维新先生（2002—01）

　　１９３９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第三个年头，日本侵华战争陷入困境，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也进入空前激烈与艰苦的时期，抗日将士需要精神支持。抗日前线急需物资支援。在中国**“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号召下，全民族进入了全面抗战高潮。海内外爱国华人纷纷掀起了抗日救亡，实业救国，科学救国高潮。时值２７岁的青年台胞陈维新先生怀着炽烈的爱国情愫毅然辞去马来西亚怡保市利群橡胶公司经理的职位回国投身实业救国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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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A: X- R$ Y/ f; |; F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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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y, B0 Q  G% z0 p; |　　在中国**抗日救亡的号召下，南洋华侨首领陈嘉庚先生在新加坡组织筹赈总会归国慰问团。慰问团的成员包括东南亚诸国华侨代表人物近１００人之多，声势十分浩大。他们回到国内，一方面分赴抗日前线开展慰问活动，另一方面引进技术筹划兴办实业支援抗战。慰问团根据国内实况，结合东南亚特产、华侨实力及抗战急需，先后兴办重庆制药厂（以生产奎宁和时令药物为主）、中国电化厂及重庆橡胶厂。这三个企业在抗战时期及后来的国家建设中都作出了很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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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0 Y& L" F4 [- ^　　橡胶厂由马来西亚橡胶工业实业家王振相先生、王金兴先生及庄怡先生发起，陈维新先生加盟。他们从抗日救亡大义出发，亲眼目睹作为大西南抗战大动脉的滇缅公路运输急需汽车轮胎，前方将士急需军用胶鞋等大批橡胶制品，决定在当时抗战大后方的重庆筹办重庆橡胶厂支援抗战、填补国内橡胶工业空白。几经周折终于在１９４０年与中茶公司联合成立“中南橡胶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中南为名，意指中国南洋华侨的一片拳拳爱国之心。从此，重庆市有了自己的橡胶工业，它是我国大西南橡胶工业的雏形。在当时的条件下兴办橡胶厂是十分艰苦的，当时国内没有橡胶工业，也没有橡胶及制橡胶的机器设备，需要从南洋运入橡胶原料及半成品和机器设备，风险极大，流血牺牲随时都是可能的，但陈维新先生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尚信念，不顾个人安危，以兴办实业报效祖国支援抗日的实际行动，义无反顾地投入中南橡胶厂的工作，远赴马来西亚组织采购及抢运物资。从此，中南厂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至死不渝。

　　赴汤蹈火，抢运物资

; q* ?4 @2 p7 I; C　　１９４０年，日寇已经把魔爪伸向南洋，缅甸处于战争前夕。１９４０年７月，陈维新先生带领技术员雷教子及１２名技工（他们都是爱国华侨，后来也是中南橡胶厂的技术骨干）及在马来西亚、缅甸购买的第一批原材料和制胶设备，包括小型翻胎炉等，途经缅甸，冒着日寇飞机轰炸的危险，终于到达昆明（中南橡胶厂昆明分厂所在地），从此，陈维新先生肩负起关键而艰巨的运输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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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8 {$ L/ {5 ~5 G3 ~( _　　当时全部机器及原材料都要从东南亚采购并通过滇缅公路运回国内。起先南洋物资集中在仰光，由仰光到腊戍约１６００公里可以由火车运输，由腊戍到昆明１１００公里的路只有穿过原始森林用汽车运输。不仅路面十分不平，而且日寇对滇缅公路早就进行封锁，不断进行疯狂的轰炸，妄图切断我国大西南抗日的补给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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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w) m$ l; O& d　　１９４１年至１９４５年之间，陈维新先生一次又一次地奔波在滇缅公路及滇川公路上。这条路从仰光经曼德勒、腊戍、碗盯到昆明，然后再从昆明经贵阳、遵义，过娄山关到重庆。即使没有敌机封锁，这条路在当时也如同天路一样惊险和恶劣，时有车毁人亡的情况发生。抗战胜利后的１９４６年冬天，陈维新先生再次去贵阳，从重庆乘汽车到贵阳，经７２道急转弯盘旋上山，汽车车轮都要套上防滑的铁链套，才能翻过娄山关。一般胆子小的人都闭上眼睛不敢向外看，有的司机则停车在路边烧香烛纸钱敬山神。回忆起这段往事，陈维新先生感叹地说：“这里悬崖既陡又滑还有急转弯，不少汽车掉下深谷遇难。抗战期间在这条路上来回抢运抗日物资不知要闯过多少鬼门关，能活到今天，真是老天保佑。”对于战时初创的橡胶工业来说，长途运输就是生命线，要在战火中从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等地把橡胶、机器设备源源不断运回国内，才能保证工厂的正常运转。办厂期间他们怀着对祖国的一片热爱和忠诚，在当地华侨们的帮助下，不畏艰难，甘冒生命危险，为保证抗战时期橡胶的急需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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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X1 m: r& d3 d' z( ^/ K- q3 X　　翻修轮胎，支援抗战

3 M9 K/ f  `  d0 O# J! s6 Q　　随着抗战烽火越燃越炽，创办中南橡胶厂的华侨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橡胶制品如胶鞋、汽车轮胎等的生产对支援抗战是多么重要。他们由滇缅公路入境后，在交通要道上陆续兴建了昆明分厂、贵阳分厂、重庆分厂等６个分厂，直到１９４３年在重庆化龙桥建立中南橡胶总厂。这些厂的业务当时主要是为大西南抗战部分翻补汽车轮胎、生产胶鞋，发展十分迅速，各厂都有好成绩。陈维新先生在当运输主任的同时，先后兼任昆明、贵阳、重庆南岸等分厂的厂长或经理。但是，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南亚各国相继沦陷，橡胶工业的原料来源遇到严重困难。担心血本无归的中南厂“四王”大股东提出停业退股的要求，稍后代表官股的中茶公司也因外贸中断而提出撤股，这对于刚刚有所发展的中南厂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在这严峻的形势下，庄怡先生和陈维新先生商量，决定改组董事会，无论如何也要克服困难，抗战急需的祖国橡胶工业一定要坚持办下去，而且要越办越好。实在没有生胶时，还可以翻修旧轮胎。前线需要轮胎，中南厂已经成为抗战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决不能后退。此时的陈维新先生意志坚决，他把中南厂当作了抗日的阵地。

　　当时局势动荡，人心惶惶，重庆的许多基建项目大都紧缩。而退股改组后的中南厂董事会却购地２５亩，冒着日寇轰炸的危险，在重庆化龙桥大兴土木，挂起了“华侨投资兴办中南橡胶总厂”１２个大字的醒目大牌子，一时竟被人嘲笑为“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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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d. f" k) v# N! Q2 T　　这不是一般的商业冒险，这是爱国华侨们对于支援抗战的热血奉献，是战胜日寇的信念。当时他们的爱国行动的确吸引了一批热血青年。留美归国的学子、高级工程师陈国沧路过中南厂工地，见到牌子很受感动，决定离开他就职的资源委员会，带着在上海大用橡胶厂他曾负责生产的产品和技术，毛遂自荐加盟中南厂。公司经研究认为，人才难得，遂赠予股份，吸收他为股东，聘为协理兼总工程师，并在生活上给予特别优厚的待遇。这表现了当时的中南厂不以赢利为先，而成为团结人才、支援抗战的一块阵地。果然陈国沧总工程师不负众望，后来在原料缺乏的情况下，在橡胶再生等关键技术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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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４４年是中南厂最困难的日子，为了资金和原料，庄怡先生和陈维新先生煞费心血。抗日前线需要大量的汽车轮胎，中南橡胶厂因为翻造轮胎在大后方已经小有名气，加上滇缅公路曾一度中断，这已引起当时国民政府的恐慌，所以在陈维新先生等人的努力下，中南厂申请外汇的报告，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批准。中央银行拨出外汇３００万印度卢比，作为中南厂采购橡胶原料之用。由此可见当时中南厂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

, i- H0 c+ n# @/ }' H　　庄怡先生随即亲飞印度，立即买进生胶５０吨，并且就地加工成半成品，又与盟军总部多次交涉，只用了３个月时间，便动用美国军用飞机空运回云南。一家私营橡胶厂竟然取得一笔巨额外汇，并能动用盟军飞机，当即引起许多厂家刮目相看。这是抗战给予的机遇，是这些爱国华侨把自己的事业和祖国抗日大业的前途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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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4 z( }5 Q( {1 S) y0 y: d　　中南橡胶厂以翻新和制造汽车轮胎起家，为当时的国防交通大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据四川文史馆编辑的《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大事记》记载，当时重庆８７１家工厂之中，停工减产者达２７０余家。中南厂成立短短５年（１９４０一１９４５），在通货膨胀之中苦苦撑持，虽然累计亏损近１００万元，但共计翻造轮胎４万多只，士兵胶鞋数十万双，为抗日军民的汽车运输、前方将士军需品提供了巨大的物质保证，为保存和发展我们民族的橡胶工业奠定了初创基石。每谈及此，陈维新先生总显露出无比的欣慰和自豪。

　　抗战胜利后，由陈维新先生任重庆中南厂经理，维持到全国解放。１９５５年公私合营后陈维新先生仍被任命为厂长，为重庆中南橡胶厂付出了他毕生的心血。晚年他任四川省台联名誉会长，台盟重庆市支部主委，多次出国探友，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发挥余热。１９９２年老人家在去世前夕，他日夜思念故乡台湾，期盼祖国早日完成统一大业，他也经常站在浮图关山上深情地俯视着化龙桥中南橡胶厂，久久不肯离去……?

jone

做橡胶能做到他这样的不枉此生，值当。

天一生水

向前辈鞠躬致敬！这才是中国的脊梁

zlsa-03

重庆中南橡胶厂现在怎么样？有知道的吗？

mumuxi

重庆中南橡胶厂现在早没有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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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关注重庆。。。。重庆。。。。。。